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媳妇儿拜老丈人 星期天一早,我来不及吃早饭,就蹬车进城,去听琴的回话。八点半我就到了 天坛公园西门,在门前的吃食摊上买几个炸糕吃了,直到九点半过后,才见她从车 站那边慢慢儿地走了过来。她从东郊来,我从南郊来,路途也差不多;她坐车,我 骑车,当时北京城里城外的交通线基本上不堵车,按说应该她比我快,可是她迟到 了。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她早上起晚了,出门也晚了;二是姑娘们初次跟男人 约会,出于矜持心理,总要故意晚点儿到,用北京土话来说,就叫做“拿糖”。 我迎了上去,没有问她迟到的原因,只问她一句话:“咱们是进去谈,还是就 在这里谈?” 我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家里不同意,她自己的态度也不坚决,那只要告诉我结 果就可以,没必要再跑到天坛里面去瞎磨蹭了。她似乎很明白我的用意,嘴一歪说: “在这里说个什么劲儿,天儿还早着呢,咱们进去慢慢儿说。” 听她的口气,我知道有些文章,就依言买了两张门票,存上车子,一起往里面 走。 从天坛西门到祈年殿,有一段很长的甬道。她好半天儿没说话,只是跟着我走。 我不能老保持沉默,就问她回家去以后,家里人都是什么态度。她依旧歪一歪嘴, 什么也没说。我还以为她有什么难言之隐,正想告诉她场里公布名单的事儿,她沉 默了一会儿,倒忽然开口了:“其实我早就知道问谁也没用。谁都不表态,都怕往 后落埋怨。只有大哥说了一句:‘三十四岁了,比你大十一岁呢。’我爹说:‘男 人大十几岁不算啥,大二十几岁的也有的是,只要人老实。男人大点儿的好,知道 疼人。’大嫂子这才说了一句:‘猴儿跟羊,属相倒是不克。’再问他们同意不同 意,就都不说话了。问急了,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大主意要我自己拿。” “那么你自己的主意呢?”我听她说话大喘气儿,不由得有几分好笑。 “我这不是正在考虑么?” “那么我告诉你:去新疆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没有焦师傅,有我。现在让我们 休息三天,星期三上午九点集中,等待上火车。我已经问过兵团来的政委,他说如 果你肯去,适合你干的活儿多得很,不一定非干农田活儿。去与不去,你拿个准主 意吧。” 她听了,眼睛一睁:“那么急呀!刚才在大门口,你怎么不早说?” 这一回,轮到我不着急了,慢吞吞地回答说:“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呢,急什么? 你要是同意去呢,我到你家里去,见见你家里人,然后咱们准备准备要带走的东西; 你要是不去呢,我光棍儿一根苔,倒是没什么可准备的了,陪你在天坛玩儿半天, 也算是咱们认识一场。” 她倒是真急了,站住了说:“你这个人哪,怎么连一点儿火性也没有?时间这 么紧,哪还有心思玩儿啊?咱们这就上我家吧。” “你还没说你究竟去不去新疆呢。” “嗨,没时间考虑了。不跟你走,又怎么办呢?是好是赖,听天由命吧。” 我笑笑:“不忙上你家。既然进来了,总得到一下祈年殿,没有就这样打回票 的道理。咱们从这里慢慢儿走到祈年殿,大约要走十几分钟,你还有时间多考虑考 虑。到了祈年殿,你要是不反悔,咱们在那里照一张相,就算是订婚纪念;你要是 反悔了呢,咱们绕祈年殿转一个圈儿,然后出大门各奔东西。你看怎么样?” “你这个人,真沉得住气儿!” 话虽然这样说,她还是继续朝前走了。不过那步子明显比刚才快了许多。 到了祈年殿,我问她:“咱们是照相呢?还是绕着祈年殿转一圈儿?” 她白了我一眼说:“先照个相,再转上一圈儿!时间抓紧点儿,你第一次上我 家,总还得买上点儿东西吧?” “照相”,表示要跟我结婚;“转上一圈儿”,表示要跟我分手。这个似乎还 挺迷信的姑娘,怎么就不顾忌“口兆”?难道她真的早就估计到,我们是先结婚, 然后分手? 不过这话我不能说出来。至少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找了个摄影师,在祈年殿前照了一张相。当时彩照还是“高档奢侈品”, 我们照的是二寸黑白的。按照他们的规定,本应该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取,我跟他说 明:星期三我们就要上新疆,请他尽量提前。摄影师这才答应,让我们星期二下午 到西门门口取。 照完了这张相,她就算是我的媳妇儿了。尽管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我想想 也有点儿可笑:找个对象,简直比买条毛巾、买双袜子还简单。买毛巾、袜子还要 挑一挑呢,这可好,人家给什么你就得拿什么,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要和不 要两个答案。我是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但是命运之神偏偏这样捉弄我,让我结两次 婚,却不让我在婚前谈一次恋爱。第一次结婚,比我大五岁的怡,我一直叫她姐姐, 进了一次电影院,出来就成了我爱人,在此之前,我们连一封情书也没写过,连一 句“我爱你”也没说过。用一句哲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没有“渐变”,就发生了 “突变”。今天的事情也一样。三天前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究竟是啥模样呢,仅 仅见了一面,吃顿饭,进了一次公园,第二次见面,买卖就拍板成交了。世界上的 事情,还有比讨老婆更简单的吗?这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气迷心”两天中见了三 个姑娘任他选择的事情并不是旷古未有的稀罕事儿了。 用哲人的话来说,爱人是极难找的,因为她必须是你的另一半儿;用丁玲的话 来说,老婆是最好讨的,因为只要是“人,女人,活女人”,就都可以成为老婆, 芸芸众生,人尽可妻,怎么会存在“找不到老婆”这样的事情? 看起来,琴是个办事挺有主见的人。“正名”以后,她立刻以主妇的身份吩咐: “时间紧,咱们别在这里耗着了。我这就回家,通知家里。你不是骑车来的吗,你 到朝内菜市场买点儿酒菜和糖果,不要太好的,可要多买些,我家人口多,特别是 小将多。” 现在我成了“粮草先锋”,只能听从“主帅”的调遣了。 出了大门,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看表,已经将近十一点。她接着发 话:“你抓紧点儿,我一点钟到三间房车站等你。” 我要送她上汽车,她又发话了:“你快办你的事情去吧,我坐车,你骑车,我 比你快。” 我只好遵命。我到朝内菜市场去转了一圈儿,买些什么菜呢?太贵的买不起, 可又不能全买素菜,琢磨了半天儿,想到农村人最爱吃肉,就买了一个猪头、四只 猪蹄、一副猪肠子、一挂心肝肚肺和四斤肋条肉──我听人家说过,在北方农村, 一头四蹄一刀肉加上一副下水,这是象征整头猪的。此外,又买了几条白鲢和一些 菠菜、莲藕、柿子椒、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总之是采购顺利结束,车把上、后货架 上都满了。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上饭馆吃饭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买了三个芝 麻烧饼,这才一边吃着,一边蹬着,出了朝阳门,往三间房而去。 当时的三间房,还是孤零零的一个村子,村外马路两边都是农田,不像现在这 样,马路两边都是房屋和商店,究竟哪儿到哪儿算是三间房的范围,根本分不出来。 我还没到三间房车站,远远地就看见琴在车站旁边等我。看见我车前车后都装满了, 这才笑着迎了上来,第一句话就问:“烟和酒你都买了么?” 我一拍脑门儿,连喊“抱歉”。我自己不抽烟不喝酒,进菜市场只知道买菜, 却把这件大事儿给忘了。虽然今天女婿还是初次登门,但行的却是订婚甚至就是结 婚的仪式,喜酒喜酒,酒是第一要素,缺少不得,香烟和喜糖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 糖果是琴走前交代过的,我没忘记,可是真把烟酒都忘记了。幸亏是她一个人出来 迎我,又没忘记检查一下所购的东西,要不然,今天的“怯”可就露大了。 好在三间房也算是个大村子,副食店、百货店都有。我把车子推到副食店门口 支上,让琴看着,我进去买了一条海河牌香烟,两瓶二锅头、两瓶葡萄酒,就便又 买了点儿香蕉、苹果、梨,这才两手提溜着走出店来。 我把刚买的东西递给琴,意思是我来推车子。不料她接过东西去,歪了歪嘴, 指着梨说:“你买这个干什么?” 我说:“香蕉、苹果不解渴,这个水大。” 她白了我一眼:“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买这个,不吉利。” 我突然想起,一九五六年秋天我和怡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散发的糖果水果中, 也有梨。难道真是因为不吉利,这才导致我们分手么?不过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从来不相信这些,所以仍然振振有词地说:“别信那个。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嘛。” 她犹豫了一下,可能因为我已经买来了,既不能退,又舍不得扔,只好作罢。 她家住在三间房村的最东面,离马路边不远,在一家自行车铺旁边拐进一条小 胡同,只走二十来米,就到了。迎面是一个篱笆门,门里面是一个挺大的园子,种 着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之类。园子的北面是一溜儿五间平房,中间三间破旧 的是正房,东西各有一间矮小的披屋──所谓“披屋”,是正房盖好以后另搭的小 屋,比正房要矮得多。东披屋的东面,还有一间更矮的棚屋,没有前脸儿,里面砌 着锅台,那是厨房。 首先出来迎接的是一条大黑狗,冲我汪汪地叫了几声,可能是因为女主人就在 旁边,所以并不扑上来。琴喊了一声:“黑子,别叫!”那狗果然就没喊,乖乖儿 地跑进篱笆门里面去,在墙脚趴下了。听见狗叫,一下子从门里涌出一大帮人来, 男女老少,足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个清瘦的老人,年约六十上下,当然是琴的父亲, 其余的估计都是琴的哥嫂弟妹以及她所说的“小将”们了。 这时候琴在旁边先向家人笼统地介绍我:“这就是老吴。”这一来,我倒决不 定应该怎样称呼他们了。因为今天早上琴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跟家里说定是不是嫁 给我,而她回家之后,是不是已经把她的决定告诉了家里,刚才也没跟我说。根据 她要我买烟买酒的话茬儿推测,她自己是已经决定了的,不过是不是已经跟家里人 说过,却不一定;如果她把“许亲”的体面让给她爸爸,要我来这里演出一场“求 亲”的喜剧呢?我正在犹豫,一个中年妇女推了一下一个小男孩儿,说了声:“小 杰子,快叫四姑夫。”那孩子只有两三岁,口齿还不清楚,腼腆地喊了一声“戏姑 夫”,就躲到那女人身后去了。 据说北方农村搞对象的习惯,男方上门,如果女方打发小孩子上来叫“姐夫” 或“姨夫”、“姑夫”之类,就表示大人们同意这门亲事了。既然女方表了态,我 就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爸爸”。这时候该由琴出面了,除了父亲之外,她依次介 绍了二哥、二嫂、三哥、三嫂、五妹、六弟、七妹,至于孩子们,就不介绍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是大排行,不分男女。她母亲一共生了十五个孩子,但是 开头的几个都是生一个死一个,一个也没成活。当年农村人迷信的说法,认为这是 父母亲的“命硬不招子”,只要抱个孩子来,这孩子如果能够成活,下面的就都能 够活了。这种做法,称为“压子息”或“压长子”。她母亲抱了个女孩儿来,那就 是她“大姐”,当然早就出嫁了,今天没来。接着生的是个男孩儿,果然成活了。 按照大排行,这是“二哥”,实际上是大哥。以后断断续续又生了不少,总计成活 了六个,夭折了九个,加上大姐,一共是七个孩子。按照北方习惯,最小的女儿不 叫“七妹”,而叫“老丫头”。第六个是男孩儿,因为他小时候眼睛特别大,从小 就叫他“大眼儿”,如今长大了,眼睛看不出来比别人大多少,但依旧习惯于叫他 “大眼儿”或“大眼睛”。 琴把我买来的菜蔬交给二嫂,让她拿进厨房去整治。我被一家人迎进屋里,在 东房坐下。她家的三间正房,东房是二哥、二嫂和两个孩子住着,西房是三哥、三 嫂和两个孩子住着,三个闺女住东披房,老头子和小儿子住西披房。 东屋是标准的农民房,靠南窗一排大炕,靠北墙一个大卧柜,炕头堆着被褥, 炕中间放着小炕桌。他们把我让到炕上坐下,我把糖果、水果、烟酒等等拿出来放 在炕桌上。琴张罗着一份儿一份儿分给孩子们,省得他们争多争少。我特别注意了 一下,她把那几个梨全都给了孩子们了,连一个也不剩。三嫂子用一个大号的搪瓷 缸沏茶,然后倒进几个大小花色各不相同的玻璃杯里,递给我和几个男人。看起来, 她家没有茶壶也没那么多茶杯,而且女性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地位。 老丈人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拉过“洋车”,也算是个“外场”人。他既不转弯抹 角,也不藏着掖着,开门见山地说出他对我们婚事的看法和意见。话当然说得很婉 转,大意是:他这个四丫头,从小就娇气,什么农活儿也不会干,肩膀上不能放一 点儿东西,不像五丫头和老丫头,如今在生产队里已经是整劳力。她从公汽六场回 来以后,没下地干过一天活儿,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如今她自己愿意跟我到新 疆去,家里人也不反对。不过谁也吃不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为了留一条退路,他们全家的意见是:同意我们两个结婚,但是先不要登记,户口 也不要迁走。到了新疆,如果一切都好,就把户口转去,再去补领一张结婚证;如 果情况不像政委说的那么好,我必须保证让琴回来。因此,他要我无论如何一定要 留下一张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票钱。如今公社里工分儿低,他们家目前的收入, 勉强只够一家温饱的,要准备这笔钱,还有些困难。 老丈人既然这样开明又这样通情达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然是满口答应。 新疆的情况我也不了解,任何轻率的许诺,都是不切实际的,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听 从他们家的意见办事。 接着二哥和三哥说:他们家的大人,除了二嫂和琴不出工之外,都要出工。三 哥是建筑队的电工,其余的人都下地。本来下午的出工时间是一点半,因为我来, 临时给队里说了一下,大家晚点儿去,这会儿也该走了,不得不委屈我在家里多坐 会儿,等他们收工了再聊。 事情既然是这样,我当然不能妨碍他们出工。于是大人们纷纷站起来拿上各自 的工具走了。二嫂子还在厨房里拾掇猪头猪蹄之类,琴出任临时的托儿所所长,一 边领着四个孩子玩儿,一边也带着我参观她家的房前房后。房前的园子里,除了种 着蔬菜之外,还埋着她的母亲。她说,在农村,这叫“死人看家”,本来不是一件 好事情,可如今公社化以后,再没有坟地可批,她母亲生前坚决反对火葬,只好这 样办了。她家的房后是一条小河沟,水很浑,只能洗洗农具或用于灌溉,不能洗衣 服。趁孩子们走远的工夫,她指着最大的一个姑娘说:这是二嫂子的孩子,但不是 二嫂子生的。二嫂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当过舞女,相当漂亮,解放后取缔了舞女,她 这才嫁到了张家来。但是她不能生育。一九六○年,有一帮逃荒的从这里过,有个 两岁的小姑娘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她出于好心,给留了下来,如今已经七岁了。今 天是星期天,不上学。又指着最小的一个说:这个小小子,是二嫂子的儿子,不过 是三嫂子生的。三嫂子已经有一儿一女,第三胎又是个儿子,就给了二哥。 我们从房后转到街上,我想再走走,琴就打发大丫头带着孩子们回家,我和她 一直向东走。在路上,她很直爽地告诉我:她手头可是一个钱也没有。退职回来发 的三个月工资,早就用完了。这两次进城与我会面,车钱还是三哥给的,因为全家 只有他一个人按月发工资,其余人都得等到年底分红才见得到钱。她身上穿的几件 衣服,还都是当售票员的时候做的,都已经很旧了。她跟我走,别指望家里会给她 做件新衣服。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父亲也发了话,她跟我走,算是我帮她家解决 了一个大困难,所以也不问我要一分钱彩礼。而她去新疆之前,还必须买一些东西。 为此,她问我一共有多少存款,除了给她留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钱之外,能不能给她 买几件衣裳。 这个问题,其实她不问我也要跟她说的。我告诉她:我一个月挣三十二元工资, 除去一个月十五元的伙食费和两元钱零花,每月能攒下十五元钱。两次回上海探亲, 车票是能够报销的,但总要给父母亲买些东西,所以现在手头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 不过我也告诉她:我有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上新疆,又要娶媳妇儿,会支援我一 些的。因此,我计划明天带她进城去买一些衣服和带到新疆去使用的东西。 她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们农业工人工资不高,可是没想 到每月只有三十二元钱,更没想到你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存款。拿着二百多块钱就 想娶媳妇儿,也就是碰上我了……” 我们一走走到了管庄。这里虽然名叫“管庄”,但因为处于朝阳区和通县的交 界,以前却是有名的“没人管”地区,流氓、窃贼成伙儿,经常发生强奸、盗窃案 子。后来经过大力整顿,现在倒是好了。这里有个建工学院,“文革”刚开始的时 候,刘少奇在这里蹲过点。我们反正没事儿,就走进去看看。只见校园内到处都是 大字报,有批判刘少奇的,有为刘少奇辩护的。我不了解前因后果,也不知道是谁 对谁错,不过是看个热闹而已。 我们回家不久,出工的人大都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公社的出工时间跟农场不 一样:早上起得早,六点钟天刚亮就得下地,干到八点钟回家吃早饭,九点钟再出 工,干到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一点半再出工,干到四点半收工,加在一起是八个小 时。这样安排,是便于社员四点半以后办点儿事情或在自留地里再干会儿。 这时候三嫂子正帮二嫂子在厨房里忙活,我看见猪头、猪蹄和心肝肚肺肠都在 一口大铁锅里炖着,鱼和菜已经做好,放在东屋的炕桌上。 哥嫂弟妹们都在洗脸洗脚,然后换上比较干净的衣服,只有老丈人依旧穿着那 件领子和前襟都油黑发亮的脏衣裳。见我们回来,数落他女儿说:“这样的日子口 儿,你也不帮你嫂子做饭,跑到哪里去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叫老丫头找你去了。” 我赶紧说这是我的不是,是我把她拉到管庄玩儿去了。有我圆场,老丈人也不 再说什么,招呼我和他的孩子们赶紧入席。 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凡是家里有什么婚丧喜庆,大队干部是必须请来入席的。 今天因为我们举行的是“非法”的婚宴,所以大队干部一个也没请。后来才知道, 大队支书是琴的叔叔辈,就住在她家南面的一排房子里,关于我们的婚事,他第二 天就知道了的。 借来的一张大炕桌,桌上放满了大盘大碗,连放酒杯的地位都没有了。这一临 时性的婚宴,不图丰盛,但求热闹。当时农村生活水平很低,平时很少吃到肉,今 天能上“八大碗”,就已经很不容易也颇感满足。按照农村习惯,今天既然是我们 的喜筵,就应该让新婚夫妇上座。但是从礼节上说,总不能女婿上座而让老丈人屈 陪末座,所以推让的结果,是老丈人和我上座,二哥三哥六弟挨着爹,琴挨着我, 下面依次是二嫂三嫂五妹和老丫头。炕上坐了十个人,地下放一张小炕桌,桌上是 八小碗,转圈儿坐着四员小将。 我对他们全家都不熟识,说话不知深浅,所以不敢多说;他们对我也十分陌生, 又不好意思多问,缺少谈话的资料。倒是老丈人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来,兴致盎 然地寻找一些话题来跟我谈。说起近来的“文化大革命”,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听 说我是个知识分子,当过编辑、记者,就问我懂不懂得外语。我很谦虚地回答:我 的英文,也就是初中水平。他笑着说:“当年我在城里拉车,倒学了几句洋话。” 说着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比如说,‘你喝水’,就说‘油(You )瓦达(water)’。 对不对?”我不敢笑,他的三个女儿倒全都笑了起来,还说她爸爸这是在“圣人面 前卖《三字经》”,逗得我也忍笑不住。 在这样的场面上,我当然是敬酒的目标。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入席之前就声明 我是个点酒不沾的人,今天为媳妇儿拜老丈人,不能不破例,但也只能将就着喝几 杯葡萄酒。于是我敬老丈人一杯,敬大家一杯,大家合敬我一杯,一共只喝了三杯 葡萄酒,就把场面绷了过去。为了避免多喝酒,我喝了这三杯之后,就装出一副醉 眼朦胧的样子来,谎称不胜酒力,覆杯告免。大家不知我底细,也不勉强。 那年月,人们的肚子里都很素,农村人尤甚。今天的餐桌上虽然有一个十多斤 重的大猪头“坐镇”,但也禁不住十个大人和四员小将发起的总攻击,没过多久就 杯盘狼籍了。 老丈人见我晕呼呼的样子,就发话叫琴把我扶到她的房间里躺一会儿。我酒醉 是假,疲倦是真,刚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