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心酸往事苦又涩 要说我的对象是怎么吹了的,先得说说我怎么被划成右派;要说我被打成右派 的原因,又不能不从我父亲那里说起。 我父亲也是个大夫。我们老杨家打老辈儿起始就住在北京朝阳门外,靠种菜、 卖菜为生,祖祖辈辈都是菜农。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上不起学,一直到了十二三岁, 爷爷托了人情,把他送到北京城里的一家中药铺里去学徒,才从记药名、看药方开 始认识了几个字。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零一节,到了一九二六年,也就是他十六岁 那一年,总算满师了,可以当伙计挣钱养家了。没想到因为连年军阀混战,药店生 意萧条,即便药能卖出去,也没地方进货,资本亏损,债务紧逼,不得不关张大吉。 我父亲满了师,却失了业。尽管求爷爷告奶奶地四处托人,依旧走投无路,最后只 好到陆军后方医院去当一名看护兵,也只能顾自己混一碗饭吃。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华北连年打仗,烽火不断。军阀内战还没有结束, “七七”芦沟桥事变又起来了。我父亲跟着医院从华北战场内迁,二十年来,走遍 了大半个中国。一方面由于他在中药铺学过徒,懂得一些中医中药;一方面也因为 他是个好学又刻苦勤奋的人,二十年中,从看护、看护长、医佐、医官,一直当到 军医主任。对他那样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乡下人来说,三十六岁就当了上校军医主任, 也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抗战胜利以后,大家都盼着从此不再打仗,消消停停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可 是消停不了几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医院里照旧挤满了伤兵。我父亲说了 几句牢骚话,不知道叫哪位耳报神给听见了,稀里糊涂地以共产党嫌疑给抓去关了 三个多月。幸亏院长替他说了好话、托了人情,又花了一些钱,总算是平安无事地 放了出来。从此,他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在后方医院里听那些伤兵老爷们骂娘了。 他奉准长假,回到了北京。 要论他军医主任的资历,当个私人开业的医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那时 候当开业医生,讲究的是学历和后台。在北京城里想开个诊疗所,没有留德、留日 的博士头衔,没有大官僚、大流氓做靠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我父亲一者没有出 洋留学的镀金招牌,二者没有干爹、干妈、干亲家做戳杆儿,三者没有购置漂亮医 寓和私人包车的本钱,单凭他端尿罐儿出身的“资历”,明知道城里不可能有他的 地盘,就回到朝阳门外,用他的全部积蓄买下了这所院子以及一些不可缺少的用具 和药物,挂出了招牌,开了一个小小的诊疗所。 解放前的朝阳门外,荒凉破落,站在朝阳门城楼上往东望,除了一片黄土农田 之外,只有东岳庙神路街附近有几所像样点儿的房子,其余的就大都是低矮的土坯 房了。坑凹不平的土路,正像老话讲的那样:天晴是个香炉,下雨是个墨盒儿。一 到了晚上,又是个吃人的鬼蜮世界。要知道,那时候北京很出名的窑子“白房子”, 也就是最下等的妓院,就在朝阳门外呀! 我父亲就在这贫民区里安了家落了户,而且很快地就成了供在穷哥儿们心坎儿 上的“药王爷”。他每天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不论是种地的、做工的、拉排子车 的,甚至是出卖皮肉的,他都给看;也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有人登 门来请,他夹起阳伞提起皮包就跟人家走。他在穷苦百姓的心目中,声誉之高,是 绝不亚于城里那些读过洋书、吃过洋饭、喝过洋墨水的“名医”的。 父亲出身贫寒,从小在朝阳门外长大,对这里的穷乡亲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更懂得贫病交加是个什么滋味儿。他心甘情愿地回到这个贫民区来,用他的医学知 识为穷苦百姓服务,造福于人民,不是没有原因的。 父亲在他当了医佐以后成的家,一九三八年生下了我,一九四○年生下我妹妹。 父亲离开军队回到北京挂牌当医生以后,我们一家四口,就依靠父亲从穷人手上接 过来的那一点点儿微薄的诊金过活。那时候,物价一日三跳,真是米珠薪桂,说起 来家里开着个诊疗所,其实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也相当艰难。 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个晚上,下着大雨,天黑得像锅底,门外的水像小河似 的哗哗流淌,屋里还有好几处地方漏雨,地上,床上,桌上,放着好几个大盆儿小 盆儿,叮叮咚咚的,响得十分热闹。我们家的房子买进来的价格很便宜,当然也很 破旧,早就应该翻修了。 就在这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偏偏有一家姓姜的工人家里要生育,由于产妇已 经四十多岁,还是头胎,孩子生不下来,疼得晕了过去。老娘婆慌了手脚,除了念 佛,再也没有别的主意了。那位姓姜的工人抱着求求试试的一线希望,披着一条破 麻袋,顶着瓢泼大雨到我家来叫门儿。还是我耳朵尖,听见了,去开开门儿让他进 来的。他一见我爹,二话不说,扑通就跪下了,苦苦哀求我爹救他老婆一条活命, 至于那个害人的小崽子,只好不要了。我父亲问明了情况,略一踌躇,就披上了雨 衣。门外大雨如注,但是救人要紧! 那天晚上,风刮了一夜,雨下了一夜,我和我妈两个在屋子里忙活了一整夜。 只有小妹妹熬不住困,找了个干松点儿的角落,蜷着身子就睡熟了。 一直到天亮,我爹也没有回来。照我妈想:天黑雨大,路不好走,救得产妇脱 险,就在他们家里胡乱歇一歇,等天亮了再回来,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倒并不着急。 到了早上七点多钟,雨刚刚小点儿,那位姓姜的工人师傅擓着一小篮鸡蛋,顶着麻 袋,道谢来了。一进门儿,就跟我妈连连作揖说:“要不是杨大夫医道高明,别说 是儿子了,就是产妇,只怕也要保不住。如今多亏杨大夫冒雨抢救,才能母子平安, 白拣了两条性命。家里穷,实在没有好东西相谢,只有自己养的鸡下的几个蛋,送 给大夫表表心意。”一面还叫我妈不要惊动我爹,让我爹好好儿歇息。 我妈一听就觉得奇怪,忙说:“他爹直到这早晚还没回来过呢!”姓姜的工人 一听也急了,说是孩子直到半夜过后方才产下,我爹惦着家里屋漏,连点心也没吃 一口就要回家来。又怕产妇没人照应,还不要人家送,说是从小走惯了的熟路,不 会走错的。两头一对案,大家都急了。那工人放下篮子,只说了声:“先不要急, 我去看看。”连麻袋也忘了披,就跑到门外去了。 一直到了九点多钟,那工人才水淋淋地赶了回来,流着眼泪向我们全家报道了 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父亲的尸首,已经从死水坑里捞了上来,雨衣不知什么时候丢 失了,手里却还紧紧地抓住出诊皮包不放。据他的推测,父亲是在大雨中看不清路, 失足跌进水坑里去的。 从此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二人开始了十分艰难困苦的生活。她把诊疗所的牌子摘 了下来,糊上一层纸,叫我写上“代客拆洗缝补”的牌子,又挂了出去。那位姓姜 的工人师傅,除了帮助我们把爹发送了之外,还尽他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料理家 务:房漏了,他来抹;墙倒了,他来砌;煤球没有了,他借车子去推。他替母亲四 处去张罗“买卖”,到厂子里去收来许多破衣服、脏被子,让母亲缝补拆洗。他想 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兄妹俩继续上学念书。他还把他的儿子起名叫“焕生”,表示这 是用我爹的一条命换来的意思。他用他整个儿的心来关怀帮助我们孤儿寡母,同时 也成了我们一家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就是我这么好的一位父亲,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居然会成 为我申请入团的主要障碍。那些自以为马列主义学得不错的老师、同学们说我父亲 是国民党员,是反动军官,要我对反动父亲批判认识。我说我父亲在旧军队做事, 不参加国民党就领不到薪水,混不上饭吃;他虽然也挂过校官的肩章,但他一辈子 干的是救死扶伤,他对人民只有功,没有罪。他们反驳我说:同样是在旧社会,为 什么有的人去了延安,有的人却去了西安?可见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又说:我父 亲救治好了的伤兵,都是回到战场上去打共产党的,因此,我父亲虽然没有直接去 杀人,却是间接地杀了人,也是一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反革命。我当然不 同意他们的论点。因为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推断起来,凡是给国民党种过田、织过 布、纳过税的人就都成了反革命了。就由于我“对自己的反动父亲认识不上去”, 一直到我进了大学,依旧被关在团的大门之外。 长话短说吧:由于我自己的切身体验,将心比心,我对于地富子女特别是解放 以后出生的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持比较同情的态度;由于我对形而上学的反 感,我热爱科学的逻辑和辩证法;由于我对“是非好坏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 不满,而希望中国能有健全的法制和广泛的民主。一九五七年,当我还是医科大学 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在一次团内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我这个“团外人士”诚 心诚意地对出身问题、法制问题、科学与民主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因此被划 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幸亏我只是发了一次言,没 有贴大字报,也没有跟别人商谈,只是有言论,无行动,也没有组织“右派集团”, 总算没有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而是得到“宽大处理”,仅仅受到留校察看的 “最轻处分”,留在学校里继续给同学们当“反面教员”。 一九五八年,反右派结束,大跃进开始。我被送到北京朝阳门外一个国营农场 去监督劳动。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姓许的“同类”。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三 年级的学生,比我大两岁,父母和弟妹都在四川绵阳。他是一个知识面很广的人, 但是其貌不扬,金鱼眼,大龅牙,长脖子,罗锅腰,外号人称“鸵鸟”;而且还不 修边幅,最不善于料理自己,不单被子脏得流油,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邋 邋遢遢,袜子破了使橡皮膏粘,棉裤破了用细铁丝绑;一有工夫,不是钻在书本里 自得其乐,神游天外,就是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刺刺不休。由于兴趣广泛这么一 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俩通过“抬杠”交上了朋友,终于成了莫逆。 就在这一年的夏末,“鸵鸟”的妹妹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到农场来看望哥哥。 由于我和她哥哥的关系密切,她几乎成了我们俩共同的妹妹了。我们这些监督劳动 的人,不能经常回家,而她就读的化工学院地点正好就在朝阳区,因此每次她来看 望哥哥之前,总是先到我家里去问问要给我带点儿什么东西,然后背着大包儿小包 儿到农场来。“鸵鸟”自从来了这个妹妹以后,生活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被子,干 净了;破衣服,补上了;烂成像一团粉丝的毛线衣,也拆了重新打过了。我自从多 了这么一个妹妹以后,精神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她是个文学爱好者,早在中学时 代,就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每次她来,我和“鸵鸟”总要把一些争执不 下的问题请她来评判。妙的是:她的观点,竟然跟我大都接近或完全一致。于是, 我不单多了一个妹妹,而是多了一个真正的同志,多了一个十分真诚的异性挚友。 有时候,我盼望她来,简直比她哥哥还要热切几分。 不过,在我与她之间,并没有任何爱情的成份存在。我可以坦白地供认我的欲 望和幻想:尽管我已经被打上了某种标记,在政治上已经接近于被判处死刑,不过 那时候我们这些未出校门的愣头青们对自己的评价依然很高,总觉得一个品学兼优 的学生,即便说错了几句话,党和国家也不会将我们一棍子打死,早晚还是会被起 用,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因此,我总幻想我的妻子不单应当跟我有共同语言, 而且应当是妩媚的,动人的。她,心眼儿可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她温柔、善良, 具有东方女性的一切美德,但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一点儿也不漂亮。她过长 的脸盘是黄瘦的,平坦的前胸是干瘪的,细小的眼睛是无神的。因此,不管我与她 之间如何亲密,如何投机,但我们只是朋友,往好里说,也只是兄妹。我们之间, 从来没有提起过爱情;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爱情。 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有精神,要对右派进行一次甄别:最好的可以摘去帽子; 最坏的要加重处分。在这次甄别中,“鸵鸟”由于“继续散布谬论”而升了级被送 到远离北京三百多里之外但却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管辖的清河农场劳动教养去 了;不久之后,我却得到了“表现基本良好”的鉴定,被送回医大去继续我的学业。 由于路途远,她到哥哥那里去一次往返至少要两天,每去一次,至少要请一天 假;而从她的化工学院到我家还不到两站路,步行也不过二十几分钟,星期假日随 时可以到我家来享受“家庭生活”。这一来,她到她哥哥那里去的次数就远不如到 我家的次数多了。通过频繁的来往,我们之间的感情似乎已经很融洽,但由于我追 求美貌的偏见,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情人而只认她为知交。我们这种男女之间的真 诚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大学毕业以后。 难忘的一九六一年,我和她都在饥饿中领到了毕业文凭。她比我晚两年进大学, 但由于我到农场去劳动了一年,而化工学院是三年制,于是我们竟成了同届的毕业 生了。更巧的是:她被分配到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所染化室当实习研究员,地点在 朝阳门外,离我家没多远;我呢,尽管考试成绩在班里是比较好的,但由于我顶着 那么一顶帽子,既无法留校作研究生,也无缘分配到技术与设备条件都比较好的大 医院去,那时候姜师傅的纺织厂里正好缺大夫,他又是厂党委委员,上上下下全都 说得上话,他考虑到我以后摘帽子的方便和就近可以照顾我母亲,主动去打通了层 层关节,居然把我要到了纺织三厂医务所当实习大夫。 从此,我离开了学校,踏进了社会,开始了我的“夹着尾巴做人”的艰难的生 活。除了小许经常到我家里来走动之外,一般的朋友,我基本上不交。 一九六二年初,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饥饿刚刚有所缓解,小许通过业务上 的关系,认识了北京针织厂一个搞染化的技术员王广烈,开始了她的初恋生活。也 许是出于爱她的善良吧,这个王技术员一见小许之后,就展开了“春季攻势”,紧 追不舍。仅仅三个多月工夫,就迫使小许跟他肯定了关系。她除了把喜讯写信告诉 她的父母和哥哥之外,作为知交,同时也告诉了我,还把王广烈带到我家里来跟我 见了面。每逢星期假日,我们三个经常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或者就坐在我家里一 面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神聊,一面包几个素陷儿饺子解一解馋,就好像我家就是 小许的家,我就是小许的哥哥似的。 这样的友谊继续保持了几个月,到了七月份,他们两个忽然都不到我家里来了。 我还以为一者是天气越来越热,二者是他们忙于筹备国庆节结婚,没有工夫来串门 儿的缘故,也不以为意。 八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小许突然来了。自从她跟王广烈肯定了关系以后, 还没有独自一个人到我家里来过。她的突然不来和这次单身来访,引起了我的惊异, 请她坐下以后,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她低下了头,神色凄然地说:“他,跟 我吹了。” 我感叹这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爱情”,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告诉我: 王广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右派大夫以后,曾经劝她以后不要跟我来往。 她答复说:她不但有我这么一个右派朋友,而且还有一个正在劳改的右派哥哥。要 她断绝这种亲友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王广烈说:他正在申请入党,如果 他的爱人有这种不清不白的社会关系,对他将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和难以设想的 后果。他问她是要丈夫呢,还是要哥哥和朋友,叫她在这两者之间作一慎重选择。 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竟然影响到她们之间的关系。我感到负疚。我可以 劝她不再跟我来往,但我绝不会违心地劝她不要自己的亲哥哥。我问她准备作何打 算,她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一股少见的强光,紧盯着我,自豪地、响亮地回答: “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不单告诉他我选择了哥哥和朋友,而且还狠狠地 骂了他一句:‘丑恶的灵魂!’扭头就走了。我设想他经我这么一骂以后也许会醒 悟过来。我等了他一个月,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听完了她的话,使我激动万分。我抑制不住感情的爆发,真想一把将她搂进怀 里来。但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阻碍了我这样做。我只是双手抓住了她的两肩,大声 地嚷着说: “你为你哥哥和我所作的牺牲太大了,太大了!是我们连累了你!是我们破坏 了你的幸福!我太对不起你,太对不起你了!” 我的激动感染了她,终于使她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她眼圈儿一红,一头 扑倒在我的肩膀上,失声痛哭起来。 最后的一层障碍终于冲破了。我紧紧地拥抱着她,两手在她的后背上来回来去 地摩挲,脑子里思绪万千,但竟然想不出一句恰当的话可以用来安慰她。是的,她 为我们作出了如此重大的牺牲,难道是一句无足轻重的空话,就可以愈合她心灵上 所遭受的巨大创痛吗?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俩默默无言地互相拥抱着,紧紧地互相依偎着,忘 情地彼此爱抚着。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我终于从自己的肩头上用双手捧起了她的 脸蛋儿,入神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忽然发现她是世界上最美最 美的姑娘之一了。她晶莹的泪眼,睁得比任何时候都大都明亮;她紧抿着的双唇, 显示出一种不会轻易屈服的坚强性格;就连她那黄瘦的、并不动人的脸色,由于激 动,由于羞涩,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嫩都红润;甚至连她那过长的脸型,似乎也不 像我印象中所不喜欢的那么长,倒觉得长脸型另有一种长脸型的优美和情趣了。 我情不自禁,深情地、激动地、久久地用双唇盖住了她那小巧的、微微颤抖着 的嘴,尽力地从她的内心深处吮取着似火的爱情。当她由于透不过气儿来而推开我 的时候,我再次把她拉向怀抱中来,频频地吻她的双眼和两颊。我要用我的舌尖吮 去她眼中的点点泪水,舔净她脸上的斑斑泪痕。我还要用这种无声的语言向她表示 我对她的忠诚和爱恋,感谢和激情。在热血沸腾中,我们享受着上帝赋于人类最大 的幸福、快感和满足。我们的心,终于完全融合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她和我、谁是 谁了。 经过这一次意外的突破,我们之间的感情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每个 周末和假日,我们几乎总在一起度过。这时候北京的市场供应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妈妈总是把少得可怜的几张肉票、鱼票、鸡蛋票留到她来了才拿去用,哪怕要排两 三个钟头的队,也要想方设法尽量把饭菜做得丰盛可口些。北京的几个公园,我早 就逛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好像只有跟她一起玩儿,这公园才显得更开阔、更美丽; 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发现公园里的山水花木原来还有那么大的用处和这么多的 妙处。当时上映的几部电影片子,我也大都已经看过了;但好像只有跟她一起看, 这电影才显得更感人,更有趣;也只有怀里搂着她的时候,我才发现周围的男男女 女,原来都有我们这样的感受和心情。 在家里,在母亲的眼皮子底下,我们谈论诗词歌赋、中外文学;在湖畔,在寂 静的林荫道儿上,我们互相倾吐着积藏在胸中已经很久很久的心声。她半带羞涩地 说出:早在两年之前,她的心中就曾经出现过我的影子,只是考虑到自己的丑陋, 加上少女的矜持和自尊,不敢把这种难于表达的心情和盘托出就是了。我也恍惚地 回忆起:在我的意识中,早就感到了她的善良和可亲,早就发觉了她和我之间存在 着不可多得的共同语言与极其融洽的精神境界。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们俩的感情终于深化到了炽烈的、白热化的程度。 自从我用无声的语言向她表示了我的爱情之后,我几乎每天写给她一首诗,见 面的日子亲手交给她,不见面的日子就通过邮局寄给她,从不间断。等到我们的爱 情嘎然中断的时候,我手头已经积攒有诗词四五十首,我把它译成世界语,加上序 诗和尾声,凑了个整数,钉成一本诗词合集,书名就叫 Che Ni Ne Estas Amo,译 成汉语, 就是《我们这里没有爱情》。这部集子记录了我与她之间爱情的发生、 发展与破灭。如果你不笑话我,可以拿出来选读几首: 这一首题名《喷嚏》,写的是我们在热恋中的一个小火花儿: 正在房中扫地, 猛可里打个喷嚏。 旁边有人瞎起哄: “准是你心上人在想你!” 一听这话我倒有了气, 想来我的她不会恁地没情意; 我们分手已经三天整, 怎能这会儿才把我想起? 每日里我把你朝思暮念, 敢情你整天价喷嚏连连? 若要是果真会如此灵验, 我宁可不想你让你平安! (1962年9月16日) 这一首题为《眼睛和心》,写的是我的一段内心的独白: 我用我的眼睛来看, 我和你的距离呀,很远很远; 虽非天南地北,却是咫尺天渊, 别时容易见时难。 我用我的心来看, 我和你的距离呀,很短很短, 虽非耳鬓厮磨,却是心田相连, 醒时相思梦时见。 (1962年8月21日) 由于爱情的激增,促使我写下了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诗篇;又由于这些小诗的 寄递,反过来更加激增了我们之间的爱情。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正是由于这 些情诗的传送,最后竟会导致我们之间爱情的覆灭。 国庆前的一个星期天,就在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刻,她突然爽约没有 如期跟我会面。我在忧心忡忡食不知味中百无聊赖地度过了这个不顺心的假日。第 二天一早去上班,赶上厂子里开大会,宣布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这是姜师傅出的 力气,也是他从我医大一毕业就在处心积虑地为我积极活动的一件大事。谢天谢地, 我的这顶“帽子”,总算在我最最希望它消失的时候按照我们大家的希望如愿地免 去了。 我进厂一年多来,勤勤恳恳,规规矩矩,表现堪称良好。姜师傅以老工人加党 委委员的身份先是制造舆论,接着正式提议摘去我的右派帽子。由于工作做到家了, 厂党委会几乎没有经过争议就一致通过。报告刚刚呈报上级党委,姜师傅就把这个 消息悄悄儿地透露给我,我也告诉过小许。我们都盼望着国庆前或者元旦前能够得 到“免冠”的通知从而可以着手进行下一步的结婚安排。 开完了会,我正要给小许打电话,传达室的老王头叫住了我,递给我一封薄薄 的信。信是小许写来的。我们之间,虽然每星期都能见面,相距也不远,但是信件 往来,不但极为频繁,而且情书之长,也绝不是三张两张纸所能结束的。而这一封 爽约之后寄来的信,竟然如此之薄,让我感觉到明显地是有所变化了。在这“大喜” 的日子里,我祝愿千万不要有意外的波折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用颤抖的双手拆开信 封,里面只有一张纸,用铅笔写着几行极为潦草的字。她的字体娟秀,写信一向端 正清晰,但是这封信却写得像我们大夫开药方,歪歪斜斜,十分难认。可以想见, 她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有多么不平静! 她的信里写着:由于我去信过于频繁,以至他们研究所里几乎人人都知道她在 搞恋爱了。她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对于团员的婚姻和恋爱,一向是十分关心的。就 在星期六下午的党团活动时间,她们的团支部书记也就是党委的青年委员,特意找 她进行了一次为时两小时的诚恳的长谈。他先问她每天给她写一封信的人是谁。她 如实汇报了。他又问她这个人的政治面目如何。她也如实作了说明。最后他代表支 部向她提出了忠告:要她正确对待自己一生的前途与幸福。他认为:如果她不听劝 告,决定跟右派分子结婚,支部当然不能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出面干预和反对; 不过这种行为本身,说明她的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这一边的。因此,至少在入 党这个问题上,支部将另作考虑;关于职务问题,行政部门也有可能会重新安排。 何去何从,要她自己抉择。 这次谈话,无异于晴天里起了个霹雳。那一夜,她无法到我家里来,也根本无 法入睡。她想得很多很多。她知道:支部尽管说不能违反《婚姻法》出面来反对, 但她如果真的不顾一切跟我结婚,她的一生,也就算是完了。她懂得胳膊拧不过大 腿去,个人拗不过组织去。以前她骂过王广烈卑鄙,这回事情轮到自己的头上,方 才省悟到王广烈那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她想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她父母亲含辛茹 苦供她读书的殷切期望。她终于原谅了王广烈,却请求我的宽恕! 我自信不是个利己主义者。我从来不赞成把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 苦之上。既然她跟我结合之后得到的只是痛苦而不是幸福,那当然应该由我一个人 来承担这漫漫无边的苦楚而让她去享受那至高无上的幸福。问题在于:她离开了我, 所得到的,究竟是快乐呢,还是痛苦? 从逻辑上推理,一个党员,如果开除了党籍,就不再是党员了;那么,一个右 派,一旦摘去了帽子,是不是就算回到人民的行列之中,从此不再以右派分子对待 呢? 我抱着一线希望,打了个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已经摘帽这个“喜讯”,要她向 支部申明一下,同时要求国庆期间跟她面谈一切。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十月一日她 将去她哥哥那儿,十日二日回来。她叫我届时到永定门车站去接她。我要求跟她一 起去看她哥哥,她不同意。我估计她可能要和她哥哥商量这件事情,也就不再勉强。 十月二日,我准时到火车站,接着了她。她神情严肃地向我默默走来,脸上的 红晕和笑意,消失了;眼中的光辉和明亮,暗淡了。自从我认识她,就是第一次见 面,也没有见过她如此严肃。我知道她心中经受着多么重的创伤,忍受着多么大的 痛苦。因此,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热情,只是淡淡地微笑着,迎了上去,向她点了点 头。我的微笑,难看到什么程度,自己看不见;但她用来回答我的,努力装出来的 那个微笑,却分明比哭还要难看。她每次去看哥哥,吃的用的大包儿小包儿总是背 了不老少;回来的时候,除了满腹心酸之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因此,我们 干脆躲开了挤电车的人流,肩并肩地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我们默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谁也没有开口。并不是前后有人,不便于说话, 而是满肚子的话,一时间不知道从何处讲起。最后,还是我憋不住了,先开口问她: “你哥哥怎么样?快该回来了吧?” 她皱着眉头摆了摆脑袋。过了一阵子,这才低低地吐出了几个字: “他延长了两年教养期。” “怎么?”我吃了一惊,猛地站住了脚步。为什么一个个打击,竟会接连不断 地降临到这个善良的姑娘头上呢?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迫不及待地问:“这是 怎么回事儿?他的教养期不是快要满了么?” “别站住,走着说。”她轻轻地推开了我的手,继续往前走去。“按他原定的 教养期,再过一个多月就应当解除了。可是他那爱发表与众不同见解的老毛病,又 叫他多受两年罪。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写信来叫我去一趟的。” “这位老兄,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也应该长点 儿记性,汲取一下经验教训才是。特别是国庆节前,是关键时刻,他又不是不知道!” 我颇为感慨地说。想起了自己这几年“夹紧了尾巴做人”的滋味儿,不禁又苦笑了 笑。“这一回,他又发表什么高论了?” 她回头看了看身后,压低了嗓音小声儿说: “艾地到中国来,夸奖中国的西红柿便宜,一毛钱能买一大堆。还说:这要是 在外国,是要卖几块美金或几个卢布的。我哥哥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便宜上 了;要是中国的西红柿每斤也值几个卢布或几块美金的话,中国就富强了。他的话 被积极分子汇报上去,队长找他谈话,说他右派立场不改,看见中国的西红柿便宜 就有气,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物价高昂,劳动人民连西红柿也吃不上才解恨。他 又不服,跟队长争了个面红耳赤。队长一生气,开了他三天会。他的性格,当然是 据理力争。于是他的‘谬论’越发越多,材料也就越凑越足。正好国庆节前农场要 开奖惩大会,就拿他当了坏典型。两年教养期,就这么加上去了。” “真是胡来!”我气不忿地说。“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农产品价格越低的国 家,人民生活水平也就越低。要是西红柿一块钱一斤,五百多斤西红柿就能换回一 台电视机来;现在西红柿只卖三分钱一斤,要一万六千六百多斤西红柿才能换回一 台电视机。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的是非。退一步说,就算错了,说这么一句 话,就要关押改造两年之久,这不单是不讲理,也太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了吧?” 我一激动,嗓门儿就大了。她用手肘碰了碰我,翻了我一个白眼,接着我的话 茬儿小声儿地说: “这种理论上的问题,碰见个懂道理的,当然是不用解释也会明白。问题在于 劳改队里的干部,文化水平大都很低,有几个是读书明理的?他们说:‘艾地是印 尼的革命领袖,他如果知道西红柿便宜是坏事而不是好事,还能夸中国的西红柿便 宜吗?’这种有权就有理的事儿,作为一个劳改犯,能跟谁讲理去?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嘴封起来,什么话也别说。我就是这么劝我哥哥的,不过已经太晚了。” “这叫形而上学猖獗!”我还在为这种不公平的判决忿忿不平。“他们队长不 懂道理,跟他在一起有那么多右派,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 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劳动教养跟你们监督劳动不一样。你们那会儿,在一起劳动的几乎清一色全 是右派;可我哥那儿,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右派不过五六个,其余的大都是小偷儿、 流氓,根本就提不上素养二字。这五六个右派当中,有的人学乖了,遇事儿只知道 唯唯诺诺,不置可否;有的人心有余悸,明知不对,也不敢说出自己的见解;还有 一些人变成了马屁精,成了长官意志的积极拥护者,只要队长敢说煤球是白的,他 就敢说像元宵。在那个权力被无限扩大、民主根本就不存在、真理也被歪曲的特殊 世界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要知道,辩论的前提必须是平等;在强权之下,除了 屈服,就是反抗,根本就没有是非曲直可以申辩的。” “那么说,他就这样屈服了?” “不屈服,难道你叫他去反抗?”她苦笑着瞥了我一眼。“由法院宣判的刑事 罪犯,不服判决可以上诉;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没有地方可以上诉。何况他 这是思想问题,是非曲直,也没有一本法典可以作为依据。我劝他吃一堑要长一智, 也学乖一些;没事儿了宁可多读书,少聊天儿,根本就不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讨 论会上,人云亦云发几句言,能把差事对付过去就算了。明天,我准备给他寄一套 大学英语课本去,让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再咬一咬牙,把这两年时间熬 过去再说。” “过了两年以后,他还能回到北师大去么?” “他是开除了学籍升级教养的。这一辈子他也别想回到大学念书了。听他说, 现在的政策是:解除了劳动教养,就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作为一种劳动力存在于这 个世界上,过一种只有公民义务没有公民权利的半人民生活。这就是他下半辈子的 远景和出路。” 我没有再说话,只在默默地思索着:一个论点,一种认识,即便全都错了,难 道就该得到终身监禁这么严重的惩罚与恶果么?我虽然万幸没有迈进公安局这条铁 门槛,如今总算还有一定的自由,还有个固定的职业,每月有几十元工资可以养家 活口;但是政治生命呢?摘去帽子以后,算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他哥哥那个活样板 在那里搁着,我简直有些不寒而栗了。我只是机械地往前迈动着双腿,关于我跟他 的事情,连问一问的勇气都没有。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陶然亭公园门口。尽管这时候我们没有兴致逛公园,可 是天色不早了,晚饭总是要吃的。我建议到公园餐厅去吃饭,她不置可否。我就买 了门票,一起进了公园。 “你摘了帽子的事情,当天我就向支部汇报了。”走到湖边的甬道上,见前后 没人,她终于提起了我的事儿。 “你们支部书记怎么说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他说:没有摘帽的是‘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的,叫做‘摘帽右派’。总之, 本质上都一样!” “浑蛋逻辑!”我咕噜了一句。 “他说我考虑问题拖拖拉拉,极不干脆,说明我的立场站得很不稳。就为了这 个,党委决定调我到农村工作队去锻炼锻炼,好让我冷静冷静头脑。今天就算是我 向你告别。大约三两天之后,就要动身了。” “到什么地方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又一次站住了脚,吃惊地问。 “别站住!”她拉了我一把。“不是河南,就是广东。还没有最后确定。反正 我们所就这两个组。因为这次下农村,讨论的名单上本来没有我,就为我在婚姻问 题上‘态度’不好,才临时决定撤换的。抽换那个组的人,还没有最后决定。” 我感到一阵内疚。她已经先我而尝到自己亲手栽下的苦果了。当然,在我的面 前,也不会出现什么好果子。我把右手从她的背后伸过去,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右臂, 抱愧地对她说: “是我连累你了。” 她没有推开我,却用右手抓住了我的左手,轻轻地、无限辛酸地说: “这不怪你。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只是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和勇气来反抗 这种错误罢了。我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的诺言,为的是去屈服一种自己并不 信仰但却又无法摆脱的紧箍咒。所以应该忏悔道歉的是我而不是你。求真,我是个 弱者,我是个不值得你爱的女人。你谴责我吧!” 泪水从她的眼中涌出。她松开抓着我的手,伸手去掏手绢儿。我接了过来,替 她擦去了眼泪。无意中,把她的手绢儿塞进了自己的衣袋,成了一件永久的纪念品 了。 “不,你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你已经为我牺牲得太多了。我没有理由要求你为 我作出更大的牺牲。你也不是弱者。你有头脑,有能力,有理想,你应该获得幸福。 是我缺乏自知之明,闯进了你的心中,扰乱了你的宁静,破坏了你的幸福。应该受 到谴责的是我而不是你。我不请求你的宽恕。如果你能够当面谴责我几句,我的心 中反倒好受些。不过,你今天的不幸,绝不是出于我的本意。不论是从前、现在还 是遥远的将来,我都在用我整个儿的心为你祝福,希望幸福与你长在,快乐与你永 存!” 快到餐厅了,我放开了她的胳膊。她依旧依偎着我,眼睛却看着别处,像梦呓 似的呐呐地、慢慢地说: “幸福,也许永远不会跟我在一起了。这几天,我老在琢磨:我发现在我周围 的许许多多夫妇当中,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只是绝无仅有的极少数;多数夫妻的结 合,不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就是出于经济的需要,甚至是生理的需要。这些人,也 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心里也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东西;奇怪的是,她们都活 得甜滋滋、美滋滋的,好像她们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儿。我的心中,对爱情的幻 想和追求似乎太多了,所以我得到了‘痛苦’的报复.这是我自作自受。我谁也不 埋怨。有爱情就有痛苦,没爱情才有幸福。这就是真理。想通了这一点,大概我很 快就会结婚的。爱情的苦味儿,我已经尝够了。从今往后,我大概再也不会去追求 她了。” 我们一起进了餐厅,拣了一处临窗的座位。湖面上,有几个男女运动员正在用 力地划着舢板。我叫她点菜,她摇摇头,表示没有兴趣。考虑到她是四川人,我随 便要了几个带辣的热菜;为了借酒浇愁,也为了替她饯行,尽管我们俩谁也不会喝 酒,却要了一瓶二两五装的扁瓶青梅。餐厅里人多,不便于多说话,趁着等菜的工 夫,我靠在窗栏上,掏出小本子来,写了最后一首诗送给她。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爱神和她的丫鬟》。喏,就在这本集子的后记前面那一首: 爱神和我走了个面对面, 手里端着"幸福"的灯盏; 在那昏暗的一线微光中, 我看见的却是一张"痛苦"的脸。 爱神向我迎面扑来, 手里端着"快乐"的灯台; 在那微弱的一线光亮中, 我看见她的脸色忧郁而苍白。 爱神悄悄儿地走进了我的房门, 我以为你正是我理想的爱人; 我要求你安慰我心中的伤痛, 你却叫你的"痛苦"来跟我亲吻! 爱神默默无言地离开了我的身边, 也许我从此可以睡得又香又甜; 我多么希望你常住在我的心中, 却又怕你老带着"痛苦"这个丫鬟! (1962年10月2日) 我把这首诗撕了下来递给她。她看了以后,凝神望着湖面上一前一后正在角逐 的两条舢板,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过了好久,才把它叠成一个马莲垛儿,藏进 她的小钱夹中。接着,把我的笔和小本子拿了过去,也写了一首诗送给我。这首诗 的题目,叫做《啊,爱情!》。喏,我也把它收在这本集子的最后,作为附录: 他们的心中从来没有你, 但他们却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没有你的人哪, 他们的生活比谁都如意! 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你, 但他们却拥抱着美妾和娇妻; 没有你的人哪, 他们的妻妾比谁的都美丽。 我的心中充满着你, 但我只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 我想紧紧地追随你往东去, 我的主子呀,却强迫我掉头向了西! 我的心中现在失去了你, 留下的只是愁思绵绵泪珠滴滴; 我祈求你快快回到我的心中, 我的主子呀,却把我关进了笼子里! (1962年10月2日赠别于陶然亭) 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首诗,也是最后的一首诗。我翻来覆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对于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抬头看看她,只见她紧咬着嘴唇皮 木然端坐,脸上连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我明白她这是在忍受着最大的痛苦,也就不 忍心再去增加她的伤痛。我若无其事地把小本子收了起来,却故意叫她去看那两只 已经到达终点线的小舢板。 不久,酒和菜都到了。我们这两个从来不喝酒的人,一人一半儿,居然把一小 瓶青梅喝得一点儿也不剩。 吃过了饭出来,天色已经黑了。深秋天气,晚风料峭,颇有几分寒意。我们两 个,衣服穿得都不多,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要不是那一两酒在肚子里发热,挡 住了寒气,很可能会瑟瑟地发起抖来。也许是由于寒冷的缘故吧,她紧紧地偎着我, 在我的怀抱中蜷缩着,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在我的耳畔轻轻地说: “今天晚上,我的肉体,我的灵魂,还都是属于你的。公园净园,大概是九点 钟。一过了九点,我就不属于你了。今宵一别,很有可能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相见 的机会。所以不妨也可以说这就是你我的永诀。我最后要叮嘱你的,就是要你从今 往后把我忘掉,把我的影子从记忆中清除出去,从灵魂中清除出去。我最后要劝慰 你的,就是要你失去我以后,不要想不开,而是要振作起来,要现实一些,要跟我 学,丢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找一个虽然暂时没有爱情但却能够跟你生儿育女的姑 娘结婚。在朝夕相处中,你们之间,也许会互相发现可爱的地方,发现有共同语言, 从而融洽起来,相爱起来的。我要说的话,就这么多,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么?”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怀抱中这个并不美丽但却十分善良的姑娘,这会儿暂 时还是属于我的。可是我一旦张开胳膊,她就会凌空飞去,从此永无相见之日。真 是残酷的人生,人生的残酷。我们都是无罪的,却为什么偏偏要我们来经受这无端 的伤痛,要我们来承担这并无过错的责罚呢?千言万语,说不完我心中的愤懑;号 啕痛哭,也泄不尽我胸中的悲痛。我只有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贪婪地爱抚着这即 将不再属于我的身躯,并用我的双唇,用上帝赐与人类的无声语言,向她倾泻我胸 中的积郁和心中的忧伤。我只发觉我的舌头尝到了一种苦涩的咸味儿,但已经无法 分辨那是他的泪水,还是我的眼泪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已经老半天儿,也许只有一小会儿,总之,我在朦胧中 感觉到时间已经不早了。这是寒露和凉意提醒我的。九点钟,这生离死别的九点钟, 这阎王簿上判定的九点钟,我不忍往前提一分,也无力往后错一秒哇!一种心灵空 虚的悲怆和精神死亡的辛酸向我袭来,我全身哆嗦着,颤抖着。我把她越抱越紧, 惟恐她会在突然之间从我的眼前消失。她像睡着了似的,陶醉在我的怀抱中,接受 我粗鲁的抚爱和疯狂的亲吻。尽管由于我越来越大的压力搂得她喘不过气儿来,可 她依旧默默地忍受着,并没有半点儿反抗和推阻的表示。人既然是由野兽进化而来 的,因此每一个人的灵魂中不免仍有一半儿是野兽。突然,我发现自己的感情越来 越多地被野兽的那一半儿所控制了。我发现我几乎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出于自私的 野兽的心,竟然想占有这个善良的姑娘,不愿意放弃这个可怜的姑娘了。两个一半 儿几经争斗,当人的一半儿重新给我以良知的时候,我把心一横,最后一次吻了吻 她的前额,表示对她一路平安的祝福,就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帮她理一理让我弄 乱了的头发,扣上让我弄散了的衣扣,然后挽着她的胳膊,狠了狠心一步一步地往 公园的东门走去。 刚走到车站,迎面一辆公共汽车如飞而来,车上乘客不多。我们赶紧跳了上去。 在车辆的颠簸摇晃中,我依旧感觉到她紧紧地靠着我;从车上弥漫的汽油味儿中, 我还能分辨出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的少女的馨香。倒了两次车,当车子终于到 达研究所门口,她要下车去的时候,我才发觉心头像被刀子乱戳乱扎似的疼痛难忍。 我记不得我是怎么送她下车去的。似乎记得她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车子停了, 她下车去,我也往下伸腿儿;她说了一句:“你不用送我了。”售票员接着说: “不下车的往里走!”一把将我推到一个空座位上,没等我醒过茬儿来,车子已经 开动了。 车到终点,我才发觉自己已经坐过了站。下车一看车站的大电钟,还不到九点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