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墙里的“老天真” 一九六○年,德胜门外土城旁边有一处用带电网的围墙围着、四角岗楼里还有 哨兵站岗守卫的废砖窑,大门口虽然挂着一块“北京市地方国营北苑农场”的白漆 黑字招牌,不过那只是“对外”使用的名称,对内,它实际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五 处即劳改工作处所属的“劳动教养收容所”。 解放初期,有一批劳改犯人在这里烧砖,这里确确实实是一个劳改队。一九五 七年“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为了给这些“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坏分 子”寻找一个“脱胎换骨”、“自食其力”的地方,中国政府吸取苏联政府关于 “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取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立了 “劳动教养”这一改造形式,作为最高的行政处分,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由刘少 奇主席用命令发布,具体由民政和公安两个部门去执行。实际上,劳动教养从一开 始就由公安局独家经营,民政局根本不插手。 “行政处分”,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一交到公安局去办,大墙、电 网、手铐、武装押送等等对付专政对象的工具也就统统用上了。劳动教养草创伊始, 北京市公安局早就人满为患,哪里来的余房收容这些“额外负担”?无可奈何,只 好利用这个废砖窑作为住所,临时成立一个“劳动教养收容所”,对外则称为“北 苑农场”,专门收容各区各县公安分局送来的劳教分子,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再分 发到各劳教农场厂矿去。围墙里面有限的几亩地,不过种点儿蔬菜,连自己吃都不 够,所谓“农场”,早已经名不副实了。 五七年以来,数以千计的右派分子被送到这里来经过学习分发到各地去。这些 右派们,其中颇不乏有真本事的人。在他们的策划下,因陋就简地用土法只凭几口 铁锅、几个坛坛罐罐,就办起了一个专门生产无水酒精和各种化学试剂的化工厂。 尽管大门口还没有挂牌子,在产品的标签上,早已经印上“地方国营北苑化工厂” 的名称了。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全由女工干活儿的缝纫车间,对外则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名 称。 这里既然是劳动教养的收容、转运单位,凡是受到劳动教养处分的人,首先都 要被送到这里来。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学化工的,懂裁剪缝纫技术的,或者身 强力壮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的,或者认罪服教老实听话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就被留下来了。 被留下的人,除了离城比较近、亲人来接见比较方便之外,其实一点儿好处也 没有。这里住的是废砖窑,阴暗而潮湿;吃的是麸子面窝头白菜汤,那窝头经过肠 胃消化,变成屎拉出来,风一吹就散了──因为吃下去是麸子拉出来的还是麸子, 根本就不消化;再者,在化工车间干活儿,化学药剂大都有腐蚀性,干活儿的时候 又不发工作服和防护用品,不但衣服被烧得满是窟窿,一旦发生爆炸事件,受伤毁 容也是常有的事儿。 不过好在教养女队单占一个小院子,不住在窑洞里。除了化验员之外,化工车 间也一律只用男工。因此苏德赛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以后,因为她表现良好,没有 被送到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去,而是被留在收容所为女队专设的缝纫车间里,为犯人 们做衣服。 一个共产党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一生的事业,说到底,无非是为改变现状 而奋斗。如果社会上的一切一切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甚至生活习惯、各种 制度都已经十全十美,再也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但政党没有必要存在,只怕连 人类自身,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因为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好”是没有极限 的。不但在地球上、就是在宇宙中比地球人先进亿万年的智慧生物,也不可能建成 这种十全十美的社会。因此,也只有看得见不足的人,才是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动 力;而那些满足于现状、认为一切都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再改进了的人,不但是 社会发展的阻力,只怕早晚还会变成社会的蠹虫。事物既然都是一分为二的,有成 绩就有不足,有光明面就有阴暗面,既不足为奇,更不足为怪。 但是偏偏有许多人看问题,只许人家看光明面,不许人家看阴暗面,一提阴暗 二字就光火,就尥蹦,就大发雷霆,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击,来镇压,满以为自 己在维护祖国的声誉、人民的利益,殊不知不许别人提缺点的人,就是一个自以为 是的人,一个故步自封的人,一个不愿前进的人。国家的权力如果掌握在这种人手 里,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发展,准会在好心好意的善良动机下被葬送掉。 中国的劳动改造政策,中国的监狱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劳动教养场所等等,比起 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来,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大有天壤之别,但是距离一个“好”字, 距离“完善”二字,当然还是相去甚远的。形而上学的“光明论者”有一件最厉害 的法宝,叫做:既然你承认现状比解放前强,那就只许歌功颂德,只许三呼万岁, 不许提一点点缺点,更不许有任何不满,否则,就是闭目塞听,就是存心找茬儿, 就是居心不良,就是恶毒攻击,轻者扣上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从严批判,重者锒铛 入狱,甚至置之于死地。 苏老师的看法,一个改造犯罪分子的场所,要求生活条件如何舒适,不但不可 能,也不应该。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能做到温饱卫生就可以了。对罪犯的政策, 当然应该以教育挽救为主。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还必须结合惩治。一个人犯了罪, 就应该受到惩治,也就是土话说的“受罪”。受罪而很舒服,就不成其为受罪了。 惩治罪犯,让罪犯们在改造期间生活条件比社会上一般群众差一些,使罪犯有所害 怕而从此不敢再犯罪,没有犯罪的人也因为望而生畏而不敢去犯罪,应该说是有其 积极意义的。 据说在五十年代,监狱里犯人的生活水平略低于解放军战士,却大大高于山区 农民,曾经发生过贫穷农民故意犯罪以求到监狱里去过“舒服日子”而满了刑期又 不肯离开监狱的典型案例。这说明对犯罪分子生活待遇太好了,在社会上还会起反 作用。 北苑农场,就是在所有的劳动教养场所中比较起来,生活条件是比较差、或相 当差的。吃的是麸子面窝头,住的是不见阳光的废砖窑,苍蝇蚊子漫天飞舞,白天 黑夜轮番空袭;臭虫虱子到处乱爬,身上床上秘密活动,大热天儿的,甭说是洗澡 了,就是早晨起来洗脸,那一盆水也得洗上十个八个人,最后一个人洗的已经是泥 汤,也许不洗倒干净些。洗脸水尚且如此珍贵,洗衣服如何可想而知。 苏德赛蹲过日本鬼子的监狱,对于生活上的这一切,虽然也有意见,倒还都能 忍受;对于她这个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来说,难于忍受的不是物质的低劣与匮 乏,而是精神上的污浊与窒息。 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世界上所有的监狱,几乎就没有不利用犯人来 管理犯人的。监狱里的许许多多陈规陋习,往往不是来自当局,而是这些“犯人头 目”的发明创造。这话也许说得过于绝对一些,但是就其普遍性来说,恐怕还是有 一定道理的。 中国的监狱和劳动教养场所,实行的也是这种“罪犯管罪犯”的办法。这种办 法,如果使用得当,所选的“头目”如果确实具有一定水平,不但能够省去许多管 理人员,而且能够起到干部警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一九六○年,北苑劳教收容所男队共分三大组,三个组长的来头都很大:一组 组长石盘,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曾经当过陆定一的秘书;二组组长顾 绍雄,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一九三○年入党的老干部;三组组长曹建纯,是国家 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后来又来了个年轻人林盛然,是从东德回来的学天文和光学 的留学生,后来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的编者。这四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 子,不但善于做工作,也懂得按政策办事,尽管他们自身都有或大或小的思想问题, 加上权力有限,不可能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至少还能强差人意,没有什么出格的 地方。 苏德赛被送进北苑农场的时候,教养女队的组长名叫花逢春,艺名花翠喜,解 放前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个在天桥开小戏园子唱滑稽二黄的旦角,以嘴巴敞、脸 皮厚、专演风流戏并能把正经戏演成下流戏而闻名于当时的下层社会。解放后下流 戏不许演了,而正经戏她又唱不好,就把戏班子解散,归置归置,把小戏园子改成 一个小茶馆儿,倒也生意兴隆,收入虽然不多,至少吃穿是不用发愁的。五八年大 跃进,许多外地姑娘盲目流入北京,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有的当了小偷儿,有 的沦为暗娼。这些人,最贱的只要给她吃顿饭、再给几斤粮票,大白天的就可以跟 你到永定门外的苇塘里去野合;“高级”点儿的,白天就在花翠喜的茶馆儿里勾搭 嫖客,买卖成交了,茶馆儿后面有两间四五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可以出租给她们做 台基,夜里找不到主顾又没有地方去的姑娘,交三毛五毛钱,就可以在茶馆儿的竹 躺椅上胡乱过一夜。当然,花翠喜在地面儿上的熟人多,捎带着给她们拉拉皮条赚 几个“介绍费”,也是常有的事儿。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整顿首都治安,把她 这个野鸡窝给抄了。好在她不是开地下妓院的老鸨子,而只是“容留卖淫”的窝主, 也没有敲诈勒索、买卖人口等更加恶劣的罪行,因此只把她的茶馆儿给封了,把她 和一些外地野鸡们统统收容劳动教养算完事。 这个花翠喜,耍嘴皮子的出身,在天桥混饭吃的主儿,不但能言善辩,心眼儿 灵活,被抓起来以后,转变得还挺快,认罪态度也特别好。一到了北苑收容所,就 捶胸顿脚、痛哭流涕,表示了自己愿意痛改前非的决心,批判认识,虽然牛头不对 马嘴,也能一说半天。收容所的干部们见她表现得还不错,就留下她当“积极分子”, 专门“帮助”那些不认罪的人。由于她能说会道,整人的主意也多,文的武的全来 得,而且她养的那一班小野鸡觉得是她们牵连了她,因此全都支持她、拥护她,最 后终于在“取得极大成绩”的前提下,受到了干部们的赏识,“提拔”她当了个大 组长。 苏德赛到北苑的时候,那帮小野鸡有的由当地公安部门接回去了,有的送到兴 凯湖农场或者清河农场劳动去了。给花翠喜组长当“积极分子”的,正是施景芝、 李淑英这一班人。 大宋朝的“配军”,到达“牢城”的时候,从唐高祖李渊“武德爷爷”那里留 下来的规矩,要打三百“杀威棒”,用以杀一杀贼配军的“威风”。凡是看过《水 浒传》的人,大都知道这个规矩。 五百年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罪行轻微的犯罪分子”,经所在单位或派 出所的申报,由分局审理,做出予以劳动教养的决定,由本人签字以后,送到“劳 动教养收容所”这所“牢城”来,虽然明面上并没有要打三百“杀威棒”的决定, 好多人实际上也要经过“脱一层皮”的折磨。这种折磨,名称就叫做“入所教育”。 每一个到达收容所的劳教分子,下车第一课,就是进行“入所教育”。入所教 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纪律学习,学习内容是朗读、熟悉并要求背诵“所规”, 诸如“一切行动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得打架斗殴攀登门窗”、“不得 毁坏一切公共设施”……等等。这一关是容易过的,十几条所规,条文都不长,理 解力强点儿的,读一遍就明白;记忆力好点儿的,有半个小时准能背诵。难过的是 第二关:认罪教育。 按道理说,对一个犯有轻微罪行的人,既然已经做出了劳动教养的决定,对于 这个人所犯何罪,当然是已经调查清楚审理明白了的。从分局送到收容所的档案材 料,也有详细记录。但是每一个送到收容所的人,必须在学习会上当众把自己所犯 的罪行详细讲述一遍,然后自己分析批判,大家发言帮助,形式有如批斗。自己交 代清楚、认识深刻的,大家肤皮潦草地发几句言,这一关就算过去了;如果交代得 不清楚,有漏洞,或者认识不上去,大家就要进行帮助。文章就出在这“帮助”二 字上。这种学习会按例由干部指定的大组长掌握会场,干部们有时候来听听,当然 是不来的时候居多。于是,一切花样翻新的体罚或刑罚,就都在“帮助”二字的掩 护下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了。 受到“帮助”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因为劳动教养是 “法外之法”,是行政处分,从抓到审一直到送,虽然始终在公安局的控制下进行, 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往往在公安局内部认定“罪行轻微”之后, 就宣布“从轻处分”,填上一张事先盖好“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印的“劳动教养通 知书”,往收容所一送,案子就算了结。这样办理的结果,许许多多漏洞也就“应 运而生”。 首先是劳动教养处分成了公安局的一块“自留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反正 这是行政处分,不需要法院的认定和判决,更没有不服可以上诉这一说。于是罪行 严重的衙内公子们,由于有来头硬的大人物说情,在“矛盾不上交”的借口下,先 来一个“教养三年”,以堵受害者的嘴,接着釜底抽薪,或利用“保外就医”的条 文规定,制造出一两种“不宜劳动”的重病来,悄悄儿地用小车子从后门接走;或 利用管教单位的职权,借口“教养期间表现良好”,不到一年就宣布提前解除教养, 堂而皇之地从前门走了出来了。 与此相反,一个根本没有罪错的人,仅仅因为得罪了本单位的首长或者书记, 让人事保卫部门随便揞上几种罪名,大红公章一盖,往公安局一送:申请对某人予 以劳动教养。于是吉普车开来,一副铐子将人抓走。这一路人,既然不知道自己身 犯何罪,当然也无所谓“认罪”。在分局里,反正预审员相信的是大红公章,你不 肯在教养通知书上签字,那也不要紧,只消在档案材料上注明“此人不认罪”,先 送到收容所去关起来,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儿“整他态度”,不怕他不认罪。这 些人,既不知道自己有罪,又没有地方可以上诉,那么在“认罪教育”中,就真的 要“脱一层皮”了。 在“认罪教育”中,还有一个项目,叫做“交代余罪”。小偷儿流氓之类,多 数人作案累累,要他们一次就完全彻底地把所有罪行都交代出来,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进了收容所以后,给他们一个机会继续交代,也是应该的。但是有的人被整怕 了,有的人则为了表示自己认罪态度特别好,竟胡说八道一气,于是效果适得其反。 一九六○年,收容所所长有一次做报告,就提到过两件典型的例子:地质文工 团有个青年相声演员,因为与多人乱搞男女关系被劳动教养,在认罪教育中,他交 代余罪,连续交代十五天,平均每天交代四件案子,大都是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一个 十分崇拜他的姑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接着就到人家家里去春风一度,分手以后 再也没有见过第二次面,名字不是忘记了,就是当时没有问,情节还交代得特别详 细,有声有色,连比划带表演的,就跟听相声一样有趣,大家都十分爱听,简直比 看黄色小说还来劲儿。问他还有多少问题没有交代,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随时想 起来随时补充。另一个是通县送来的青年农民,姓王名聪,他虽然土里土气,更没 有那个相声演员那么能说,竟也一连交代了十几天,连强奸带顺奸,连十三岁小姑 娘带六十岁老太太,三四年中作案一百多起,平均每十来天就要奸污一名妇女。后 来有人批判他说:像他这样的恶棍,只怕枪毙都有余。他一害怕,又全部推翻,声 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胡编的。──看起来,这些人编故事的才能,比拙劣的作家们 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苏老师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到这样一个为世人所不 了解也无法了解的地方来劳动教养的。 在流氓、盗窃、打架、旷工、伤害、虐待、赌博、诈骗、通奸、鸡奸、乱伦、 泄密、右倾、右派、妨碍公务、责任事故、无业游民、无照摊贩、无照行医、无理 取闹、思想反动、不满政府、历史反革命、丑化社会主义、从事迷信职业……等等, 等等许许多多“教养理由”中间,最难解释清楚的恐怕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 凡是因为“无理取闹”被抓进公安局来劳动教养的人,大多不肯认罪。这是因为 “有理”、“无理”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认为是有理的,你的上级甚至政府 却认为无理。从道理上说,也只有在自己认为“有理”的前提之下,才会“理直气 壮”地坚持自己的要求,于是“据理力争”就变成了“无理取闹”。 例如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以后,有外省人根据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迁徙自 由”这一条,把财产全部卖掉,全家搬到北京来,买一所私房(这在当时并不难), 住了下来。等到一切归置就绪,上派出所去报户口,却报不进去。一方以宪法为依 据,一方以上级单位的有关政策法令为依据,各执一词的结果,不免会吵闹起来; 三番五次争吵,当然会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影响派出所无法工作。争吵的结局,是 申报户口者以“无理取闹”加“妨碍公务”为理由被收容劳动教养了。这样的人, 自己一肚子冤屈,一肚子火气,要想找党中央、国务院去告状,却连大铁门也出不 去了,你叫他认罪,他能服气么? 另一方面,有一种官僚或者当官的犯罪分子,对爱提意见的或揭发他罪行的下 级要加以打击报复,常采用的办法,就是给他揞上一个“无理取闹”的罪名,送他 进公安局去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既然是最高行政处分,我就用这最高行政处分来处 分你;反正“无理取闹”是个最说不清楚的罪名,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有就有, 说无就无,被劳动教养的人又没有申诉权,不管是对是错,只要单位申请,分局就 派警察用铐子把人抓走;一旦进了公安局,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有如孙悟空进 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施展不开了。因为分局里审理案子,一般总是相信单位送来 的“材料”而不相信“被控者”的辩解的。何况“教养理由”的条文如此之多,拍 一下桌子也可以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来变成“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呢! 那年月,诸如此类的“无理取闹者”还真不少。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法院审 判案子,尚且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何况这种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就结案的案子? 更何况同一类型的案件由于预审员个人的理解与认识不同也可能出现有罪无罪、罪 重罪轻的分歧?因此,对于说得清楚的罪名,同样的罪,甲地和乙地、张审判员和 王审判员,判罪的出入就相当大。在一九六○年,同样是奸污亲生女儿的罪,北京 某法院判的是有期徒刑十五年;某分局判的是收容劳动教养(当时教养还没有定期, 后来定期,最多三年);某单位人事保卫部门则考虑到女儿的名声和生活问题,从 严批评以后,只要求写一张悔过书,就在本单位悄悄儿地自行消化了。而这种逆伦 大罪,倒退一百年前,历代都是要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的。罪行分明的案件, 处理起来尚且莫衷一是,像“无理取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子,罪行的轻 重有无,还不是某个人的一句话就一槌定音吗? 既然法院判案尚且有判错或曰不合适的时候,允许犯人上诉;那么没有经过法 院审判定案的劳动教养,处理错了或曰不合适的时候,也不能保证说没有。既然承 认其有,作为政府部门的执行机构,就应该准许被处教养的人有向指定机关上诉的 权利。只要准许上诉,也就等于准许教养分子可以不认罪:我没有犯罪,你愣要我 认罪,岂不是笑话奇谈? 但是在一九六○年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在教养收容所可是天经地义,而不是什 么笑话奇谈!那个时候形而上学猖獗,他们似乎很会使用三段论证法:大前提,共 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小前提,你的案子既然是共产党判的;那么结论就是: 你的案子绝不会判错。如果你一定要把对的说成错的,那么就是污蔑共产党,就是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你以前有罪没罪暂且不管,单凭你现在的态度,送你劳动教养 就不冤枉! 多么高明的理论,多么奇怪的逻辑,又是多么“忠诚”的党的拥护者呀!他们 也许不知道,正是这些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把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给悄悄儿地削弱了,取消了;正是这些自称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的含意 歪曲了,糟蹋了。后来经过认真复查,加以平反改正的错案,其中“无理取闹者” 占了极大比重,还不是最好的说明么? 一九六○年,劳动教养收容所里是不允许有人不认罪的。“认罪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不认罪的人认罪。至于方法么,当然可以不择手段。 苏老师被送进北苑农场的当天,正赶上花翠喜带领她的女兵女将“升帐”审问 杜金铃和张亚男。杜金铃确实曾经多次行窃,但终究只是一个有偷窃行为的女大学 生,跟专门在公共汽车上掏钱包的惯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她从来没有进过公安 局,不像经常被拘留的小偷儿那样贼不溜滑,案发以后,校部保卫处找她一谈话, 她就已经把自己有数的几次作案经过全都交代了。花翠喜没有上过大学,根本不知 道大学生的生活和心态,在她的眼睛中看来,凡是贼,都和她认识的那帮人一样, 从来不说一句实话,也根本不会说实话。于是,她就示意她的积极分子也就是打手 们用拳头脚尖整杜金铃的态度,整得杜金铃吱哇乱叫,所能补充的,不过还是偷冲 过两杯奶粉、偷吃过三块巧克力糖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儿。花翠喜大大不满意,责 令她盘腿低头坐在一边反省,接着整张亚男。 张亚男将自己怎么跟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谈恋爱的事儿说了一遍,申明自己只跟 一个外国人好,根本就不是“洋妓”,送她来劳动教养,心里不服。这一来,会场 上登时炸了窝了,发言批判的特别踊跃。有的人质问她跟外国人睡过觉没有;她直 认不讳,并且说这是个人的事儿,既不违反法律,也不影响他人。有的人质问她拿 过外国人的钱财没有;她说既然俩人要好,我用你的,你用我的,根本就不算一回 事儿,不过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都是公派的,一般都挺穷,连他身上穿的毛线衣,还 是她买的毛线给他打的。于是批判升级:在中国,未经登记就在一起睡觉,不是违 法行为也是流氓行为;既然拿过外国人的钱财,又跟外国人睡过觉,不管一个还是 两个,就是变相卖淫,就是“洋妓”。她当然不服,又振振有辞地分辩,于是招来 了“积极分子”们的一顿毒打,还要她跪在铺板上,两手捧着后脑勺,再弯腰低头 把脑袋放在膝盖前面,要她保持这个姿势反省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 时候直起腰来交代,不然,脑袋一离开铺板,老大的栗暴就会连连砸下来。 张亚男“挂起来”,又该回头来整杜金铃了。花翠喜皮笑肉不笑地问杜金铃问 题考虑得怎么样了,还偷了什么东西没有交代。杜金铃刚说了半句:“我确实没有 偷别的……”花翠喜就勃然大怒起来,吼叫一声:“这丫汀的①不老实,还在摆她 的大学生臭架子呢,姐儿几个再给她升升温度,接着整她的态度!” -------- ① 丫汀的──北京下层社会的口语,是“丫头生的”的合音,先转成“丫疼 的”(北京歇后语:捂着腮帮进医院──装牙疼的),再转成“丫汀的”。 大组长一声令下,施景芝、李淑英等小喽啰一哄而上,杜金铃本来是跪在铺板 上的,这时候上来两个人摁住脚,两个人抓住手,施景芝抓住她的头发,把前额在 铺板上“咚咚”地碰撞。白天学习的时候,那铺板上的褥子是卷起来的,前额在光 铺板上撞,施景芝用的力气又相当大,只几下,就长出大包来,再几下,皮就破了, 疼得杜金铃号啕大哭,直叫:“同学们,别撞了,我要晕倒了,我受不了啦!” “行刑”的施景芝,一脸横肉,两眼外努,披散着头发,咬牙切齿的,那副凶 相,活脱脱一个母夜叉!她根本不理杜金铃的哭叫,一面继续撞,一面还用下流的 骂街来代替发言: “谁是你丫汀的同学?你这个打不死的贼骨头,也配叫我同学?到了这里,是 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是猫是狗你也得乖乖儿地给我叫两声。想不认罪呀, 那叫门儿也没有!你想跟我们耍死狗,我们有的是叫你开口的办法!别说是像你这 样弱不禁风的小丫汀了,打听打听去,东四”铁姑娘“,手臂伸出来比你的大腿还 憨,打起架来两三个小伙子都不是她对手;西四”凉半截“,两手耍刀,一手攮一 个,厉害不厉害?见了老娘,都有办法叫她一宗一宗往外撂!不抖落干净了,甭想 过老娘这一关!你这样的小三号,也想跟老娘较量较量,不是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 不自在么?要是不信,咱们就试试!大伙儿有的是工夫陪你!” 这个施景芝,年轻的时候在永定门外拉过排子车、贩过干鲜果,“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的生活经历教育了她也锤炼了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当地著名的泼妇, 绝不肯吃一点儿小亏。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儿,就跟人家吵架,稍不如意就动手打人, 四邻八舍几乎没有一家没跟她吵过嘴、打过架的,街坊们背后都叫她“惹不起”。 这一次是为了抢太阳地儿晾晒衣服的小事情把隔壁一个有病的大嫂一拳打吐血了, 动了众怒,激起公愤,大家伙儿一起上,把她扭送派出所,一致要求从严惩处,这 才以“伤害”罪送她劳动教养的。她虽然凶,还蛮不讲理,可是做人倒正路,偷鸡 摸狗的事情从来不干。到了收容所以后,看看别人都犯有各种各样见不得天日的罪 错,独有她只不过为了跟街坊吵架关了进来,一方面心里窝着火儿,要找地方撒气, 一方面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又有了几分优越感。花翠喜见她罪错轻微、性格凶狠, 就留下她当打手。她呢,在派出所经过民警教育,觉得自己打遍邻里无敌手,错就 错在打的不是坏人上,这一回打进教养所来了,这里可全都是坏人,不打白不打, 于是就名正言顺地大打出手,打得小偷儿流氓们吱哇乱叫,伏伏贴贴的,心理上才 算是得到平衡了。 花翠喜见施景芝嘴里滔滔不绝,却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有点儿不 耐烦了,下巴颏儿一歪,一副女帅的神气下达指示说: “丫汀的不懂人话,别跟小丫汀的多费唾沫星子,先叫她尝尝跪板凳腿儿的滋 味,看看她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施景芝得令,马上虎起脸皮,把一张用作刑具的方凳倒翻过来,放到了杜金铃 的面前。 跪板凳腿儿,是花翠喜“当政”以来发明的诸多酷刑中的中低档刑具之一。用 刑的时候,把一张方凳翻过来,四脚朝天,令受刑者两个膝盖跪在两个凳脚上,两 个脚面放在另两个凳脚上,还要求上身跪直,双手捧着后脑勺。由于上重下轻,重 心又偏向一边,不是杂技团演员出身的人,这种姿势是很难维持长久的。即便有哪 路英雄惯会挺刑,有本事跪在凳脚上面还能优哉游哉,久经沙场的花翠喜不用换刑 具就有“加码”的办法:在受刑者的两条小腿上搁一块木板,然后再在木板上一块 一块加整砖──每块重五斤。道行差点儿的,加到六七块砖,就会满脑袋淌汗,亲 爹亲妈地叫唤起来,加到八九块,英雄就彻底变成狗熊了。如果加到十块重达五十 斤还有人不在乎,花帅还有办法:在凳脚与膝盖之间加几块小碗碴儿,这样跪上去, 不但膝盖疼得钻心,碗碴儿割破皮肤,深深地陷进肉里去,不到五分钟就会流血。 没有练过气功的,恐怕谁也顶不住。这时候,任你是“铁姑娘”还是“钢姑娘”, 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真是“听话”极了。 这种刑罚,杜金铃虽然没有尝过,进所几天来,却已经见识过了。这时候,看 见施景芝把刑具放到了自己的面前,不由得全身哆嗦起来。她确实偷过东西,在校 部保卫处承认自己是贼,就已经懊悔不迭,感到脸面丢尽了;被送到分局,更是悔 恨交加;受到预审员的一通训斥,又感到言过其实,自己知道自己还没有坏到那种 程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只要进分局拘留几天,以后就是饿死了也不会再去偷了。 可是进了收容所以后,特别是经过花大组长的一通“教育”以后,羞耻之心和上进 之心几乎完全破灭,很有可能会横下一条心来,出去以后,永远以行窃为业的。这 时候,面对着吓人的刑具,她的心理十分矛盾:“坦白交代”吧,她实在没有什么 “余罪”可以交代了;不交代吧,眼看就要受到非刑折磨,而且自己肯定忍受不了。 那么怎么办呢?是在残酷的刑罚折磨下屈打成招呢?还是未曾受刑之前赶紧胡说八 道一通先逃过这一关再说呢?从后果上说,反正劳动教养的处分已经决定了,再多 给自己揞上几件偷窃案子,不但不会加重处分,反而还能博取一个认罪态度良好的 评语。所以,许多精于此道的“二进宫”、“三进宫”老号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 在分局里,尽量少坦白,能把预审员糊弄过去就得;到了收容所,敞开了说也不要 紧了。因为在分局里坦白,问的是案子清不清,一般说来能核实的总是要去核实一 下的;而在收容所里坦白,问的是态度好不好,除非情节特别重大的或是与别人有 牵连的要把材料转出去,一般只是记录一下,干部看一下或听大组长汇报一下就完 了,记录下来的材料,绝大部分连档案袋都不装。这些情况,当时杜金铃并不知道, 只想到随便编几句瞎话倒是容易的,就怕材料拿去一核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儿, 反而落一个态度不好,倒麻烦了。所以她当时左右为难,十分无奈,只好带着哭腔 央告说: “报告花组长,今天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能不能宽限我一两天,我一定认真仔 细地好好儿回想一下,有没交代过的,我一定交代。” 杜金铃用的是缓兵之计,但是花大组长久经战阵,懂得“宜将剩勇追穷寇”的 战略,哪儿能让她松一口气?只见她懒洋洋地张开浮肿的眼皮儿,用一种得意中带 有几分淫邪的眼光瞟了杜金铃一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呲着被烟熏黑了的金 牙阴阳怪气地说: “自己干的事情,能忘得了吗?只要你态度端正,下决心交代,其实早就交代 完了,哪儿用得到回想?你要是不愿意交代,我看还是让大伙儿帮助帮助你,促你 一下的好。施景芝,叫姐儿几个把她给我架到板凳腿儿上去!” 组座下了命令,她的“行动小组”登时卷袖子捋胳膊,像打群架似的嚎叫着一 哄而上,七手八脚地就把杜金铃抬了起来,要往倒过来的板凳脚上放。杜金铃哭叫 着求饶,但那细弱的声音,被一大帮人的嚎叫声淹没了。 一幕封建时代和法西斯时代常见的惨剧就要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 演出了。在场的人,刚入所还没有交代过自己罪行的,吓得瑟瑟发抖,连看都不敢 看,心里直害怕不知道这样的“礼遇”什么时候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已经接受 过“入所教育”并顺利过了关的,则抱着“死活与我无关”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 在悠闲地“看戏”;施景芝一伙儿打手,有的为了表示积极,有的为了求得自己心 态的平衡,有的仅仅为了满足一下变态的虐待狂心理,全都失去了人性,要拿这个 纤弱无力的姑娘做来做牺牲品了。 这时候,只有苏德赛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她自己坐过日本鬼子的监狱,也当 过公安局局长,曾经把出卖祖国、出卖良心的汉奸、特务、走狗以及各种各样犯罪 分子关进过牢房。如果她不是自己亲身来到这个地方,她简直不敢相信就在北京, 就在毛主席的脚下,在解放已经十几年的祖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 利的光辉照耀下的公安部门,竟然还有这么一个“改造坏人”的地方,居然是由一 帮更坏的人使用封建法西斯的手段在进行“审问”和“教育”同类的。她想:“我 们办劳教单位,是要通过劳动来改造人、教育人的,这种任用坏人来掌握学习、掌 握变相审问的制度,这种低水平的管理方法,别说叫犯过罪错的人改恶向善、悔过 自新了,长此下去,只怕会思想抵触,越学越坏,是更爱还是更恨我们这个社会主 义国家,都不一定了。愚蠢,真是愚蠢,这简直是在播种仇恨哪!” 面对着这样的场景,她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和身份,腾地站了起来,大声 地制止说: “住手!是谁给你们这种随便整人的权力的?人民的公安机关对犯错误的人实 行改造挽救政策,连人民警察都不许打人,何况大家都是一样身份的人?作为同学, 只有互相帮助的义务,根本就没有打骂整人的权力。快把杜金铃同学放下来,让她 好好儿反省。要不然,我可要去报告队长了。” 在教养收容所里,这种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的事儿,可是从来也没有发生 过。一时间,那几个“行刑刽子”全都被震慑住了,傻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究竟“姜还是老的辣”,花翠喜 之所以敢在公安机关内部干这种整人的勾当,绝不是她个人的能量所致,她的背后, 当然是有“戳得住”的人给她撑腰的。所以,她见苏德赛跳了出来给杜金铃“拔铳”, 觉着有恃无恐,倒并不发火,也不着急,而是斜着眼睛撇着嘴,恶狠狠地说: “苏德赛,别太嚣张了,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认罪教育该怎么进行,是 队长布置的,不是我姓花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看见谁不顺眼就整谁。你今天胆敢 跳出来反对政府,说明你的思想已经反动到了什么程度。其实你的用心我们也很明 白:杜金铃交代完,就该轮到你交代了。你无理取闹,在分局就不认罪,这档案上 都有记录,我们也都知道。你以为抢在批判你以前耍一下威风,大家伙儿就怕你了, 你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你就可以溜过去了。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这 简直是痴心妄想!既然你自己跳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欢迎。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 对于你的这种反政府的表演,我们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战胜你这样的跳梁小丑是有绝对把握的。按照队部的安排,本 来是叫你下午检查交代的,既然你自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我们可以把杜金铃的 问题再挂一挂,先来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苏德赛,现在我宣布,下面由你检查 交代。你先说一说,你是犯什么错误进来的?” 苏德赛是个有头脑、有理想、有追求的革命者,不论自己如何被别人甚至组织 误解,遭受到一连串的打击,但是她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改 造世界的革命者,随时随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来改变错误的现实和落后 的社会。这可以说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共产主义职业病”,只是苏德赛表现得更加 突出罢了。她的经历,她的能力,她的信念,当然不是那个只会在下流舞台上用色 情引诱观众、只会狗仗人势地挖空心思想鬼点子整人的花翠喜所能望其项背的。苏 德赛很明白,对手理屈词穷,将要利用她手中掌握的权力来整人了。像这种无耻之 徒,是不能够给她一丁点儿微小的权力的。不然的话,一旦小人得势,好人就要遭 殃。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难道还少么? 面对强大的敌人都没有害怕过的苏德赛,在这个小丑的面前,当然不会也不至 于会有惧色的。她冷笑一声,鄙夷地说: “我没犯错误。即便犯了错误,难道还要在你这样的人面前检查招供么?可以 告诉你,我就是因为对坏人坏事斗争得不坚决,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如果说我也 犯了错误的话,第一是打狗不死,反被狗咬;第二就是没有及时制止你们这些狂徒 为非作歹,使得有些同学在你们的淫威下受到折磨和痛苦……” 花翠喜虽然狗仗人势,在这里吆五喝六地耀武扬威,其实她的心里也虚得很。 她知道自己的底牌不行,文化也低,尽管解放以后也学会了几句马列主义的口头禅, 用来吓唬刚出校门、刚进社会的雏儿还差不多,遇上一个真正有水平的较量起来, 她那程咬金式的三斧头,可就不顶事了。欺软怕硬,本来就是流氓的特性之一,遇 上了劲敌,她倒又怯阵了,不想发生正面的冲突,只想施展自己能言善辩的特长, 尽可能把对手说服了,争取过来,也成为自己的喽啰,乖乖儿地为自己服务。所以 不等苏德赛把话说完,她就把话茬儿接了过去说: “苏德赛,你不要说下去了。你的劳动教养登记表我看见过。你犯的什么错误, 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清楚。不错,你是参加过革命,当过几天干部,还入过党; 只是如今干部混丢了,党员也混没了,如果你善于终结经验,懂得撞了南墙就回头 的话,你就应该赶紧靠拢政府,先把自己的问题跟大家伙儿说清楚了,接受同学们 的批判,然后在进一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协助政府多做工作,争取早日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回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你的惟一出路。要想 凭着你的那一点点老本儿在这里耍威风啊,你可要明白,这里是公安局,是无产阶 级专政机关,治的就是像你这种不老实的人。今天我不妨把实话告诉你:别说是你 这样的小三号干部了,后面禁闭室里,现在就关着一个当过志愿军团长的战斗英雄, 进来的时候,胸前的奖章勋章一大把呢!如今怎么样?还不是乖乖儿地在小黑屋里 每顿喝他那一两半稀粥①?非常巧,他也是因为无理取闹进来的。可见你们这些无 理取闹的人,最不讲理也最不认罪了。我佩服你是个硬气人,今天奉劝你一句:要 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要一意孤行,自取灭亡,啊!” -------- ① 一两半稀粥──五六十年代,劳动教养单位对关进禁闭室里的“反省号”, 一般采取饮食定量制,每人每天供应两餐,每餐一碗稀薄的棒子面粥。一九六○年 闹饥荒,普通人尚且一天只有五两粮食,“反省号”一天就只有二三两粮食了。 苏德赛并不因为对方的口气有所缓和而改变态度,她脸色一沉,冷冷地说: “我没有看过你的登记表,不过有关你的来历和在这里怎么为非作歹,我可已 经完全搞清楚了。我不佩服你的为人。仅仅因为你还是一个人,今天我也奉劝你几 句: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人性,你就应该赶紧停止你的为非作歹,向干部、向同学们 承认你的错误。要知道,你这可是违反政策、继续犯罪的大问题呀!” 花翠喜虽然吃了一个大窝脖儿,可是仍不死心,利诱不成,又抬出大帽子来威 逼说: “苏德赛,你不要晕了头瞎了眼,自讨苦吃!你要放明白点儿,要知道我是接 受政府委托在这里做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是代表政府的。你反对我,谩骂我, 就是反对政府,谩骂政府!要不赶紧转变态度,等到一副铐子把你铐起来,关进小 黑屋里去喝那一两半稀粥,你可就懊悔也来不及啦!” 苏德赛听了,一阵哈哈大笑: “什么?你代表政府?你也配代表政府?真是笑话奇谈!你代表的是哪家政府 哇?像你那样儿的,只怕连国民党政府、汉奸伪政府也代表不了呢!中国如果到了 由你来代表政府的日子,那么中国可就真正到了彻底完蛋无可救药的地步啦!” 花翠喜不禁大怒起来。这一回,她再也不拿腔拿调地学着干部腔说话了。盛怒 之下,天桥“混混儿”的本色完全暴露出来,脸色胀红得像猪肝,眼睛瞪得像包子, 胸口一起一伏像风箱,嘴唇哆嗦着,腾地站了起来,左手插腰,右手直指苏德赛, 唾沫星儿四溅地破口大骂: “苏德赛,你老丫汀的赏脸不要脸,把老娘的一片好心当作驴肝肺!你以为我 真怕你么?我是可怜你这么大岁数了,闯荡江湖几十年,脑袋瓜儿总是不开窍,东 撞西撞,都撞进这里面来了,还执迷不悟,想开导开导你。没想到你老丫汀的是个 花岗岩脑袋,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这一回,你请酒不喝喝罚酒,可怨不得我们不 客气了。告诉你,我们有政府作主,不怕你耍赖放刁!苏德赛,现在你就交代你的 罪错!” 苏德赛不动声色,淡淡地说: “我没有错!” 花翠喜这一回可是逮住有把儿的烧饼了,得意地连连冷笑说: “同学们,姐儿们,大伙儿全都听见了吧?她说她没有错。那么说,当然是政 府错了喽?当然是共产党错了喽?我们决不允许你污蔑政府、污蔑共产党!到了这 里还不认罪,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现在你的问题是态度不端正,首 先需要端正你的态度。刚才你不是反对杜金铃跪板凳腿儿吗?好,现在就由你来替 她尝尝这是什么滋味儿吧!施景芝,还愣着干什么,快招呼你的姐儿们把苏德赛给 我往板凳上抬!” 施景芝虽然在教养收容所里当上了打手头目,实际上是浑人一个,对于是非好 坏,只能分辨最简单的,稍微复杂一些,就弄不清楚。不然的话,也不会成为泼妇, 三天两头跟街坊们吵嘴打架了。像她这样的糨糊脑袋,要她分辨真神假佛,当然是 不可能的。 那年月,社会上的人都在饿肚子,在收容所里,早晨一人一碗棒子面稀粥,清 汤寡水的,撒一泡尿就没有了;午晚两顿麸子面窝头,一两一个,个儿不大,眼儿 倒不小,每人两个,吃在肚子里,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就好像掉在井里一 样,连影儿都见不着”。特别是在分局里关押时间长的,一个个简直刚从饿鬼道里 放出来,见了麸子面窝头连命都不要了。加上顿顿饭喝菜汤,肚子里根本就没有油 水,那如烧的饥火,连钢铁都能化掉似的,两个小窝头吃进肚子里,转眼就没有了, 能顶个什么事儿? 施景芝是个五大三粗的大块儿头,对食物的需求格外迫切。她之所以一来到收 容所就心甘情愿地给花翠喜当打手,根本的原因还是贪图花组座能够在定量之外多 赏给她一个两个窝头。──从食堂打来的窝头,每人两个,并没有额外的量,不过 身为组长的花翠喜有“立法权”,可以随意扣除别人份内的窝头,比如:交代问题 不老实不彻底者,“不能浪费人民的粮食”,罚扣窝头一个;学习的时候放屁者, 一定是“吃得太饱了撑的”,为了避免“消化不良”,也扣窝头一枚。诸如此类扣 下来的窝头,就填进组长和打手们的狗肚子里去了。不然的话,在那人人饿得走路 都打晃的年月,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打人? 施景芝看在这“额外赏赐”的份儿上,对花组长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这时候, 她招呼一下手下的喽啰们,带头冲向了苏德赛。照她想:就凭自己膀大腰圆的块儿, 要把小鸡子似的苏德赛抓住,还不手到擒来?没有想到苏德赛是从小练过武术的, 眼见施景芝凶神恶煞一般奔自己扑来,既不慌,也不忙,等施景芝到了跟前,脚底 下一使绊儿,背后再给她一掌,施景芝踉跄了几步,晃了两晃,一个立足不稳,当 时就像一头死猪似的“嘴啃泥”摔倒在地了。施景芝还不服气,只以为自己是踢在 什么东西上才摔倒的;爬了起来,嚎叫着又冲了上去,瞪着眼睛扬起手,老大一个 脖拐就往苏德赛脸上扇去。苏德赛往旁边一闪,借势抓住了她的手脖子,就手一拧, 把她的手拧到了背后去,再往上一抬,施景芝就疼得杀猪也似的狂叫起来,身不由 己地弯下腰去,脑袋几乎就要挨着地上了。 苏德赛的这一手,不但施景芝、花翠喜们没有想到,在场的每一个人几乎全都 出于意料之外。苏德赛把施景芝的手稍许往上抬了抬,一边问她: “怎么?就这点儿本事,也想帮狗吃食当打手哇?怎么样?服气不服气?还要 再较量较量吗?” 施景芝疼得五官都挪了位置,知道这一回碰上能人了,为了不吃眼前亏,急忙 连连求饶: “服了,服了!我算是服了你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就饶了我这不长眼睛 的吧!” 施景芝的前倨后恭,会场上有人忍不住吃吃地窃笑起来,多数人慑于花翠喜的 淫威,尽管心里觉着好笑,却死绷着不敢出声儿。苏德赛手一松,施景芝爬了起来, 灰溜溜地坐在铺板上抚摸她那只被拧疼了的手,连头也不敢抬。 苏德赛用眼睛扫了一下其余的几个打手,微笑着轻轻地说: “你们几个,还有不服气的没有?谁愿意再来试试?一起都上也行。” 欺软怕硬的众打手们面面相觑,纷纷后退,惟恐苏德赛找上了自己。这一来, 花翠喜可下不来台了。她老羞成怒,脸色一变,猪肝脸变成了铁青脸,又不敢上前, 只是挥舞着双手声嘶力竭地狂叫: “反了反了!在专政机关内动武打人,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呀!我治不了你, 有治得了你的,别嚣张,有你神气的时候,就有你求饶的时候!” 说完,她像一头疯狗似的冲出门去,估计是找干部去了。 果然不错,仅仅几分钟之后,一胖一瘦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跟着花翠喜一同走进 屋子里来──在所里,干部们一般都穿便衣,并不穿警察制服。那个胖的,就是任 命花翠喜当学习大组长的管教干事,姓张,早晚都是他来点名训话,平时也常到组 里来露露面,大家都认识的,这个人年纪其实并不大,只是养尊处优,四体不勤, 提前发福了;那个瘦的,据认识的人说,就是劳动教养收容所新来的所长,姓刘。 刘所长除了开大会做报告露过面之外,一般是很少到下面来走走的,今天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亲自出马了。也许是学习组里发生“学员”打了“打手”的少见怪事, 才亲自来处理的。 三个人刚进门,花翠喜就指着苏德赛和施景芝恶人先告状说: “就是这个苏德赛,她不但不认罪,还谩骂政府,污蔑共产党。值班员施景芝 制止她,她就把施景芝给打了。” 张干事铁青着脸,腮帮子旁边的咬嚼肌一跳一跳的,可见刚才花翠喜一定还说 了许多难听的话,把他的火气给逗起来了。只见他眼睛冒火地死盯着苏德赛,足有 一分多钟没有吭一声,似乎是在琢磨如何训斥或如何处置她。苏德赛也两眼直直地 看着他,并不申辩。半晌,张干事终于做出了决定,突然像火山爆发似的喊叫起来: “犯了罪,不认罪,不服管教,还动手打人,这还了得!反不了你了!是活得 不耐烦了吧?花翠喜,你跟我去拿钥匙,回头派两三个人把她给我架到禁闭室去, 先关起她来,让她好好儿反省反省!她要是还不老实,你告诉看禁闭室的,给她穿 上和平衣!” 所谓“和平衣”,是公安局和疯人院里的专用设备之一,是一种用粗帆布做的、 背后开口的连衣裤,但是裤管和袖管都是封死的,上面还有许多皮带扣,手和脚不 但都不能伸出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把两手扣在背后,或者和两脚一起“四马躜 蹄”扣起来。穿上这种衣服,不论多凶的犯人或疯子,当然不可能再打人了,所以 叫做“和平衣”。 张干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花翠喜当然是高兴之极,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苏德赛既然已经出了头也出了手,早已经下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而 且知道在这种单位、这种场合申辩也没有用处,所以依然两眼凝视,一言不发。这 时候,整个学习组里的人全都噤若寒蝉,静静地看着所发生的这一切,谁也不敢多 说一句话。只有张亚男豁得出去,她见苏德赛要被关进禁闭室,憋不住了,腾地站 了起来,高声叫喊着说: “报告队长,不是这么回事儿!是花翠喜私设刑具,要杜金铃跪到这个板凳腿 儿上,苏德赛说花组长私自用刑逼供,违反政策,出面制止,施景芝动手要打苏德 赛,苏德赛就把施景芝的手抓住了,并没有还手打她。这是大伙儿都看见的,都可 以证明。” 张亚男已经在公安局治安处办的农场里呆过很长时间,她虽然没有到过劳改处, 但是对于公安局的那一套工作方法,比新进来的人好歹要熟悉得多。她知道公安局 里头儿越大越讲政策,越好打交道,脾气也相应地要好一些。她听说跟张干事一起 来的这个人是所长,平时难得下来走走,对于张干事怎么怂恿姑息花翠喜为非作歹 的情况一定不怎么了解,因此不顾有挨整的危险,站了起来,做了说明。她的勇敢, 也激发了杜金铃的勇气,继张亚男之后,也站起来做了旁证。在她们俩的带头之下, 会场上凡是被花翠喜整过的、对花翠喜的作风看不惯的、同情苏德赛的,一时间纷 纷站起来说明或作证。这一来,花翠喜急不得脑不得,脸色十分难看;张干事也感 到非常尴尬,当着所长的面,又不能来鲁的,只能大喝一声: “都好好儿坐着,不问你们,不要乱说话!” 刘所长上任不久,对所里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但是今天看了学习组里的场面, 特别是听了大家七嘴八舌的申辩以后,心里多少也有几分明白。犹豫了一下,终于 直截了当地问: “苏德赛,是你出面制止非法整人的吗?” 苏德赛站了起来,面无惧色地回答: “对,是我制止的。战场上俘获的战俘,党的政策还不打不骂呢,对待人民内 部的轻微犯法分子,怎么可以进行人身侮辱,又打又骂,还私设刑具非法逼供呢!” 刘所长点点头,继续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怕关禁闭吗?” 苏德赛理直气壮地回答: “凭我一个老党员的党性!我既没有违反党纪,也没有违犯国法。我是没有罪 的。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在搞清我的问题之前,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政府 做一些工作。这也算是不虚此一行、不叫年华虚度的意思吧。至于关禁闭嘛,小事 儿一桩!我连日本鬼子的大牢都蹲过,还怕关小号儿?是非总是有标准的,为了搞 清是非,蹲几天禁闭,有什么关系?” 刘所长听了苏德赛的这一番话以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又轻轻地自言自语说: “真是的,这哪里像一个无理取闹的坏分子呀!”他的话虽然说得很轻,而且马上 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不过苏德赛还是听见了。她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心底涌动, 眼睛登时湿润起来。只可惜,在劳动教养机关里,像这种懂政策、明事理的干部太 少了,而像张干事那样不深入下层、又错误地把花翠喜那样的天桥混混儿当作依靠 的基干力量信任使用,以至于把党和国家的威信都让这些人搞坏了。 刘所长明察秋毫的眼睛,也看见了苏德赛眼中涌现的泪花儿。但是他不敢再看, 怕会引起自己太多的同情和联想,更怕在教养分子面前特别是张干事那样的人面前 失态,引起误解,给人以口实。他略一沉思,又说了一句: “苏德赛跟我来一下。其余的人继续学习,认真检查各自的态度。谁也不许打 人。谁打人谁违犯所规。更不许使用变相的刑具逼供。谁使用谁犯罪,要受到法律 制裁的。张干事你留在这里掌握一下。”说完,把张干事拴在学习组里,他自己带 着苏德赛走了。 这一天,苏德赛跟刘所长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在开头的三 个多钟头里,苏德赛几乎没有提到自己一个字。她除了汇报花翠喜所推行的“流氓 专政”手段,建议像这样的人必须撤换、这样的“教育”方法必须改变之外,围绕 着劳动教养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意见:原则问题提到认罪与否应当一分为 二,一方面教育有罪的人认罪,一方面也应该允许无罪的人申诉;细节问题提到每 天早晚的大喇叭广播节目应该经常更换,不要天天放京剧。大事提到在文盲中应该 开展扫盲和文化技能的学习,小事提到怎样搞卫生消灭臭虫、跳蚤、虱子,洗脸洗 衣服的用水怎样供应,甚至提出女教养人员月经期应该有热水供应,等等等等。总 之,听完她的话,刘所长更加感动了。他想:苏德赛所想到的问题,有许多是自己 还没有去想过的。他想到: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受过苦难的重锤锻炼,在人生道路 的急剧变化面前,她怎么可能不沉湎在个人命运的痛苦之中,而去关心这些对她个 人来说已经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会去关心周围的一切弱者;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会随时随地发现问题并为谋求 正确解决而积极抗争。 谈话进行到最后,当刘所长问到她自己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她只是笑笑说: “我的问题牵扯面很广,根子也很深。我当过公安局局长,懂得公安系统内部 的分工:劳动教养收容所是个执行单位,不是审判单位,不可能过问并解决我的问 题。我要翻案,会自己写材料,会自己找有关的人证明,只希望所里给我发信的权 利,不要随意扣压我的来往信件,就感激不尽了。” 幸亏苏德赛今天赶巧遇上了这个既懂道理又负责任的刘所长亲自过问这件“搅 闹学习、动武打人”案,要是遇上张干事那种“小小的官僚”来处理这件事情,苏 德赛这时候早被关进那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小黑屋子里“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喝 那一顿一两五的棒子面儿稀粥了。 从那以后,苏德赛接替了花翠喜的“大组长”职务,学习组里的学习,也逐渐 走向正规了。对于花翠喜及其一伙儿,苏德赛上任以后并没有打击报复,而是发挥 他们积极的一面,让他们继续当值班员。不过不是让她们还去打人整人,而是叫她 们为大家多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比如扫地、搞卫生,到大伙房去抬饭桶、菜桶、 开水桶,给大家分饭、分菜、分开水,每月为大家登记购买生活必须品等等。至于 原来必须由值班员带领才能上厕所的规定,则改为分大便、小便两拨,每拨三人以 上集体去集体回来。 花翠喜作威作福惯了,突然间把她从吆五喝六、发号施令的“高位”上撤下来, 干这些伺候人的“下贱”事情,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她拉拢串通了施景芝,要寻 找机会让苏德赛知道知道“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土地爷是不是用泥巴捏 的”。受害者并不想报复她们,她们倒想要报复起受害者来了。 要想找茬儿生事儿,机会总是有的。一天,施景芝发现从锅炉房打回来的开水 比往常烫得多,就舀起一勺来假装关心地先要倒给苏组长。苏德赛没有防备,把饭 碗伸了过去,施景芝借口人家碰了她,愣把一舀子滚烫的开水全浇在苏德赛的手背 上。幸亏开水是打在大木桶里的,温度已经降下去一些,所以只是把手背烫红肿了 而已,并没有起泡溃疡。苏德赛自己挨了烫,不但没有发火儿,反而赶紧问施景芝 烫着了没有,又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出乎意外的宽厚和仁爱,感动得施景芝眼 睛里噙着一包泪水,几乎就要哭了。 晚上的生活检讨会,有人提出施景芝用开水烫了苏组长是故意的,是报复行为, 要施景芝当众检查。苏德赛却再三为她开脱说:谁都难免有失手的时候,不要因为 这么点儿小事儿造成隔阂,影响团结,看问题更不能从成见出发。苏德赛这一番发 自肺腑的话,再一次感动了施景芝,当场就把花翠喜怎么鼓动叫她这么干的经过说 了出来,还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大骂自己不是人。她的真诚悔过,得到了大家的原 谅;花翠喜的再次犯罪,终于激起了公愤,除了要她当众承认错误并进行检讨之外, 把她的值班员也给撤销了。 苏德赛在教养收容所女队里当组长,虽然这里几乎每个人都犯有不同性质大小 的罪错,但是她对于同学们简直比母亲还要关心。她在这个大多数人几乎都失去了 羞耻和人性的“变态群体”中,用她那颗慈母一般的热心,感化了许许多多多属于 “冥顽不化”的丑恶的灵魂,净化了许多块肮脏的心田,激励了许多个悲观失望者, 使许多鼠目寸光的人又看到了前途,振作起来,重新建立起“作为一个好人活下去” 的信心。她在这块干涸的土地上播种正义和善良,并用她自己的心血来频频浇灌, 终于使这块不毛之地上抽出了新枝,发出了嫩芽,长成了许多对人类、对社会有用 的大树。──好多人都这样说:如果让她来主持劳动教养工作,一定要比当时的许 多人强得多又强得多。 一九六○年在教养所的李淑英,虽然还不到十七岁,但却是个不管不顾什么脏 话难听话下流话都说得出来的主儿。特别是一聊起男女之间的事情来,就眉飞色舞, 兴致勃勃。她长得艳如桃李,可是毫无廉耻羞愧之心,公开叫喊:“男人嘛,见得 多了,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啦,都一个鸟样儿,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那么小年纪, 却嗜烟如命,嗓子都抽哑了,还玩儿命地抽。每次接见,除了要吃的,就是要烟卷 儿。她家里以及那些不忘旧情的哥儿们还真舍得给她买,“海河”的,“恒大”的, 一送就是好几条。凭着她烟源充足这一优势,方才当上了花翠喜的打手。苏德赛当 组长以后,她见新组长不抽烟,就悄悄儿往苏德赛的枕头底下塞糖果和点心。这在 一九六○年,可是要花高价才能买到的“奢侈品”。苏德赛找她个别谈心,探索她 堕落的原因,在苏德赛母亲般的抚慰下,她终于说出了十三四岁就遭受到养父和哥 哥糟蹋的经过,从此一方面是憎恨男人,一方面又夜夜离不开男人。苏德赛听了, 难过得哭了起来,还边哭边劝。说到伤心感动之处,俩人抱头大哭。苏德赛劝她戒 烟,而且把能不能把烟戒掉作为她能不能下决心跟流氓们一刀两断的决心与标志。 李淑英痛下决心,果然很快就在苏德赛的劝导和监督下把烟戒断了。 王惠仙确实有些呆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关心。她不 但不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连自己都管理不了自己,学习时间经常呼呼睡着,醒来 只知道嚷嚷肚子饿。苏德赛就把她安排在自己的身旁睡觉,每夜都要醒来好几次给 她盖被子,还经常把自己定量之内省下来的窝头送给她吃。── 要知道,那时候 正是天灾人祸交相为害的年代,大家的口粮定量都很低,人人都吃不饱,分饭的时 候,为了一点点窝头渣滓打破了脑袋是常有的事儿。让出一个窝头去,看起来事情 似乎很小,要做到,确实很不容易,何况苏德赛在北京没有亲人,谁也不会给她送 吃的东西来的呀! 自从对犯有罪错的人实施“劳动改造”政策以来,对于“劳动”的概念,大都 指的是体力劳动,而且认为越是艰苦的劳动越是能改造人。至于脑力劳动,则被认 为是“养尊处优”,当然不可能改造思想的。北苑教养所的“女教养”,原来只有 一个缝纫车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人所长,不要把学有所长的人仅仅当作简单 劳动力使用,苏德赛建议首先成立一个外文翻译校对小组。因为除了张亚男和杜金 铃是学法文的之外,还有好几个精通英语、日语、俄语的人。她们有的本来就是职 业翻译,有的是大学外语教师,有一个啤酒厂老板的太太,本身是白俄后裔,大学 家政系毕业以后,又跟随丈夫在德国侨居多年,懂得德、法、英、俄四国外语。因 为和朋友们在家里跳“黑灯舞”,别人饿肚子,她们穷欢乐,被街道积极分子作为 流氓举报,送来劳动教养,娇气得连一点点体力劳动活儿也不会干。经刘所长与群 众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等单位联系,通过考试,认为水平合格。于是“通过脑力劳 动改造思想”的先例,在这里首先实现了。 她组织学习,结合读报,以正面教育为主。除了所里定的一份《人民日报》之 外,她还自己拿出钱来,给大家订了《红旗》、《前线》、《中国青年》和《文学 评论》等杂志。一九六一年春节,她用全张大红纸写了两张颇为别致的警语,贴在 院子里的墙上。东墙上贴的是:“我们要在生活的巨细事物上,如履薄冰地、如琢 如磨地严格要求自己。可怕的不是自己犯过罪,而是不愿纠正,一味掩藏。”贴在 西墙上的一张写的是:“快快扔掉污臭黑烂的包袱吧,前途仍会无限光明、美好、 幸福!” 苏德赛在教养所做出了成绩,不但得到干部们的好评,也得到学员们的爱戴。 大家都尊称她“苏老师”,尽管她自己也只有四十多岁,可是小姑娘们甚至二十多 岁的大姑娘们都当面叫她“苏妈妈”。她自己再三解释、制止,让大家别这么叫, 可是人家确实发自内心,并非阿谀奉承,想制止也制止不住。倒是在背后,又出来 一个称呼,叫做“老天真”──听起来似乎含有讽刺意味,其实一点儿侮辱的意思 也没有。 她自己的案子,虽然经过再三申诉,但是由于对方来头太大,压力太重,翻不 过来。刘所长已经为她尽到了最大的力量,连陶铸和陈少敏的证明材料都弄到手了。 可惜这两位大人物只能证明苏德赛在鄂豫边区是个英雄,对于她后来的事情无法证 明。陈少敏大姐听说苏德赛被关在教养所里,拍着桌子说:“苏德赛这个人,我了 解的。我看这准是一件冤案!”陶铸听说她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就以个人的名义 给她汇来了人民币五百元! 刘所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只好以“教养期间表现特别良好”为理由,在一 九六二年宣布“提前”解除她劳动教养。 她从教养所出来,原单位当然不会要她,工作也没有了着落。好在陶铸给她的 五百块钱没有用去多少,就在大佛寺甲五号租下了这么一间四面无靠的破旧房子, 开始当起捡破烂的“专业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