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冒充妹妹去探监 教养队里,虽然也有工资,但是没有上街购物的自由,钱是每月存进银行里, 存折归统计员保管,需要买什么东西,预先登记,统一购买,从存折里扣。所买的 东西,只限于日用百货,不许购买食物。 说起来,教养队里的粮食定量并不低,分三十九斤、四十二斤、四十五斤三个 档次,比市民们高多了。但是具体到每一天,按最高定量四十五斤、每月三十天、 每天三顿饭平均计算,也不过半斤粮食。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人,一顿饭吃半斤,恐 怕要算是“大肚子汉”了,但是对于下地干活儿特别是干土方活儿的人来说,这半 斤粮食简直只能半饱。不说别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一顿饭吃一斤二 两是很平常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斤两,指的是食堂“认定”的份量,并不是实 打实的生粮食份量。有人说,食堂给的一斤米饭,只怕连八两都不到。一九六四年 我回上海去探亲,告诉母亲我一顿饭吃一斤二两米还不太饱,母亲绝不相信,当天 就称出一斤二两米来,给我蒸了满满一大盘米饭,我放开饭量,也不过吃了多半盘, 不过六七两米光景。当然,回家那几天不干体力活儿,加上家里的菜油水足,也是 我吃不了那么多饭的原因之一。 于是,在教养队里,关于每顿饭究竟吃多少的问题,就复杂了。有的人为了吃 饱肚子干活儿有力气,早饭和中午饭多吃,晚饭少吃,把饥饿的时间安排在夜里, 企图用睡眠来驱赶饿鬼;有的人则早饭少吃,中午和晚饭多吃,因为早饭供应的是 玉米面窝头,中午和晚饭供应的是米饭和馒头,上午时间肚子饿,就少干活儿,这 叫做“在活儿上找齐”。家在北京附近而且有人能来接见的,每月可以送来一些吃 的东西,主要是炒面儿和肉类,每天吃一点儿,叫做“加钢”(所谓“人是铁,饭 是钢”),以免上午吃得少没力气或晚上饿得睡不着。家离北京远或家里虽然有人 却不能经常来接见的,无“钢”可加,就只能挨饿,在劳改队里,就叫做“扛着” 或“克服”。 但是即便家属能够送东西来,农场规定,食物每次只能送一公斤,多了不许收。 于是这里面,又有许多戏法可变。 第一是与值班员通融。因为家属来接见,先由值班员登记,除了姓名、性别、 住址、与被接见人关系等项之外,还有一项是所送物品及数量,登记完毕,经队长 过目,才能通知被接见的人到后院儿或树荫凉底下坐着聊去。从一九六三年五一节 开始,我被任命为右派教养队值班员,于是值班室就成了我掩护难友们的“据点”, 凡是家属送食物来,登记表上一律填的是一公斤或一点五公斤,实际上大量的食物, 都藏进了我的铺底下,等接见完了,再悄悄儿地塞给被接见人。 第二是“分散夹带”。家属们公开交出来供检查的,不过一公斤或略多,而藏 在自己或孩子们身上的,则往往有四五公斤。等队长检查过,到林带里坐下,再背 着监视的干部像变魔术似的一包包从身上取出来,交给自己的亲人。 一九六三年仲秋我“恢复自由”以后,服务项目又有所增加:第一,对那些虽 然家不在北京但有亲戚朋友在北京的,星期假日我就帮他们上门去取。例如杜高 (著名作家、戏剧评论家,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 出版社总编辑),家在湖南,但北京戏剧界有许多朋友,我就帮他到这些朋友家里 去取食物(有一次他托我到栖凤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肖琦的家里去取食物,肖 琦不在家,家里又没现成的东西可拿,他夫人就拿上钱包上街买东西去,把一个四 岁的小姑娘交给我,要我在家里等她;我给小姑娘讲故事,她跟我混熟了,轻轻地 对我说:“叔叔,我饿,您给我买个大油饼吃好吗?”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地流了下 来。她哪儿知道,我是饿着肚子帮人家来取食物的呀!这个小姑娘,现在也已经四 十多岁,据说在国外定居,当然再也不会想起当年的饥饿了,而我走笔至此,仍不 免眼眶潮湿,感慨系之);再例如范光斗(原北京市政协秘书),老婆与他离婚了, 我就帮他到朝阳门内南小街一个姓郭的女人处取食物,每次都要扛回来整整一面粉 袋烧饼(他后来成了一个打手,使我后悔不迭)。但也有我帮了他忙他倒出卖我的。 例如毛振甫,他父亲毛启爽是上海工业大学教务长,也是右派,因为身份的关系, 没送劳改,却被集中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来学习。我受他的嘱托,到社会主义 学院去给他取回饼干、熟肉等东西来,他吃了以后,却到队长那里去坦白。──他 吃了东西,却害得我吃了一顿批评。第二,家不在北京而北京又没朋友的,只要把 钱汇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上街帮他们把食物买来,再悄悄儿地塞给他们。这些人中, 吴弘达是受惠次数最多的一个。 一九六七年初秋,三余庄右派教养队只剩下了定期三年的一百多人,而且都已 经超过了教养期,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央政策的改变,都没有解除教养,因此这一部 分人抵触情绪极大,思想极不稳定。也许是出于加强管理的目的吧,场部把这一批 人调到了一大队。一大队大院儿原来是关押犯人的,四面有高墙、电网和岗楼,闲 杂人等进不去。“文革”开始后不久,犯人不知道都疏散到甚么地方去了,大院儿 里面改为就业人员居住,同时把右派教养队也设在劳改大院儿里面的一个小院子里。 尽管已经没有大兵站岗,电网也不再通电,但是要进教养院儿,先得进二劳改院儿, 门禁依旧很森严。于是,我的“地下活动”无法施展了。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春节期间,我曾经两次返沪探亲,帮助家在上海的 难友们办了许多事情。吴弘达家,我也曾经去拜访过。 吴弘达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丰汇(金城?)银行的襄理,一九五七年也被划 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吴弘达弟妹们颇多,接待并与我谈话的是他的 大妹妹吴香海,师范学院毕业刚分配工作的中学老师。她不但健谈,而且知识面颇 广,爱好美术和音乐。后来我和她通过信,发现她文笔也不错,至少比她学地质而 又爱好体育(吴弘达是地质学院垒球队的队员)的哥哥强。 右派教养队进了电网和高墙之内以后,吴弘达家里给我汇来了四十块钱,托我 给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进去。只要有钱,买东西不难,难的是如今他们进了高墙, 警卫森严,送不进去。 我骑车到一大队进行“前线阵地侦察”,正好赶上他们收工归队。我向吴弘达 招招手,他大胆地出列与我说话,我匆忙地告诉他:我将让我老婆的五妹冒充是他 的小妹妹以出差东北路过北京来探望他为名,给他把东西送进去,请他注意言语表 情,不要露出马脚。他点点头,说声:“知道了,你放心。我会演戏。”这时候中 队指导员过来,吴弘达很平静地说:“这是三余庄出去的人,现在二大队二中队。” 指导员见不是“外人”,没多说什么,只让他归队就算完了。 我用这四十块钱买了一箱子肉罐头,共十二听,又买了五六斤腊肉,趁一次五 妹来看望她姐姐,我要她帮我去演这场戏。原计划我是想叫琴去的。琴当过公共汽 车售票员,比较开通外场,但是她怀孕后反应厉害,只好动员五妹代演这一场戏。 开始五妹怎么也不肯去,第一她怕不会演戏,把戏演砸了,第二怕事情败露,让队 长给扣留了。 我告诉她:演戏很容易,只要拿吴弘达当你的亲哥哥,而且好几年没见了,该 是什么表情,就拿出什么表情来,绝不会错。关键是你那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指导 员一听就知道你不是上海人。因此,你必须“咬着舌头”说话,把所有的翘舌音都 说成平舌音。例如“指导员同志”,必须说成“紫导员同字”;此外,还要把所有 的儿化韵韵尾都去掉,把“一点儿”说成“一点”,把“冰棍儿”说成 “冰棍”, 这样,人家就会以为你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经过我的导演和培训,五妹终于鼓起了勇气,答应去冒险一试。 找了一个休息日,让五妹打扮得既朴素又漂亮,像一个上海姑娘的样子,我再 三跟她讲述接见的一般过程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指导员问起工作证,你就说 “放在手提包里,因为带的东西太多,手提包没带来,所以忘记了”。如果说送来 的东西太多,不准收,你就说“我是出差到东北路过北京的,不可能再带走,如果 不能收,就交给食堂让大家吃吧,再不然,扔掉也可以”,总之是既然带来了,绝 不带回。说话态度要坚决,但口气要婉转,甚至小小的耍赖也不要紧,等等,等等。 这才用自行车驮着五妹,让她抱着纸箱和纸包,把她送到一大队附近,再告诉她一 遍吴弘达小妹妹的名字、工作单位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说一声“妹妹你大胆往前 走”,就让她自己去上台演出了。 我眼看着五妹走进了大铁门,一颗心也提溜到了嗓子眼儿上来。等了足有一个 多小时,才见五妹神色正常地从大铁门里出来,吴弘达居然也送了出来,在大门口 还依依不舍地跟她亲热了一阵子,不知道底细的人,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从来没见过 面的“亲兄妹”? 我赶紧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回头看看确认后面没人钉梢,这才站住。五妹妹 一蹦蹦上了后货架,不由得就“嘎嘎嘎”地笑了起来,头一句话就说:“原来演戏 这样容易呀!” 我迫不及待地要她详细说说见面的经过,她说:她进了大门,警卫听说她是到 教养队接见的,让她进了东面的另一个小院儿。指导员出来问清楚了姓名单位,也 没问她要工作证看。只是说送的东西太多,超过了规定,要她留下一部分,带回去 一部分,她就按我说的耍开了赖,指导员也没办法,只是笑了笑,不再说什么,就 让值班的去叫吴弘达。吴弘达见到了小妹妹,一把就把她揽进了怀里,又是拍打肩 膀又是抚摸头发的,亲热得不得了,又一连串地问她为什么事先不写封信来。她就 大声地用半吊子普通话说:这次出差沈阳,是临时决定的,本不是她的任务,因为 有个人身体不舒服,临时换的她,接到通知就要上火车,所以写信来不及了,再说, 也不知道在北京能停留多久,有没有时间来看他,所以连东西都不敢带,这点儿东 西,还都是在北京临时买的。等等。 指导员在旁边眼看着这一对儿确实是亲兄妹,不像是冒充的,就让他们找个地 方坐下来好好儿谈谈,他自己倒撤了。 指导员走了以后,他们这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轻声细语地聊了起来。他们两个 从来没见过面,本来没什么好谈的,但要装出一副久别重逢说不完话的样子来,只 好说一些我和琴安家以后的景况,以及她自己家里的情况等等。一聊聊了一个来小 时,她怕我在外面等急了,这才让吴弘达通知队部送她出来。指导员倒是挺客气的, 还要她吃过晚饭再走。 这场戏演得很成功,她也很高兴,回到家里,跟琴说说笑笑,没完没了,还连 声称赞吴弘达这么好那么好。我知道吴弘达是个在姑娘们面前很会讨好卖乖的人, 据说他在地质学院读书的时候就以女朋友多而闻名。要是他没这点儿本事,后来怎 么可能把他的学生、比他小二十多岁又那么漂亮的陆倩带到美国去? 我导演这场戏,本来目的很明确,只为给吴弘达送点儿吃的东西去。但是他们 两个见面以后,男的说女的真是不错,女的说男的样样都好,似乎都有再见一面的 意思。不久以后,我收到吴弘达托人转来的一张纸条,要求五妹以从东北出差回来 路过北京为名,再次去探监。这可使我颇为踌躇。第一,这种戏可一而不可再,偶 尔演出一次,别人不注意观察,成功是偶然的,如果频繁演出,难免不露出破绽。 事情败露以后,虽然借题目做文章送点儿食物不是什么杀头重罪,但是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第二,我生活困难,正处于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境地,他家里给我汇钱 来,我帮他采买,绝不贪污他一分钱,这我可以做到;但若要我贴钱或垫钱买东西, 我可没有这样的实力。但是一问五妹,她居然表示愿意再去一次。两头乐意的事情, 我可就不便阻止了。反正送去的罐头和腊肉还没有吃完,好歹给他买了点儿东西, 就驮上五妹,到一大队再次探监。 第二次探监,谈话的时间居然比第一次更长,可见他们彼此都有许多话可说。 我在前面提到过,男女之间,并不是感到对方好就能够交朋友的;五妹和马义扬之 间,两人都说对方好,可是把他们捏咕在一起,却都感到无话可说。这就叫“没有 缘份”。五妹一见了吴弘达,虽然是演戏似的又抱又跳又说又笑,但是却有话可说, 而且都愿意再见一次面,这就叫“有缘份”。 五妹探监回来,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她送去的腊肉,经过指导员的特批, 允许交伙房替他蒸熟了吃;一个是他们这批右派的教养期都是三年,本来应该在一 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部解除教养的,如今已经超过三年,说什么也应该在今年 的国庆节之前解除教养了。 对于前者,说明团河农场经过“文革”夺权以后,虽然换了领导班子,对右派 队的管束似乎加严了,但是依旧贯彻原领导班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后者, 不过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充足而过硬的根据,我是并不十分相信的。 但是从此以后,五妹三天两头总要提起吴弘达,每提起他,总是说他这也好那 也好,特别希望他在国庆节之前能够获得自由──当然是像我一样的“半自由”。 我心里暗想:如果吴弘达果然能够在国庆之前出来,五妹无疑是他的了。为了证实 这件事情,有一次我特地到教养队干活儿的工地去找吴弘达,问他这话可有根据, 并明确告诉他五妹对他的心仪。他摇摇头说:“人云亦云而已。渺茫得很。” 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像往年一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一九六八年的国庆节又无声 无息地过去。吴弘达所说的“能够获得自由”终于变成了泡影,经常挂在五妹嘴边 的“吴弘达”三字,也渐渐地减少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 所有人员一律转场,我和吴弘达都离开团河到了清河,分编在两个分场,而且加严 管理,我连见他一面都困难了。 二十年之后,吴弘达已经是武汉地质学院的副教授,主管校实验室,并且娶了 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美丽的太太(是他的学生),两口子一起到我家来。他的姐姐 在加拿大,他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到加拿大,再到美国。这次来北京,是办理出 国手续的。 不久手续办妥,他从北京上飞机,又一次来到我家,就在我家这18.7平方米的 一室一厅中睡折叠床。吃过晚饭,闲话中提起了五妹,我告诉他:五妹后来嫁给一 个门头沟煤矿的工人,姓王,据说父亲是个中层干部,因此颇为自命不凡,在家里 也飞扬跋扈,经常跟五妹吵架,和二哥还几次大打出手,骂我的二号吴永是“右派 崽子”,一脚把她踢进了床底下,为此琴才下决心与我离婚。我们离婚后不久,五 妹也与姓王的离婚了。如今她是北京卷烟厂的工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活,也没有再 结婚。 他听说以后,当时就问我要自行车钥匙,说是要到三间房去看看五妹。我说天 都黑了,明天去也不晚。他说明天他还要跑签证,已经与使馆约好,没有时间,再 说,也怕五妹明天上班,找她不方便。晚上找她,大不了少睡几个钟头觉,至少保 证能见到她。我说也不一定。三间房如今是北京卷烟厂的基地,盖了许多房子,我 们又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黑夜里找人,恐怕不方便。他不听我的,一定要去,我 也不好拦他。 那一夜,他直到下半夜才回来,只告诉我找到了,也见到了。具体说些什么, 我没问,他也没说。 吴弘达临走之前,问我是不是也有去美国的意向。我告诉他,我是个汉字作家, 我的世界和市场在中国。在大陆,我的小说有地方出版,到了美国,我的小说反而 没地方可出了。他说不一定,我说一定。他见我态度很坚决,又动员我把三号吴永 过继给他,而且要到公证处公证,目的是便于小吴永他日到美国去。我和妻都知道, 他一旦出国,必定要和中国共产党周旋到底的。不说他自己劳改了二十多年,几乎 死在山西;他父亲也是右派,死于“文革”;他还有个小弟弟,刚上中学,为了表 示自己的积极,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最后却被红卫兵以他不忠于毛主席而活 活打死了。他一家三人遭受迫害,与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反对共产党是必然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不但不同意把女儿过继给他,而且再三劝他,到了美国 以后,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给美国情报局工作。他当时也说:“当特务我是不 干的。我不为报我家的私仇,我只想为真理而斗争。” 他走了以后,据我所知,从不与北京的这些老右派们联系,包括他走前给过他 帮助和援助的人们。这当然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保障人权”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政 策水火不相容,他不想株连到我们。他对大陆的劳改生活了解得很,几次潜回大陆 来与劳改单位签订了劳改产品出口的合同。其实,中国的劳改产品出口外国,凡是 在劳改队呆过的人几乎都知道,北京监狱出的“金双马”袜子远销东南亚,上海监 狱出的劳动牌活扳子在国外享有盛誉,何况团河农场的“出口葡萄”和“出口桃子” 都是为吴弘达所熟知的。既然都是事实,何必否认呢?还不如说:中国的劳改产品, 就是要争取多多出口,换回外汇来,好改善劳改犯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 据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说: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写的是关于大陆的劳改情况, 其中介绍了团河农场和清河农场,还有这两个农场的照片。书中也写到了他与我五 妹的这一段故事。不过他没写出我的姓名,而是只写有一次看电影,有一个老就业 职工因为同情他,答应让姨妹冒充是他妹妹给他送去了吃的东西。据人家的转述, 内容也与我以上所述有些出入。我是据实写出的,他可能因为要回避一些人和事, 所以故意“记错”的吧。 附录: 本书初稿写完以后,先后有好几个杂志打算连载或全文一次发表,都因为气候 乍寒乍暖,不敢贸贸然推出。但是拿去的磁盘都没有退还给我。后来我又把磁盘拷 贝给有电脑的朋友们,原意当然是征求意见,但却因此以“电子书”的形式在朋友 中间流传开来,并逐渐扩大到我所不熟识的朋友和Internet网上去。不知道是哪一 本海外杂志得到或下载了这部书稿,并把本节改名为《吴弘达的狱中情缘》在刊物 上发表了。吴弘达看到了这篇文章,写了一篇短文章答复我,发表在1999年第四期 的香港杂志《开放》上。《开放》杂志不在大陆公开发行,是我的一个香港朋友看 到以后,复印了一份寄给我。现在全文附录在这里。 那曾是一个谜、一个梦 ──对吴越文章的回应 吴弘达 北京作家吴越写的《吴弘达的狱中情缘》,其中有些情节与事实不相符合,可 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例如文中写道:“他父亲也是右派,死于‘文革’;他还有 个小弟弟,刚上中学,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最後却被 红卫兵以他不忠于毛主席而活活打死了。”事实是:我父亲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 派”後,受尽百般侮辱、殴打、冤屈,死於一九八○年。我小弟弟毕业於医科中专 後,他表示忠于毛主席,坚决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去了最艰苦的农村:贵州省 安龙县接受“再教育”。一九六八年被怀疑污损毛主席像,以反革命现行罪批斗导 至脑部损伤,神经失常。一九八一年去北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殴打, 押返上海途中死去。又如:吴越的“五妹”仅来探视过我一次,不是两次。她企图 送我十斤咸肉,十斤腊肉。劳改队干部只允许给我五斤,其他十五斤说是给劳改伙 房,分给大伙吃,实际上就“没有”了。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难免有出入。 恐惧有时会帮助深刻记忆,有时却会泯灭了记忆。尤其是那一种长期的、无穷 尽的、渗入社会每个角落中的那种恐惧。 吴越的文章有一点是说对了,就是他说“我不为报我家的私仇,我只想为真理 而斗争”,“必与共产党周旋到底的”。这是同窗狱友的正确理解。我自一九七九 年被“改正”右派离开劳改队之後,诚如吴越所说“不与老右派们联系”,因为 “株连”向来是共产党编织恐惧之网的必要方式。一九七九年我出了“小笼子”, 还在“大笼子”内,奉行“千万不得翘尾巴”的生活哲学。一九八五年我到了美国, 不再被“共产党领导”,有了可以说话的权利,不同于那些还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生活的人,只能享受“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这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吴越的文章与其说在谈人间“情缘”,还不如说在谈“人性”、“人道”。情 与欲本是正常人性的一部份,泯灭人性的社会总是黑暗的,不可能长存的。六十年 代中期,我已在劳改队度过了六七年了,清清楚楚在这个政权下,我是一个“已死 了”的人,不会再有自由与前途,不知道何时可以走出劳改队,是否能活著走出劳 改队。在那种情况下,假如身体内还有情与欲的存在,可以想像是多麽的微弱。经 过六七年的“劳改”,那种食不果腹,日夜批斗,奴役劳动的日子,早已把我从 “外表”到“思想”改造成为一种“人形的畜生”,哪里还有“本钱”谈情与欲? 虽然“五妹”是“摘帽反革命右派份子”、“劳改队就业人员”吴越妻子的妹 妹,但她终究是一个“黄花闺女”,十八岁青春少女,尽管在中国社会里她属于二 等公民,是个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粮票的农民,但总还算是这个社会中的“自由公 民”。为甚麽她要冒这个风险?她若被劳改干部察觉她冒充劳改犯的亲戚来探监, 这可非同小可,不是闹著玩的。 总之,她期盼我给她带来甚麽?名?利?情?可是,我甚麽也没有。甚麽都没 有。但是她来了。 (当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开始,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 类分子,几乎无一幸免。红卫兵不来冲击监狱,我们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保护”。 “五类份子”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人人躲之不及。我的父亲就被迫跪在地上接受他 子女的“批判”。这位“五妹”却要来攀这份“情”。她来探视我之後,我常常想 这个问题。为甚麽她要来?甚至今天,三十年後,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那一天,“五妹”探视我的时候,她戴著一个大口罩,捂住了大半个脸。中 队指导员一直坐在距离不到二米的地方。吴越事先告诉我,是他的妻子准备冒充我 妹妹来探视,并曾描绘他妻子的模样。当时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看来不像是吴 越的妻子,我无法知道她是谁。但一定也只能将她作为我亲妹妹来看待。直到“探 视”结束,一共不过三十分钟,根本不可能问她甚麽。指导员护送她出门时,恰好 另一劳改干部来找指导员,在他们站到一边谈话时的一霎那,“五妹”才偷偷地将 纱布口罩拉下来,急速地说了一句:“记住我的脸样,我还会来看你的。” 直到很久,大概一二年後,吴越才有机会对我解释那个“女人”不是他妻子, 因为当时她病了,她的妹妹“自告奋勇”。 我记得那是一个个子不高,小眯眯眼的圆盘脸,说不上多麽美丽。但我永远记 得。因为她如同白衣天使一般。自那以後,我一直想要见到她,感谢她带来了人间 的希望。那是一个谜,一个梦。这个追求的愿望成为我生命的一种动力,支持我坚 持生活下去。 一九七九年获释,稍稍恢复人形,次年我去北京寻访,寻找这位“天使”。我 找到了,圆了这个梦。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见了面,不知怎样说才好,但我相信 她不需要我的报答及感激。因为她只是做了一件她认为该做的事。 如果这种人性既深且广地蔓延滋长,不仅会帮助受难的人消退恐惧,而且使我 们,人,生活将更好。 需要说明的是:吴弘达的这篇短文中,指出我的记忆有误,例如关于他父亲和 他小弟弟的死,本来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是说的时候并不太详细。再说,我记得 总算八九不离十,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错,只是时间、地点和一些细节不太清楚而已。 但是关于吴弘达和“五妹”的关系,他这个当事人,却没有我这个“牵线人”或曰 “局外人”记得更清楚。 首先,他家里给我汇来四十块钱,我的确打算让我妻子冒充他妹妹给他送些吃 的东西去。因为我妻子曾经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见过一些世面,比五妹老练得多。 但是当时她妊娠反应强烈,呕吐不止,无法出门,不得已,才改请五妹出场“客串” 的。正因为换了演员,所以我事先不得不去跟吴弘达打个招呼。因此,五妹第一次 去探监,他完全知道来者是什么人,并不是“心中无数”,更不是一二年后才知道 去的是我姨妹(一二年后我们都到了清河农场,根本无法见面)。尽管一九六七年 右派教养中队搬进了劳改大院,“闲人”进出不太方便,但是他们在工地劳动,管 理并不太严,我想与他见面,并不太难,要通个消息,倒还算方便,何况还有许多 热心人能够帮我们“传书递柬”。不然,也不可能在半个月之后,又有了五妹第二 次探监的计划与事实。 第二,“五妹”的的确确曾经第二次去看望过他,而不是只有一次。请五妹第 二次去看他,也的的确确是我收到他要求五妹以“从东北出差回来”为由再去看他 一次的条子以后才临时决定“再走一遭儿”的。第一次去“接见”,我把他家里汇 来的四十块钱买了一纸箱猪肉罐头共十二听和五六斤腊肉(不是十斤咸肉和十斤腊 肉,因为考虑到罐头保存的时间长,吃起来也方便),把钱都花完了,第二次去, 是我出钱买了些比较便宜而体积又比较大的糕点水果之类,而且五妹的确带回话来 说:那几斤腊肉,指导员特许让伙房替他蒸熟了吃,并没有“被没收”了这样的话。 第三,吴弘达绝不是“一九七九年获释,稍稍恢复人形,次年我去北京寻访, 寻找这位‘天使’,我找到了,圆了这个梦”。一九八○年上半年,我还住在国家 语委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直到七月十五日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去报到,而且是在 蓝靛厂租了一间农民房住了一年多,一九八一年十月调到中国文联系统,到年底才 分到住房,搬进城内惜薪胡同来住。吴弘达去看五妹,是从惜薪胡同骑自行车走的, 当时我妻子已经来北京,而我妻子则是一九八四年三月调来北京的。吴弘达第一次 来北京,和他的小夫人陆倩一起来,没住在我家;第二次来北京办签证,只有他一 个人,住在我家,晚上聊天,才谈到了五妹。之所以要连夜赶到三间房去看她,正 是因为他第二天要上大使馆,时间紧迫,白天抽不出工夫来的缘故。 第四,吴弘达也不是“我自一九七九年被‘改正’右派离开劳改队之后……不 与老右派们联系”。事实上他回到地质大学以后,是与老右派们经常联系的。每次 到北京来,都去看望“同窗”们。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许多“同窗”还有数量不等 的经济上的资助。只是他从加拿大去了美国,特别是从事于“人权”运动以后,渐 渐的出名了,为了避免株连,才与大陆的朋友们“断绝”往来的。关于这一点,大 家也都理解并能谅解。倒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被捕判刑,在牢房中接受记者采访, 说的那些话,与他平时的一贯表现判若两人,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也无法理解。 总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有许多事情,难免会淡忘。我则自从一九五 五年停止了写日记的习惯以后,把许多事情都记在心里,记忆力得到了锻炼,记得 似乎比吴弘达稍许要完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