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被封锁消息的“兰州事件” 两天之后,去新疆的人终于上车走了。听说是半夜里在黄村车站直接上的火车, 而且听说是由解放军押送的。当时的说法很多,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同志”了, 就不应该再用解放军押送。我倒认为:既然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系统,接 送的时候由解放军带队,不能理解为押送,何况这也算是军事行动,军队讲究组织 性、纪律性,不由解放军带队,只怕还管不住这些“闯将”们。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这期间我回过两次家,依旧先是四个人同住一室,然 后天亮之前再同床。琴已经与所有该道别的朋友都道了别,但是第二批去新疆的消 息却一直没有。如今是连新疆来的政委也走了,想找个人问问也没人可问了。 就在我第二次回家之后返场,团河农场已经是传说纷纷。因为有许多人回家之 后收到了新疆来信,终于得知这次去新疆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路上发生的重大情况。 综合各人收到的来信,情况大致是这样:那天上火车,确实是由解放军押送的。 上车之后,每节车厢都由两名带枪的解放军把守,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上了锁,不 同车厢的人不许来往,进站停靠之后也不许任何人下车。理由是为了安全和便于管 理。因为这是一次军用专列,是在班车之间“插空”行驶的,没有固定的停靠与开 动的时间,说停就停,说开就要开。有时候只停三五分钟,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小 时。 开头一两天,大家都忍受了。两天一过,大家感到憋得难受。特别是上车之前 发的七天干粮,都是些馒头、烙饼、饼干之类,第一是干得不行,第二是车厢里空 气热,焐在口袋里,都有些变味儿了。因此每逢进站停车,许多人都要求下车买点 儿吃的东西,顺便活动活动腿脚。但是这样的要求,却得不到警卫战士的许可。他 们口口声声只说这是上级的规定,进站以后,任何人不得下车,以免有人掉队。因 为车子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 经过这样几次三番的交涉,都得不到允许,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开头只是一些 “小哥儿们”吵吵,后来连老成持重的人也憋不住了。牢骚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第四天,列车进了兰州车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既不开门,也不开走。几个“小 哥儿们”再也忍不住了,就从车窗往外跳。有人带了头,就有人跟着。不一会儿工 夫,月台上就到处都是“兵团战士”了。好在他们下车以后,不过是买点儿吃的, 顺便活动活动腿脚,并不是想逃跑或闹事。但是负责警卫的解放军见“跑了人”, 当然要出面阻止。于是“兵团战士”们先是和警卫战士们戗戗了起来,继而双方动 了手。警卫战士虽然手上有枪,但是上级并没有下达开枪命令,实际上他们并不敢 开枪。再说,每节车厢中只有两名战士,而且分守在车厢的两头,而车厢里面,却 有上百名从前的劳改犯、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而其中多数人则又是在北京城 “玩儿闹”惯了的“小哥儿们”,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一忍再忍,忍了三 四天,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既然戗戗了起来,其中有几个脾气暴躁的, 惯于犯浑闹事的,就一哄而上,把警卫战士手中的枪夺了过来,然后打开车厢门, 一哄而下。 一节车厢闹开了头,别的车厢也照此办理,不一会儿工夫,警卫战士们手中的 枪,大都被“建设兵团战士们”缴了械。于是兰州车站月台上,到处都是乱窜的 “小哥儿们”了。 兵团来的政委一看事情不好,立刻向当地驻军求救。据说不久之后当地驻军派 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当然这只是人们按当时的军人数量估计的,并不准确),企图 以武力“劝说”下车购买食物的人回车厢中去。可是这些毛头星们既然做开了头, 谁是那么听话的?驻军无奈,只好开枪。据说开头不过是朝天开几枪,无非是恐吓 恐吓,并不真想杀人,没想到手里有了武器的小哥儿们,一看对方先开的枪,立刻 也开枪还击。这一来惹恼了驻军,正式下令“镇压叛乱”。既然被称为“叛乱”, 那枪子儿可就不是朝天飞,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往人们的肉体内钻了。 月台上登时乱了套。有枪的躲在柱子或掩蔽物后面打冷枪,没枪的四处乱钻, 有躲到车厢底下的,也有逃进车厢里面的。一场混战的结果,终于因为双方实力悬 殊,夺过来的枪并没有几颗子弹,于是持枪的、为首的,都被绑了起来,没枪的、 只为透透空气而下车的,则统统被赶上了车。──这一场事端虽然前后不过个把小 时就平息下去,也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导过,但是却被称为是“兰州事件”,事后 在建设兵团作为一件大案进行处理,为首者若干人被枪毙,若干人被判刑,还有的 进了学习班被批斗。据说小改就是这次事件的“为首肇事者”之一,已经“死于非 命”了;程志雄并不是为首者,充其量不过是“支持者”而已,只要检讨一下,估 计是能够过关的,但是他却“畏罪自杀”了。──传闻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消 息来自亲历者和目击者,基本情况应该属实。 至于到达新疆的人,据与我同班的右派朱源(划右以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一 九八○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延庆县体委工作)给我写信说,他们被输送到南疆的 大森林里去伐木,那里离乌鲁木齐坐汽车要开六天,只能看见半个月以前的《人民 日报》,什么蔬菜也吃不到,天天吃罐头,每天除了砍树还是砍树,人就像机器一 样,或者说像牲口一样。但是那地方四周无人烟,想逃也逃不出来。凡是到了新疆 的人人人懊悔,劝我尽一切可能千万别再去。 关于这种传说,队部、场部当然都知道,但也不见有哪一位首长出来解释或辟 谣,而是采取“黑不提白不提”的回避政策,根本不提此事。 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一方面是建设兵团不想再到团河农场来“招兵”,一 方面是即便还来动员,还来叫“同志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积极响应了。多数 人估计不会再有第二批,事实上也没有再开动员会。 尽管领导上对这件事情采取“回避政策”,不再提起;带家属的这一次没有去 成,纷纷念佛,大为庆幸;但是我却不能不提这件事。如果不动员我去新疆,如果 不说带老婆到新疆有工作,我是绝不会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违心地“抓”一个老婆 来的。因为我“抓”了个老婆,导致我不能去新疆;既然去新疆是这样的结果,应 该说这是“歪打正着”,是琴救了我。琴是一个大功臣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我不 去新疆,就只能在团河农场继续当我的“一级园林工”,只能继续每月拿三十二元 工资。换句话说,我继续在团河当工人,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养活一个老婆的。 事情既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办成了这样,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仅 仅是订了婚,还没有入洞房,说明情况,退婚也就是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又比较特 殊:明面儿上我们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同床,实际上暗渡陈仓已经非止一次,琴已 经实实在在地是我的老婆了。如果到了新疆以后她不满意,要求跑回来,那是她主 动,而且是与家人在一起协商好了的,在道义上我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是没去新疆, 我怎么能够以无力负担作为理由来解除婚约、来否定这宗既成婚姻呢? 我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