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事不过三 中国人对于频繁离婚的男人,向来有一种习惯的或曰天然的鄙视。王光美是刘 少奇的第四任夫人,竟也成了红卫兵小将们揪斗他们的罪状之一,而当时谁要是敢 说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夫人,则一定会以“恶毒攻击”罪遭到批斗甚至入狱。与 我同一个编辑部的一位女编辑,就公开地说:“我最讨厌离过婚的男人了。要我嫁 离过婚的男人,我死也不嫁!” 以上事例,都说明人们对离婚一事的鄙夷与不屑。只要你是离过婚的,哪怕你 是被女方所弃,或者你有十二宗不得不离婚的理由,人家也仍然会说你对爱情不忠 实,对婚姻不严肃,因而看不起你!即便当面不说,人家要腹诽,你有什么办法? 但是,凡是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大都是没有离过婚的人。他们或她们没有经历 过妻离子散的切肤之痛,无法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想。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经历 了两次离婚的惨剧,两次都因此而毁家,难道我是愿意的么?离婚真那么好玩儿么? “新人迎来旧人弃”,真那么心安理得,有滋有味儿么? 没有经历过离婚惨痛的人们,无法体会,也无法理解。这就叫:“站着说话不 腰疼!” 幸亏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演出第三次离婚的惨剧。这,也许就是中国人所 说的“事不过三”吧。 为了维持这事不过三,我忍耐着,克制着,祈求着…… 第一章 二十六年故乡情 打仗靠的是“一鼓作气”,时间一长,不免就要“再而衰,三而竭”。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时候,确实 也曾经疯狂过一阵子。特别是那些整人的人,飞扬跋扈,唯我独革,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曾几何时,“昨嫌乌纱小,今叹罪裙长”,当年整人的 人自己也挨了整,也去亲口尝了尝“梨子”究竟是什么滋味儿。大批红卫兵小将们, 当年上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多么革命,多么英勇,可是“狡 兔”还没死绝,“飞鸟”还在漫天飞舞,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被发配到边 远荒凉的地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生活,当然 不如挥舞皮带、拳打脚踢有趣而过瘾。人们逐渐醒悟到:这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 群众性运动,真正从中得到利益的人,其实并没有几个。于是运动成了强弩之末, 当年最积极的人,一变而成为最消极的人。 一九七五年,运动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我在劳改农场,第一不许参加运动, 只许加深认罪,第二生产不但照常,而且更加紧张,第三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已经在 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撤消,平时没事儿不许外出,除了两报一刊上报道的“各条 战线生产总值年年增长”、“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之外,连小道儿消 息也听不到。 我自从与琴分手之后,卸下了包袱,一身轻松。我一个月三十二块钱的工资, 花二十块在生活上,伙食费从每天五毛钱提高到每天七毛,偶然也吃吃那两毛五一 个的炖肉或溜肉片,不再老吃那五分钱一个的“纯素斋”菜肴,腮帮子上的肉逐渐 增多,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了。 我一个月存五至十元,每年可以存六十至八十元,五年下来,积少成多,也攒 了有三百多块钱了。我决定请假回浙江老家去看看老母亲。 我大哥早在一九六五年死于肺癌,二哥在“文革”前因为当“星期日工程师赚 黑钱”受到“留用察看”处分,被下放农村,一个月只有二十八元生活费,下面有 二子一女,生活相当困难。自从一九六六年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自绝于人民”, 我母亲年老体弱,除了二姐每月汇来十元钱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一个人住在上海 根本无法生活,所以父亲死后不久就到浙江缙云老家我大姐家住。我大姐本来是个 小学教师,教了三十多年书,五十多岁了,因为耳朵重听,竟以“退职”的名义被 打发回家,只发给三个月退职费,从此再没有任何收入,靠姐夫种田、养猪、养兔 子勉强过日子,生活也很艰苦。好在我二姐在四川银行系统工作,虽然也受到了冲 击,不过每月工资三十八元还照发,所以每月能够照常给母亲汇十块钱生活费。 一个月十块钱生活费,住在城市里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住在农 村,不但够用,还要让它有结余。我母亲是上海户口,如今住在农村,每月可以从 上海寄来二十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当时的农村,全国通用粮票是宝贝,出门到外省 的人愿意用一斤大米来交换一斤粮票。这样,等于买米不用花钱了。菜是姐夫自己 种的,可以不算。因此,真正的花费,不过是油盐酱醋柴而已。其中却以柴为大宗。 浙南虽然是山区,但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几乎剃了光头,如 今木柴卖到七八分钱一斤,比北京城里生火用的劈柴居然贵出好几倍。不过做两个 人的饭和做三个人的饭,油盐酱醋柴并不增加太多,因此姐夫并不收我母亲柴火钱。 我母亲住在大姐家,虽然不至于冻饿而死,但也仅止于温饱而已。我们一家, 几乎没一个不“出事”的。我二姐算是境况最好,也因为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关系比 较密切的同班同学查出来是个女特务(被判了十几年徒刑,直到最近才知道她的姐 夫确实是特务,解放前就到台湾去了,而她自己其实连特务的边儿也不沾),于是 我二姐也受到了株连,被莫名其妙地隔离审查了好几年。我母亲想起屈死的丈夫和 分崩离析天各一方都在挨整的子女就眼泪汪汪,生生地把一双眼睛哭瞎了。 这些情况,我虽然身在劳改农场,但从大姐的来信中,我大体上是知道的。 “文革”初期,一者我被剥夺了探亲的权利,二者场方对“二劳改”的控制很严, 想请假也极难,三者由于自己的身份,在劳改农场有如置身于台风的中心,反倒安 全,不敢外出,四者也没那么多钱,因此不可能请假回浙江探亲;如今“文革”已 成强弩之末,而我也攒够了往返浙江的路费,何况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又患有多 种疾病,有如风中残烛,不知道哪一天就要熄灭,再说,我父亲故去已经十年,骨 灰一直放在上海大嫂的家里,也应该入土为安,于是我决定请半个月事假,加上三 天春节假期和两个星期日,一共二十天时间,到浙江去探望母亲,同时为父亲营葬 建墓。 但是,劳改农场对于事假的控制也很严,要是明说回家探亲或葬父,根本不可 能批准。要想请假,必须找个理由,哪怕队长明明知道这是谎话,他也好“对上面” 有个交代。因此,我写信请姐夫给我发了一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请准了事假, 动身上路了。 从清河农场到上海,倒是有直达车。那是从东北三棵树到上海的慢车,在汉沽 车站停车一分钟。但是车上极挤,上车以后,不但没有座位,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每到一站,连门都打不开。一直等到车过南京,车上的人稍微空一些了,赶紧坐在 自己的行包上,就算是有了座位了。 车到上海,我归心似箭,到南市大嫂家里取来父亲的骨灰,立即返回车站,反 正从上海往南开的车很多,随便哪一趟车都要在金华停车,我买了一张时间最近的 车票,上车以后,有了座位,就呼呼地睡着了。 我大姐子女众多,有一个女儿,送给表兄领养。这个表兄就住在金华汽车站旁 边。他解放前本来是自己开旅馆的,解放后先搞“联社”,后来与国营旅馆合并, 如今两口子和领养的女儿都在国营旅馆工作。指着这么点儿关系,我下了火车以后, 就直接上了表兄家。 我一九四九年六月参军离开金华,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二十六过去,金华已 经发展成一个中型城市。当年的火车站,是孤零零地建在远离城区的郊外,从城里 到火车站的那条土路叫“中山路”,除了站前路两旁有一些低矮的店面房屋之外, 其余路段路旁都是农田。现在从车站到城里,路两旁已经被建筑物占满,也分不出 来哪儿是城内哪儿是城外了。 “文革”期间,浙江有三个地方最出名:所谓“杭州是修正主义,温州是资本 主义,金华是帝国主义”。因为金华的武斗最厉害,两派都有解放军支持,都有枪 支弹药。从火车站到汽车站,不过短短的一两里路,但是沿路的墙上还遗留着许多 弹孔,一根电线杆子上,我数了数,居然有一百多个窟窿,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 尽管事隔多年,我从风平浪静的劳改农场来到这个武斗的中心,仍有点儿“洞中方 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在表兄家里,我碰见了表嫂的一个表弟,名叫徐子豪,本是缙云县新建区黄碧 村人,但已经在江西铅山县落户,这次是从江西回来探亲的。他听说我在北京工作, 就跟我攀谈起来,谈得还挺投机。当然首先谈的是当年的武斗。据他说:武斗虽然 激烈,但是双方基本上都没有死伤。因为开枪的人都不是会打仗的人。双方各占据 一个宾馆或招待所做据点,用好几床被子把窗户遮住,然后把枪从被子的缝隙中间 伸出去,向对方同样也是用被子做掩体的据点开枪。这时候街路上根本就没人。因 此开枪只图好听,只要求把子弹打出去,并没有目标。后来听说也有几个“路人” 死伤,不过那都是吃了流弹,是真正的“飞来横祸”。 聊了一会儿,他见我身上穿的灰涤卡上衣和一条假毕基裤子料子似乎还不错, 就问我像这样的料子北京好买不好买。我说很好买,但是都要“工业品购买券”。 他问一套衣服要多少工业券,我说大约两张半。他问我们一个月发多少张工业券, 我说每月一张。他听了,就不说话了。我知道他很想买,就告诉他:如果他需要, 我可以帮他买,只要把钱给我就可以,工业券由我出。因为我不大买衣服,几年来 攒的工业券不少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再说,如果他买的数量颇大,工业券是可 以用钱买到的,价格也不贵。他听了,当时就给我两套料子的钱,给我写了地址, 要我回北京以后帮他买,然后寄到江西去。 没想到,这个偶然认识的亲戚,却引发了我的第三次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