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捡破烂的老革命 苏老师的家,住在东城区大佛寺甲五号。 根据“大佛寺”这个地名,想当初这里一定是有过一座内塑巍峨大佛的寺院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大佛连同寺院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没有大佛也没有寺的这 么一个地名。后来这条街的南面盖起了中国美术馆,这条街也改名为美术馆后街, 现在,大佛寺只作为站名而存在,当公共电汽车从这儿通过的时候,售票员还会偶 尔报一下这个老站名的。 这条街很短,从东到西,不过二三百米,几乎跟美术馆的横宽一样长。五号是 一个挺漂亮的大四合院儿,倒退一百年,曾经是清王朝哪位大臣的显赫府邸;清王 朝覆没,住在这里的主人也还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人家;解放初期成为中央歌舞团的 宿舍,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就在这里住过。但是旁边的甲五号却是一个大杂院儿,房 屋低矮破旧,院子里杂乱无章,住着许多家人口多、收入少的贫民。这个大杂院儿 早先原本是五号院儿的跨院儿,府邸时代是供仆役奴才们居住的;解放以后,才把 跨院门堵上,在临街处另开大门,单立门牌,成了甲五号,专供低收入的职工居住。 苏老师从教养所出来,没有了单位,也没有了住处,不知道她通过什么特殊的关系, 就在这里弄了一间九平方米的朝西厢房,作为栖身之所。 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栖身之所”。虽然不是“家徒四壁”,但也差不多少: 房间里, 除了两条长凳支一块铺板的“床”和一张褪尽了油漆的方桌以及几张大 小高低规格不一的方凳之外,就没有别的任何家具了。床头用砖支着一只糊了牛皮 纸的木箱,可能是用来藏衣服和“细软”的。桌子底下有两只酱豆腐坛子,可能是 存放白面和棒子面的。墙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两米来长的木板,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 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说明住在这里的主人经济上虽然贫困,头脑中却不贫困。 尽管房间小到只有九平方米,却还是显得很空旷,一下子涌进六个人来,并不觉得 拥挤。门口一只蜂窝煤炉子,旁边叠着两只旧木箱,就算是碗柜和菜橱了。墙外用 木棍和油毛毡支着一个小棚子,用来存放烂纸。到了六十年代中叶,北京的贫民穷 到这个程度的,也已经不太多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老干部的家,有谁会相信? 施景芝和王惠仙把两大麻包烂纸堆在墙外的破棚子里,李淑英忙着拿脸盆到院 子中心的公用自来水龙头下接了一盆凉水来,叫大家洗手。我是第一次来的“贵客”, 自然是让我先洗。我知道在这种场合用不着客气,也就当仁者不让,用肥皂把手洗 干净了,正想主动去打回一盆水来,请苏老师洗,却发现苏老师和施景芝、王惠仙 她们都在水龙头底下连脸带脚地洗开了。我打回来的一盆水,还是照顾了李淑英。 大家洗干净了手脚,苏老师把饭菜端上桌来:主食是烙饼、棒子面儿稀粥;副 食是一盘摊鸡蛋、一大碗凉拌黄瓜、一小碗黄酱和一碟子大拇指粗细的葱白。苏老 师还抱愧地说了几句没有好菜待客之类的客气话,李淑英却直言不讳地说:今天苏 老师为了答谢大家帮她干活儿,算是用最好的伙食标准办招待了。平常时间,苏老 师是很少吃白面烙饼的,更不要说是摊鸡蛋了。从苏老师的家境来看,我相信李淑 英说的绝不是瞎话。 这一顿饭,当然又是我占便宜。一者我确实饿了,见了香喷喷的烙饼简直有点 儿不要命,二者我是初次登门的客人,苏老师几乎把半盘子摊鸡蛋都拨给我卷进烙 饼里了。她告诉我,这种烙饼卷着摊鸡蛋的吃法,她们老家叫做“吹喇叭”,再加 上大葱蘸黄酱,算是劳动人民的“最佳食品”,不是喜庆节日,是难得吃到的。 我早已经饿得两眼发黑,见了烙饼大有一口气吞它十张八张的强烈食欲。头一 张饼,我似乎并没有吃出什么味道来,不论是烙饼还是摊鸡蛋甚至棒子面儿粥,吃 起来全是一个滋味儿:甜的;连蘸上了黄酱的大葱送进嘴里也是甜丝丝的。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懂得了“饥不择食”的真正意义。第二张饼,才分辨出各有各的味道来, 吃起来也不那么慌了。苏老师烙的这种家常葱油薄饼技术还挺高,焦脆起层,色香 味俱佳,每张大约有二两五光景。要是按我平时的饭量,有一张饼再加上一碗粥就 满够了;今天因为饿得厉害,越吃越想吃,吃了两张饼,好像才半饱,不怕她们笑 话,又拿起了第三张。这时候,我忽然想起“荒年出饿鬼”这句民谚来,自己也觉 得好笑。这顿饭,单是饼我就吃了大约七两五,再加上三碗棒子面儿稀粥,足足够 九两,快满一斤了。我的天,我长到这么大,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多?! 尽管我是个“饿鬼”,其实,餐桌上最能吃的还不是我。张亚男饭量最小,只 吃了一张半饼、一碗粥,就不吃了。她急着要回天堂河农场去。 李淑英跟我解释说:她们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办的,规定每两个星期放 假两天,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回家,星期一晚上九点钟以前一定要归队,超过了归队 时间就算违反场规纪律制度,偶尔一次,还要受到队长、指导员的点名批评并在班 组会上作检讨,如果接连几次,就要受到批斗,从此不许回家了。今天是星期三, 她回家都已经四天了。这是因为她上一次休息她留下值班,所以四天连在一起休息。 她在果园里劳动,眼下正是葡萄采收的大忙季节,能让她一次歇四天,不叫她攒到 冬天农闲了再补,就算开恩,要是再不自量,不按时归队,那可就“撞到了枪口上” 啦。再说,现在社会上这么乱,天堂河农场在大兴县南面二十多里,冷静偏僻,晚 上回去晚了,路上也不平安。 时间紧迫,张亚男本来是不打算在这里吃饭的;苏老师不过意,为她提前开饭, 她只得匆匆忙忙随便吃了点儿放下筷子赶紧就走。她怕我怀疑她没有吃饱,还一再 解释说她就那么大的饭量,已经吃得很饱了云云。 苏老师可能是怕饼不够吃,也只吃了一张半,就不吃了。李淑英和杜金铃每人 都吃两张饼。施景芝跟我一样,也吃了三张。最能吃的是王惠仙,我看她吃了四张 饼三碗粥,好像还不饱的样子。我心里明白,只因为临时插进来我这个不速之客, 烙饼的数量有限,这顿饭她们全都自动减量了。 吃过了晚饭,太阳还老高的。趁废品收购站还没有关门,施景芝招呼王惠仙把 山墙下棚子里堆的几麻包烂纸全推去卖掉。这东西放在院子里,既肮脏,又容易着 火,不论是从卫生着眼还是从安全着眼,都是越早处理掉越好。 七个人走了仨,屋子里顿时空旷了许多。作为头一次来这里的“客人”,我不 能吃饱了肚子抹抹嘴皮子抬腿就走。再说,我必须等到天黑了以后悄悄儿溜回家去, 才能避免撞见邻居熟人。杜金铃在门口洗碗刷锅,归置家伙。苏老师洗了一大盘玫 瑰香葡萄,放在桌上,叫我吃。李淑英特别说明,这是张亚男专为苏老师采的,出 口的规格,却比市价还便宜,每斤只收两毛多钱。我看那葡萄,一颗颗都有五分钱 的硬币那么大,晶莹剔透,鲜红欲滴,尝一尝,香甜可口,在市面上,就是花四五 毛钱一斤,也买不到这么好的货色的。 我们坐着边吃葡萄边聊天儿。话题自然而然地从葡萄谈到了张亚男。快嘴的李 淑英,不顾苏老师频频用眼色制止,给我讲了张亚男被送进公安局的经过。讲到后 来,苏老师见阻止不住,就不再阻止了。有时候,还插进嘴来作一些补充说明。综 合她们俩人的叙述,这个文质彬彬的姑娘,竟有一本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张亚男,江苏省常熟市人,本来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因为跟一个阿尔巴尼亚 留学生谈恋爱,校方多次劝阻不听,终于被当作流氓、洋妓开除了学籍,并送到北 京市公安局十三处也就是治安处办的天堂河农场去劳动。天堂河农场的地址在北京 大兴县南边的天宫院,一共有十个分场,其中有一个二分场是果园,以种葡萄为主。 在二分场劳动的清一色全是“女园林工”,她们大都是“社会闲散劳动力”的身份, 是由十三处“组织”到这里来劳动生产的,不算受处分。但是她们怎么成为“社会 闲散劳动力”,却每一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来历”。最多的一类,就是下层社会称 之为“圈子”的女流氓。这种姑娘,一般都很年轻,大都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四 五岁,有的长得还真漂亮,大都是出身贫苦的中学生、学徒工之类,但是她们追求 吃穿,不爱劳动,自己又没有弄钱的本事,于是只能依附于某个流氓盗窃集团,做 他们中某一人或某几人甚至全体成员的情妇,用她们的话来说,就叫做“婆子”。 流氓们为了争夺这种“圈子”成为自己的“婆子”而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一旦 流氓盗窃集团被破获,由于她们大都没有直接参与破坏活动,只是用肉体换取吃喝 穿戴,男流氓们被判徒刑或收容教养了,这些“圈子”们一般只受到开除学籍或开 除出厂的处分。这样一来,她们就成了“社会闲散劳动力”了,经过派出所和居委 会的强制性“组织”,被送到这里来从事体力劳动,要求她们从劳动中改掉好逸恶 劳的习惯,以求得脱胎换骨的改造。 中国姑娘跟外国人谈恋爱,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绝不允许的。在 “正经人”看来,凡是跟外国人好的姑娘,不是女流氓,就是洋妓,归根结底,只 是为了贪图外国人有钱。张亚男既然跟外国人“乱搞”了,当然也是流氓、洋妓无 疑。于是她失去了大学生的身份,到这里来跟真正的女流氓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 了。但是这两种“流氓”在本质上、个性上、文化素质上、生活习惯上是完全不一 样的。张亚男从校园来到了果园,就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根本无法跟这些“姐 儿们”和平共处。按她的逻辑说,她是跟外国人谈恋爱,光明正大,无可厚非,根 本无罪;而在她的眼睛里看这些“圈子”们,一个个厚颜无耻,下流无知,满嘴里 说的是脏话,追求的是金钱和肉欲,简直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而在“圈子”们 的眼睛里,她是个不喜欢中国爷们儿一心只想尝洋味儿的崇洋媚外分子,明明不如 她们,却还要摆着架子不合群。于是“鹤立鸡群”的她受到了排挤,在“热情似火”、 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的“姐儿们”中被视为异类,事事处处受到刁难,一个个难以 忍受却又无法躲避的恶作剧接连而来。她本来就认为自己无罪,加上环境的恶劣, 无人理解的痛苦,她先是想到死,后来想到求助于庄严的法律,决定申诉。从此她 劳动之余就蜷缩在一角写她的申诉书,一份儿接着一份儿寄往法院、检察院、公安 局、妇联、人民日报社,甚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信访办公室,当然也没有忘 记她的原单位:外国语学院。 她这种“撒网式”的申诉,果然很快就起了作用。一天下午出工之前,突然全 中队的人集合起来,由中队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对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 理由是“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对政府的宽大处理散布不满言论”。 这样,张亚男就从“组织社会闲散劳动力参加劳动”,升级为“最高行政处分” ──劳动教养了。在劳教所里,她认识了苏老师,总算有了一个理解她的人。在苏 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之下,她才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并且通过苏老师在女 教养分子中间交了好几个真正的朋友。 三年教养期满,按照“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的处理原则,她又回到了天堂 河农场,继续当她的园林工。经过三年教养,她成熟了,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 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能够适应“组织劳动农场”这种特殊社会的特殊环境了。 “张姐才二十多岁,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负,来日方长,她这一辈子,难道就这 么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农场默默无闻地度过吗?”听了张亚男的这一段经历,我有点 儿惋惜地问。 “怎么能呢!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许多人在一帆 风顺的舒适环境中一事无成,而有些人却能够在逆境中发挥这种主观能动性,作出 了常人在顺境中都不能完成的贡献。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很多很多的。亚男在外 国语学院学了四年法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这是她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有利因 素。恰巧金铃在北京大学学的也是法语,她们俩打算联合起来,从事于业余文学翻 译。这样,她们的生活就不会感觉到空虚了。当然,她们面前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困 难,特别是近来强调的工农兵占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犯过错误的人一概被划为资 产阶级思想体系,今后很难在这个领域里谋求一席之地了。不过历史只能往前发展, 倒退总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用现实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问题,咱们 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听说你的父母亲都靠边站了。如果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如果不是故步自封,我相信迟早都有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日子。不知道你是怎样看 的。”苏老师回答说。 我的父母亲已经在我哥哥的“热烈欢送”声中离开了人世,我对这个问题怎样 看,能在这里大发议论么?尽管我还很年轻,但是我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特别是 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这个 苏老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李淑英说她是个老干部,怎么混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 有了,不得不靠捡破烂儿过日子?她不是最近受到冲击失去了工作,而是不知道因 为什么原因进了教养所。看起来,这个人也许是个有问题的好人,从她刚才的一篇 议论来看,她思想偏激,有点儿自以为是,不大合乎今天的时宜,所以才会碰得头 破血流,落得如此下场。我决定在她面前尽量少暴露自己的观点,而采取继续观察 她的战术,所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我还是个中学生,对许多社会问题,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无非是人 云亦云,同声附和而已。我听人说,搞文学翻译,除了语言之外,还需要具备许多 知识,并不是懂得外国话的人都可以干的。要不然,懂得外国语的人很多,为什么 有成就的翻译家这么少呢?我爸爸就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他的法语水平不算低, 汉语水平还是第一流的,可是连他都不敢从事文学翻译,可见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两位姐姐要当业余翻译家,不是我在泼冷水,困难确实相当大。听说苏老师 是个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会做思想工作,倒要请教,您认为今天的中国, 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苏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 “要是按照当前最时髦的说法,中国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资本主义复辟 和修正主义当权这两项。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号称‘你死我活’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封建了几千年,太平天国金 田村起义以后,才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新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作为 一个阶级体系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怎么能说‘复辟’呢? 至于说修正主义,凡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都 是经过修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不是先知,不可能预见到几十年、 一百年之后的社会发展。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就绝不会是列宁所说的‘苏维 埃政权加上电气化’。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必然结果,恰恰俄国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都是脱胎于封建主义而不是脱 胎于资本主义的。如果我们不否认社会和阶级对一个人有烙印的话,那么每一个共 产党员的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残留着封建主义的余毒。凡是看过路易丝·斯特朗写 的《斯大林时代》的人,都会意识到斯大林犯的错误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 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被斯大林所控制掌握,他的这种专制独裁作风, 自然很容易地会被头脑中本来就有封建思想残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继承。 所以有人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 斯大林主义。’中国的‘五四’反封建运动,根本就不彻底,除了在知识界空喊过 一阵子口号外,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远的不要 去说它了,就说解放以后在广大农村中所普遍发生的基层干部为非作歹的问题,哪 一项不能归结为封建主义余毒作祟?所以说,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照我看,是 封建主义复辟,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封建、反专制独裁, 而不是去反什么虚无缥渺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对咱们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 段的中国来说,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为相对而言, 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要进步得多嘛。反封建的最好武器是提倡民主;克服愚昧的 最好工具是提倡科学。这就是我对中国当前问题的看法,也就是我改名‘德赛’的 原因。” 听她这么一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她的名字,就是“德先生”①加上 “赛先生”②!真是个见所未见的怪人,发表的见解,简直跟求真如出一辙。是英 雄所见略同呢,还是我以前过于孤陋寡闻了?她的这一篇高见,如果有人给她捅了 出去,不判死刑也得判个无期。因为这是完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反对 毛主席的观点。这在当时,可是最严重的反革命罪,任何人都挡不住的。突然之间, 我对这个捡破烂儿的“老革命”有点儿琢磨不透起来了。她的话,我听着似乎很有 道理,但又觉得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是极 不合适的。看她的样子,既不是无知,又不像狂人,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犹 疑了好一阵子,终于很诚恳地对她说: -------- ① 德先生──英语 democracy(民主)旧译“德莫克拉西”,戏称“德先生”。 ② 赛先生──英语 science(科学)旧译“赛因斯”,戏称“赛先生”。 “苏老师,我是个中学生,水平低,对您的这一番话,还不怎么能够理解。不 过凭我的直觉,您的这些话,好像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甚至是反对毛主席的。您 对我根本就不了解,如果我把您的话反映到公安局去,您不怕坐牢、杀头吗?” 苏老师宽厚地笑了笑,一副无所谓的神态说: “我已经快要革命到头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看看我,除了一个脑袋、一 颗红心,我还有什么?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不怕失去什么的。如果历史需要我去 坐牢甚至杀头,我决不畏缩后退。至于你,我相信你是不会到公安局去告发我的。 你自己正徘徊在三岔路口上,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是出于一个革命者的良心,觉得 有责任把这些话告诉你,才跟你这么说的。如果你觉得我的话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你完全可以去检举揭发。我就住在这里,白天出去捡烂纸,晚上回来啃窝头 睡硬板,随时都可以来逮我。” 听她这么说,我急忙分辩: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不会去检举您。我是说,您以后说话,不要太随便 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遇上个不明事理的,到外面去乱说一气,您不也得 吃挂落吗?现在的人对这种事情,可是坚决得很。这个年代,可绝不是说理的时候。 您还是注意一些的好。” 苏老师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又盯着我注视了好长时间,这才点点头说: “我投身革命二三十年,当过锄奸队长、公安局长,见过的人,也不算少了。 别的本事没有,对自己这双眼睛,还是信得过的。如果你是个不把牢的人,我能对 你推心置腹地说那些话吗?” 直到这时候,李淑英才有机会插进嘴来说: “大概是苏老师跟你有特殊的缘份吧,我们跟她认识那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 跟我们说起过这些话呢!” 我们在房间里说话,就在门口洗碗刷锅的杜金铃当然全都听见的。她归置完了 家伙,洗了手,走进房来,正听见李淑英说的那句话,就笑着接了下茬儿: “说话也跟弹琴一样,要找到知音,才能够推心置腹呢,要不,岂不是成了对 牛弹琴了?” 李淑英其实也不笨,听杜金铃这么说,马上向苏老师撒起娇来: “苏老师,您听金铃儿说的那话,不分明在绕着脖子骂我是牛吗?听她那口气, 您的这些话,一定是跟她说过的。一样都叫您苏老师,您对我们还是有偏有向,有 亲有远哪!” 苏老师爱抚地拍拍她的肩头,笑着说: “鬼丫头,这叫什么话!你们几个常上我这儿来,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给你 们分均了,这我做得到;我肚子里有什么话,也都要我分均了,这我怎么做得到哇! 说话不比吃东西,各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理解能力也不一样,互相之间谈话的内 容也就不可能一样。都要照你这么闹起来,那你看看我一年到头能跟王惠仙说上几 句话了?要问我跟谁说话最多,我看第一个就得数你。其实,有些话我不是不肯给 你说,也不是怕你理解不了,主要还是你的那张嘴缺个把门儿的,不分时间、场合, 也不问是谁,张嘴就说,一说就滔滔不绝,没个关闸门的时候。叫你自己说,我有 什么重大的事情,能告诉你么?” 李淑英却颇为不服气地反驳说: “苏老师这可真冤枉了我了。我这个人嘴巴子闲不住,爱唠叨,这是事实;可 是在紧要的裉(音k èn )节上,我还是懂得轻重的。您想想,这么多年了,凡是 您关照我对外人不要乱说的事儿,我说出去过没有?” 苏老师当然不会认真地跟她翻旧账,只是随便打个马虎眼儿,就转了话题了。 我问起杜金铃正在翻译什么小说。她说她跟张亚男两个正在钻研巴尔扎克的作 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虽然傅雷先生大都已经翻译出来了,而且文学界一 致公认是比较好的译本,但是她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却说那是一种不太忠实于 原文的意译本,不足为训。她们现在对照着傅雷的译本读原文,目的是琢磨傅先生 的这种译法,作为他日自己正式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作为借鉴。说着说着,话题又 转到了她读过书的北京大学,其实我并没有问她怎么离开北京大学的意思,我知道 谁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不光彩的过去,没想到杜金铃却毫不隐晦地说起了她的这一 段历史: “在班上,我确实是个尖子。论学习,谁也超不过我去;论财富,却是我最穷。 我父亲解放前蹬三轮儿,解放后取消人力三轮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 所里烧锅炉,我家这才从大杂院儿里搬到了科学院的宿舍区里住,跟许多有学问的 人做了街坊。因为有这么个有利因素,我上中学以后经常到同学的家里去做功课, 得到了叔叔、伯伯们的帮助,成绩在班里一直数第一。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学的是法语,成绩在班里还是第一。头三年我一门儿心思扎在书本里,对于自己的 贫穷倒没怎么注意;第四年,也许是年龄逐渐大了的缘故吧,看见班里的男女同学 大都一对儿一对儿的,心里开始有点儿羡慕了。我长得一般还算说得过去,只是由 于功课紧,营养跟不上,脸色黄中发绿,不像别人那样是白里透红的。再说,我也 没有一件稍许好一些的衣服,每逢周末舞会,别人都去跳舞了,我还一个人关在宿 舍里死啃书本子。开头的时候,我只是偷吃同学们的一点儿奶粉、麦乳精什么的, 想增加一点儿营养,改善一下肤色;后来见根本就没有人发觉,胆子大了起来,开 始偷钢笔、手表什么的,拿到信托公司去卖掉,买回自己喜欢的衣服来。我的脸色 红润起来了,再加上有漂亮的衣服烘托陪衬,也敢于到周末舞会上去一显身手了。 我成了品貌兼优的女学生,围着我转的男生就多了起来。不久,我就尝到了初恋的 甜蜜。同学们丢了这些小东西,也不怎么追究,使得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后一次, 我偷了同学的一架照相机,还没有等我带出校门,失主就去报案了。学校保卫处根 据分析,怀疑是我偷的,找我去谈了一次话。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一下子全 承认了。不但承认照相机是我偷的,连以前偷的东西也都说了出来。校方认为我还 算老实,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开除了学籍,送去劳动教养算完事儿。为了我这 件案子,我们的系主任季羡林老师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我惋惜, 也为他自己只注重学业教育不注重品德教育做了检讨。《北京日报》还配合着发了 一篇报道和一篇评论。我也成了背叛本阶级的典型例子。那一阵子,凡是北京的大 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我杜金铃这个名字的。所以我也不用在你面前隐瞒什么。劳 动教养出来以后,我脸上虽然没有刻着个‘贼’字,可是档案袋里的那个‘贼’字, 比天还大,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背着这个招牌,我也别想找到什么能发挥所 长的工作,只能老着脸皮赖在家里吃父母兄弟的。好在我的外文打字技术还不错, 研究所的叔叔、伯伯们看我可怜,给我拿一些文件、卡片来叫我打,文件五毛钱一 张,卡片三分钱一张,只要肯干,活儿倒是天天有。如今‘文化大革命’一起来, 研究所也不研究了,活儿也快要没得干,只给我留下捡烂纸这一条路啦。” 我没有想到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大学生,只因为一念之差,做错了事,就从 最高学府一个跟斗折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对于这个有能力却没工作的大姑娘来说, 真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咱们这个档案袋跟着人走的国度里,要想回头从新 做人,也只能仅仅做一个靠出卖体力来“自食其力”的“自然人”了。 “你那个男朋友呢?在你出事儿以后,帮过你的忙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要这样问。其实,那结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我是个贼,丢了他的脸了,谴责惟恐太晚,躲避还怕来不及呢,怎么会来帮 助我?倒是我戴上手铐被塞进吉普车的时候,照相机的本主却来送行了。她说不知 道她的一架破照相机竟会葬送了我的一辈子。如果知道我的家境困难,她宁可把照 相机送给我。她叫我以后有困难可以去找她,我也知道她现在在外文出版社工作, 可是世界上哪儿有一个贼去找失主要求帮助的道理呢?” 我们正在聊着,施景芝和王惠仙卖掉了废纸回来了。她们一面交钱,一面议论 着刚从收购站听来的社会新闻,无意中把我们的话题给搅了。 就事论事地又闲聊了一会儿,来帮忙捡烂纸的四个人都要走了,我也不便于继 续打搅。好在肚子已经吃饱,天色也逐渐向黑,就站起来一块儿告辞。为了装得更 像,我还向苏老师借了两毛钱车钱。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韩信乞食于漂母,吃了她一餐饭,后来竟以千金为报。我想:我家虽然已经彻底毁 了,只要东西还没有被抄光,我可以多拿出一些来,送给苏老师,作为报答这一次 邂逅相遇的“一饭之恩”的。 我在街口上了11路无轨,其实一共才坐了两站,就在景山东街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