第十七章 二劳改大夫缪鸿兴 一九六九年团河农场撤消,所有就业人员都被安置到清河农场。我被编在于家 岭东村种水稻。 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因为着凉还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正在地里干活儿,忽然 一阵肚子疼,拉了一泡像鼻涕似的稀屎。我赶紧把班长请来看了,证明我确实拉稀, 然后摘一张大野麻叶子包上一点儿稀屎,就捂着肚子哈着腰,到医务室看病去了。 在劳改农场,除了场部医院有正式分配来的大夫之外,各分场医务室的大夫, 绝大多数是由二劳改充任的,人称“劳改大夫”或“二劳改大夫”。“劳改大夫” 不问学历,只要你会开处方,不管你是祖传的也好,自学的也好,是无照行医劳改 的也好,是医德败坏劳改也好,到了劳改队,就统统的都不考虑了。是否让你当大 夫,不看证件,只要分场长甚至中队长点头,就可以任命。 在二劳改中,人也分三流九等。一流一等是统计员,这是坐办公室的二劳改, 不但从来不下地,而且权力最大,队长指导员不在,居然还可以代行中队长的职务。 一流二等是宣传员,下地也不干活儿,只是拿个喇叭筒喊喊话,做的是所谓“鼓动” 工作。平时除了写写黑板报和组织唱歌、排练节目之外,还是一切批判会批斗会的 “万能批评家”。一流三等就是医务室大夫,除了大热天儿偶尔到工地“巡诊”, 发放人丹、十滴水之外,从来不下地,只在医务室坐等病人上门来看病,而且一般 只在出工前半小时忙点儿,因为要鉴定病情轻重,是否能出工。一过八点,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这三种人,工资都比较高,不是四十一块六角,就是四十七块 三角。 二流一等是值班员。职责是看大门、统计出工人数、防火防盗、发放报纸信件。 但是往往为非作歹的都是他们。二流二等是电工。除了夏收、秋收脱粒要进场院钉 着之外,平时只要保证照明就可以,根本没事儿。我虽然没有电工本子,但是唐山 大地震之后,我就干过这样的差使。二流三等是炊事员。所谓“挣钱不挣钱,混个 肚子圆”。特别是荒年,人人都饿肚子,只有炊事员饿不着。 至于三流的三等人物,那就是工具员、正副班长和一般的二劳改了。 我当时还是三流三等人物。以我这样的身份,要上医务室开出假条来,是比较 困难的。难怪我拉稀以后,不但要请班长看过,还要带上实物作为证明。我还直担 心,如果碰上一个顶真的大夫,一定要亲自到厕所看我拉的是不是稀屎,而我恰恰 拉不出来,还不知道怎么个结果呢! 于家岭分场东村共分五个区:分场部大院儿、教养大院儿、就业大院儿、干部 家属区、就业家属区。分场医务室,却设在就业家属区。两间紧挨着的窑洞,一间 是医务所,一间是大夫的住房。这是因为大夫带着家属,医务室离他住的地方近, 半夜里有急诊找起来方便点儿。 我很少生病,到于家岭来,还没找大夫看过病,但是却认识这里的大夫,知道 他姓缪,名鸿兴,上海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是个主治大夫,五七年 整风运动中没划为右派,却因为“思想反动”被送进公安局来了。有那么点儿因缘, 想到“和尚不亲帽儿亲”,所以进门以后,首先报告我是第几中队的,接着打开大 麻叶子,让他看了我拉的稀,最后似有意似无意地说我是上海人,一九五七年划的 右派。 我这一招还真管用,他看了一下稀屎,没有难为我,叫我把大麻叶子包好扔进 污物筒里,给我开了药,不等我开口,就主动地给我开了三天假条和三天病号饭证 明。在劳改农场,如果跟大夫的关系不是很“铁”,假条和病号饭证明,可都不是 那么好拿的呀! 当时正好医务室里没有别的病人,他闲着也是闲着,见我是上海人,就让我多 坐一会儿,跟他聊聊天儿。这一来,我跟他算是交上朋友了。 在于家岭东村的老就中,有好几个上海人。除了施有为之外,还有一个姓沈的 老木匠,他不但有老婆儿子,还有五个女儿。每逢假日,我们几个上海人常在老木 匠家里聚会,包饺子吃。 缪大夫的妻子年轻而漂亮,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那儿子很聪明,还不会说 话,却听得懂英语,你说dog ,他指指桌上的玩具狗,你说fish,他就指指鱼缸里 的鱼。只是父母过份宠爱,既怕他冻着,又怕他中暑,天冷天热都不许他出屋,好 像在温室中长大的花儿,抵抗力特别弱,经常伤风咳嗽。我常常说他当大夫的居然 不知道怎样给儿子保健,他就傻笑着摇摇头,说那都是他老婆宠的,他也没办法。 我们混熟以后,才知道他的夫人是浙江奉化溪口人,跟蒋介石是同乡。她“文 革”期间高中毕业后,没得到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和恩宠,只好在一家茶厂里当临时 工。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缪鸿兴。当时只知道他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而且在北 京当大夫,却没想到是在劳改农场,而且一个月只挣不到四十八元的工资,因此言 谈话语中,时常流露出不满意的口吻来。这也难怪,四十八元工资要一家三口人过 日子,一个人只有十六块钱,穿衣吃饭都在这里面了,的确是困难了点儿。 清河农场遍地都是药材,什么野地黄、益母草,多了去了。为了增加收入,缪 夫人经常背着塑料袋四处采药,拿回来晒干了,送到汉沽中药材收购站去,卖个十 块二十块的,贴补家用。 那时候我负责稻田放水,稻田里有鱼,主要是鲫鱼和鲶鱼,有时候也有黑鱼和 鲤鱼。到了九月份稻田落干的时候,我们放水的总是用一个箩筐接在出水口下面, 几乎每天都能够收获好几脸盘鱼。我总是把最大的几条挑出来给缪大夫送去,自己 留下几条,其余的就随便送人了。 后来缪大夫调到一分场给犯人看病,离开了于家岭。不过每逢我抓到了大鱼, 仍不忘给他送去。我凑凑合合能干点儿木匠活儿,到了星期假日,就到他家里去帮 他做箱子、柜子什么的。 这时候,他们夫妻开始闹离婚了。说起原因,离不开一个“穷”字。他夫人向 我诉苦:从奉化到上海他家里,见他家住在上海愚园路高级住宅区,自己有一座小 洋楼,打蜡的地板,红木的家俱,父亲是教授,档次挺高的,又听说他在北京当大 夫,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嫁他了。谁知道到了北京,原来是劳改农场,地方偏僻不要 说,挣四十八元工资,只够吃饭的。婚前老缪答应给她买呢子大衣、料子裤子,一 样也没兑现。回一趟家,还要自己卖药材攒车费。这样的苦,她受不了。──我回 浙江探亲的时候,到老缪家里去过。他家的确住在上海市最好的住宅区内,而且跟 吴宏达同一条胡同,只相隔一个门牌。但是老缪说:家里有父母兄弟,大家的收入 都不高,有特殊困难,家里都会帮忙,不过只能救急,不可能救穷。日常生活,只 能在这四十八元中开支。自己都三四十岁了,难道还要家里供养不成? 我当然只能善言相劝。但是空口说白话,解决不了穷的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听说他两口子分居了,急忙去看他,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妻子要离婚,他不 同意,没想到她写了十六张纸的揭发材料交给中队指导员,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和 偷听敌台等等罪行。幸亏指导员知道这是因为闹离婚而起,没有当真,不然,事情 可就闹大了。我一听,叹了口气说:“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你这个老婆不能留了。 她不知利害,什么话都敢说,弄得不好,你的命都要断送在她的手里,还不如早点 儿让她走了的好。”他说:“你不知道,她不仅仅要求离婚,还要我付扶养费。她 说,如果她不来农场,现在肯定已经转为正式工人了。因此,一切都要我赔。我没 有一个钱存款,我拿什么给她呀?”我说:“这一回用得着你家里救急了。我看你 最好还是跟她一起回家一趟,让家里帮忙凑一笔钱,一次性付给她,了断了的好。 不然,夜长梦多,指不定还要生出什么是非来呢!” 后来他们果然回了一趟家,把离婚手续办了。儿子归老缪扶养,给了女方多少 钱,我没问。 一九七九年我右派改正回到北京,他也落实政策,被安置在北京第×医院,还 分配到一套房子,是我这个没有电工本子的假电工去帮他安装的电表和电灯。后来 他被汕头大学借调去教英语,直到退休。不过一直没有正式的职称。因为他是以 “主治大夫”的名义调过去的,教的却是英语。评职称的时候,医院因他没有参加 医务工作而无法给他评医疗职称,而教研室则因为他是大夫而无法给他评教授职称。 好在这些身外的荣辱,他倒还看得开。 在汕头大学,经人介绍,他与一个在奥地利开饭店的女士结了婚。该女士原来 是留德的学生,学的是德语。后来定居奥地利,在旅游区开中国餐厅,生意还不错。 老缪退休以后,也到了奥地利。不过奥地利不承认上海医学院的学历,所以他无法 在奥地利开业当doctor给人看病,只能在夫人开的中式餐厅里当boy 给人端盘子。 这是笑话,还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每隔两年他回一次中国,看看儿子,也看看朋友。有时候夫人也一起来。我家 里,他是每次回国必定来的。有时候干脆就把当年的劳改朋友请到我家里来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