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谁是革命后来人 我的家,本是一个充满着幸福和欢乐的家庭。我爸爸在市委大学部工作,我妈 妈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我哥哥在北大念书,上的是哲学系,我还是个高中二年级的 学生。 我们一家四口,本不是一家人。我爸爸姓吴,我妈妈姓姚,我哥哥姓杨,我姓 张。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出生在上海。我的亲爹亲妈,那时候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我妈生下我刚一个多月,就跟我爸爸同时被捕。上海解放前夕,又同时惨遭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从此,我就被现在的爸爸收作养女,改为姓吴。 跟我同时到吴家的,还有我现在的这个哥哥。他的爹妈都是工人,还是为掩护 我的爹妈被捕牺牲的。他比我大四岁,今年二十一岁了。 我的亲爹叫张杰,是上海法学院学工商业会计的学生,一九四七年毕业以后, 在一家纱厂里当会计师,实际上做的是工运工作。我妈跟我爹是法学院的同学,学 的是法律本科。他们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同时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现在 的养父。他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法学院的教授。 我父亲是浙江嘉兴人。祖父在教会中学里教英语。我外祖父却是个很有钱的纱 厂老板。我爹就是通过我妈的内线,才在我外祖父开的纱厂里当上了会计师的。我 外祖父对我爹的才学和能力都很赏识,不过却嫌他穷,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他发现 自己的女儿跟这个年轻的会计师之间有爱情关系,就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先把我爹 辞退,还把我妈关在家里,不许他们见面来往。后来党组织把我爹安排在一家小厂 子里,我妈也从家里逃了出来,跟我爹结了婚,就挨着这家姓杨的工人住。 我养父是法国留学生,是周总理的好朋友,还是在周总理的启发下参加革命的。 回国以后,在上海好几个大学里教书,实际上是当时上海的学运领导人之一。我爹 他们被捕的那一天,我和我这个哥哥都寄托在邻居家里。吴教授两口子结婚十年, 没有子女,得知我们的父母亲被捕,就悄悄儿把我们领了去扶养。解放以后,我养 父调到北京工作,从此我们就在北京住了下来。 我养父养母都是高级干部,家里又只有我们兄妹二人,生活是十分优裕的。我 哥哥对我好极了。我也非常爱我的哥哥。早先,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异姓兄妹,一直 只当他是我的亲哥哥。去年,我哥哥申请入党,爸爸才把我们俩的来历详详细细地 告诉了他。从此,他对我的感情就渐渐地超出了亲兄妹的范畴。那时候,尽管我还 只有十六岁半,但是凭一个少女的敏感,我觉察到了这种感情上的变化。后来,哥 哥为了想把兄妹之爱变成男女之爱,就把爸爸告诉他的那一番话,全都悄悄儿地告 诉了我。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家庭。在父母的熏陶和培养下,我哥哥从 小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他不单数理化、中外语、史地、政治这些主要 课程门门满分儿,对音乐、美术、文学也很有兴趣。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全才的好 青年。说一句姑娘们不能告诉别人的心里话,我真的这样想过:我以后找对象,就 拿他做样板,一定要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好的人才甘心。我忽然之间知道我这个哥哥 并不是我的亲哥哥,换句话说,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夫妻, 我跟他之间的感情,也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外表上看起来,我变得庄重了,不再 搂着他的脖子滚在他的怀里淘气撒娇了;可是内心里对他的爱,却在一天比一天加 深。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为、最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 比他更理想的爱人了。 尽管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说过一句“我爱你”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把我心里 的想法用语言透露给他,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每当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两人 都能够透过这样的窗户看到彼此的心。我们沉浸在梦幻一样的幸福与快乐之中,我 们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美满最最幸福的人。 可惜好景不常。我们这种幸福的宁静生活,不到一年工夫,就被一阵突然刮来 的十二级飓风给破坏了。我像一只颠簸在九级浪上的小舟,被搞得晕头转向,分不 清东南西北,好像除了奋身跳进孽海中让巨浪吞没之外,再也没有解脱的方法了。 自从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之后,没 过多久,北京各大中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就纷纷成立起来了。我哥哥是个朝气蓬勃的 青年党员,血气方刚,爱憎分明,在学校里一向是个活跃分子;我尽管在政治活动 上不像哥哥那么热衷,却也是个共青团员,对于毛主席的革命号召,当然不会表示 沉默。于是,我们两个,一个在大学,一个在中学;一个在城外,一个在城里,都 成了红卫兵的小头目。我们每天忙于在校大辩论,上街破四旧,荡涤各种污泥浊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都是烈士的后代,毛主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生死大搏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怎么能够 袖手旁观呢?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愿意冲锋在前,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甚至生命。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居然会刮到我们这个红色 家庭中来。 事情发生在十天之前:我哥哥他们的学校里,先是有人给我养父贴大字报,揭 发他在高等院校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接着,忽然又有人贴出了另一批大字报, 揭发我养父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参加了托派,回国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 关,告密叛卖了大批的革命同志。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和污蔑,我哥哥气愤极 了,熬了一个通宵,写成了一份大字报,用我们俩的实例,来说明我养父对革命事 业的忠诚,对烈士遗孤的慈爱。这份大字报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无耻的造谣者,也唤 醒了被蒙蔽的群众,纷纷贴出了又一批声讨造谣者的大字报,要求追查谣言的来源 和后台。未名湖畔,喧闹起来了。 当天下午,一辆上海牌开到北大,一位中央文革的联络员走下车来,指名要找 我哥哥谈话。他拿出一份儿材料来给我哥哥看,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父亲在 法国跟托派分子过从密切,回国以后又跟C.C.分子有来往;就在我们的生父生母被 捕之前和之后,我养父还跟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的头头在新亚大饭店一起喝过过酒。 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连我们的父母亲也是他出卖给敌人的。至于把我们收养为子女, 那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检举人是我养父在法国的同学,又是上海法学院的同事,最有发言权;证明人 的来头更大:是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那个“理论权威”。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了;不敢相信的事情,也不敢不相信了。那个联络员神情严肃,逼着我哥 哥立即表态:是愿意做烈士的后代呢,还是愿意做叛徒的儿子?是站在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上来跟养父划清界线为生父报仇呢,还是死抱住叛徒的大腿不放与反革命同 归于尽尽! 用不着问,在这个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时代,人们信任中央文革就像信任 毛主席一样,一个既血气方刚又有无产阶级感情的革命小将,怎么会去认贼作父、 又怎么肯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跟着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条绝路走到黑呢? 他放下了那份儿材料,提起笔来,当时就写了一张跟反革命养父脱离一切关系 的声明贴了出去。刚刚送走了联络员,紧接着就带领一帮子人,跳上一辆小卡车, 先开到我的学校里,虽然压着火气也还是脸红脖子粗地把这件事情跟我详细说了, 要我也带领一帮人,跟他一起去揪斗我们的养父,一起去抄我们自己的家。 听到这样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就把我给吓坏了。我站在他的面前,瞪大了眼睛, 惨白着脸,很久很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对于我的生身父母,我连照片都没有看见过,脑子里只呈空白状态,可以说是 一丝一毫的印象也没有。但是凭我十七年来的感觉,我不单不比别人缺少父母之爱, 作为一个女儿,我所得到的这种爱简直是太多了。养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又都 是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对我的生活管束得很严,对我的学业钉问得很紧,从 来没有放纵过我、溺爱过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细致而敏感的心最能体会到养父 养母都在用他们百分之百的父母之爱在爱着我们兄妹两个。如果不是哥哥悄悄儿把 底牌翻给我看,说实话,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居然不是我的生身父母! 凭我十七年来对养父养母的观察,我有权利这样说:他们都是忠于祖国的正直 的共产党人。我养父在法国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以后,师长和朋友们劝他 留在巴黎,他谢绝了优厚的薪给和舒适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回到祖国来,又拒绝了 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却去当一名穷教员,去当一名职业的革命家。所有这一切, 难道能够解释成不是为了祖国、为了革命,却是为了自己甚至是为了敌人么? 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养父就经管首都高等院校的党的工作,十几年来,我 没有看见他为自己的亲友安插过一个大学生,为情面关系办过一件政策之外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难道能够解释成都是为了修正主义而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吗? 人人都爱自己的父母;我们是烈士的子女,我们不单爱我们的父母亲,更恨杀 害我们父母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仇人呢?我们掌握着确 凿的证据了么?不会是有人在利用我们的复仇心理在搞阴谋诡计么?社会是错综复 杂的,敌人更是凶恶狠毒的,面对着如此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难道不应该冷静一 些,认真地考虑考虑么? 我哥哥是学哲学的。平常的时候,他爱思考问题,也善于思考问题,并不是一 个受暗示性很强的人;而我却是个很容易激动、很容易凭感情用事的脆弱的女孩子。 这一回,面对着如此重大的问题,他却十分反常地冲动了,恼怒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在激怒着他,在他心头燃起了一股复仇的烈 火呢,还是他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有被蒙上尘垢的危险,而企图用别人的鲜血洗 刷自己、染红自己。总之,我从他说话的神态中,从他变得急躁暴戾的性格中,我 发觉他似乎突然间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知,变得完全不像我以前的哥哥,不像我 从心底里深深地爱着的、十全十美的、几乎无可挑剔的那个哥哥了。 他的激动和暴躁,倒迫使我冷静下来认真地考虑了一番。尽管我年纪还很小, 对政治上的是非曲直一时还分辨不太清楚,但是凭我的直观,凭我的感觉,我认定 养父绝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被诬陷、被抹黑了的革命者。 我用各种办法,想让盛怒中的哥哥先冷静下来,然后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揭发材 料到底有几分可靠性。但是哥哥愤怒得像一头斗兽场上的野牛,他瞪圆了眼睛,胸 脯子一起一伏,像拉风箱似的喘着粗气,顺脖子淌着热汗,根本就不想听我说什么。 还没有等我说完三句话,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指着我的鼻子,气势汹汹地问我 是愿意做烈士的革命接班人,还是愿意做叛徒的孝子贤孙。他警告我不要在革命与 反革命的三岔路口上踟蹰徘徊,以至误入歧途。又说:革命不革命,不能勉强,没 有我站脚助威,他照样能够去揪斗抄家。我要他相信爸爸,他说他相信中央文革小 组;我要他冷静考虑,他却要我认真选择。 我们两个说不到一块儿去,他一跺脚跳上了汽车,一挥手就走了。他像一个失 去了理智的狂人,不单不认得冒着杀头危险把他领回家来又费尽了心机把他扶养长 大的爸爸、妈妈,就连每天朝夕相处比亲妹妹还亲的妹妹,也不认得了。 等到我骑上自行车赶回家去,家里已经是人去楼空,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籍文 件和衣服杂物,扔得满地都是。爸爸和保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有妈妈一个人 倒在沙发上,没有一丝儿响动,整个房间,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我一看是这番情景,真像有两只无形的巨手在撕裂着我的心。妈妈比爸爸小六 岁,也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患有相当严重的心动脉硬化症。为了多做工作,她 以子女都已经长大为借口,坚持不肯退休,难道这只是为了多挣几十块钱,或者是 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吗?这种出于意外的突然打击,她是无法忍受也无力 承受的。我不知道她僵卧着的身躯是冷是热,我不知道她有病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 动。我只叫了一声“妈妈”,就一头趴倒在她身上,放声大哭起来了。 也许是女儿的眼泪,唤醒了母亲那沉沉昏睡的心。当我自己的哭声渐渐衰弱下 去的时候,耳边却听到妈妈那像是雷霆霹雳的呻吟声和惊涛骇浪般的喘息声。我急 忙停止了哭泣,赶紧把妈妈扶起来仰靠在沙发上。 啊!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妈妈的前额上有一个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脸上爬满 了半干半湿的蚯蚓似的血迹。看样子,不是皮带的铜扣抽的,就是让人推在什么锋 利的尖角上划的。我抱住了妈妈的脑袋心痛地抚摸着,哭喊着。过了好一阵子,妈 妈才微微地张开了眼睛,等到看清楚了是我,那眼泪再也忍不住,就像是暴雨中檐 头的滴水,哗地就淌下来了。我忍住了哭,哽咽着问妈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妈妈 伤心已极,泣不成声地说: “你哥哥,听了坏人的挑拨,带了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把你爸爸,抓走了 ……。” 其实,我也是气糊涂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比妈妈要清楚得多:揪斗、抄家、 殴打、流血、侮辱,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我向来认为最聪明、最理智、最漂亮、 最可爱、最完美的人在不到半小时之前所创作的最最光辉的革命业绩。一想起这个 人,再看看眼前的情景,我心里曾经对他有过的兄妹之情和男女之爱,转瞬之间一 股脑儿全折进了东洋大海,代之而起的是愤怒、是憎厌、是痛恨。我庆幸自己没有 把这颗少女的心捧到这个恶棍的面前,没有把自己的爱去献给一个禽兽不如的魔君。 我痛苦地咬住了下嘴唇,一声不响地从翻倒在地的凌乱的抽屉里找到了绷带、红汞 和消炎粉,匆忙地但却是小心翼翼地替妈妈包扎了,扶她就在长沙发上躺下。回过 头来,正要收拾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妈妈强挣扎着用她那微弱的声音焦急 地喊我: “别管这里的事儿啦!快去看你爸爸!他挨了打了!” 我猛然惊醒过来。哥哥他们既然能够对妈妈下这样的毒手,对爸爸还能够轻饶 得了吗?更何况爸爸那宁折不弯连一句违心的谎话也不会说的倔脾气呢!我犹豫了 一下,问妈妈家里的保姆哪里去了。妈妈说: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按照揪斗黑帮 的习惯,外地来的保姆,多半儿是要遣送回原籍的。我没有办法了。这个院子里一 共两座小楼,另一家也是市委的干部,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人家也已经靠边儿 站,如今正在做检查,自顾尚且不暇,怎么能够再去牵扯上人家?没奈何,只好找 到没有打翻的暖瓶给妈妈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又把她常吃的药和饼干也拿来, 这才安慰了她几句,就蹬上自行车,飞出了西直门,直奔海淀。 到了北京大学,已经七点多钟。夏秋之交,日子还长,天儿并不见黑。在门口 一打听,说是我哥哥正在广场上主持一个批判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群众大会,还 没有散。我一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蹬上车子,直奔会场飞去。 看样子,批判大会已经进行到尾声阶段,但是会场上依然群情激昂,口号声此 落彼起。很显然,到会的群众已经被高音喇叭中那声泪俱下的血泪控诉所感染、所 激怒了。大喇叭中的声音虽然失真得很厉害,但是作为跟他朝夕相处了十几年之久 的妹妹,我刚接近会场,马上就听出来了,发言控诉批判我爸爸的,正是我哥哥! 我把自行车在墙根儿底下一靠,就往人堆儿里钻。人圈儿中间是一个低矮的小 土台子,我这不到一米六的个儿,太矮了,就是踮起脚尖儿来,也只能看见人家的 后脑勺儿,台上的情景,一点儿也看不见。我乱钻了一阵儿,闻到的只是汗腥味儿, 看到的只是白眼珠儿,听到的只是哥哥那昧心话儿,简直叫人恶心,叫人讨厌,叫 人气愤! 自从我们兄妹开始上学以后,尽管爸爸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回到家里,对 我们两个的学业,却一定要亲自过问,而且钉得相当严。 他自己在光绪末年上学读书,进的是私塾,有相当深的古文根底,还写得一手 好字。按照他的想法,语文课是一切功课的基础,而现代汉语又是孕育脱胎于古汉 语的,因此多读一些古文名著,对于提笔作文,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咱们的学校 里,小学根本不教古文;中学虽然也教几篇,不过选的面很窄,量也很少。为了给 我们打基础,爸爸不惜从他仅有的一点点休息时间中挤出工夫来,亲自给我们讲解 古文和旧体诗词,还要我们每天用毛笔临一张大小楷。对于爸爸的这种做法,尽管 开头也有人讥笑他迂腐,说他是开倒车,是新瓶装陈酒,是复古主义者,等等。可 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大家看到我们兄妹俩文字比较清通,还能写一笔说得过去的 毛笔字,学校里的功课一样也没拉下,就再也没人说他迂腐,而是众口一词地说他 教导有方了。 对于爸爸的这种苦心,我们兄妹俩一向都是从内心里感激的。可是今天,哥哥 却恩将仇报,居然摇唇鼓舌,振振有辞,恬不知耻地无中生有,除了把杀父之仇强 加在养父的身上之外,还把他的苦心孤诣也说成是推行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黑样板、 黑典型。听了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蒙蔽视听的所谓批判,我能不冒火、不生 气吗? 又比如,在我们家里,父母亲的工资收入每月超过四百元,爸爸的稿费收入还 不计算在内,按家庭人口平均,每人怎么的也有一百元以上。可是爸爸对于我们兄 妹俩的用钱却控制得很紧很紧,除了买必要的书籍可以实报实销之外,在生活上, 在穿着上,绝不让我们特殊化,只让我们略微超过一般四口之家的工人子女水平。 我们兄妹两个,长这么大没有穿过皮鞋,没有穿过绸子、呢子做的漂亮衣服。 我有几件花连衣裙,也都是布的。比较起来,哥哥比我还强些:他是老大,上面没 有哥哥,他长得又快,一年比一年高,不得不年年给他做新衣服。倒楣的是我。我 是老二,个儿又老是长不上去,就只好年年拣我哥哥的剩儿穿。 在穿着打扮上,我是一向不讲究的。我认为一个人美不美,主要靠天生,衣着 只不过起辅助作用:生来就美的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如果生来是个丑八怪,穿 上特别漂亮鲜艳的衣服反而把自己的丑都衬托出来了。我的胆子贼大,不单敢穿我 哥哥的上衣,就连他穿过的长裤,我也敢拿来穿。什么男的女的,穿在谁的身上就 是谁的! 再比如,我们家里虽然有保姆,但是每天谁扫地、谁买菜、谁擦桌子谁洗碗, 都是分工包干的;星期天大搞卫生,谁拖地板、谁擦玻璃、谁洗洗涮涮,都经过协 商,有明确的规定,连爸爸自己也不例外。所有这些,明明都是艰苦朴素、勤俭持 家的光荣传统,也是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和生活自理的习惯;可是哥哥今天痰迷 心窍,居然昧着良心,把这些都说成是对我们兄妹俩的虐待和奴役! 他把爸爸写的文章掐头去尾,随意引申;还把爸爸平时说的笑话穿凿附会、曲 解歪批,然后无限上纲,罗织罪名,一顶顶大得可怕的帽子漫天飞舞,向爸爸的头 上接连扣去。对于这种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揭发,我这个知道根底的当事人, 又怎么能够容忍呢? 我看不见哥哥的脸,不知道此时此刻,他的神态是什么模样。单从他那种失常 的、歇斯底里的狂吠声中,我就可以想象得到他那骄横轻侮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 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以允许他说梦话呢?在无中生有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让他 血口喷人呢?对待恩情无边的养父养母,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一个人要是不长良 心,又怎么能够叫做人呢?面对着蒙受奇耻大辱的养父和变成了白眼狼的哥哥,我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与憎恨,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激动了。 就在我哥哥发言终了,台上台下响彻一片“打倒……”“紧跟……”和“万岁, 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我忍无可忍,忽然像疯了似的一边高喊着:“让开! 我要揭发!我要控诉!”一边用两手排开众人使劲儿往前钻。也不知道是我的力气 突然间增加了呢,还是由于我高呼“揭发”使得台上台下的人全都错领会了我的意 思,居然很容易地就被我钻过了人墙,一跳就跳上了那离地面并不很高的土台子。 哥哥看见是我杀出阵来,只当是我想通了,来给他助威的,匆匆地跟旁边一个 人说了几句话,就带头鼓起掌来。那个人走到话筒跟前,用一种会议主持人的口吻 拉长了字音儿拿腔拿调地宣布: “现在,由吴迟同志的妹妹、被害烈士张杰的女儿揭发,向死不改悔的叛徒、 特务、走资派讨回血债!”说着,就把我往话筒前面让。 我没有理睬他,一把抓过话筒来,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我平时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演说,每次轮到我大会发言,都要用大半宿时间涂 涂改改地写发言稿。这一回,却像事先背熟了稿子似的,一口气儿就把我憋了半天 的话连“脖儿”也不打一个就通通通地全说出来了。 我用我自己在吴家十七年的亲身生活和感受,来说明养父母对我们兄妹二人无 微不至的关怀和出于骨肉之情的培育,来驳斥哥哥的血口喷人和无耻谰言。我根据 养父对我们兄妹的阶级之爱,来证明他只能是我们的恩人而不是我们的仇人。我指 出揭发材料的“莫须有”和证明材料的“想当然”都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我提醒 大家要善于使用脑子,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趁火打劫。我建议对已有的材料要进行 分析调查,不能随随便便地对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老干部下反革命的结论。总之, 我在这个揭发批判大会上,来了一个反揭发、反批判。 我的发言,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间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也在别有用心的打手 中间引发了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我哥哥以他那种自命不凡的、硬装出来的政治家 风度站在旁边,斜着眼睛瞪着我。最后,当我激动得痛哭失声的时候,他突然从我 的手中把话筒抢走,大声叫嚷我已经神经错乱,发言不足为据;同时又匆匆地宣布 批斗会到此结束,把批斗对象押下台去,绕场一周,关进牛棚去限期交代罪行。 我被他的无耻行径激怒了,一面大声地抗议,声明我神志完全正常;一面不顾 一切地向爸爸扑去,死死地抱住他,不让他们把他带走。好几个人包围了我,要把 我从爸爸身边拽开。台上登时一片混乱。 爸爸头上戴着纸糊的尖顶帽子,脖子上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字样和 姓名上打着红叉叉的大木头牌子,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分明已经衰弱不堪 又愤怒之极,见我不要命似的被拽开了又扑上前去,就用一种激怒中带着慈祥、痛 苦中又带有欣慰的眼神凝视着我,一字一顿地说: “傻孩子,抱住我不放,就能救我么?只有总理,能给我证明。去,让你妈去 找邓大姐,转告周总理………。” 打手们强掰开我的手,生拉硬拽地把爸爸给押走了。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还在 台上跟哥哥嘀嘀咕咕地咬耳朵。我正要转身抓住哥哥跟他拼命,只见他一挥手,带 上五六个人,爬上就停在旁边的那辆小卡车,“嘟”地一声,又冲出了校门。一个 不祥的念头陡地涌上了心头,我急了,猛力甩开抓住我的那两个人,跳下台去,快 步跑到墙根儿底下,蹁(音piàn )腿蹬上了自行车,就头也不回地追了上去。 两个轱辘的怎么地也赛不过六个轱辘的。等我回到家里,房门洞开着,妈妈已 经不知去向。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不过不问清楚了心里总不踏 实,跟同院儿的邻居一打听,说是我哥哥开来一辆六轮卡,打发了保姆,把妈妈送 进医院去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爸爸要妈妈去找邓大姐,还没有等我把话传到,哥哥他们就 先下手了。真卑鄙,真可耻啊!他们作贼心虚,也知道自己的阴谋诡计见不得天日, 生怕妈妈找到了邓大姐,总理会出面干预。那时候,不单他们的污蔑陷害都将成为 泡影,只怕他们的狼子野心也会原形毕露,落一个害人不成反害己的结果。我顾不 得家里,其实家里值钱的东西大都已经被抄走,剩下的粗重破烂儿,也用不着照顾 了。我骑上车,又去寻找妈妈的下落。 我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好心,绝不会把妈妈送进医院。反正人是哥哥带走的,我 只要找到哥哥,也就找到妈妈了。 我第二次来到北大,太阳已经下山多时。晚饭没吃,也不觉得饿。我找遍了教 室、宿舍和他们的革命造反司令部,就是找不到我哥哥。问遍了所有我认识的哥哥 的同学,都说他出去开会了,没有回来。我在校园里转了一个圈儿,人没有找到, 却发现了两次到我家里抓人的那辆六轮儿卡。可见我哥哥没有回来是瞎话,跟我捉 迷藏,故意不见我是真。 那么大一个北京大学,既没有人给我引路,又不可能一间房间一间房间都进去 看看,爸爸和妈妈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一个外人,怎么打听得到呢?又问了几 个人,还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天却已经黑下来了。我不能在那里过夜,太晚了, 如今进城的路上也不太平安。没办法,只好蹬着沉重的车,又回到城里。 那一夜,我回到了家里,心里就好像油煎火燎似的,和衣趴在床上,哭了整整 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以后,我才想到:爸爸的问题,只有总理才能证明;他们怕 妈妈去找邓大姐,就把妈妈也抓走了。如今这个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肩上。我虽然 没有办法找到周总理,但是我认识许多爸爸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比较高级的负责干 部。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肯出来给总理传个话,爸爸就有救了。 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整整转了一个星期,找遍了爸爸的老朋友们,却连一个 肯给爸爸跑一趟腿的人也没有。 我所找的那些人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第一种,也是最多的 一种,他们自己正受到冲击,不是被揪斗,就是被批判,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 由,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听了我的叙述,除了表示愤慨和同情之外,爱莫 能助,根本就不可能再管别人的事情。第二种人比较少些,他们虽然暂时还没有受 到冲击,但是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安,随时准备着被抄家被游斗;他们已经被当 前这席卷一切的“革命形势”吓坏了,一听说牵连到的是“叛徒”、“特务”,就 躲之惟恐不及,哪里还敢插手帮忙?第三种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却最叫人生气: 他们平时跟爸爸往来密切,也可以说很知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跟革 命造反派挂上了钩儿,找到了来头大的靠山,不单没有挨批斗,反倒加官进爵,身 价百倍,手上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他们听我说完了爸爸、妈妈被哥哥抓去批斗 并被关押起来的经过,一面哈哈大笑着夸奖哥哥干得好、干得对,一面拍着我的肩 膀,要我向哥哥学习,向哥哥看齐,也站出来揭发批判爸爸平日的反动言行,向叛 徒、特务讨回血债。那副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嘴脸,今天回想起来,都还有点儿 恶心。 第八天,我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到国务院,指名要见周总理。大门口的警卫拿 我当疯子,直往外轰我。我说有十分要紧的事情要当面向总理汇报。他们回答说: 有事情可以找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处,还给了我一个印好的地址,叫我自己去找。 大前天一早,我就按地址去永定门火车站,找到了国务院信访接待站。全国各 地来告状的人那叫多,大门口的登记处简直比火车站的售票处还热闹。接待室里面, 接待员和上访的全都可着嗓子大声地嚷着说话,有的人还脸红脖子粗的,我看跟吵 架也差不多少。 我顺着次序排队,拿号,等了老半天,好不容易轮到我这儿,一个面目铁板, 毫无表情的中年人接待了我。还没有等我诉说冤屈,他倒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 给我读了不下十来段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语录。我刚开始讲我父亲的遭遇,他就 不耐烦地连连催我简单些,再简单些;我讲了还不到一半儿,他就不让我讲下去了, 又开始给我读了好几段语录,无非是要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一类话头。接着就给我 做工作,告诉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文质彬彬,不能温良恭 俭让,所以激烈一些过火一些甚至抓错了斗错了都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 过也应该认识到: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叫我一定要相信群众。又说:革命群 众的眼睛最亮,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说完了这几句话, 就要打发我走。 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上访的人会脸红脖子粗地跟接待员发火了。我 几乎也要发火,不过我知道那并没有一丝一毫用处。所以当时我只是很洒脱地朝他 笑笑,感谢他的开导,就离开了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接待站。 九天过去,我一无所获。前天上午,我正想到北大去找一趟哥哥,不料他倒回 家找我来了。 一见面,我正要开口向他讨爸爸,他撇着嘴告诉我:爸爸自从被隔离反省以后, 态度恶劣,不单拒绝交代,也拒绝饮食,已经在前天下午自绝于人民了。妈妈得知 爸爸的死讯以后,要求去见最后一面。他替爸爸整理好了衣衫,趁人不备,也跳楼 自杀了。他还半带讽刺半带挖苦地对我说:两具尸首,都已经送到了火葬场,要是 我愿意当叛徒、特务的孝子贤孙,到火葬场去哭一通还来得及。 面对着这个披着人皮却不长人心、不说人话的东西,我忿恨已极,趁他自鸣得 意不防备我的工夫,猛地扬手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刮子,转身飞快地跑下楼去,蹬 上自行车就奔火葬场。可是已经晚了,尸体都已经火化了。我要求领骨灰,答复是 上级有指示:凡是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一律不许留骨灰……。 我伤心之极,一口气儿奔到学校,想跟我的战友们商量一个稳妥可行的办法, 去跟我的哥哥说理斗争。一进校门,迎面墙上一溜儿大字报,都是批判我的。我找 到了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想跟她们解释。谁知她们不但不听我的,反而众口一词 地指责我、质问我,声势汹汹,不一会儿工夫,人越聚越多,他们高喊着“亲不亲, 路线分”,当时就要我表态,就像是开我的现场批判会。我心里明白:痰迷心窍的 哥哥,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不但帮助别有用心的人害死了自己的养父养母,就 是对情比骨肉的妹妹,也几乎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了。我知道同学们已经受到了哥哥 的蛊惑和煽动,一时间也无法跟他们解释清楚,就推开众人,钻出人圈儿,转身跑 出了校门,连自行车都来不及推出来。 我默默无言地回到家里,一声没哭,也不想哭。我只有怒火,没有泪水。我想 来想去,觉得爸爸、妈妈死得太冤了;自己没有尽到保护和救护他们的责任,也太 对不起他们了。爸爸是个十分倔强的人,他绝不会在这样的时候绝食自杀。既然他 相信周总理能够证明他无罪,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等待总理来解救他。哥哥他们, 一定是害怕总理会出面干预才慌忙地把爸爸给害死的。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残暴了;代表正义和光明的力量又太软弱、 太微小了。我想去跟哥哥拼命,但是我明白,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人。在他的身后, 有一只巨大的、强有力的手,有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政治集团,甚至还有一支拥 有几百万之众的军队。就凭我一个人,要想去跟他们斗,简直是做梦! 我不愿意窝窝囊囊地活着。要我昧着天良做人,我宁可去死。就是去死,我也 不愿意死在哥哥的面前,更不愿意死在他的手里。前几天,我听说老舍先生在北京 市文联被斗被打之后,就是一个人悄悄儿来到这里结束了他的生命的。老舍正是我 所喜欢、所敬佩的作家之一。我相信他选择的归宿地一定不错,就决心追随他,死 后与他为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跑到郊区来,找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作为我的归宿。没有想到,天不从人愿,我都已经到了上帝的驾前了,偏偏又遇到 了你这个多事的大夫,不单救活了我的肉体,又唤醒了我的良知,还在这个绝不适 宜于播种的季节中在我荒芜的心田里撒上了爱情的种子。叫你自己说,咱们培育的 这棵爱苗,能够开出什么样儿的花朵,又能结出什么样儿的硕果来呢? 她讲完了她所遭到的惨祸和不幸,长叹了一口气,信赖地、有所寄托地紧贴着 我,两行热泪,湿润了我的脸颊。我决定因势利导,借此机会进一步开导她、启发 她,就抚爱地捧起她的脸蛋儿来,吻去她腮边的点点泪水,用一种无限同情、无限 关切的口气对她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像你家里发生的这种悲剧,何止千百万件?像你 这样被贴上了‘狗崽子’标签的无辜青年,又何止千百万个?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 数没有像你这样想用自沉来扬弃这个社会,但是他们的心中,对于这种无法无天的 胡作非为,我相信是绝不会满意的。这些人,目前大都像你一样,感到自己单枪匹 马,力量微弱,在这股排山倒海席卷而来的反动逆流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 力;但是有朝一日这些受害者觉醒了,集结到一起来了,这股能量,可就是十分强 大的。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镇反、三反、肃反、反右、四清到现 在的‘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每次都宣布为百分之五左右。但是由于政策上 的扩大化,工作上的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报复和趁机捣 乱,其中属于搞错的,按照我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太早的不知道,至少肃反运动的 扩大化是十分明显的,把许许多多不是反革命的人打成了反革命,把许多好人、同 志推向了敌人的一边,即便没有增强了敌人的营垒,至少也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至 于反右运动,我看少说也有一半儿以上的右派是真正的左派。说到目前的运动,号 称人人触及灵魂,被打击的既不止百分之五,斗错了的也绝不止半数。历次运动平 均起来,姑且就算每次运动都搞错了五分之一吧,百分之五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全 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再把好几个百分之一加起来,又该是多少呢?这百分之几的无 辜受害者,每人再以三个直系亲属计算,全国被株连的人,一共该有多少了?再说, 全国七亿人口中,尽管有不少人浑浑噩噩,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连亲爹老子都可以 出卖,但是一个四千年的文明古国,国民素质总不会都那么差,往少里说,至少总 还有一亿人的脑子里装的不全是糨糊吧?这些大脑思惟还正常的人,对咱们这些错 误路线的牺牲者,应该是抱同情态度的。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党中央 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党的领导人中间,也分左中右;左派对右派的斗争,不会也不 可能停止。这样算起来,对现状不满的潜在力量,就不能低估了。 “有的人一听到谁对现状不满,或是对现行政策有不同意见,就会把一顶顶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过来,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客气地说,这叫逻辑思惟的 混乱;不客气地说,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安于现状就是停滞不前;几千年来的社会和科学文 化,都是由于对现状不满,通过不断的斗争和革新,才向前发展的。辩证法的常识 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共产主义也不 一定是最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又谁也说不清楚。往近 里说,至少苏联就不是一个好样板。咱们国家还是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上还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人们的头脑里还是封建主义占主导地位,一切事 情怎么可能都办得十全十美了? “辩证地看问题,满意只是偶然的,不满意才是必然的。如果一听见说不满意 就上火,就暴跳如雷,就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其结果,不是故步自封、停滞 不前,就是自以为是,误入歧途,非社会主义的货色就会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在咱 们这个国家里泛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还要受更大的苦,咱们这个国家的颜 色,不久就要从红变白甚至变黑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是拥护社会主 义的。正因为我拥护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各种各样冒牌的、非社会主义的假货,就 不能不坚决地加以抵制。正因为咱们这些牺牲者受害最深,所以咱们这些人的革命 性也就应该最强,眼光也应该最远大。谁是真正的革命后来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相信,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不会悲观厌世,把毁灭自己的肉体作为 逃避现实、作为消极对抗的手段了。至于爱情,只能是这种力量中的一种催化剂而 已。有了它,可以互相鼓励,可以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万一不幸失去了它,革命 者绝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绝不能失去爱情就连革命也放弃了。爱情并不单单是花 前月下弹琴唱歌的风流韵事;在一个人最最悲痛、最最苦恼的时候,往往也正是爱 情发生、滋长得最迅速的时候。咱们俩人之间的爱苗,不就是在你最最痛苦也是最 最需要爱情的时候生根发芽并且抽枝拔叶茁壮成长起来,仅仅二十几个小时就神速 地发展为极其深厚巩固的爱情的么?” 她全神贯注地静听我的说教,终于破涕为笑,大彻大悟似地说: “噢,现在我才算真正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也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了!” 我出了一道考题,以测试她的成绩: “那么,在明天天亮以前,你的灵魂和肉体,是不是还全都属于我的呢?” 她的答卷是: “在我去见马克思以前,我的灵魂永远永远地属于你所有;至于肉体么,”她 在枕上摇了摇头。“暂时还不能献给你。我还要活下去,早婚对我来说害处可就太 大了。已经属于你的我的贞操,还是让我替你保管起来,在我认为最最合适的时候, 再献给你吧!” 考试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我嘉许地吻了吻她。她翻过身子,捧起我的脸蛋 儿来回吻我,却把整个身子压到了我的胸口上。 我把她搂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