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旧货店里买嫁妆 我们相拥着睡到了七点,天色已经亮了许久。琴催我起床,不是起来吃饭,而 是要我去买油条。农村人平时不大吃得到肉,缺少油水,馋了,就吃几根油条解解 馋。不过,早上能够吃上油条的人家,在农村也不是很多的,何况像她这样十几口 人的大家庭,一人吃两根,还要三十来根呢! 琴出去给我打来洗脸水和漱口水。我一摸,全是凉的。我告诉她:新郎倌起床 漱口,规矩必须用温水,不然,有可能要掉牙。她笑着说了一声:“就你事儿多, 我们家一年到头都用凉水。”不过还是似信非信地把漱口杯拿到嫂子的房间里给我 兑进了开水,这才端了回来。 二嫂子已经在厨房熬棒子面粥、贴玉米面饼子。看见我进厨房,她赶紧向我解 释:去年分的大米早吃完了,新大米还没收割,早饭只能吃棒子面粥。我问她要了 个篮子,说是去买油条。她眉开眼笑地把一个大篮子递给我。看样子,她家已经有 好长时间没吃油条了。 我和琴一起上街。三间房村子好大,但只有尽西头的一家饭店早上炸油条,每 根七分钱,一两粮票。我问琴买多少合适,她说往常都是大人每人三根,小孩儿每 人两根,一共要买三十五根。我说:今天就别限量,多买几根吧,自作主张地买了 四十五根,钱倒不多,只是现炸现卖的东西,在我们的前面又有好几个顾客在等着, 我们等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这才提着一篮子油条回家去。 走在路上,我在默默地想:这一家人家,人口这样多,吃一次油条,就要三四 十根,对手里没有现钱的农民来说,也真不容易。又想:她家十三口人,除了管家 的二嫂子、小孩子和琴,人人都出工,有七个劳动力,尚且这样穷,那劳动力少的 人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也难怪农村姑娘愿意嫁给挣工资的,现实生活告诉她们, 公社社员的生活,就是不如工厂工人嘛。 一篮子油条,又一次赚来了一家大小的欢声笑语。不一会儿,就被抢了个一干 二净。看样子,就是再买上四十根,也一样能够吃得光光的,绝不会剩下。 一边吃饭,我一边告诉老丈人今天的活动计划:带琴进城去给她买一些去新疆 要用的东西。老丈人再三解释他家里实在是太穷,姑娘这样大了,也没件好衣裳。 我笑着问他: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老头儿也笑着说:“按理我不该 这样说,不过现在你是我们家的人了,用不着跟你说那嘴不对心的瞎话。我不说别 人,单说我家,那会儿我一个人在城里拉车,我爹再种点儿菜卖卖,我还要攒下钱 来盖房子、娶媳妇儿,如今七八个人干活儿,却只够啃窝头的。房漏了,早就该翻 盖了,可是没钱,只能眼看着它漏,没辙。” 我问:“你们村里,以前有多少地主?”老丈人说:“北京朝阳门外,穷人多 地主少。解放前,我们村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只有四五家小地主、小富农,不过 穷的并不特别穷,富的也都不太富。差别只在房子的大小和牲口的多少上,要说吃 的和穿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地主家里,也不是天天吃大米白面。跟你说也许你 都不相信:我们村南就是通县到北京城里的大马路,过往的大车多得很,这些财主 家的老太爷,个个都是每天一早就起来去拾粪,不拾上一筐粪不回家,白天还要跟 着长工下地干活儿,勤力得很。到了冬仨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有人穿上破棉 袄进城去要饭呢。不过那不是因为没吃的,要回来的剩饭剩馒头,都用来喂猪了。 如今嘛,这些地主、富农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地主了。” 我有些不明白,又问:“从前那些地主都死了,只剩下一个还没死,是吗?” 老丈人风趣地笑笑:“现在全中国不就一个地主了吗?我们全家都给这一个地 主扛长活儿。” 我立刻明白了老丈人话中的意思。心想:农民的语言,自有他的特色。不过这 话要是知识分子说出来,不打你一个反革命,至少也是个大右派。 早饭之后,我和琴一起坐车进城。 我有个老朋友叫杨超,一九五三年,我和他都是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的教育干 事,不过他在校部,我在班里。他是个研究老子哲学的青年学者,原是南京中央大 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侯外庐的秘书,也是侯外庐著 《中国思想通史》的四个执笔者之一。他住在府右街枣林大院一号。他夫人顾桂菁, 是北师大的英语教师,云南人,“衣”、“迂”不分,老把“剧院”说成“妓院”, 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划右以后,只有他们夫妇还敢与我继续来往。我在教养期 间,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曾经给他写信求援。难得他不避嫌疑又冒着烈日 到德胜门外土城劳动教养收容所给我送吃的。可惜他太老实,不知道公安局里的规 矩,仅仅因为不是我的直系亲属,不但不许接见,连送给我的东西也不许留下。一 九六三年秋天我解教摘帽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去看望的老朋友,就是他。后 来我把一套跟着我在劳改农场旅行了好几年的《鲁迅全集》和一本郑易里编的《英 汉大辞典》送给了他。另一个是我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在南苑空军机场工作,我 与他联系上以后,说定了在天安门金水桥上见面,他后来知道我是摘帽右派,那一 天他就没敢露面。这也难怪,当时的右派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谁都怕沾上。像杨超 这样不怕受株连的朋友,是不多见的。 那天是星期一。我知道杨超以在家里研究写作为主,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撞 上门去再说。一进门,不料他们两口子都在家。我简单说了说我被批准去新疆以及 临时抓了个老婆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个老婆连身上的衣裳都不多,必 须给她买些衣服和用品,请他支援。杨夫人二话没说,当时就到银行取出一百块钱 来交给我。──那年月,一百块钱,可比现在的一千元还管用啊。 可惜的是,杨超在不久之后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现在他夫人和儿子杨治梵都 定居在美国,与我已经失去了联系。 接着我们去了府学胡同焦守信家。他们两口子是我们的介绍人,我们的闪电式 婚姻,居然连媒人也没谢一声就入了洞房,当然是有悖常礼的。焦守信正在家里, 他夫人上班去了。他听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完成了无仪式婚礼,似乎一切都在他的 意料之中,只是傻笑。他的家里四世同堂,住房狭窄而拥挤,无法回旋,因此我们 约他两口子中午的时候到魏家胡同五号琴的一个本家内侄家里聚会。好在他夫人上 班的地方离家很近,只要打个电话告诉她地点就可以。琴的这个内侄名叫家彬,两 口子都是盲人,年龄比琴要大许多。琴退职以后,曾经在他家里帮助照看两个孩子, 跟琴的关系相当好。 我们到菜市场买了几个半成品菜和一些熟食,又买了两瓶葡萄酒,就到家彬家 里。家彬听说四姨有了丈夫,责怪她不早通知他。琴就蒙他说,朋友交了很久,本 来还不想这样仓促结婚的,只因为我要调到新疆去,所以不得不提前结婚,所有亲 戚朋友都来不及通知了。今天就是特地来补这个礼的。于是我们两个立刻动手,好 在都是半成品和熟食,只要炒一下或者分装到盘里就可以了。一切就绪,焦守信两 口子带着女儿小丽娟正好来到。 这是一桌“不成敬意”的谢媒酒。因为不谢不像话,可是这样的谢法呢,依旧 是“不像话”。好在小焦与我是老朋友,又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急就草”, 只好草中带草,草草不恭了。 饭后我们赶紧去买东西。我兜儿里多了这一百元,就可以大胆地买东西,不用 害怕把积蓄花完了无法给琴留车票钱了。 尽管那时候物价便宜,但我知道一二百块钱要采办嫁妆,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特别是手表,一块国产表都要一百多元,进口的动辄二百多。难怪那时候“三转一 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姑娘嫁人索要的主要彩礼。为了省钱, 我除了带她到百货商店购买新的内衣内裤、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单衣单裤、汗衫、 袜子、围巾、手套、布鞋之外,又带她到菜市口拐角的委托商行去买手表。一块苏 联产的女式小方表,样子挺好看的,只要十五元,拿到钟表店请师傅看过,证明没 有问题,就买了下来。又看见一件狐皮大衣,蓝卡基的面子,还不太旧,只要四十 五元,狠了狠心,也买了下来。琴已经知道我的经济实底,倒没有埋怨我给她买的 是旧货。一算账,共计花了二百多元。按理说,也应该给她家里每人买点儿礼品, 但是我只剩下一百多元了,这是必须留给琴万一要从新疆跑回来好当车钱,绝不能 动用,再说,她家的人也实在太多,每人都买我没这样多的钱,只给这个不给那个 又不合适,只好干脆都不买。反正他们家谁也没给我们送任何礼品,四姑娘出嫁, 就好像没那么回事情一样,那么咱们就两下里拉平,谁也不送算了。 等到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到三间房,家里人也都收工回家了。我一看桌上放的 都是素菜和贴饼子,知道昨天的剩菜中午已经打扫干净,就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和 一包酱牛肉。不管怎么说,在这三天之内,即便天天吃贴饼子,至少菜总不能太素 吧。 吃晚饭的时候,老丈人说,已经托便人带信儿给大姐,告诉她四丫头已经出嫁 并要远征新疆的消息,大姐带回话来,要我们明天下午到她家里去。因为大姐夫要 上班,白天不便请假,下午早点儿回家,争取与我们见一面。琴也说只有一天就要 离开北京了,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谁也说不准,因此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必须在明天 去见见。这样,明天一天的日程,就这样安排好了。 吃过晚饭回到我们的“新房”,琴就把我们买回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给两 个妹妹看。老丈人走来看见床上堆满了东西,就让老丫头到他房间里把一只旧樟木 箱子抬了过来,说是给琴装衣裳带到新疆去的。这只箱子,与她们架在铺与铺之间 当桌子用的那只一模一样。老丈人说:这还是他老伴儿当年的嫁妆,东西虽然旧, 但却是真樟木的,这样的东西,现在是买也买不到了。再说,这也是一件“念心物 儿”,往后远离家乡,看见这只箱子,就好像看见家人、特别是好像看见母亲一样。 他的一番话,说得琴眼泪汪汪的。我心里明白,尽管她因为没有收入在这个家庭中 不太受抬举,但终究是骨肉情深,一旦分离,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那是瞎话。 当天夜里,我们老节目重演,依旧是四个人住一屋,等到天亮之前两个妹妹出 工去之后,我们才插上房门,共赋《燕尔》、《于飞》。 第三天的行程倒是不短,我们一起去看了琴的几个好朋友,大都是与她一起从 公汽六场退职回来的农村女青年,有的住在通县,有的住在东坝河。小姊妹分手, 居然比亲姊妹还难分难舍,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可不是么,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 她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能不能够回来? 中午是在一个叫李淑兰的家里吃的饭,我去买的熟肉。她比琴大一岁,长得相 当漂亮,特别是她那个八九岁的小妹妹,滚圆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得出 奇,好看极了,简直活脱脱的一个小天使。但是她家似乎比琴的家里更穷,院墙倒 了,都无力修好。她是长女,下面一大帮弟弟妹妹,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她被公 司辞退以后,又遭受离婚的打击,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她倒是佩服琴有决心、有 胆识,并不讳言当时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她也愿意与琴一起去新疆。可惜时间太晚 了,要不,去新疆的人中没抓到媳妇儿的还大有人在,满可以让她挑一个的。 下午四点,到了她大姐家。不久大姐夫回来了。大姐夫也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 似乎还是个小小的干部。听说我是个摘帽右派,又是“支边人员”,嘴上不说什么, 脸色神态就有些变化,说话也只以“嗯嗯”为主,不多发表意见了。当时的社会风 气如此,我是见怪不怪,早习惯了。何况那时候正是“文革”的第一个高潮,讲究 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在他的心里,也许正埋怨老婆不该把这个右派妹夫招进 家里来呢。 在这样的人家里我坐不住,所以吃过饭以后,就借口天黑得早要琴快点儿回去。 临走的时候,大姐拿出两双纯白色的线袜来送给我。我虽然不迷信,但也觉得与 “结婚礼物”特别的不协调,可又不能不要,只好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