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惨淡经营穷安家 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正在白热化,我们不再去新疆的事情也逐渐 明朗化。以前每次回家,都告诉家里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 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隐瞒下去了,因此第四个休息日我回到家里,把这些日子来所 发生的情况跟家里人都说了。我的原则是:是怎么回事情,就说是怎么回事情,绝 不隐瞒。该怎么处理,一是我听家里的,二是我绝不推卸责任。 琴首先表态:既然已经决定嫁给我而且事实上已经嫁给我了,不管发生什么变 故,都要跟着我。老丈人接着说:既然去新疆的结果是这样,不去倒是幸运。如今 眼前要办的事情,是赶紧去领结婚证,不要拿官盐当私盐卖,不要把合法婚姻变成 非法同居。至于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古话说:船到桥门自会直,先不要想那么多, 只能一步一步走着瞧,总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也绝不会“嫁出去的女儿泼 出去的水”,从此不管琴的事情。 既然琴本人和老头子都表了态发了话,其余人也不便说什么。我心里明白,这 种兄弟姊妹合在一起过的大家庭,谁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儿,可又谁都不愿意出头 露面。好在老丈人眼下还主事,只要老头子不死,至少琴还不至于被轰出来。 我们当即商定,琴这边先找大队开结婚介绍信,然后我们到大兴县登记结婚, 喜事就在农场办,家里不再举行婚礼了。 我把近日来的一连串变化,写信详细告诉了我的父母亲。 几天以后,琴果然带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到农场来了。前面说过,不论是队部还 是场部,对于就业人员的结婚问题,采取的是既支持却又不积极支持的策略。说支 持,指的是就业人员要结婚,只要女方开来了介绍信,农场一定也开男方的结婚介 绍信。这叫“道义上”的支持;说不积极支持,指的是队部或场部绝不参与任何婚 礼,干部们绝不来吃一块糖,抽一支烟,也不提供任何方便,包括居住、交通、饮 食、礼仪等等“物质上”的支持。我拿上琴的介绍信,到场部顺利地开来了我的介 绍信,然后一起到大兴县民政科去登记。 那一天,正好是大兴县的县长、书记被游斗的日子,我们还没进县政府,只见 一帮人敲锣打鼓地从县政府里涌出来,以红旗为前导,县长、书记头戴纸糊的大帽 子,身上挂着牌子,被“革命造反派”押着游街。我们估计今天县政府里面一定没 人办公,抱着姑妄试之的想法进去一看,民政科内居然还有人留守。我们问结婚登 记在哪里办,那人把我们的介绍信要过去看了一下,只问了一句:“你们可是自愿 结婚的?”我们同声回答:“是自愿的。”那人就没再问,拿出大红色的结婚证书 来填上,问我们要了两角钱,手续就算办完了。我们没想到办结婚登记原来这样简 单。我估计,要不是县长、书记被游斗,至少还要多问几句的。 从县政府出来,我们买了几盒烟、几斤糖,又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的合 影,就算是结婚照了。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完,回到中队,我却为把新房做在哪里 犯了愁。中队根本没有一间空房,即便有,队部也绝不会答应借用。因为事情明摆 着,只要一借出去,想收回来就难了。想来想去,只有“气迷心”用过的那半间工 具房还有可能借来。但是我与工具员的关系不怎么“铁”,怕碰钉子,想到班长王 一民与工具员是多年的老朋友,就托王班长去说情。王班长却帮我出了个主意:找 食堂管理员借用澡堂子。 前面说过,我所在的二中队,以前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的机关农场,是 干部们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蔬菜瓜果的生产基地。后来农场撤消,房和地都交给 了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二中队。因此,在二大队的各中队中,二中队的居住条件 和生活设施是比较好的,不但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食堂(别的中队只有做饭、卖饭的 伙房而没有可以放桌子坐着吃饭的食堂),而且还有一个澡堂子,内外两间,内间 是水池子,外间是换衣服用的,有铺板和凳子。澡堂子归食堂代管,每星期开放一 次,平时锁着。食堂管理员马义扬也是个右派,与我的关系比较好。我去与他一说, 他只要求我第一不要长期占用,第二到了洗澡的日子一定要把铺盖搬出来。我一保 证,他就把澡堂子的门给开开了。 我把我的铺盖搬进澡堂子,同时宣布:“文革”期间,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今 天结婚,不敢散发喜糖,但是谁进我的“新房”,烟和糖还是有的。 王班长也是个热心人,他请宣传员用大红纸写了一张贺词,贴在我的“澡堂子 新房”内,然后让班内的人分批到我的新房来祝贺,还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喧哗打闹, 以免队部干涉,自讨没趣。 那时候,果园里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园林工白吃葡萄,那是公开的秘密,虽 然是在“文革”期间,也禁而不绝,看见那最大最好的,往大衣兜儿里一揣,就带 回来了。因此,在我的“澡堂子新房”里,各种品种的葡萄都有,当然都是“哥儿 们”送来的贺礼,而且只能藏在铺底下,不能公开地放在明面儿上。 “老就”结婚,按例也有三天假期。这时候城里到处在斗黑帮、扫四旧,老舍 已经跳湖自杀,北海公园已经被江青一伙儿独占,进城没什么地方可玩儿的了。于 是我干脆用自行车带上我的新娘子到团河农场四周去转转。离农场东面不远,有一 个团河行宫,本是清代皇上秋季狩猎之后的休息场所,如今是团河农场的酒厂所在 地,虽然没有经过修整,不过也有苍松古柏荷花池,池中游鱼可数,池边垂柳依依, 御碑亭中还有乾隆御笔书写的石碑,不是风景区,也是名胜地。如此广阔的一处胜 迹,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闲逛,多么逍遥! 在“老就”们的婚礼中,除了张永贤结婚办得最风光热闹之外,就数我的婚礼 办得最“自在”了。 三天一过,我应该出工了。琴反正没事可干,就跟我进果园,帮我采摘或疏果。 她是个不领工资的义务工,别的没有,葡萄管够,品种繁多,喜欢吃哪种就吃哪种。 琴的一生中,恐怕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多这样好的葡萄吧。 不久就到了我们的休息日。我用一毛五分钱一斤的“内部价格”买了两箱子葡 萄,每箱二十斤,当然都是最大最好的,又用五分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箱子疏下来 的葡萄珠儿,也是二十斤,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我买的那箱子葡萄珠儿,是精 选的。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葡萄上市之前,要经过一道“疏果”的工序,把未熟的 青粒或太小的葡萄珠儿剪去。出口的葡萄,凡是小于一分钱硬币的葡萄,都要剪掉。 那时候,二中队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给市政府某首长疏剪“特供”葡萄,每天四 箱,每箱二十五斤,每天下午由首长秘书开着小车来取走,当然是不给钱的。或者 说是“统一划账”的。这种“特供”葡萄,要求比出口葡萄的个儿还要大,因此规 格和档次往上提,凡是小于二分钱硬币的葡萄珠儿,都要剪掉。我专门用一只箱子 把这些小于二分钱硬币的葡萄珠儿装起来,装满了一箱,让统计员检查过,然后以 五分钱一斤的“官价”买下。这种葡萄未经授粉,个儿虽然小,但是没有籽儿,吃 起来则一样甜,因此实际上是“价廉物美”的好东西,是穷就业的带回家去给孩子 们吃的最好的礼物。 两天休息日转眼过去,等到我们从家里回来,食堂管理员通知我:由于他自作 主张把澡堂子借给我作新房,队长已经批评了他。他也没想到琴回家以后还会回来, 已经答复队长“下不为例”了。琴跟我回来,如今却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怎么 办呢? 采摘期间,几个水泵房都已经住进了看守果园的人,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房子。 考虑了半天,毫无办法。这时候王班长给我出了个主意:住狗舍去。 就在二中队的东边不远,有一排很漂亮的房子,洋瓦的房顶,绿漆的门窗,每 间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围着绿色的铁栅栏,只是房子和门窗都比通常的 房屋要小三分之一。猛一看,倒像是“微缩”了的标准住宅的模型。其实这是专门 养狼狗的狗舍。 据说,公安局用的警犬,有的是花大量外汇从外国进口的,要求很高,不但要 保持品种纯,而且不许接触太多的生人,因此每头警犬都有一间房间,由专人饲养, 那伙食标准,比三个四级工就业人员的工资还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警犬都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狗舍一直空着。前一段时间,也曾经有几个“小哥儿们” 和“天堂神女”在这里鬼混过。反正门没锁,只用一根铁丝拧着。如果不嫌矮,比 住水泵房还舒服。 我犹豫了许久。一种“人不如狗”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跟 琴商量:要么让她回家去,要么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她说她不想回家,愿意跟 着我。我带她去看了狗舍,房子还真不错,虽然矮了点儿,也有两米多高,一个人 是站得直的,比上海的穷人住的“阁楼”强多了。可我们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 而且是新婚夫妻,住进了狗舍,总觉得太“那个”点儿。琴虽然没有工作,但总还 不是“天堂神女”,让她住进“狗窝”里,我也觉得太对不起她。世界上哪有新婚 夫妇是在“狗舍”里“度蜜月”的呀?可是她嫁给了我这样的“摘帽右派”,却连 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耻辱,但是对她来说,却是莫 大的羞辱,至少是痛苦。 琴站在狗舍面前一句话没说,两眼却湿润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狗舍再好, 终究是给狗住的,尽管我当时的处境和身价都不如一条警犬,但我究竟是一个人而 不是一条狗,让两个人而且是“新婚夫妻”去住狗舍,未免过于丧失人格。无可奈 何之下,我只好决定立刻送她到汽车站,让她先回家再说。这时候天还不黑,晚了, 怕郊区车没了。 正在这时候,炊事员老钱推着泔水车喂猪来了。原来狗舍的尽西头一间,喂着 二中队食堂的两头“伙食猪”,也就是利用食堂的泔水喂养的猪,归食堂所有,与 中队办的猪圈不相干。老钱的“家里的”就住在黄村一街,而且是街道的积极分子, 因为行动快速,外号人称“快颠儿大妈”。“颠儿”是北京土话,有“行走、小跑” 的意思。──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老钱见我们两个站在狗舍前面发呆,就问我在这里看什么。我也不隐瞒,以实 话相告。他听了,摇摇头说:“这里怎么能住人?甭说房子太矮,憋气得慌,就是 高高大大,总是狗舍不是?再说,这里四面没人,离中队又远,你们住在这里,也 不安全。弄得不好,转眼间连被褥都会不见了。”他沉思了一下,又说:“这样吧, 让你媳妇儿今天晚上在我家凑合一夜,明天我让我家里的替你在一街找间房间住。 哪怕小点儿呢,总是正经房子不是?”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有人伸出了援救之手。 等老钱喂完了猪,我和琴就跟着他到了黄村一街。 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农村小街,很窄却很长,北头直达村外田野,南头则与黄 村大街相通,基本上与村外新修的公路平行。说它是“街”,其实两面根本就没有 商店,都是农户。我在大兴县住了那么多年,不但没走过这条街,甚至不知道还有 这么一条“街”。好在老钱家住在一街的尽北头,离二中队特近,出了农场管区, 穿过马路,再走几分钟就到了。 第二天一早,老钱来上班,告诉我昨天晚上他老伴儿就已经给我找定了房子, 就在他家隔街的西面,是一间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披屋,琴也已经去看过,点头认可 了,给房东说定的房租是每月四元钱,另外加电费一元钱左右。吃过中午饭,让我 自己去看看,没意见,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连连道谢。没想到他老伴儿办事这样快,真是“快颠儿大妈”,名不虚传。 马上就要出工,上午是没工夫去看了,一切等中午再说。 九点多钟,琴找到果园里来了。这几天,她几乎天天帮我采摘疏果,不花钱的 葡萄足吃,对果园已经很熟,道口上几个值班的也都认识她,不会拦阻。她一面疏 果,一面跟我描绘那房子:虽然是西披屋,面积也小了点儿,但在院子里面,有围 墙、院门,不是篱笆墙,跟街路并不直通,在农村还算是比较严谨的。缺点是木板 门,门上没有玻璃,窗户是方格子的木窗楞,只能糊纸,也没有玻璃,所以光线暗 了点儿。我说:“四块钱一个月的房钱,能够租到就不错了,哪儿还能挑这挑那的? 我犯愁的,不是房子不好,是一点儿家俱也没有。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去新疆要用 的东西了,如今新疆不去,却要买家里动用的东西,这笔钱,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出 呢!” 我这话,其实是说给大家听的。琴知道我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那是她万一要 从新疆逃回来的路费。如今“后顾之忧”倒是没有了,这笔钱,当然可以用来“安 家”的。 吃过中午饭,琴带我到一街看房子,当然同时也要拜访房东。房东叫周广金, 虽然家住农村,却是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一个星期只回来一次,家里的事情都是 房东大嫂作主。家里还有她婆婆和好几个孩子,大的已经十四五岁,最小的小姑娘 才四岁。昨天晚上,“快颠儿大妈”就是带着琴来找的房东大嫂。房东大嫂也是个 极痛快的人,听“快颠儿大妈”说我们结婚以后没房子住,就一口答应,对琴说: “只要不嫌房间小,你们搬来住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们来了,我们还图个人 多热闹呢,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最后还是“快颠儿大妈”给说了个每月四元的价, 大嫂也二话没说,就点头答应了。 大嫂领我看了看房间,里面还堆着一些杂物,看样子以前是小厨房,后来当作 储藏室用了。这房间,的确如琴所说,关上房门,暗得就像地洞一般。不过我有办 法:房间里四面糊上白纸,窗户不糊纸,改为半透明的塑料布,房间里面立刻就会 亮堂起来。我还有一手绝活儿:在房顶拉几根细铁丝,在铁丝上糊上一层旧报纸, 干了以后,再糊一层白纸,不用吊顶就是一个“顶棚”,也能够增加亮度。我关心 的是房东能不能提供一些床铺桌椅板凳之类的家俱。大嫂笑着说:她自己睡的也是 大土炕,家里缺的就是桌椅板凳。这个忙,她帮不上。不过她却给我提供了一条信 息:大红门木材厂,每天清早处理不成材的木板,也有六尺多长一块的,每块不过 一两元钱,买那么七八块,就够一副铺板了。再买几根方子,也就是方形的短木料, 钉两张搁凳,把铺板架起来,不就能睡觉了么?不过这种木材眼下很缺,去买木料 的人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等天亮了一开门就蜂拥而入,买木板像抢的一样,好点儿 的,一会儿工夫就抢光了。所以要去的话,必须早起,去晚了就没了。 我谢过大嫂,当时就付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打发琴先回家,要她在这段时间 内到朝阳医院去放一个节育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怀了孕。跟她说定:等我 把这个“窝”絮好了,到了下一个休息日,再让她到这里来住。 我把情况向小王队长汇报了,要求适当给一些时间。队长倒是挺同情的,因为 我是个“极听话的”标准型“老就”,从来不惹事儿,没给队部添过乱。何况这一 次我是因为去新疆而娶的老婆,如今突然变卦,去不成了,“善后问题”,农场不 能不管。我没找队部闹去,就已经很客气了,给点儿时间用于安家,怎能说不许? 一连几天我就忙这些事情。木板和方子都买来了,再买一斤寸半钉子,从房东 处借来锯子和锤子,钉了两张搁凳和两张方凳,床铺支起来了。剩点儿木料,又钉 了一个书架子。我的财产中,除了被褥和一个皮箱之外,还有几捆书。我的“新居” 中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文化气息。尽管忙得没工夫看,哪怕就拿它当“新 房”的摆设,也是好的。 “家”的概念,第一是睡觉的地方,第二是吃饭的地方,特别是有了老婆以后。 如今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要在家里吃饭,就得有锅碗瓢盆, 还得有炉子煤炭。何况天气一天天冷了下来,即便不做饭,总也得取暖不是? 锅碗之类好解决,价钱不太贵。一口小铁锅,当时不过卖一两块钱,加上全套 炊具,有十来块钱勉强够了。难办的是火炉。当时一个铸铁的新火炉,要卖十多块 钱,新的铁皮烟筒,也要两块多钱一节,买四节就要十来块。单这两项,就要花我 半个多月的工资。尽管我手里还有几十块钱,但总不能全部花光了,不能不防个万 一。“开源”是无望的,只能在“节流”上想想办法。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那时候,黄村汽车站对面,有一家很大的废品收购站,不但收购各种废品,也出售 收购来的废品。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开发不尽的“富矿”。五十年代,北京 的居民冬季取暖和做饭用的大都是“花盆炉”:生铁铸就,下面是三条半尺来高的 炉腿,中间的炉身周围套着一圈儿像草帽沿儿似的铸铁花边儿,可以用来烤馒头片 之类,所以叫做“花盆炉”,上面是方形的炉盘,有三四个炉圈儿,后面加一个拐 脖,可以接烟囱。后来出现了新式的取暖做饭两用炉,炉腿取消了,炉身加长,增 加了散热量,于是这种老式的“花盆炉”就逐渐被淘汰了。而废品站中,却不乏这 种炉子。那是当废铁收购进来的,当然大都残缺不全。好在它数量多,只要肯花时 间翻,东拼西凑,还是可以凑全的。废品站收购废铁是几分钱一斤,卖出来也不过 一毛钱一斤,一只二三十斤重的铁炉子,有两三块钱就买回来了。再买几毛钱青灰 镗一镗炉膛,就跟新的一样使。铁器无新旧嘛! 废品站里也有旧烟筒。当然都是使用多年,有了窟窿,无法再用的。不过有的 是半截儿烂了,半截儿还可以,或者只有少量的几个小窟窿。我就把这种烂烟筒买 回来,剪去朽烂的部分,半截儿半截儿地接起来,再用旧布条儿蘸上石灰浆,一圈 儿一圈儿缠上,外面再刷一层石灰浆,做到绝不漏气,把比较新的一截放在最下面, 承受比较高的温度,廉价的旧烟筒,就又可以当新烟筒使了。只有铁拐脖无法用旧 的改造,必须买新的。 房东大嫂过来看了,说我这是“舍命不舍财”,这样的烟筒也敢用,一旦煤气 泄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她哪里知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身上无钱,寸步难 行啊。不过我对自己的“产品”倒是信心十足的,知道它绝不会漏煤气。退一步说, 即便真的让煤气醺死了,也是因为贫穷而死,对穷人而言,不正是“死得其所”么? 人离不开水。有饭吃,还得有水喝。要烧水,最好有一把铝壶。用铁锅烧水, 不是有油腥味儿,就是有铁腥味儿。但是买一把铝壶,价格也是十多元。小点儿的, 也要七八元。这对我这个每月只挣三十二元还要养个老婆的穷光蛋来说,简直是奢 侈品。后来发现废品站中有好多没底儿的破铁壶。这也是早年“老北京”们使用的 东西,后来有了铝壶,铁壶渐渐地没人用了。这些破铁壶,有的壶帮还挺好的。我 就花几毛钱买回一把来,敲去沉积的水碱,到工具房找块薄铁片儿,自己学着换壶 底。叮叮噹噹地敲打了一个多钟头,壶底换上了,外面抹上点儿油灰,烤干了装上 水一试,居然不漏!没想到“小炉匠”的手艺并不难学。后来我给人家换过好几把 铁壶的壶底儿,手艺也越学越精。张永贤搬来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时候,他家的铁 壶也是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并由我给他换的底儿;李喜兰女儿下乡插队的时候,带 走的洗脸盆,也是我换的底儿。换脸盆底儿更容易,找两个罐头盒儿拆开一拼,剪 圆了,咬上口,抹点儿油灰,一小时不到就换一只,一分钱不花。那年月,我义务 劳动帮人家换的脸盆底儿多了去了。 将近半个月时间的惨淡经营,除了队部特批的三天事假之外,我利用午饭和晚 饭的饭后休息时间,像燕子垒窝一样,一口一口地絮我的“窝”,总算四壁和房顶 都糊上了白纸,窗户也钉上了半透明的塑料布,四尺来宽的床铺,也足够两口子同 时躺下了,锅碗炊具,也勉强凑齐了,米面芝麻酱之类,也按定量向食堂买来了, 除了还缺一张桌子,只好用琴的陪嫁──那口樟木箱子暂时代替之外,我的家,已 经颇像一个家,甚至可以自豪地说:并不比当地贫下中农的“家”差多少呢。 到了休息日,我不但已经把“新房”布置得井井有条,还从果园里偷偷儿拿出 两个葡萄筐来,用铁丝拧上两根木棍儿做成一副架在自行车后架上的“驮筐”,到 黄村煤店买了两百块蜂窝煤(那时候蜂窝煤还不定量供应,给钱就卖),生上了炉 子,炖上了一锅骨头汤,只等琴来擀面条了。──那年月,食油是定量供应的,每 人每月半斤。我自己开伙以后,食堂虽然按月退给我油票,可是根本不够。肉铺里 卖的大骨头棒子,七分钱一斤,花几毛钱熬上一锅汤下面条,可以不用再加油,熬 过的骨头拿到废品站去,还能卖四分钱一斤。所以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 买些大骨头来熬汤,而片儿汤、贴饼子,则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演 出。 下午四点多钟,琴和她的大妹妹一起来了。家里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只会花钱不 会挣钱的姑娘,希望她早日离家,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却又有些不放心,所以责 成五妹一起来看看。五妹比琴小三岁,胖嘟嘟的,不但身体好,做饭也很利索,和 面、擀面、切面,一会儿工夫,面条就下锅了。尽管只有白菜、酱油,因为有大骨 头汤,味道还可以,姐儿两个吃得还挺香的呢。 五妹也和她姐姐一样,喜欢唱歌也善于唱歌,还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 唱演员。姐妹俩一高兴,引吭高歌,加上我的男高音伴唱,“新房”里搞得喜气洋 洋,不但把房东的几个孩子都引了来,连房东大嫂子都站在房门外面听得笑眯眯的。 当天晚上,四尺宽的一张铺板上,愣是挤着三个人睡觉。我心里暗暗好笑:头 一次入洞房,是三个姑娘陪着我;这次算是有了自己的“新房”了,第一次进“新 房”,居然还有个“第三者”睡一床! 这时候,张永贤也已经从三余庄调到了二中队,出任二班班长。他见我在黄村 安了家以后,早上来上班,下了班就回家去,生活上自由多了也舒服多了。更主要 的是:张永贤的家安在延庆,不但休息日回家很不方便,夫妻二人分两地生活,开 支也大。因此托我在黄村也替他找间房子。 我的房东周广金,有个弟弟叫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而且是并 排的。我知道周广银还有一间朝北的南房,面积比我租的一间大些,里面还有一张 床。经与广银商量,同意租给张永贤,房租每月五元。于是不久之后,张永贤也搬 来黄村,与我同一院居住了。 我还有琴的一只大樟木箱暂充桌子,张永贤则只有床而没有桌子。他已经有一 个儿子,房间里没张桌子,什么事情都只能坐在床上干,当然不方便。 与我同一个班的李群英(原是国家民委的干部,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央民族大学 设备处处长,现已退休),他比我早一些日子娶了个极为漂亮又很有风度的老婆, 原来是北京展览馆的解说员,后来下放,嫁了个半文盲的老干部,生活极不协调, 只好离婚,如今在鸭场工作,却连个住处都没有,经人介绍,只见了两面,就登记 结婚了。婚后他们在朝阳门外神路街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民房住。因为他有老婆, 老婆又有工作,所以新疆之行,他没赶上。也算是“托老婆的福”没到新疆去受苦 的人。他老婆带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为了给这个小姑娘做床,他到附近的废品 站买了一块刨花板,几根钉子一钉,就成了。据他说,这种刨花板有的只是缺一个 角,并没有别的毛病。一张刨花板有四分厚、三尺多宽、五尺多长,只卖一两块钱, 给小孩子做床满够了。我灵机一动:何不买这样一块刨花板回来,自己做张桌子? 我跟张永贤商量,他也说这是个好办法,不妨去看看。 转眼又到了休息日,我和张永贤一早就到神路街去找李群英。在他的带领下, 到废品站挑了两块相当不错的刨花板。张永贤也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当时就在 李群英家里设计好面板、底板、后板、帮板的大小,又借他的手锯一块块锯开,绑 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然后又顺路到大红门木材厂买了几根做桌腿、桌档用的方子 (方子不紧张,随时去买都有)。我们两个回到黄村,用螺丝钉一拧,两张虽然粗 糙但却还算结实的桌子,就制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