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高高兴兴离婚去 一九六八年冬天,因为团河农场的地盘奉命让出来改办公检法系统的“五七干 校”,我被“转场”到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四分场继续就业,琴不可能一个人在黄 村继续住下去,只好回到三间房娘家暂住。 我每月三十二元工资,除伙食费十五元(每天五毛钱,早饭一角,中午和晚饭 各两角,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零用钱两元之外,每月汇给琴十五元。这几个钱, 当然不够她母女二人度日的。但是我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稍许好一些的衣服及皮帽 子之类,都已经送进信托公司变卖了,再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换钱了。这时 候琴的父亲因为患食道癌已经故去,五妹经人介绍,已经结婚,嫁的是门头沟煤矿 的一个工人小王,而且有了一个女儿。五妹在三间房租了内外两间房,所以我到了 清河以后,琴先回家住她父亲住过的那间房间,后来为了节省煤火,就和二号吴永 搬去与五妹一起住,就住在五妹的外屋。小王在门头沟上班,每周只回来住一两夜, 五妹在生产队劳动,无法带领孩子,所以琴回去以后,实际上是给五妹做饭带孩子。 我给她的十五元,只是贴补家用。母女二人要靠这十五元钱活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文革”开始以后,就业人员的法定探亲假已经被取消,每年我只能请七天事 假回家去看看,多一天也不许。超假了,就按“逃跑”论,当地派出所可以立即拘 捕,送回农场以后还要进行批斗。 这样勉强维持到一九七○年春天。一天晚上,中队刘指导员忽然把我叫到队部, 交给我一张朝阳区法院的传票。我一看,原来是琴到法院把我给告了,案由是“骗 婚”,要求是“与右派分子吴越划清政治界线”。由于我在外地劳改农场,传票上 没写开庭时间,而是写“七日内随到随审”。我脑袋“嗡”地一下:这从哪儿说起? 要离婚,好好儿说,我们一起到区民政科办个“协议离婚”,不就可以了吗?何必 要上法院呢? 指导员主动给我七天事假,要我第二天就动身回家,与老婆好好儿谈谈,“处 理好这件事情”。 我找难友们凑了十五元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人人都挣得极少,要向一 个人借出十五块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这个三块、那个两块地凑,而且只有 有信用和人缘儿好的人才能借得出来。 钱是有了,但是我不能把这凑起来的钱扔在铁路上。我有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 车,身体也比劳改以前好得多,自信靠自己的两条腿加上这辆车,一定能够把我送 到北京的。 我看了地图,选好了路线,连夜找食堂买了五个馒头,第二天一早,我三点多 钟就起来,就着开水吃了两个冷馒头,穿上破大衣,戴上棉帽子,三点半准时骑车 出发。 清河四分场属于天津市宁河县地盘,地处七里海南面,要经北淮店、造甲城、 西堤头到北仓才能接上京津公路。但是接上公路之前,所有的路都是农村的大车道, 不过倒是挺宽的,可以通马车、汽车,全长约六十里。这一带,解放前都是大苇塘, 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直到如今也很少有人敢走夜路。为了以防万一,我腰间别一 把大活扳子,如果车子坏了,可以用来修车,如果遇上单身的劫贼,我就与他拼了; 如果遇上群盗,只好乖乖儿地把自行车、手表和十五元钱双手奉上,但求饶命。好 在我走的是下半夜夜路,天亮之前,路上几乎没有碰见一个人。也真亏我胆子大加 上本事大,仅凭一张32开的河北省地图,仅凭良好的方向感,在几乎没有月光的黑 夜里走从来没有走过的农村大车路,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路网间选择判断我所要 走的“西方正路”,居然没有走任何弯路和错路,就在天亮以前到达北仓接上了京 津公路,到达武清县的时候,才上午八点。这也算是我一生中所创下过的奇迹之一。 我在武清县街上的一家饭馆里坐下,花一毛五分钱要了一碗“高汤”(所谓 “高汤”,就是酱油葱花汤,正确的写法似乎应该是“膏汤”),取出三个馒头来, 就着热汤吃饱了肚子,再休息一会儿,八点半继续上路。 这一下,肚子饱了,道路明了,车速也快了。十一点半,终于到达三间房。算 起来,八个小时蹬了二百四十里路,平均每小时三十里。一九四八年,我从金华蹬 车到丽水上高中,也是二百四十里路,也是夜里三点半上路,却拖到晚上七点半方 才到达,整整走了十六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十五里。那一次我十六岁,这一次我三 十八岁,为什么步入中年以后,我倒蹬得快了?一方面是我经过劳改,体力增强了, 一方面是道路状况有所不同:解放前的浙江公路,都是碎石土路,加上那里是山区, 许多陡峭的坡路,根本蹬不动,不得不下车来推着走;而京津塘地区是一片平原, 即便是农村土路,也是展平的,蹬起来每小时保证都能达到三十里,几乎是等速。 那一年,因为老丈人过世,子女们不再合伙儿,已经分开过了。三哥自己盖了 新房子;小弟也娶了媳妇儿,住进了原来三哥住的房间;五妹结婚以后自己租房住; 只有老丫头一个人还住在东披屋。琴回去以后,本来住的是大眼睛和老丈人住过的 那间小房间,入冬以后,为了少生一个炉子,琴和老丫头都搬到五妹的外屋来住, 姐儿三个合着吃饭。我推车进了院子,大老黑还认得我,也不嫌我穷,扑上来跟我 一个劲儿地亲热。二嫂在房里看见,迎了出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了,就好 了。小琴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任性得厉害。我们那么劝她,嘴皮子都磨破了,总 不听。还是你们两口子坐下来好好儿谈谈吧。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如今家里的日 子也好过一些了,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都会相帮的嘛。” 我支上车子,进屋坐下,很感慨地说:“这个不怨她。主要是我太穷。柴米夫 妻,有柴有米才是夫妻,没柴没米,这夫妻怎么做?多了不用,只要我每月能够给 她三十块钱,我相信她绝不会提出来离婚。原来我们住在黄村,天天贴饼子片儿汤, 尽管日子苦点儿,至少还能够挨得过去,小琴也从来没说过要跟我离婚的话。现在 我每月只能给她十五元钱,叫她娘儿俩怎么过?她跟五妹和老丫头不一样,她有病, 又有个孩子,不能下地干活儿,又找不到不下地的活儿,这就只能靠男人养活了。 可我目前又没这本事。不是我没这本事,而是不让我施展我的本事,我是一点儿办 法也没有。这次回来,能商量,当然要商量,不能商量,我也绝不勉强。趁她现在 还年轻,这步路如果往后一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他和五妹现在住在哪儿?劳您 驾给我指点一下。” 二嫂子也红了眼圈儿,很感慨地说:“你说的理儿都不错。不过能不离总是不 离的好。别人离婚是为感情不合,你们只为一个穷字,要走到这一步上来,好像还 不值得。她现在就住在前面二叔家的东屋,你自己过去看看,我就不陪你了。” 我知道她这是怕有她在旁边,我们俩一见面就不好说话,所以“回避”了。好 在前面她二叔家我也挺熟的,就走了过去。 天气还挺冷的,房门关着,窗玻璃上全是水气,看不清里面。我敲了敲门,也 不等里面答应,就推门进去。这是并排都朝南的里外两间,外间靠北墙是一排土炕, 不过没烧热炕,而是生着煤炉,烟筒则通到里屋,再从里屋通到窗外。二号吴永正 和小妹妹在外屋地下玩儿,见有人进来,翻了翻眼珠子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认识, 叫了一声“妈”,就跑进里屋去了。跟着琴踅了出来,看见是我,苦笑了一下,说 的是:“你怎么来了?” 我也苦笑着:“不是你要我回来的么?你想跟我分手,先写封信跟我商量一下 嘛,只要双方自愿,离婚跟结婚一样方便,到区民政科办个手续就可以了。你这样 上法院去告我骗婚,我又不得不辩护一下,不是白耽误工夫么?” 她一时语塞,掇张方凳过来要我坐,她自己坐在炕沿上。我把小永抱过来放在 膝头,先跟她重叙父女之情,她已经领悟到我就是她爸爸,不像开头那么生疏了。 这时候琴流下了泪来,轻轻地说了一声:“我这也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我们苦, 你也苦,还不如大家逃一条活命。你放了我们,你不是也可以松一口气儿么?” “咱们现在这样维持下去,是太累了点儿。你有这样的想法,跟我直说,我是 会同意的。为什么非得上法院?” “这也是逼的。不是你逼我。你是不知道,小王近来和五妹闹别扭,一吵就拿 小永撒气,五妹护着小永,两口子就大闹。那天只为小永多吃了半个油饼,小王一 脚把小永踢到床底下去了,还骂她:‘你这个右派崽子,也不是好东西!’一个才 三岁的孩子,就是多吃了一口,至于把她踢到床底下去么?我给他家做饭洗衣裳, 一月还交十五块钱,就是小永也不算白吃他家的。我想来想去,总怨自己命苦,抱 起孩子来就上了街。当时本想抱上孩子找你去的。到了永定门火车站,才知道到茶 淀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上九点多钟开。我不能再回三间房了,就到你们王班长 家去,想在季老师她那里就和一夜,第二天一早上火车。到了她那里,有个叫王大 利的人在那里坐着,季老师说那是王班长的堂房弟弟,是孩子的叔叔,在公安局工 作。我心里窝着火儿,正想找个人聊聊,既然是王班长的弟弟,也不避着他,就把 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清河农场去找你的事儿一五一十地都跟季老师说了。季 老师还没说什么呢,那个姓王的就说了:‘这样的人,你别跟他了。我是公安局的, 这事儿我清楚。他们这些右派,这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了。你跟着这样的人,一辈子 也不会有出头的日子。不单你没法儿出头,连孩子都得吃他的挂落。要听我的,你 趁早跟他离婚。带上孩子,另找个靠得住的。像你这样的人,闭着眼睛瞎摸,随便 摸一个都比他强,何必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想想也有道理, 就说:‘就为穷离婚,法院恐怕批不准吧?’他说:‘你怎么这样傻呀?要告他, 还能说是因为他穷么?你告他骗婚嘛!就说他是个右派分子,跟你见面的时候没告 诉你。你是个贫下中农,现在你要求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法院还能说不准么? 这状子简单,多了不要写,有二百字足够。我给你写个草稿,你自己抄一张,递到 法院去,保证你不出一个月事情就了结了。’他当时就给我写了一张底稿,让我抄 好,他就把稿子撕了。当天晚上我还是在季老师家过的夜,是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才 到朝阳区法院把状纸交了的。” 我心里明白,琴去得不是时候,冲撞了他们的“好事”了,所以那个姓王的才 把火气都撒到了我的头上。这样也好。没有他在中间挑,琴倒是还想不起来要离婚; 既然人家一挑她就要离,这叫瓜熟蒂落,说明她的火候也到时候了。 上一次我回北京来过年,找我的皮帽子戴,琴说她卖了。这可是我花二十多块 钱买的呀!我问她卖多少钱,她说五块。再问她卖了皮帽子买什么了,她说买了两 双尼龙袜子。我说:“不是给你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子了么?”她说:“我没黄色的。 我最喜欢黄色的袜子了。再说,你这帽子一年难得回来戴一回,藏着它干什么?” 当时我就想到:她能够把我的帽子卖了拿去给自己买袜子,而且不是没有袜子穿, 看来她已经不想继续跟我苦熬下去了。 今天听她这样一说,想想姓王的所说的话也有道理:我是个永远不得翻身的人, 何必还要拉着她们娘儿俩给我当垫背的呢!这样一想,我就说:“咱们两个,既然 不是为感情不合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婚,不如来一个好离好散。你也不要再提什么骗 婚,你这样提,不但把焦师傅和刘大姐都搁在里面,我也不干,闹到最后,只怕连 婚也离不了。你要是同意,咱们写一张离婚协议书,就说是阶级不同,感情不合, 无法共同生活,自愿离婚,反正家里也没财产,除了我自己的衣服,其余的全部归 你,我只带走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你说行么?” 她迟疑了一会儿,歉意地说:“我也没主心要告你骗婚。这都是那个姓王的给 我出的馊主意。只要你同意放我走,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写协议书,我一定签字。” 我说:“这样才叫通情达理嘛!我一共有七天假,既然讲好了好离好散,从今 天开始,咱们就高高兴兴地过这七天吧!我还有几块钱,我去买肉买面,咱们天天 包饺子吃,就像王宝钏出了寒窑似的,吃一顿饺子算是过一个年,三年加七年,咱 们就算是在一起做了十年夫妻,怎么样?” 她听我这样说,居然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惦着吃饺 子,真亏你做得出!” 我们这里刚协商好,五妹和老丫头她们都收工回来了。入冬以后,早上出工晚, 所以中午要十二点半才收工。中午饭是琴已经做好了的,我们坐下来一起吃,我一 边吃饭一边宣布我的“天天过年”计划,五妹说她家里面粉还不少,用不着我买。 我说那我就多买点儿肉,吃得高兴些。老丫头见我和琴有说有笑,以为我们“讲和” 了,笑着说:“我就知道嘛,只要老吴一回来,这婚就离不了了。”我说:“你可 说错了。我们已经定了协议,离婚照离,饺子照包,这叫打离婚包饺子两不误。” 吃过了中午饭,我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给琴看了,如果她没别的意见,请她 签字。协议书中只提婚前互相了解不够,婚后生活不协调,感情不合,无法继续共 同生活,协议离婚。条件是:孩子归女方扶养,家庭财产除了我的衣服和一台半导 体收音机外,全部归女方所有。琴看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就签了字。 下午,琴开开箱子,把我的一件长毛绒派克大衣找出来叫我换上。漂亮的皮帽 子,已经被她卖掉,这是我唯一的一件“穿得出去”的冬季服装了。我们把两个孩 子托二嫂子照顾一下,用自行车驮着琴,直奔朝阳区人民法院。 那时候,朝阳区法院在神路街的一所平房院落内。由于正值“文革”高潮,法 院内部斗争激烈,公检法系统基本上被砸烂了,打官司的人也不多,法院里冷清得 很。我拿出传票来,传达室的人看了,打电话进去,不久就出来一个胖乎乎的中年 人,穿一身深蓝色涤卡四个兜儿的制服,手里夹着卷宗,把我们引到一间小房间内 与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问话,态度倒是挺好的。他自己既当审判员,又当书记员, 一边问,一边写。大体上问的是相识经过及婚后的矛盾焦点,特别问了介绍人是不 是与女方说过我是右派、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说过我是右派这两条。根据我们 事先统一的口径,答复是介绍人只说我是团河农场的就业工人,见面以后我自己说 的是摘帽右派,工资每月三十二元。这一来,就把“骗婚”罪给推翻了。下面只问 矛盾是否能够缓和,不能缓和的话,双方各有什么要求。于是我们把离婚协议书拿 出来交了上去。那审判员看了我们写的协议书,指出一条:由于女方没有经济收入, 无力扶养子女,而男方仍在劳改农场,也无法扶养子女,因此必须安排好子女的扶 养方案,才能考虑离婚的问题。他让我们回去以后再商议一下,提出一个办法来, 就宣布退庭了。 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晚饭包饺子的决定不能变。我买了两斤猪肉馅儿,反 正今天不是星期天,小王不会回来,何况他自从与琴吵了这一架之后,又与二哥大 吵了一场,两人几乎动了手,所以短期内是不会回来的了。四个大人和两个孩子吃 两斤肉馅儿是少了点儿,但我一共只有十五块钱的底子,要实现“天天吃饺子”的 诺言,只好“细水长流”了。 回家后我拌馅儿琴和面,同时商量子女扶养问题。我们两人都没有扶养子女的 能力和条件,除了把孩子送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的孩子,在村子里以聪明 伶俐而闻名,长得虽不十分美,但却十分风趣,张家上下都很喜欢她,只要放出空 气去,愿意领养的人是不少的。 等五妹和老丫头回来,我们说起法院的意见和我们准备把孩子送人的打算,两 个妹妹都表示坚决反对。老丫头首先嚷了起来:“不许把小永送人。要送人,就送 给我。”琴反问她:“你能养活个孩子么?”她也反问:“我有劳动力,我怎么就 养活不了一个孩子?”琴又问他:“你还没结婚呢,连个老公都没有,怎么收养子 女?”老丫头生气地说:“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我就和小永过。要老公干什么呀? 像你们两个,一个天天吵架,一个闹着要离婚,还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呢!” 五妹本来要说什么的,听见老丫头把她也拉在里面,欲言又止。老丫头说的也 是实话,尽管我和琴在闹离婚,但她明白,那是让一个“穷”字给害的,从感情上 说,直到今天从法院回来了还在一起包饺子,不像她和小王,三天两头吵架,一吵 就是三两个星期不见面,也不再给家里钱。事情明摆着,我和琴的事情一解决,她 和小王离婚的事儿就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她连自己的 孩子归谁扶养还不知道,怎敢像老丫头那样说“响话”? 我知道,老丫头这是舍不得把小永送人,说的气话。我也知道,一旦离婚手续 办成,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很快就要“往前走一步”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 的,这时候她说愿意把孩子送人,到了再结婚的时候,把孩子带过去,必定是她再 婚的条件之一。因此,目前只要有个人肯在协议书上签个字,就可以从法院把离婚 书领回来。我看穿了琴的这一心思,所以就对老丫头说:“你年满十八周岁,又有 劳动力,当然有资格领养一个孩子。法律上并没有单身女子不许领养子女的规定。 只要你真的愿意,与其把小永送给别人,还不如送给你的好。我表示同意。你再问 问你姐,要是她也同意,你就在协议书上签个字吧。” 老丫头立逼着琴表态,琴只好也说:“只要你能养活,我当然同意。”就低头 不语了。 我把协议书取出来,放在桌上,在后面加上一条:“所生女儿吴永(三岁), 由小妹张××自愿扶养。”老丫头拿起笔来,在协议人后面加上了她的名字,说了 一句:“从今往后,小永就是我的,你们谁都管不着了。”接着就开门出去,到后 面二嫂子家接吴永去了。 这一新闻轰动了整个张家,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六弟和他新娶的媳妇儿 一下子都拥到了五妹这两间小房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议论着。二嫂对我说: “我不是叫你们好好儿商量商量吗,你们怎么没商量就上了法院?好好儿一家人家, 怎么能就这样拆了呢?” 二哥则说:“都是姓王的那小子闹的,要没他在这里面搅和,小琴也不会想起 来要离婚。等他回来了,看我找他算这笔账。”他说的“姓王的”,指的是五妹的 丈夫。王大利的“搅和”,他还不知道。 三哥听了,只是嚷:“你们这不是胡闹吗?老丫头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她能养 活个孩子了?快把那协议书撕了,作废!作废!” 屋子里乱哄哄的,等他们说够了,我只好打圆场说:“这几年,小琴跟着我受 苦了。要不是大家相帮着,只怕早就已经各走各的路,也拖不到今天了。当年我们 两个走到一起,前提是一起去新疆,两个人都有工作,维持一个简单的家,不会有 太多的困难。后来情况突然变化,去不成了,等于她没有了工作,只能靠我一个人 维持,再加上有了小永,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古话说:救得了 急,救不了穷。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我们也实在不好意思再拖累大家。小琴 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我肯同意离婚,她就有活路了。我不能硬要她继续跟着我受苦。 可是法院认定我们两个都没有扶养子女的条件和能力,为这个,法院一定要我们先 解决了子女的扶养问题,才许我们离婚。老丫头在协议书上签了个字,不过是为了 让法院好判决,我相信小琴也不会真把小永扔给她。我这边,只要小琴还没有往前 走,多了我拿不出,每个月十五元,我一定照寄。” 经我这样一解释,大家知道再劝也没有用,又说了几句“再考虑考虑”之类不 关痛痒的话,就先后离去了。 事情算是这样“顺利”地解决。我们接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孩子不知 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懂得什么叫离婚,平时难得吃饺子,都吃得很香。琴 和五妹心里有事儿,吃得不多。我这个人心里搁得住事儿,加上蹬了二百多里路的 自行车,消耗量大,吃得比她们都多。 饭后,我见炕头放着一架手风琴,一问,才知道是大队里为“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买的。五妹是宣传队的独唱演员,经常练歌,所以把琴放在她这里了。我打开 琴盒一看,是一架80贝司的国产手风琴。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学过几天手风琴,能 凑合拉几下,就背上它,坐在炕沿上拉了起来。先拉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 是一首儿童歌曲,老丫头会唱,连小永都会唱。老丫头是个没心没肺的姑娘,心里 存不住事儿,刚哭过就会笑。听我拉曲子,就跟着哼哼起来,小永就也奶声奶气地 跟着唱。沉闷的空气,渐渐打破。那年月,西洋名曲都受到了批判,不许拉的了, 但是俄罗斯民歌和苏联革命歌曲还允许唱。我拉起了《喀秋莎》,这歌小妹不会唱 了,我就动员五妹暂且忘记烦恼,用唱歌来为自己也为大家增加一些欢乐。五妹正 为她自己的事情和我们的事情烦恼之极,也许是物极必反的作用,我一动员,她居 然唱了起来。她的情绪感染了小琴,我接着拉起了《小路》,不用我动员,小琴也 跟着唱了。 歌声充溢着小屋,也透过门窗的缝隙传向了左邻右舍。同住一院儿的二婶儿首 先过来,一脸疑色地问:“你们商量好了,不离婚了吧?”我笑笑说:“是商量好 了,明天上法院,办离婚手续。”她更加惊讶了:“那你们还这样高兴?”我说: “大家都解放了,都有活路了,还不高兴?”二婶儿摇摇头说:“你们也真是的! 琢磨不透你们……” 大家穷欢乐了一阵,我终究是早上三点半就上路的,折腾了一整天,确实困了, 就问:“我可钉不住了,上下眼皮儿直打架,让我睡哪儿?” 照我估计,既然老丫头一直在这里睡,她自己的屋子空着,一定会安排我到她 那屋里去睡的,没想到琴却主动地说:“判决书没下来,这里还是你的家,你不睡 这儿,还睡哪儿?” 两个妹妹见我要睡觉了,琴又这样说话,很知趣地一个抱起了被褥到后面去, 一个抱起孩子进了里屋。琴给我在炕西头铺了被褥,让我脱衣服睡觉,又在炕东头 铺了被褥,给小永脱衣服睡觉。等到把孩子哄睡了,她自己也脱了衣服,却一掀我 的被子,钻了进来,说了声“判决书没下来,我还是你老婆”,就把我紧紧地抱住 了。…… 五妹和她的孩子睡在里屋。早上她先起床,开门出来一看,见我们俩睡在一个 被窝儿里,不由得也笑了起来。我昨天累了一天,当时倒不觉得,上床以后,免不 了还要跟小琴说一些悄悄话儿,只睡了小半夜,这时候感到浑身酸懒,起不来了。 琴起来以后,我又眯了一小会儿,等到妹妹们都出工去了,我才起床。 琴把昨夜晚吃剩下的饺子用油煎了,给我吃。我说:今天到法院递交协议书, 反正有她和老丫头的签字,她就不用去了。我跟她商量:我穿来的这件棉大衣,虽 然是干活儿穿的,可已经补丁摞补丁,实在太破了。家里有我的一件风衣,反正也 不穿,是不是可以用它做面子,再把这件棉大衣拆了,把棉花弹一弹,重新翻做一 下?她说这完全可以,只要弹棉花的不忙,有三四天时间就可以做好。 我到了朝阳区法院,那个胖子审判员见我一个人来,问我原告为什么不来,我 说我们已经找好了子女扶养人,写好了协议书,她在家里给我拆洗翻改干活儿穿的 棉大衣,就不来了。审判员笑笑说:“你们感情还不错嘛!”我也笑笑说:“这叫 通情达理。不离婚是夫妻,离了婚是朋友,夫妻一场,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审判员苦笑了一下,轻声说:“我知道,你们不是为感情破裂而离婚,而是为无法 生活而离婚。你一个月三十二元工资,能够维持好几年,也难为你。”我说:“您 能理解,我十分感谢。”──在那个年月,代表人民的审判员能够对一个“阶级敌 人”说这样的话,而不是竖眉立目地训斥,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幸亏他是一个人开 庭,要是有两个人,非得揭发他“丧失阶级立场”不可。 这一庭,审判员收了我的协议书,只说了一句“回去等待判决”,就退庭了。 下午,我骑车带着琴,琴抱着小永,到通县的一家照相馆去拍一张“离婚纪念 照”:我们分坐一左一右,小永在中间。照完了相,我要求照相馆给写上“离婚纪 念”及年月日,摄影师说:“从来只有在照片上写‘结婚纪念’的,没听说过有人 写‘离婚纪念’的,还是写‘离别纪念’吧。”我不便坚持己见,只好点头。由于 要放大两张,自取来不及了,只好留下地址和邮费,请照相馆给我寄到农场去。 从此以后,我们俩再也不提“离婚”二字,而是像度蜜月一样,两人形影不离, 天天在家里拉拉手风琴唱唱歌,逗着孩子玩儿,每天晚饭都包饺子吃,每天夜里都 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觉,真正是“天天过年,夜夜新婚,朝朝暮暮,欢歌笑语”。─ ─难怪后来琴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来,曾经无限感慨地说:“跟你结婚三年,只有那 七天是最幸福的。” 这几天中,琴不但把我的棉大衣换了面子,重弹了棉花,把我穿来的衣服洗得 干干净净,还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检查了一遍,有破绽的补上,掉了扣子的缝 上。如果不是知道内情的人,怎么会想到:这是即将永远分手的一对儿? 不论是甜是苦,七天时间很快过去,终于到了我应该返回农场的日子了。琴把 我要带走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放在炕头,以免我走的时候落下什么东西。走前的 最后一夜,我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晚会,依旧由我拉手风琴,由姐妹三人 大唱革命歌曲,连嗓子嘶哑不爱唱歌的老丫头都唱了起来,连说话都还说不怎么清 楚、走路都还歪歪扭扭的小永,都在炕上又蹦又跳,还“咿咿呀呀”地唱:“我家 的表叔……”。到了九点多钟,琴说明天一早我要起早上路,建议早点儿休息,大 家这才余兴未尽地不再闹了。 趁她们整理房间的工夫,我抽笔填词一首,以记当时的“盛况”: 浪淘沙 离别笑开颜, 愁锁心间, 强颜欢笑假团圆。 悲剧且作喜剧演, 难辨悲欢。 今宵别梦寒, 泪湿春衫, 别时容易见时难。 孩提不解人世苦, 依旧春天。 ──1970年3 月12日 我把这首词抄出一张来,压在茶壶底下,算是我给琴留下的最后纪念。 五妹已经带着孩子进里屋去了。琴正在铺被子,按例仍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炕西 头,打算把小永的被子铺在炕东头,就在这时候,老丫头忽然把她的被褥从后面抱 到琴的炕上来,说:“老吴明天就要走了,也许再也不会来了。今儿晚上我得跟他 睡。” 这可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老丫头说这话,可不是开玩笑。自从琴 生育以后,我们分两张床睡觉。老丫头每次到黄村来看望姐姐,都和我睡一床。对 她来说,我就是她的亲哥哥,绝没有什么忌讳。那时候她才十七岁,我们也都拿她 当孩子看待。可今天她已经十九岁了,完完全全是个大姑娘了。可她这样说,却又 完全出于真心,并没有一点儿恶意。我苦笑着对她说:“今天晚上,是我和你姐姐 最后的一夜了,你就让我们‘一度春风尽余欢’,好不好?” 不料老丫头梗梗脖子:“让她?门儿也没有!还是咱们一起来尽余欢吧!”说 完,傻笑着冲我做了个鬼脸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被子和褥子在炕东头铺开, 用最快的速度脱去外衣,钻进被窝儿里去了。 见她这样任性,琴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小永的被褥铺在炕的中间,然后给小永 脱衣服,哄她入睡。等到小永睡着了,回头再看看老丫头,已经微微打起了鼾声。 我知道,她是个觉重的人,只要她睡着了,你就是把她抬走,她也不会醒的。因此, 虽然她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完全可以当她不在房间里。 尽管我有话在先,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之前,谁也不许再说“离婚”二字,更不 许哭。但是等到琴关了电灯,钻进被子里来的时候,却怎么也忍不住,抱住我伤心 地哭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该在五点钟起来,然后六点钟出发。但是为了避免和哥 哥妹妹们道别时的伤心,我临时改变了计划,不到五点就起来,也不开灯,以免吵 醒同一炕上的老丫头和里屋的五妹妹。我在琴的耳边轻轻地说:“你也不要起来, 我一个人悄悄儿地走,这样彼此都好受些。”但是她不听,还是固执地起来了。我 抱起昨天夜里就放在炕头的包袱,跟她说了声:“咱们的夫妻关系,到这里就算到 头了。”我正要开门出去,她突然扎进我的怀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似乎有不放 我走的意思。我趁势把她按倒在炕上,给了她一个长长的热吻,然后趁她不注意, 突然抱起包袱,快速地开开房门,推上车子,投进了乌黑而又寒冷的夜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