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他为“殉情”而自杀 ──大刘给我讲的故事 (一)右派分子集中团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被中央肯定是“扩大化”了的。从后来复查平 反的数字看,552877个右派中,据说只有5000人左右是“真正”的右派,占0.09% , 而被“扩大化”打击了的人,则占99% 以上。也有人说:至今没有摘去右派帽子的, 只有张伯钧、储安平、林希翎等极少数几个;而官方公布的右派总数55万多人也不 正确,被公开划为右派加上“内控右派”,总数很可能在100 万以上。如果此话当 真,那么“扩大化”的人数,就将是99.99%以上了。 但是这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等到复查平反这一天的。其中 有许多人,在平反之前就死去了。其中有病死的,由累死的,有饿死的,还有不少 是自杀身亡的。 那年月,自杀的人相当多。我因为见得多,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是 有一个人的自杀,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永远难忘。这个人叫敖乃松。 一九六二年夏秋之交,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 被集中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在农场北头的“三余 庄”新组建一个教养中队,等待安排处理。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经过天天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强挣 扎着勉强活了下来,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 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 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 只好回来继续受这受不完的罪!”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 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职工大队。把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 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惠。人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中 央没有“宽松”的政策,北京市公安局是不会对右派分子们如此“错爱”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而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加上毛主席提出了 “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谆谆教导,不但为右派分子们重返工作岗位设立了一 道高墙,甚至连三年教养期满,也不宣布解除教养。于是一颗颗沸腾的心全都进了 冰窖,一下子冻结起来了。 由于看不见前途和出路,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右派分子们情绪极度低落,一九六 三年国庆节的狂欢之夜,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郑光第勇敢地从北海公园的大桥上 面向中南海跳了下去,开创了团河右派“自绝于人民”的先例;紧接着清华大学的 学生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兔死狐悲,缺乏自杀勇气的“同类”们暗 暗落泪,却不知道自己他日怎么个死法。 一九六六年,这些改造了近十年的右派分子们不但无望重返岗位,由于史无前 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发动,极“左”思潮也在团河农场泛滥,对右派 分子的监督管理不是放松而是从此加严,于是三余庄又发生了第二个右派厌世自杀 的“消极抵抗”事件。 事情是从“大抄检”引起的。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 是管理干警们的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 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见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干警们都知道 这些右派分子们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 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 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 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截然不同的最明显区别。每 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 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则三五成 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 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 问,也没那水平不是?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 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 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 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大类, 口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 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 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的人来,进行批判。 这一“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 (二)愿与“反动小说”同归于尽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有研究古汉 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 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 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 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 什么。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透露出来, 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 来。吴弘达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 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 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 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 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 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 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 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不但 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 “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 归于尽呢? 我是一九六二年夏季集中到团河农场的,敖乃松却是一九六五年才从别的劳改 单位合并到三余庄来。我和他以前不认识,合并后也不在一个组,只知道有这样一 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 头写作,不问别事。直到他的稿子被搜,对他进行批判,我也只是从“批判家”们 的口中得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 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 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 子”们过足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敖乃松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开他批判会的三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冬天, 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 年职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我们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三分场。三分 场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一九六九年夏秋,我被分派去看守葡萄 园,敖乃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两园相距不远,我们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 守的“佳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我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 琴,加上我们两个都爱写,有这样几个“共同点”,我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 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我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 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三)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恩洪老先生是《中国画报》 的摄影记者,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 古典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 一九五五年,敖乃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毕业体检的时 候,忽然发现患有肺结核,而且已经是中期。他父亲年纪已老,母亲又有病长年卧 床,平时还要靠他父亲照顾,如今他也病了,母亲既无法照顾他,更不能增加父亲 的负担,商量的结果,只好申请暂缓分配,回到常州的外婆家去休养治疗。 他外婆家在常州乡下,有一所老式的木结构房子,虽然不是很好,却宽敞而舒 适,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常州是个美丽而富庶的鱼米之乡,他外婆家的屋后是 一条小河,常有帆影在窗前慢慢儿移过,河水清澈,游鱼可数;屋子旁边种着几棵 桃李果树,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养病的好去处。老外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很健康, 也很勤劳,自己养得有鸡,蛋是天天有得吃的,还常常给他炖鸡汤喝,加上小外甥 善于捕鱼,经常有鲜美的活鲫鱼汤喝,可以说生活过得很舒服。那年月,肺结核已 经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面有雷米封、P.A.S.之类的特效药,一面有老外婆的悉心 照料,他的身体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疗养生活,无非是早晚到户外去散散步,白天在家里看看书,偶然也和姨表兄 妹们聊聊天儿,日子并不难打发。 在他住房的前面,是一条通往乡村小学去的路,每天早中晚,他都能够看见一 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从他窗前嘻嘻哈哈、跳跳蹦蹦地走过。小学生嘛,一般只有八 九岁、十几岁,但是他在这群孩子中间,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明显地要 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头,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样子。说她是小学生,年龄似乎 偏大了点儿,说她是老师,年龄似乎又太小,何况她与同伴们走在一起,从神态言 语中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样子来。她嗓门儿大,嗓音儿甜,隔着窗户看去,长得还相 当美。由于她情况特殊,敖乃松不免多注意她一些,时间一长,他不用看,单听声 音,就可以判断这个姑娘是不是在这群孩子中间。 有一次他正靠着窗子凝神观望这个姑娘,外婆正好进房来,他就问外婆:这个 女孩子怎么会和这群拖鼻涕的娃娃在一起上学呢?外婆告诉他说:这个姑娘叫蕾蕾, 今年十六岁了,她爸爸是外婆的侄子,算起来,跟敖家也带点儿亲,可以算是乃松 的表妹。在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有病,家里要靠她这个“长女”支撑 门户,只好让她弟弟一个人上学,这样一耽误,就耽误了好几年。如今母亲的病好 了,这才继续上学,结果姐姐比弟弟的班级低,功课还赶不上。她父亲听说乃松回 来养病,正想求他帮助辅导蕾蕾的功课呢。乃松一听,想起自己在外婆家住的时候, 是有一个很小的姑娘常到家里来玩儿,没想到一晃就这么大,竟认不出来了,就笑 着让外婆把蕾蕾领来,他要看看这个小姑娘是否值得造就。 第二天,外婆果然把蕾蕾领来了。她见了乃松,像小学生初见老师那样,两脚 跟站得齐齐的,先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怯生生地说:“敖老师,我很笨的。 您当我的老师,可别生我的气呀!” 敖乃松笑笑说:“别叫我敖老师了,我不是你的表兄吗?你小时候就叫我海龙 哥,还叫我海龙哥吧!” “海龙”是敖乃松的小名儿,当地人都这样叫他,极少有人叫他敖乃松的。 这次面对面近距离观察,他发现蕾蕾是个极美、极可爱的姑娘。她纯真、甜美、 善良、聪明、懂事,具有农家姑娘全部的优点而没有乡下姑娘任何一种粗俗的言语 神态。她浓眉大眼,面如桃花,五官端正而秀丽,一笑两个酒窝儿,两条大辫子又 粗又黑。尽管她见了生人非常腼腆,问一句答一声,一说话脸就红,低着头坐在那 里,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但仍掩 盖不了她那一副美在天然的丽质,而且透着很聪明,绝不是低能儿。 这样可爱的姑娘,敖乃松当然很愿意辅导她,当时就答应了,还定好了每天什 么时候来,都辅导哪些功课。外婆笑着说:“小龙啊,你能帮她把功课赶上去,你 就功德无量啦!不过你也得注意不要累着了自己哟!”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蕾蕾就成了他的学生,天天到他这里来补习功课。 聪明的蕾蕾,从外婆的一句“不要累着了自己”,就猜到了乃松有病。或者也 可能是从她父亲那里听说乃松是到外婆家来养病的。总之是稍许熟悉一些以后,蕾 蕾忽然问起乃松得的是什么病,乃松当然不会瞒她,就说自己患的是肺结核。一个 乡下姑娘,哪儿知道什么叫肺结核?等到乃松给她解释明白了,她睁大了眼睛,惊 讶而惶恐地问:“这不就是痨病吗?”她也许听说过,得了痨病,是要死人的。等 到乃松给她解释清楚:痨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现在已经有了特效药,不会死人的, 她又高兴得跳了起来,纯真可爱的言语神态,溢于言表。 从此,她常常给乃松带鸡蛋和新鲜蔬菜来。乃松知道她家境不好,靠积攒几个 鸡蛋卖了给姐弟二人交学费,婉言地谢绝了。于是她就让弟弟下河去摸鱼,做好了, 送来给乃松补养身体。 一个大学毕业生,辅导一个小学生,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蕾蕾的功课,很快 就赶上了同班的同学。这里面,当然也有蕾蕾自己的努力。乃松布置给她的作业, 她都按时完成,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而且成绩都不错。他下决心要开发她的智力, 利用她的聪明和过人的理解力,把失去的时间都找回来,让她在短时间内达到与她 同年龄的姑娘应该具有的知识水平。 过了半年,蕾蕾的功课和知识大有长进。这期间,她不但跟海龙哥学了语文和 算术,唱歌和画画儿,还从他那里借读了大量的小说。但是她那善良的心地,怎么 也不能理解什么叫邪恶。她不理解日本人作为一个邻居,为什么要出兵来攻打中国, 而且对中国人这样狠毒;她不理解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为什么要妒忌她嫁给王子。在 她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人,都像她父母那样勤劳,都像海龙哥那样多才,都像老外 婆那样善良。特别是她的海龙哥,尽管有点儿金鱼眼,不是标准的美男子,但他学 识渊博,简直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是她所见过的人中最有学问的。 她恨不得从海龙哥那里学会所有这一切,她也知道海龙哥会教她她想学的一切。 又过了半年,她读小说入了迷,乃松手头再也没有书可以借给她读,不得不经 常为她进城去买书了。 一天,蕾蕾看完了《简·爱》,很动情地对乃松说:“我真佩服简·爱,她敢 于去爱罗切斯特。”乃松说:“也应该佩服罗切斯特,他敢于接受简·爱的爱。” 蕾蕾反问他:“如果你是罗切斯特,你会接受简·爱的爱吗?”乃松说:“我当然 会的。如果你是简·爱,你有这样的勇气去爱罗切斯特吗?”蕾蕾没有答复,却扑 进了乃松的怀里,用热吻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年的时间,蕾蕾的知识长进了,青春焕发了,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儿萌动了, 成熟了。那一年,蕾蕾十七岁,乃松二十二岁。 乃松把他与蕾蕾相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本来就很喜欢蕾蕾,当然表示全 力支持。外婆去与蕾蕾的父母提亲,他们受宠若惊,当然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 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点头,他们就把事情半公开化,下一步,只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 意,就可以把事情合法化了。 一九五七年初,乃松在常州已经住了整整两年,经常州的医院检查,他的肺结 核终于痊愈了。正好这时候他父亲也来信叫他回家,因为他的毕业分配延期了两年, 不能再拖了。他决定返回北京,一方面去接受分配工作,一方面也为了争取婚姻的 合法化。 离开常州的头一天晚上,蕾蕾帮乃松整理好了行李,就在乃松的房间里坐着话 别。两人相依相偎,又哭又笑,难分难舍,说不完的山盟海誓,诉不尽的离情别绪。 蕾蕾紧紧地抱着她的海龙哥,在他的耳边低低地倾诉。她说她能够得到像他这样一 位好丈夫,真是她的福气,她感到自己非常非常的幸福。可她又预感到这种幸福好 像是一场梦,一旦她从梦中醒来,一切都是空的。她说她预感到今天的分离将是他 们的永久诀别。乃松当然不信这个,他说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不会反对他们 的婚姻,等待着他们的,一定将会是幸福的生活,灿烂的前途。 这一夜,两人谁也没睡,整整说了一夜的情话,把各自心中沸腾的热血都喷发 出来了。天亮以后,蕾蕾送乃松上路,她拿出一个亲手做的、绣有“海龙”二字的 布书包,里面装着卤鸡蛋和烙饼,还有一个姑娘火热而赤诚的心…… 敖乃松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如实地汇报自己这一年多来与蕾蕾 相爱的经过。母亲是看着蕾蕾长大的,知道她美丽、善良而且勤劳,打她小时候就 很喜欢她,既然儿子自己选择了她,并没有什么意见。父亲则认为蕾蕾连小学都还 没有毕业,双方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要儿子认真考虑。乃松说:文化是后天的东 西,是可以学习的,何况蕾蕾这样年轻,接受知识的能力极强,是一张白纸,可以 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母亲又担心结婚以后户口迁不来。乃松说:宪法上规定公民有 迁徙自由,如果政府居然不允许合法夫妻在一起居住,还叫什么人民政府?再说, 如果户口实在迁不来,他愿意到常州去工作,哪怕当一个乡村教师。父亲见儿子态 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反对。当天晚上,乃松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和极为轻松愉快 的笔调给蕾蕾写信,告诉她父母这一关已经顺利通过,他们的婚事,至少在家庭中 已经合法化,也可以说是已经正式订婚,最后就等她年满十八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 了。 接着乃松又办了两件可心的事情。第一件是到派出所去询问:妻子家在常州农 村,是不是允许把户口迁来北京。户籍警的答复是:只要有结婚证和单位证明,国 家允许女方把户口迁来。第二件是与学校取得联系,由学校出面,把他的工作落实 在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设在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内,房屋都是清代的古建筑,地方宽敞, 环境清幽,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敖乃松肺病痊愈,工作满意,妻子可心,真是 三喜临门,踌躇满志,一身轻松。他上班伊始,任务不重,工作不忙,就坐在办公 室里一封接着一封给蕾蕾写信,讲他的春风得意,讲他的心情愉快,讲首图的工作 环境,讲他们今后共同生活的计划,日子将会过得比蜜还甜。蕾蕾尽管还是第一次 写情书,但是出于她纯真的爱,信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她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 如何为丈夫调理饮食起居,如何抽时间继续努力学习,以便得到工作的机会,她甚 至连十年八年之内暂时不要孩子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如果没有突然间发生的“十级地震”,他们的婚姻肯定将是美满的,生活肯定 将是幸福的,前途也肯定将是光明灿烂的。 (四)“十级地震”真的来了 但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十级地震”,终于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地发生 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地动山摇,天翻地覆,55万知识分子惨遭灭顶 之灾。──请别忘记,那一年正是历史上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正是毛泽东实施“引 蛇出洞”的“阳谋”期间,尽管敖乃松还是个刚出校门上班才几个月的小青年,但 是出于他的赤诚和对党的忠心,就自己的所见所想给领导人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 见,结果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也许首图正好凑不足百分之五这个法 定的数字,于是敖乃松这个新进人员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划为右派,等待处理。 敖乃松先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接着一声霹雳,风云骤变,又从半天云雾中 一个跟头折进了十八层地狱。大起大落的突然变化,使他从温柔乡、黄粱梦中清醒 了过来。尽管他平时并不太注意政治,却也知道政治的可怕,知道自己一卷进这个 政治旋涡中,将永远得不到解脱,再也没有自己的前途了。卧病在床的老母,有父 亲和弟弟们照顾,天真无邪的蕾蕾,年纪太轻,经历太嫩,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 人生旅途的坎坷艰难。自己如果一帆风顺,是不难与她同舟远航的,如今自己不幸 落水,惨遭灭顶,说什么也不能把她拉下水来,与自己同归于尽的。痛定思痛之后, 他洋洋洒洒、恳恳切切地给蕾蕾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政治上从此将没有前途,今后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得而知。因此,他不能连累她, 不能害她一辈子,不能让她这朵还没有开放的花蕾在风暴中折断,千句话并作一句 话,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今生今世,尽管海龙哥还像以前那样 深爱着她,但是交情只能到此为止,今后海龙哥只能做她的海龙哥,再也不能做她 的丈夫了。他鼓励她继续努力学习,求得一个适合于她的工作,然后另找一个适合 的对象…… 但是这样的信,对一个只有十七岁半的农家姑娘来说,是多么难于理解呀!首 先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右派”,更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前途”,她只知道自己 要把一切都献给世界上最好的人海龙哥,可海龙哥现在却不要她了。山盟海誓,言 犹在耳,可他一回到北京,有了工作,就看不上她这个年龄幼小、知识浅薄又是农 村户口的乡下姑娘。离别之夜她所最担心的那件事情,果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她 哭着给海龙哥写了一封情绵绵意切切的信,谴责他的变心,又盼望他不要变心。即 便今后真有什么苦要受,她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保证永不变心,永不后悔。 接到这样的信,敖乃松真是啼笑皆非。他的小爱神确实太幼稚了点儿,不能责 怪她对自己的不理解。他再给她写了一封信,尽一切可能解释什么叫右派:用当时 的话来说,右派就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尽管蕾蕾生长 在农村,也还是知道的,懂得的。接着又解释什么叫没有政治前途,简单地说,没 前途就是不能再在首都图书馆工作,今后很可能要到农村或者工厂去从事体力劳动 了。因此,他不能连累一个纯洁得像透明的水晶玻璃似的姑娘与他一起受罪,一起 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甚至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这封信发出,很快就得到了蕾蕾的回信,她说:只要海龙哥不是找借口要抛弃 她,她不怕当反革命家属。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农村,不能 在一起生活。既然没有前途就是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那她欢迎海龙哥回农村去, 两个人一起种地,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她们村子里就有受管制的反革命,只要老 老实实,不为非作歹,一样下地种田,一样出门拜年,村里人也不特别歧视他们。 为了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北京来,上车之前再给他打电报。 刚看完信,电报接着就到。敖乃松倒真佩服这个姑娘办事的痛快。看样子,她 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得到海龙哥,是死也不肯回头的了。 当天下午乃松到前门火车站把蕾蕾接了回来。见到了小别三月的爱人,蕾蕾先 是笑,后是哭。不管乃松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只要海龙哥不变心,她永远跟 着他,哪怕讨饭或者当囚犯。为了表示她的心迹,她要求立刻就结婚,又说:只要 两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吃粥也香。 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决,一家人都很感动。但是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女方也要年 满十八周岁,才能登记结婚,她只有十七岁半,又没带村里的介绍信,这婚怎么个 结法?更何况敖乃松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在是等待处理阶段,究竟怎么个处理 法,谁也不知道。按最好的估计,是下放劳动,去种田或者做工,按最坏的估计, 那就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向单位提出来要结婚,即便女 方年龄合格,也不合时宜呀,何况女方还不满十八岁? 既然女方态度如此坚决,在特殊情况下,老太太做出了特殊的决定:年龄不够, 干脆不登记,先把婚事办了再说,连单位也不通知。一家人藏起了烦恼,强颜欢笑, 急忙买菜打酒,举办婚宴,来一个苦中作乐。──此情此景,真正应了“黄连疙瘩 当箫吹”这句古话了。 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国画报》社工作,住在阜城门外二里沟文化部宿舍三楼。 那所房子,现在早已经拆除了。那是一座老式的住宅楼,楼梯在墙外。不过敖家住 的是一套三居室,在住房普遍狭窄的当年说来,面积还算是大的。三间房间,老两 口儿住一间中不溜儿的,四个儿子合住一间最大的,小保姆住一间最小的。既然是 娶媳妇儿,哪怕十分仓促,非常草率,也不能让新娘子在客厅打地铺吧?于是老太 太与小保姆商量,请小保姆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将就几夜,她的小房间,让给乃松 作新房。 敖乃松以“待罪之身”在家里等待“处理”,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其实并没有 几天。当时他们所做的最坏打算,无非是送劳动教养。而根据当年八月一日国家主 席刘少奇签署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过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时间 也不会太长,只要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好一些,就会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单位 工作。所以当时他们两人对于处分的恐惧感倒并不十分强烈,令他们伤心断肠的, 正是那如胶似漆的燕尔新婚,难分难舍! 几天之后,这一谁也不希望它到来的场面,终于到来了。一辆小吉普,开到宿 舍楼前面停下,下来两个警察,叫开了敖家的房门,取出一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 大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要敖乃松签字。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全家人都没有慌乱。敖乃松镇定自若地签了字,与父 母、妻子、弟弟们告了别,拎起家里早就给他准备下的铺盖行李和洗漱用具,在警 察的押送之下缓步走出了家门。 这样的场面,尽管颇有几分“风萧萧兮”的悲壮感,但在当时说来,却是一件 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敖乃松跟家里有话在先,一旦出现预料中的事件,全家人第 一是要镇静,千万不要慌乱,不要号哭;第二是谁也不要送行,只当他到另一个地 方去上班一样。今天事情既然“不幸而言中”,家里所有的人也都能够克制自己。 与蕾蕾道别的时候,尽管她眼眶中充溢着热泪,但是紧咬着嘴唇,没有发作,表现 得十分坚强。她似乎想扑过来与丈夫拥抱一下,但是一只手被老母亲死死抓住,只 能用泪眼目送着丈夫转身出门而去。 当敖乃松走出家门,走下了一层楼梯,刚走到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突然听见头 顶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龙哥,你要保重啊!” 敖乃松一抬头,只见蕾蕾就站在三层楼梯的转角处,披散着头发,泪流满面, 分明是为了挣脱母亲的控制反抗过一阵子的。这一眼,是敖乃松有生之年看蕾蕾的 最后一眼。他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此情此景,就是钢铁汉子、石头心肠,也难 免要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的。他知道,这时候只要他也喊她一声,甚至只要稍一迟 疑,蕾蕾肯定会冲下来。为了避免出现令人看笑话的一幕,敖乃松用最大的自制力 克制了自己,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仅仅一眼,就狠起心肠,提起铺盖卷儿来,加 快步伐走下楼梯,唯恐来不及似地钻进了小吉普。 直到车子开动,他都没有再看蕾蕾一眼。他怕看到意外的情景,会控制不住自 己。 一九六六年在三余庄被队部抄走的“反动小说”,写的就是这一段“情史”。 作为一部小说,当然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不像我说的这样粗疏而笨拙。至于教养 以后的故事,可能还来不及写,或者说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写,稿子就遭到了浩劫, 被作为“罪证”装进他的档案袋中去了。 (五)蕾蕾被村干部绑架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 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 入海,有去无回的。敖乃松也和所有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 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是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 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 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劳动教养所里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 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 员们睡的是上下铺的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 整整齐齐,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却穿着拖鞋出工,到了工地也是懒洋 洋的,一副待干不干的样子,比起五十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 是地狱。五十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 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三十几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 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 群,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 做十几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 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 往来。蕾蕾恪守自己的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去。劳动教养起 初是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五七年深秋到六一年的 初夏,时间一晃过去了四年,改造了四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 好”,因为事实上连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一九六一年的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 宣布了教养期: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三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 一律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三四年 的艰苦劳动,不容易呀,说不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还讲法律吗?可是 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朕即法律”,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有意见 没意见,执行单位只能坚决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敖乃松并不罪大恶极,却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 “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一九五六年秋天,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 村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 成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了“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 早一刀两断,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 有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噘”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除了 海龙哥,她谁也不嫁。 到了一九六四年,蕾蕾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中早就已经 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龙哥就要回 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写信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家在北京、 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只 有家在农村的,才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己身在农村,不然, 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一九六四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 打成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 轻人。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二十五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 筋。他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 的人。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决定采 取“先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 面直接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 抗;但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何况 蕾蕾与乃松根本就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法律并不保护她的“不合法”婚姻。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 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 同情她,反而说她痰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 命劳改犯! 自从六二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 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乃松合并到团河来 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松 回到家里,敖乃柱正好从常州回来,就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 是想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 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哥一听这个消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能理解蕾蕾在光 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唯一的精神支柱, 他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 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 安局还不放他们,他万念俱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六四年到六六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 间,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用血与泪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 的东西被“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 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那时候,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 想活下去。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又一次崩溃了。 (六)另起炉灶,从头写起 我听完了他的叙述,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题材,就恳切地鼓励他从头开始, 继续写下去。尽管我不是一个作家,好歹也是学文学的,我答应尽自己所能地帮助 他完成这部作品。在我的积极支持下,他终于又一次拿起笔来,从新用全身心投入 写作。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儿地写,一点一滴地写,写得更加认真、更加投入,也 更加精彩、更加有水平了。 一九六九年冬天,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布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我们这些教养了 十二三年的右派分子们除了少数几个“顽固派”被送到邯郸地区继续改造外,绝大 部分都摘了帽子,解除教养,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去“强制就业”。 我和敖乃松等二十多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有幸被留在清河农场三分场继 续改造,住在远离分场四五里路的“北砖窑”干一些杂活儿。──这里以前是犯人 烧砖的地方,如今不烧了,但习惯上仍叫“北砖窑”。 北砖窑以前烧砖,曾经住过好几百号人,如今只住几十个人,空房子相当多。 按规定,应该四五个人住一间房,敖乃松却自己开了一间空房子,一个人住了进去, 队长知道了,也没有坚决制止。他这个人什么苦都能吃,大冬天的室外零下十几度, 屋里没有火,他也能够忍受。我知道,他之所以要忍受寒冷躲开大家,除了性情孤 僻,图个清静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关起房门来,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写 他的这部“绝唱”! 敖乃松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的时候多,很少跟人闲聊天儿, 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办什么事情总是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他买了辆旧自行车,车子从来不上锁,还当众宣布说:“我的车,谁有事儿出去只 管骑,骑坏了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自己会修。” 但就是这样的老好人,也为“积极分子”们所不容。不知道他跟谁说过“我的 岗位不在这里”这样的话,被人汇报到队长那里,于是中队开批判会批判“反改造 逆流”的时候,把他这个问题也捎上。不过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并不多,除了专职 的中队宣传员之外,只有一个赶大车的老张头牛头不对马嘴地胡侃了几句。这个人 以前给地主当长工,不识几个字,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也是队部培养 的打手之一,每逢开批斗会,有那不肯认罪的,就由他上前摁脑袋、挥拳头。批敖 乃松没人发言,指导员直给他丢眼色,他无可奈何,又不到打人的火候,只好胡说 八道一起。他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说:“敖乃松,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告诉 你,凡是犯过罪的人,都是三等公民,都是被打入另册的。三等公民只配种田,不 配干别的,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清河农场,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很 长时间被传为笑柄。不过敖乃松接受了批判,从此更加沉默寡言,更少与人说话了。 两年之后,这部另起炉灶的“绝唱”终于又写成了。这时候我已经成了他的好 朋友,他的稿子,几乎是他写出一章来就给我看一章的。不过这部“新版小说”依 旧只写到敖乃松被送劳动教养为止,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还没有继续写下去,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从感情上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他总觉得,对于像蕾蕾这样纯真的女孩子, 给她这样一个结局,太不公平了。如果照实写来,简直是对蕾蕾的一种亵渎。因为 她终究是又哭又喊,反抗过一阵子的。但她终究又是个弱者,在强大的“无产阶级 专政”面前,她无力反抗,反抗了也没用。“别人已经损害她了,作为最最爱她的 人,我怎么忍心再损害她呢?”敖乃松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这样对我说。 “你怎么就不写她死了呢?”我脱口而出。 “对呀!她的结局,即便后来没死,其实也跟死了差不多。你真聪明,怎么我 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从此,他又奋笔疾书起来。不过所写小说却再也没给我看过。也许是他觉得这 种空穴来风的东西不值得给我看,也许是他觉得把蕾蕾往死里写也是一种痛苦,总 之是他再也没给我看,就算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吧。 (七)前途渺茫,消极厌世 日子难过也得过,好不容易挨到了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 年,如果从一九五七年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是政府对于这批被关押改 造了十五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依旧没有一点儿“放”出去的消息。 党员开除党籍,不再是党员,而右派摘除帽子,却依旧是右派,依旧是专政的 对象,而且经过“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 们居然成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偷儿流氓的专政对象,没去过劳改农场的人, 是无法理解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的。 许多在戴着帽子劳改期间表现得颇为积极的右派分子们,一旦摘了帽子,强制 留场就业,等于改判了“无期徒刑”,根本看不见出路,于是就产生了两极分化, 一种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逆境搏斗,积极争取;一种人则屈服于环境,走 消极甚至沉沦的道路,毁灭自己。 积极争取的人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来硬的,与环境抗争,走逃亡的路,或偷 越国境线,到海外去,试图彻底摆脱困境,或逃亡到新疆、内蒙,做个自由的流浪 汉,过一天算一天。 有个原外贸部的英语翻译,香港有个叔叔,就与老婆协议离婚,解决了财产和 子女问题,从云南偷越国境,结果是越过了国境线之后,被边防军开枪打断了腿, 边防军居然越过了国境线把他抓了回来,后来以“叛国罪”在南京被枪毙了。还有 个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老婆是西藏的贵族,已经逃到印度去,他正在 联络几个人打算偷渡到苏联,还没有行动,案发被捕,这几个人就一起被枪毙了。 有个北大新闻系的学生叫张志华,逃到新疆去,靠卖火石维持生活,几年以后,才 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拘留,最后押送回劳改农场来。好在此人善于写检讨,倒没有 受到太重的处分。 另一种人是来软的,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可奈何中,只想尽到做 一个人的责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后人留下点儿 什么,也以此来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出路。 有一个《光明日报》的专刊编辑,利用一切点点滴滴的时间,在偷偷儿地写一 部长篇小说,工地的休息时间,坐在树荫下写;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工具房里写, 只愿像《红楼梦》一样,死后三十年能有出版机会,即于愿已足 (上帝没有辜负 这个苦心人,一九八三年, 他的小说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共五卷一百 五十多万字)。当然,这一类人中, 能够始终如一地完成使命的人并不多,能够 真正做出成绩的就更少了。 至于消极者,则因为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因人而异,可谓 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里面,又可以分为若干种。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种人,变成了“酒鬼”。 有一个右派分子,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的科员级干部,初到劳改队的时候,西 装革履,谈吐儒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然是一介书生,劳动倒也相当卖力, 确实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决心。但是十年之后,右派帽子摘了,他也确实“脱胎 换骨”了,甚至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了:他失去了家庭,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唯独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绝不酗酒,每次只喝一小杯,大约一两左右。但却每 餐必喝,三餐都离不开酒。当时最便宜的二锅头酒也要一块七毛钱一瓶,他三天喝 一瓶,每月喝十瓶,总价就要十七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但他一个 月的工资,总共只有二十七元,十七元用于喝酒,吃饭、抽烟、买日用品等等就只 有十块钱了。这当然是不够的。他一不会偷,二不会骗,父母已经故去,老婆已经 离婚,除了随带服装,更是身无长物。于是,他的料子裤子呢大衣,就一件件地变 卖出去或直接用来交换二锅头──劳改农场周围的村子中,有许多人家是兼做这种 “贸易”并发了小财的。 到了七十年代,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千“窗”百孔,只怕连白送给人家也没人要 的了。饮食则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但是“一日三杯”的嗜好绝对不变。早饭一个窝 头、一碗棒子面粥、半块臭豆腐,也要喝一杯。 过了国庆,天气冷下来,待收割的稻田里已经有了薄冰,可他还穿着带窟窿的 单衣。二锅头也断档好几天了。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铺位上“天天读”,突然刮起 了北风,天气更冷了。他身披棉被,就坐在我的旁边。快到出工时间了,他捅捅我 说:“你能借给我五块钱么?我想买件棉背心。今天的风特别大,要是没有棉袄, 我只能躲在房间里,出不了工了。”我说:“只要你真买棉背心,我给你五块钱, 不要你还。不过你可别拿上钱又去买酒哇!”他当即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我要 是拿这钱买酒,我是你的儿子!” 下了“天天读”,他拿着我给他的五块钱快步跑到供应站,不一会儿工夫,就 一手提着一瓶二锅头跑回来了。我一看气儿不打一处来,责问他为什么不买棉背心, 他却笑嘻嘻地向我解释:“我买的这叫‘内棉袄’,是穿在肚子里面的。只要穿上 这种‘内棉袄’,我就不冷了,就可以出工了……” 他终于扛不过冻饿的威胁,没等到落实政策,就死在清河农场了。 第二种人,是变成了“色鬼”。 我这样说,也许太过份、太刻薄了一些。因为孔老夫子也说过“色食性也”这 样的话,一个正常的人,有食欲与性欲应该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劳改农场对右派 分子们一关就是十几二十多年,使得许多青年步入了中年却还婚姻无着。正常的婚 姻没门儿,那就不得不走歪门邪道了。 劳改农场女性极少,只有少数就业人员从外地贫困农村带来的妇女,按政策可 以把户口落在农场,当一个“合同工”,每月挣三十多元工资。两口子一月六十多 元钱,勉强还能维持下去,一旦有了孩子,这点儿钱当然是不够的。因此有少数家 属出于“挣钱贴补家用”的目的,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相好的”,几乎成了公开 的秘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甚至连丈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一九六 九年林彪下达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清河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 去,却把他们的老婆都留在清河农场。于是另一部分家属出于“难耐空房寂寞”而 招“野汉子”,或曰禁不起“狂蜂浪蝶”的引诱而“失身”的,也大有人在。 有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某研究院工程师,“就业”后一个月只挣二十七块钱, 但几乎每月都要送十块钱给家属,以换取偷偷摸摸的“春风两度”,还自圆其说地 声称:“我这是可怜她的那两个孩子!” 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小偷儿的,也有变成诈骗犯的。总之,是在“看不见出路” 的情况下,每个人潜意识中的脆弱部分,就逐渐抬头了。 消极情绪到了顶点,必然变成悲观厌世,最后走上了“自戕”的绝路。 在劳改农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自杀的人多了去了,劳改干部也大都见怪不 怪,每逢有人自杀,不过找一领苇席把死人一卷就地掩埋就算完事大吉。“文化大 革命”期间,则还要召开中队会或大队会,对死人进行一场例行的批判。 自杀的方式,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比较常见的是上吊。一般都是半夜里偷偷儿 跑到房后的空地里找一棵歪脖儿树把自己挂在树枝上,等到第二天早上发现,尸体 早已经僵硬了。也有人罄其所有,买一瓶酒、一斤糕点、几包花生米豆腐干儿之类, 坐在河边从从容容地自斟自饮,吃饱喝醉以后,往河里一跳,死了也做个“饱鬼”。 比较“出格”的是“摸高压电”。25万伏京津塘高压输电线路,其中有一段从清河 农场经过,电线杆都是门字式水泥柱子,没有电工专用的攀登设备,一般人是无法 攀登的,但是立在潮白河两岸的,则是三角结构的铁塔,只要是成年人,大都能够 一级级爬上去。某一天,等到发现有人爬铁塔,那人已经爬得相当高,离高压线不 远了。突然出现这样的场面,人人都知道那人要自杀。但却没有人敢爬上铁塔去相 救,因为弄得不好,是要与自杀者同归于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劳改队长在塔下 喊话,善言相劝,许一些不着边际的诺言。当然,人人都知道劳改队长的级别有多 高,他开的空头支票永远也不会兑现。队长见诺言无效,就动员大家把被子抱来, 一层层铺在铁塔的下面,以备自杀者万一触电之后掉下来不至于摔坏。但他们不知 道25万伏的高压电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当时那人刚把手伸向高压电线,由于 他脚踏铁塔,人体变成了导体,只见一团蓝色的火光一闪,整个人立刻变成了一个 火球,熊熊燃烧了足有十几分钟,最后变成了一个比篮球略大的焦糊疙瘩遗留在铁 塔上,而输电线路居然没有任何影响,直到第二天,输电系统才派人来把“遗体” 清除掉。 那年月,由于自杀的人太多,身在清河农场的人,都有点儿见怪不怪了。 敖乃松爱好音乐,会作曲。一九七二年年底,他拿来一首新谱的歌曲给我看。 曲名《卜算子》,本是一首宋词,词曰: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赖东君(指东风)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这首风露清愁的词,是宋代台州(今浙江天台)的一个营妓叫严蕊的写的。严 蕊字幼芳,很有才气,能诗善词,通古达今,色艺双绝,台州太守唐仲友很赏识也 很器重她,常招她进衙来赋诗饮酒。一年,大道学家朱熹巡视浙南,他和唐仲友本 来就有矛盾,为了打击唐仲友,搜集他的“罪状”,就把严蕊抓了起来,严刑拷打, 逼她招认与唐仲友有“不正经”的关系。妓女接客,本无所谓“正经不正经”,可 是根据宋代的法律,官员是不许嫖妓的。官员嫖妓,不算犯罪,但算“犯禁”。严 蕊虽然备受鞭笞,饱尝夏楚,委顿狱中两个多月,几乎死去,却绝不屈服,更不招 供。她在堂上据理反驳,从来不讲一句对唐仲友不利的话,朱熹也拿她没有办法, 因此名声反而倒更响了。不久朱熹调走,提刑岳霖(字商卿)继任,怜她无故受屈, 就释放了她。这首著名的《卜算子》,就是她在开释的堂上当堂援笔一挥而就以此 “明志”的。 这首词写得凄恻、忧伤,具有流光溢彩的艺术魅力,虽然有一丝淡淡的遁世的 哀愁,但也具有反抗暴虐迫害的积极斗争精神。词中含蓄地控诉了封建压迫的罪恶, 也不乏对自己悲凉、屈辱的身世的叹息,误落风尘的怨恨,以及对自由生活的憧憬 与向往。所以不久之后,这首风情千古的《卜算子》,就脍炙人口了。 随着这首词的传播,关于朱熹迫害唐仲友的故事也流传开来,最后甚至传到了 皇帝的耳朵里,为此朱熹曾经写过一篇奏章为自己辩解。他在奏章中说:唐仲友经 常招严蕊弹唱侑酒。在五月十六日的宴会上,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写了这首《卜算 子·不是爱风尘》,由严蕊在筵上弹唱以助酒兴。──也就是说,这首词不是严蕊 写的。 关于严蕊作《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词,宋代洪迈的《夷坚支志》、周密的 《齐东野语》、邵桂子的《雪舟脞语》等书中都有记载,说她为文极有才气,为人 很有骨气。《齐东野语》、《彤管遗编》、《古今女史》、《诗女史》以及清代徐 [钅九]的《词苑丛谈》中还都录有严蕊所作的另两首词《忆仙姿·道是梨花不是》 和《鹊桥仙·碧梧初出》,风格和韵味与《卜算子·不是爱风尘》都十分相似。 不管这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是谁所写,敖乃松为它谱写的曲子哀怨而凄 凉,分明是他自己“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说明他早就已经有了“归去”的想法。 可惜当时我只注意曲调的优美,一口气就把它唱会了,却没去注意他的言语神态。 因为当时清河农场悲观厌世的人很多,自杀成风,这种客观环境,也对他起了“加 速剂”的作用。没过几个月,由于环境的又一次改变,终于导致他下了决心与这个 他所不喜欢的世界说“再见”了。 (八)他自称是“以身殉情” 一九七三年三月,有确实的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在北砖窑的这二十多个人,都 要合并到六分场西村去。 六分场西村,是个有名的“严管村”,因为“文革”中期那里办过“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有个叫郭全斗的队长,以善于使用各种酷刑整人而出名。现在“毛泽 东思想学习班”结束,计划从各分场调人去组建就业中队。既然有这样一个“酷吏” 在那里当队长,依旧是专政对象的“二劳改”们日子还能好过得了?因此闹得人心 惶惶,都生怕这消息是真的。 那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去替班喂马,住在马号旁边一间有火的房间里。在劳改 农场,能够一个人住一间带火的房子,那可是不得了的“特权”。 三月二十七日,农历是二月二十三,虽然已经开春,但是天气还很冷。河里的 冰白天化开了,到了夜里气温一降低,早上又会结上一层薄冰。那天晚上,我正在 炉子上给牲口煮料豆,敖乃松突然提着一个大塑料包找我来了。他从塑料包里拿出 一大扎粉丝,一包黄花儿菜,半瓶酱油和一小包味精,说是天气冷,要在我这里煮 点儿宵夜打个“牙祭”。那年月,有酱油煮粉丝吃,就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我当即洗干净脸盆,烧开了一盆水,把他拿来的粉丝和黄花儿菜全都煮上,满满的 一盆,足够三四个人吃的。煮熟以后,加上酱油味精,我又把我仅有的一点儿猪油 和五香面儿全部加上,两个人就围着炉子坐了下来,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粉丝,一面 瞎聊调到六分场去的消息。据敖乃松说,六分场的房子已经撤空,调人过去也就是 这几天内的事情了。反正这是近来我们聊得最多的老话题,随口聊着,我也没怎么 往心里去。 那年月,我们的肚子都很亏,吃什么都很香,食量也很大。但是那个夜晚敖乃 松却吃得并不多,至少没我吃得多。吃饱了肚子,时间已经很晚,他站起来告辞要 走,忽然又从塑料包里取出一本《龙江颂》的总谱来递给我说:“这个送给你,留 个纪念吧!” 这是一本精印的五线谱总谱,厚厚的,定价很贵,几乎相当于我们就业人员半 个月的工资,平时他爱护备至,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轻易不让别人摸一下。我爱 好音乐,会拉拉小提琴,同时也喜欢京剧,特别喜欢用西洋乐器伴奏的京剧样板戏。 今天他突然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送来给我,而且明说是“留个纪念”,这是什么意 思?我突然醒悟过来,冷丁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 没想到他却并不掩饰,只是淡淡地说:“我想结束,留着它没用了。” 我愕然,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劝他说:“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吧。他们不承认 咱们,咱们可要承认自己。不瞒你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活不如死,我也想到过要 自我了断,可是想到上有老母,下有幼女,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他惨笑了一声:“我和你不一样。我的老母已经故去,妻子已经被别人所霸占, 老父有弟弟照顾,我想伺候也伺候不着。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责任,也 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说完这一句,他似乎不想跟我继续讨论 这个问题,拉开房门管自走了出去。 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夜,我怎么还睡得着?我在反反复复地琢磨,他 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他不想活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去队部报告么?不能。报告 的结果,无非是派人把他看起来,防止他自杀。而一个决心要死的人,是谁也看不 住的。看得住今天,也看不住明天和后天,何况后天之后,还有后天。本来我是他 可以信任的朋友,这样一来,连我这个朋友最终也失去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更 大的痛苦。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另几个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想 办法劝阻他呢?再想想,还是不行。他能够把他要死的打算告诉我,说明我是他唯 一信得过的人。他相信我不会去报告,所以才把这意思透露给我。如果我去告诉了 别人,别人难保不去队部报告,这样一来,结果反而会更糟。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 一整夜,最后做出的决定居然是:谁也不告诉,就当我不知道。既然他决心去死, 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去死是他最好的归宿,那就让他去走自己认为最应 该走的路吧。──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第二天一早,队部果然通知大家打铺盖,还开来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作为运输 工具。我刚把东西整理好运到上车的地方,见敖乃松用他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先后 三次驮了一个铺盖卷儿和两箱子书,也运到了集中的地方。他招呼大家帮着他把行 李装到车厢上。他说他不坐拖拉机了,他有自行车,可以自己骑车到六分场西村去。 这话是合情合理的,谁也没有起怀疑,就连我这个知道他想死的人,也没想到 他会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永久告别。 出发前点名,队长见没有敖乃松,问大家他到哪里去了,大家同声回答:“他 的东西在这里,他自己骑车先走了。” 但是等我们到达六分场西村,还不见他的影子。搬家之前,顺路去买点儿东西 或看看朋友,也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仍没有怀疑。等到天色断黑,还不见他的踪 影,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好,但我不能声张,只能第二天再说。──如果说我有错, 这是一错再错了。 第二天,我和许多人都出去找他,几乎找遍了各分场他所认识的朋友,都说没 看见过他。第三天,我们返回北砖窑寻找,果然一找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有个叫李衍德的,是个很忠厚的苏州人。他被指定留在北砖窑喂马。我们返回 北砖窑,第一个就先去找他。据他说:“大家都搬走以后,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敖乃 松又回来过一趟,车把上挂着的书包里装着许多东西,看样子是酒。他交给我一个 纸包,要我转给刘德明。又问我要一块塑料布,我把我的塑料床单给他了。” 刘德明不是右派,而是“内矛”,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 这个人是个小偷儿,好朋友的东西都偷,连敖乃松的东西也不例外,但却很讲“义 气”,朋友们托他办点儿什么事情,只要跟“钱”字不沾边儿,他舍命也要办到。 敖乃松利用他的“内矛”身份和讲义气的性格,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跟他成了 好朋友,目的是把写的稿子都藏在他那里,以防稿子第二次被抄。我要李衍德把那 个纸包给我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来了。纸包没有密封,我打开一看,里 面是他写的小说手稿,有一寸多厚。这时候,我当然没工夫看稿子,随手一翻,这 几章写的是蕾蕾的死,都是我没看见过的。也就是说,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刘德 明本来就是他的手稿的“窝主”,在调往六分场之前,为避免郭全斗之类的“无产 阶级铁拳头”找碴儿生事,赶紧把手稿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不见得就是想死。 我们再问李衍德:敖乃松离开他这里,往哪个方向走了?李衍德用手向养鱼池一指, 我的心立刻就凉了。 北砖窑葡萄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养鱼池,据说那是以前砖窑烧砖的取土坑,最 深处约有六米。这时候葡萄还没出土,荒凉的野外,很少有人会到那里去的。敖乃 松一个人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急忙跑到养鱼池去寻找线索。只见在养鱼池岸边的 一棵杨柳树上,靠着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子的后货架上,夹着一张包装纸,上面 用钢笔潦潦草草地写着: 朋友们: 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因为失恋而自杀的,与政治无关,更与这次调往六分场无 关。 我选择这样的时间离开你们,真不是时候。湖水太冷了,要你们下水来捞我, 我实在不忍心。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你们为我收尸的时候,只要拉一下这棵杨柳 树上的绳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过眼下冻土还没有开化,挖坑要打镐,很累的。 我向为我挖坟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特地为你们买了两瓶二锅头,算是我对你们 的慰劳吧。另外还有一瓶,是给替我换衣服的朋友准备的。 大冷天的帮我换湿衣服,我知道那滋味儿也很不好受。按理说,我应该多给你 们买几瓶酒的,但是我的力量达不到了。 我这辆破车,留给大刘,作为纪念。 我的铺盖卷儿里,有一件棉大衣,留给老张。他要赶大车,棉袄已经很旧,一 定用得着的。毛衣、毛裤之类,还有几双鞋,给谁都可以。那两箱子书,最好通知 我家里运回去。尽管都不怎么值钱,可要买却难了。 最后,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们,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 极乐世界。 别了,朋友们,一切恩恩怨怨,都没有了,都了结了。 敖乃松 1973.3.28.下午 遗书中提到的大刘就是我;提到的老张,就是曾经以“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农 场”的论点批判过敖乃松的大车把势老张头。他听说敖乃松临死之前还想到他的棉 袄破旧,留给他一件棉大衣,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车子旁边的杨柳树下,铺着一块塑料床单,上面放着三瓶没开封的二锅头和一 个空葡萄酒瓶──他的酒量不大,能一次喝干一瓶葡萄酒,已经是拿出“决心赴死” 的勇气来了──此外还有些吃剩下的糕点、奶糖,一块手绢儿里,包着钢笔、手表 和一些零钱,估计是赴水之前从兜儿里掏出来的。 杨柳树的主干上,拴着一根全新的麻绳,不很粗,却很长,另一头在养鱼池里。 用不着说,那一头拴着的,就是他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拉那根绳子,很快就把他拉 了上来。他穿着黑棉袄,鞋袜整齐,面色如生,两手蜷缩在胸前,似乎在向大家拱 手作揖。在他的腰间,拴着他那个绣有“海龙”二字的布书包,只是里面装的不是 烙饼和鸡蛋,而是五六块半截儿砖。──那是他为了加速身子的下沉特地给自己增 加的份量。 善良的敖乃松,与世无争的敖乃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敖乃松,失去了生活乐 趣的敖乃松,他就这样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窝着一肚子冤屈走了。 (九)多余的尾声 北砖窑有个怪人叫马文才,他不是戏曲舞台上强娶祝英台的那个阔少,而是一 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他的体力和文化来说,他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能看个堆儿 打个杂,一个月挣二十七块钱。别看他的工资最低,却是全中队最最富有的人。那 时候,我们身边谁也拿不出三五十块钱来,但他手头却随时都有两三百块钱可以 “周转”。不过要向他借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活脱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 洛克:谁要向他借钱,先得拿东西抵押,借十块先扣两块钱利息,到期不还,抵押 品就没收。他还有本事把没收的抵押品卖出去,价格绝不会低于他借出去的“本儿”。 任何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向他借高利贷。 敖乃松的尸体捞出,看守的任务就落到了马文才身上。据他自己说:三月二十 八日中午,敖乃松去找过他,要把自行车卖给他。敖乃松要价三十五元,马文才说 这车很旧了,连挡泥板都没有(清河农场的土路,一下雨粘极了,有挡泥板的车根 本没法儿骑,所有的自行车,几乎都不用挡泥板),只肯给二十;或者拿车子作抵 押,借他十六元,一个月后拿二十块钱来取。敖乃松摇摇头,没有答应。 看起来,敖乃松在临死之前,确实想给朋友们多买两瓶酒,可是以二十元的低 价把车子买给这个“夏洛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才决定把车子留给我。 对于这个“大好人”这样悲惨地死去,人人都很痛心。湿衣服换下来了,坟坑 也挖出来了,而且挖得很深。但是尸体一直停放在水泵房里让马文才看着,没有下 葬。有人说是郭全斗要开现场批判会,有人说是要等尸亲来看过以后才入土。 四月二日,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终于来了。看过哥哥,整理了遗物,也与我见 了面。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敖乃柱也是右派,不过他没有被送劳动教养,而是下 放在东北监督劳动,比他哥哥早些摘除帽子,而且允许回家自谋出路。据他说,四 月一日那天,他老父因为心脏病复发,正在床上躺着,忽然来一警察,推门就进, 进门就嚷:“谁是敖恩洪?”敖乃柱急忙迎上前去说:“我爸爸病了,有事您跟我 说。”可是那警察不理他,径自上前把老人推醒,然后大声宣布:“你的儿子死了, 自杀的,他要与人民为敌到底,这都是你平时缺乏教育的结果……”老父一听,当 时就晕了过去。 敖乃柱看了哥哥的遗书,除了把两箱子书运回北京之外,根据哥哥的遗愿处理 了所有的东西。我知道敖乃柱经济也很困难,就拿出我的全部积蓄二十块钱,又向 朋友们借了十五块钱,凑足了三十五元交给他,算是我买下了敖乃松的那辆自行车。 ──只是没有想到,后来我骑这辆自行车去汉沽,半路上前叉子断了,我从车上摔 了下来,竟造成了我的终身残废! 敖乃松入葬以后,敖乃柱就回到了北京。几天以后,队部果然按例召开了一次 中队批判会,批判敖乃松“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不过我因为 临时派有任务没有参加,事后据说这一次批判会开得很不成功,除了队部豢养的专 职宣传员不得不写篇稿子读一读之外,全中队没一个人主动发言的,连最善于胡侃 的老张头也默不作声,弄得指导员下不来台,大发一通雷霆,才草草收场。 我曾经找刘德明把敖乃松最后的“绝唱”要过来读了一遍,内容写的是敖乃松 解除教养,回到常州与蕾蕾团聚,但是蕾蕾不幸得了重病,敖乃松衣不解带地尽心 伺候她好几个月,可惜她已经病入膏肓,药石罔效。最后蕾蕾大口吐血,死在敖乃 松的怀抱之中。敖乃松埋葬了爱妻,一个人流浪到秦皇岛,终于跳进了茫茫的大海。 文章写得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但是杜撰的故事,与历史背景全不合拍。我很 后悔怎么会给他出了这样一个“歪点子”,以至于把一部原本也许很有价值的小说, 愣给糟蹋了。 对于这样的写法,可能他自己也很不满意,所以一直到死,都没把这部“绝唱” 拿来给我过目。 刘德明现在已经故去,敖乃松的这部“绝唱”最终下落何处,也是一个谜。 附录: 关于敖乃松其人其事的说明 关于敖乃松“殉情”自杀的故事,凡是当时在清河农场呆过的右派们,几乎没 有一个不知道的。只是有人知道得详细些,有人知道得简单些;有人是目击者,而 有人则是道听途说而已。 一九九九年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乃元先生所著《历劫不悔》一书中, 有一章题为《死情》,就是专门写惨死在清河农场的难友敖乃松先生的。 关于报道敖乃松先生死难的文章,如果以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刘先生的文章 已经是第四篇了。前两篇是我写的,先后发表在《今古传奇》杂志和《我亲身经历 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另一篇,则是从维熙先生在《走向混沌》一书中附带写到。 但是从维熙比我更早离开三余庄,他对敖乃松的情况也不了解,文中所写,都是道 听途说,其自杀的方式、时间、地点以及他的学历、生平及劳改期间的表现等等, 全部都错了。特别是文中写他曾经为了表现自己而伤害人,他的自杀,似乎还与他 的忏悔有关。这都是传闻失实。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应邀到武汉为《今古传奇》杂志社全体同仁开办电脑学习 班,闲聊中谈起难友敖乃松被迫害致死的惨痛故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舒少华同志 听了非常感动,一定要我把它写出来,供他们发表。 其实,我对敖乃松并不熟悉,因为我是一九六四年年底离开团河农场二大队右 派教养队的,而敖乃松则是一九六五年从别处调来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的。我跟他 虽然都是“三余庄庄员”,却无缘与他谋面。后来我们虽然都调到了清河农场,但 我与敖乃松仍不在一个分场。因此,我根本没见过敖乃松。关于他的故事,特别是 关于他自杀的过程,都是事后听人家说的。 为了报道得更加真实,我回北京以后,立刻去拜访了与敖乃松关系最好而且对 敖乃松一生都有所了解的刘乃元先生。 据刘先生说,关于敖乃松的故事,他正在写作的自传体著作《历劫不悔》中也 将要单辟一章加以叙述。我能够先于他发表一下敖乃松的惨痛故事,也是对死者的 一种纪念与安慰。因此刘先生欣然地在百忙之中与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介绍 了敖乃松被错划为右派的经历及自杀前后的详细过程及情况。当时我用小字密密麻 麻地简单记录下来的原始笔记,就有五六页之多。 根据刘先生的介绍,再加上一些从别人处听来的故事和资料,我写了一篇短文, 题目就叫做《自杀“殉情”者的遗书》。文章是用刘先生给我讲故事的形式写的, 用的是第一人称,文章中的“我”,完全是刘先生的口气,所以特别加了一个副题, 叫做“大刘给我讲的故事”。 文章写完以后,我拷贝了一张磁盘送请刘先生过目。后来才知道他不懂得怎样 从磁盘中调阅文件,原稿是怎样写的,他并没有看。文章寄给了《今古传奇》杂志 社,刊印在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上。可惜的是,文章只突出了自杀部分,把前面一大 半关于恋情的部分几乎全部删除了。我寄了一本杂志给刘先生,他看后打电话告诉 我说:“文章写得不错,文笔也很生动。” 一九九八年四月,北京《百年潮》杂志编辑部计划编辑出版一部《百年潮精品 系列》,向我约稿,我就把这篇稿子的全稿给了他们,收进了当年八月出版的《我 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稿子编辑部也有所删节,删除的大都是关于劳改农场 的介绍,不过字数比《今古传奇》倒是多了不少,写敖乃松与蕾蕾的恋情那一段, 基本上都保留了。但是糟糕的是,编辑先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偏偏把副题给删 除了。于是原本是刘先生讲故事的口气,在读者看来,文中的“我”不是刘先生, 却是我吴越了。而文中一再出现的“大刘”,则不知道究竟是谁。 我把这本书也送给了刘先生。据他说,他因为看过了杂志,书中的文章没有细 看。 没有想到的是:《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出版以后,却给刘先生带来了很 大的麻烦:由于我的书出版在他之前,而副题“大刘给我讲的故事”又被编辑先生 无故删除,于是有人竟以为刘先生在《历劫不悔》一书中所写,是抄袭我的(刘先 生把他的书送给一位外国朋友,那人连说这个故事他已经在别的书中看到过,而且 用一种很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 为此刘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大发雷霆。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 人如此严厉地指责过我,就是在五七年的批判会上甚至进了劳改队以后,都没有人 这样对待过我,可见刘先生火气之盛。不过刘先生年纪比我大,学识、修养都比我 高,我一向以兄长之礼待之;兄长对小弟的谆谆教导,爱之深而言之切,尽管言词 激烈了点儿,我也只有听着的份儿,并不生气。尽管他的指责我有保留的意见,但 是对于他的气愤,则完全能够理解。 刘先生列数我的过错,大小有十几条之多,其中主要是这样三条:第一谴责我 无故删除了副题(指书上,杂志上没删),等于是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他恨 不得要告我;第二谴责我“不顾事实,只会瞎编,根本就不懂得文学是什么东西”; 第三缺乏文德,根本不是我亲历的事件,为什么要发表在以《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为名的书里。 这可真叫我有口难辩。 首先,副题的确是编辑先生删除的,我也是事后才发现,无可奈何,但是刘先 生绝不相信,认为没有一个编辑会干这样的事情。 其次,指责我胡编,主要指的是敖乃松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我并没有见到过, 的确是根据许多人的转述由我综合“编写”出来的。但是刘先生坚持他看见过那封 遗书,而且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全文是: 第一,我自杀是因为失恋,不是政治原因。 第二,自行车留给大刘作个纪念。 第三,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不要忘了喝酒,酒可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 第四,收我的尸体时,请拉绳子,以免弄湿你们的鞋。 全文连标点一共八十八个字,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二锅头”和棉大衣。他相信 自己的记忆力,保证绝不会错一个字。 但我总觉得这八十八个字写得过于冷漠,不像一个内心中充满着爱和激情的敖 乃松在自杀之前留给难友们的遗书;而给我转述遗书内容的朋友们则特别强调其中 的二锅头和棉大衣。刘先生的理由是:这篇遗书是敖乃松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 日凌晨坐在养鱼池旁边打着手电写的,不可能写得那么长。但是反过来,不也正可 以解释为那时候四野静悄悄,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 地写他的遗书吗?从情况分析起来,我倒是更加相信多数人的转述,尽管那里面很 可能有“群众创作”的成份;而我所写的,则的的确确是我的“综合稿”,绝不是 原文。既然我的确没有看见过这封遗书,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没有发言权, 只能把刘先生的记忆所及转录在这里,以供参考吧。 至于不是我“亲历”的事情,为什么要发在以亲历为主题的书中,说起来也好 笑,《百年潮》编辑部向我约稿的时候,根本就没告诉我他们要出版的书叫什么书 名,稿子拿走以后,四个月后就出书了,既没有给我看清样,其间更没有跟我联系 过。出书以后,直到二○○○年的十月底,也就是两年多以后,才给了我五百多块 钱稿费。如果文章的副题不被删除,读者知道这是大刘给我讲的故事,而大刘即便 不是敖乃松自杀事件的“亲历者”,至少也是知情者,而且是最权威的知情者,问 题似乎就没有了。现在副题被删,尽管我再三解释,大刘就是不相信,还说了一句 “怎么这些怪事都让你赶上了”。既然无法取信于人,这个“缺乏文德”的罪名, 只好让我来承担吧。 为了尊重事实,特说明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