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封建积垢造奇冤 苏老师说到这里,杜金铃和我两个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意味深长地说: “怪不得看了那么多描写八路军、新四军战斗英雄的小说,几乎全都没有爱情 这个主题呢,原来那时候的人爱情生活竟是这么贫困的呀!如果当时我也在新四军 里当女兵,宁可一辈子不嫁人,要我去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结婚,去当什么‘官太 太’,别说是什么‘组织介绍’了,就是不嫁要拉去枪毙,我也请愿去死。照我想, 革命和爱情不但不应该有矛盾,还应该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才对。比如说,革命处 于困难时期,难免要遇到挫折,有挫折就难免会产生悲观失望甚至意志消沉,如果 有一个真正的革命伴侣,就会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消沉下去的悲观情绪又会积极 起来、高涨起来。这不是革命和恋爱并不矛盾的证明吗?” 我想起了我自己和求真的故事,说话的时候很自信,几乎还有点儿激动。 杜金铃却摇摇头说: “那可不一定。如果遇上一个没水平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把你拉去叛变投 敌怎么办?或者遇上一个没良心的,你这里遭受到挫折了,最需要他帮助你、支持 你的时候,他却掉头而去了,这又怎么办?” 杜金铃很可能也想起了她自己当年出事儿时候她的那个他的表现,因此有感而 发。 我当然不服气,嚷了起来: “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伴侣,不是逢场作戏的纨绔子弟!” 杜金铃感觉到刺痛了她,也嚷了起来说: “革命不到头,谁知道谁是全心全意,谁是纨绔子弟呢?不经过生死考验,谁 知道谁是真正革命,谁是逢场作戏呀?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现 在你年纪还小,跟你讨论革命和爱情的关系,大概还早了点儿。你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跟你说你也听不懂,还是别打岔,听苏老师把她的故事说下去吧。也许这对你 倒是真有参考的价值呢!” 我并不想跟杜金铃抬杠,就不再多说,给苏老师沏满了茶,接着听她讲下面的 故事。 “组织介绍”的事情刚刚过去不久,我就被免去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的职务,调我到社会部当秘书去了。 按照当时调动工作的传统习惯,“首长”调到哪里,警卫员也应该跟到哪里。 但是按照规定,“部长”是可以配备警卫员的,“秘书”根本就没有警卫员。所以, 王正义理所当然地不能跟我走,只能留在宣传部里警卫新来的代理部长。 这一调,级别虽然并没有降低,职务却明显降低了。很难解释,这是因为我在 宣传部工作出色,所以才在我的肩膀上“多压上一些份量”的结果。特别是我调离 宣传部以后,从区里抽调上来接替我工作的那个宣教干事,能力明显不行。调离之 前,组织部李部长又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这一次,他绝口不提“组织介绍”的事情, 却强调社会部任务重,人手缺,特别是有胆略有知识又会武术的女同志,根本就没 有。不错,社会部又叫“锄奸部”,是个搞情报、搞暗杀的机要部门。李部长既然 这么说,我也就这么认识。反正还是那句话: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只要能 够发挥自己的所长,到哪里工作都一样,干什么事情都一样。 但是这一调动,小广播和瞎议论可就多了。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李部长做媒 碰了钉子,对我的打击报复。我却不肯相信这个从江西老区来的老同志个人品质会 有这么恶劣。有说这是因为社会部部长张仁善最近死了老婆,想让我去“补缺”; 而李部长已经碰过一次钉子,不敢再搞什么“组织介绍”了,于是就改变策略,来 一个“组织调动”,目的是为了让张部长和我培养感情。我第一是不相信一个县委 组织部部长考虑干部的配备竟然会这么缺乏原则,第二认为感情是双方面的事情, 既不能强迫,也不能说服。这种事情,即便真有,只要我不愿意,谁也拿我没有办 法。所以尽管说法很多,我总不相信,还是坦然地到社会部报到去了。 到了社会部,我并不感到压抑。刚去报到的那一天,我虽然明显感觉到张部长 看人的那双眼睛盯得过于紧一些,接待我也过于热情了一些。但是很快我就释然了。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怎么能全都强求一致?这里的工作,主要是 搜集情报和秘密锄奸,这对我来说简直太新鲜、太有趣、太刺激、太富于冒险精神 了。我从小就是个不安份的姑娘,不喜欢过那种恬静平淡的生活。到了这里,我才 感觉到我自己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了。从职务上说,我当的是秘书,属于内勤,只要 坐在办公室里,管理好档案文书之类就可以。而且报到之初,张部长确实就是这么 给我布置任务的。他把我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面对面而坐,然后交给我一串 钥匙和一摞文件,要我天天在他身边“伴驾”。但是我没有接受。我不喜欢张部长 那双紧盯着人看的眼睛,自然而然地也联想到了调我来跟他“培养感情”的传闻。 我借口这里确实缺乏女同志去执行外勤任务,反问他:如果仅仅为了找个人来管钥 匙、做记录,只要找个政治上可靠、有点儿文化的同志来就可以了,宣传部的人手 那么缺,我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把我从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位上撤下来干这个? 再说,李部长跟我谈话的时候,说的可是社会部缺少胆子大、会武术的女同志,没 说缺个人管理文书钥匙,要不,我工作得好好的,怎么肯来?张部长被我问得张口 结舌,除了一再强调他缺少的是个秘书之外,也说不出别的理由来。当时我的态度 非常坚决,要是叫我管文书档案,我就回组织部去找李部长;要是叫我管外勤,我 就留下干。张仁善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以秘书的身份主管外勤,兼管会议记录, 保管文件档案的差使,他自己兼了。这样,我的办公桌虽然仍和他面对面摆着,跟 他面对面坐着的机会可就很少很少了。 做秘密锄奸工作,确实既有趣又危险。根据上级布置和群众反映,白天我要化 装成村姑民妇、羊倌牛倌或者小商小贩偷偷儿越过封锁线到敌伪占领区去核实情况、 收集情报;黑夜,我要揣着手枪、掖着匕首,带领秘密行动小组摸进敌人的据点里 去把一个个汉奸、叛徒从热被窝里掏出来干掉。这种虎口拔牙、白刀子进去红刀子 出来的事情,现在说起来似乎很轻松,干的时候,那可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九 死一生的危险勾当,每次出发之前,几乎都要把后事交代清楚了才走的。我年轻的 时候虽然也学过一点儿武术,可是真正执行起这种特殊任务来,根本就不够用。好 在锄奸部有的是武艺高强、胆大包天又心细如发的高手能人,在他们的指点、带领、 配合和掩护下,还要发挥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才能完成任务。关于这方面的 故事,离奇的有,巧妙的有,惊险的有,受骗上当失败死人的时候也有,要是说起 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 在社会部工作的头一个多月,我虽然天天跟死亡打照面,开始的时候也确实紧 张、惊险,连回想起来都会感觉到后怕,可是渐渐习惯了以后,就不害怕了。每次 去执行任务,心情是欢快的,充实的;每次完成任务回来,那种胜利者的喜悦充满 了我的整个身心,一走进自己的房间,总是又唱又跳,高兴得怎么也坐不住。我感 觉到自己在这方面有特殊的素养和才能,我认为这一回我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岗 位。我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每次见到李部长,我都要说几句“感谢阁下栽培,使 我得其所矣”的玩笑话。直到某一天夜里,在我经历了一场有生以来无可名状的羞 辱与恼恨以后,才省悟到我一直生活在人家做好的圈套之中,才意识到我的想法过 于幼稚天真,才知道我把这些所谓的“领导干部”估计得过于神圣、过于伟大了。 那一夜,没有柔和的月亮,也没有温煦的微风,而是在湖北经常能够遇见的那 种“清明时节”中令人“断魂”也令人“销魂”的“细雨纷纷”的寒夜。这一天, 按照张部长事先的布置,我带领一个行动小组冒雨到黄树乡去执行任务,回来已经 是深夜。你们没有到过湖北,大概想象不到久雨之后的山间小路有多么泥泞难走。 战争的环境,秘密的行动,别说是下雨天不能点灯笼了,就是天晴,也只能摸黑, 何况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打手电的条件,只能仗着地理环境熟悉这一条有利因素,尽 管如此,也还是难免有滑倒摔跟斗的时候。我虽然穿着蓑衣,但是回到社会部驻地 的时候,我不但浑身湿透,也疲惫不堪了。我简单扼要地把执行任务的情况向张仁 善汇报了以后,回到自己房间,打了一盆凉水随便洗了洗,脱了湿漉漉的外衣,急 忙钻进了被窝儿,连身都没有翻一个,就像死过去一样地呼呼睡熟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睡梦中,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从脸颊到脖子直到胸前有一种 麻酥酥的感觉。当地多蛇,惊蛰以后,冬眠复苏的蛇到房间里来逮耗子吃,钻进人 家的被窝里去的事情不是没有过。我一悸愣,猛地惊醒了。正想翻身坐起,清醒的 意识告诉我这不是蛇,而是一只哆嗦着的、粗大的手。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是不 是敌人的特工也用我们的行动方法,摸进我们的机关里搞暗杀来了;但是立刻又否 定了自己的判断,因为这只大手正在摸索着我的内衣衣扣,笨拙地企图解开。一个 极不愿意出现的设想立刻又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极短的片刻时间中,我冷静地考 虑了一下对付的手段和方法:我闪电一般双管齐下,左手一把抓住还在我胸前蠢蠢 欲动的那只大手,右手迅速从枕头底下抽出我的德国造二十响,一个鲤鱼打挺,从 床上翻身坐起,左手反腕一拧,把那人的手拧到背后去,把他脸朝下摁倒在地,紧 接着一脚踩住了他的后心,右手持枪在膝头一擦,推弹上膛,枪口登时对准了他的 后脑勺。影影绰绰中,只看见来人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我大喝一声: “什么人,快说实话,要不我就开枪了!” 反应倒真神速,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压低了嗓子既着急又羞愧地响了起来: “小苏,别误会,是我,张──仁──善!” 我只好松开了手。这既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想起了他紧 盯着我注视的那种狼一样的眼睛,淫邪中带着狡诈,色迷中露出凶狠,尽管这时候 我看不见他,可是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好像就在黑暗中盯着我,好像恨不得要把我 一口水儿吞下去才解气。 我觉得眼前金星乱迸,心里酸楚难言。我放下手枪,颓丧地在床沿上坐下。张 仁善就势一滚爬起,双膝着地,张开两手就抱住了我的两脚,用一种谄媚的声音像 小猫祈求主人爱恋似的轻声地说: “小苏,你……你别误会,我是真……真喜欢你……你知道,我……我那个老 婆……” 他那下流的行为,粗野的动作,丑恶的表演,难听的语调,淫亵的欲望,先是 使我感到窘迫和窒息,说不出一句话儿来,继而又感到羞辱和狼狈,不知道怎样办 才好。他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默许了,胆子又大了起来,两只手竟又顺着大腿一 直往上摸。这时候,我可再也无法忍受了,火气一上来,不管他是什么领导,运足 了力气,一脚把他从床边踢到了门边,同时发疯似的狂叫一声:“坏蛋,你给我滚 开!” 我的两声大叫,把睡在隔壁的人吵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几个人披 着衣服、端着油灯跑过来看。只见我身穿内衣衬裤光着脚坐在床沿上,张部长仰面 朝天摔倒在房门旁边,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出。张仁善一看来了许多人,站了起来, 拍拍屁股,马上换了一副脸孔嘿嘿地笑着对大家说: “都回去,都回去,一场误会,什么事儿也没有!刚才我来叫小苏换班去查哨, 怎么叫也叫不醒她。我推了她一把,她睡梦中惊醒过来,大概以为是发生了意外情 况吧,掀开被窝就踹了我一脚,要不是我赶紧喊住她,一梭子子弹就扫过来了。真 危险哪!一个革命军人要是这样贪睡,可是要贻误军机的呀!不过今天小苏同志夜 间刚刚执行任务回来,有点儿累了,确实相当累了,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哪!” 同志们听说是一场误会,虽然也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探询我为什么不说话,不过 还是陆续离去了。这时候,已经有人替我把灯点上,我被张仁善的无耻激怒得四肢 乱颤,张大了喷火的眼睛紧瞪着他,恨不得抓起枪来赏他一梭子!可是想到打死了 他自己偿命倒是小事儿,给自己深爱着的队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可就损失太 大了。再说,他终究还是革命营垒中的“同志”,不是敌人,也许是一念之差,也 许他在这方面的品行本来就是这么恶劣,不管他属于哪一种类型,都还不够死罪, 但愿他受到了这一次惩罚以后有所醒悟、有所忏悔,从此不再头脑发昏吧!我举了 几次手枪,终于还是把枪掖了起来,匆匆套上依旧还是湿漉漉的衣裳和泥泞不堪的 鞋子,连蓑衣也不披,一头就冲进了淅淅沥沥的雨帘之中,去执行张部长刚布置的 任务──查哨去了。我把张仁善一个人留在我的房间里,让他自己去反省,去忏悔。 我扬着脑袋一头冲出了大门,跌跌撞撞地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道上彳亍而行, 一任冰凉的雨水扑打着我的前额和脸颊,顺着脖子再流进前胸和后背。经凉水一激, 我渐渐冷静下来,脑子里反复思考着刚才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饶恕了这头色狼,到 底是给我们部队保住了声誉呢,还是给我们部队留下了祸害呢?从一分为二的辩证 角度看问题,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英雄也有缺点,伟人也犯错误;但是像张仁善 这样的人,是一时意志薄弱,克制不住自己的邪念冲动呢?还是本性恶劣,像这样 的事情已经干过许多次,已经有不少姑娘被他玷污了呢? 当时,我自己的思想也还比较狭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总以为这不过是 在我们这个革命集体中极偶然、极特殊的现象,是极个别人自身的品行问题,与整 个社会、整个思想体系没有关系。后来经过长期的斗争、观察和思考,才发觉在我 们这个社会上甚至革命集体内部,就有相当多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存有颇为严重的 封建主义思想。他们口头上也赞成妇女解放,每逢三八妇女节,也会喊几句激动人 心的好听口号,也会写几篇言不由衷的花哨文章,而在他们的骨子里,却潜藏着根 深蒂固的轻视妇女的思想,视妇女为玩物、为奴仆。看起来这好像只是一个封建残 余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隐患,弄得不好就会变成人吃人的大问题。 而且要克服、要战胜、要从根本上铲除流传了几千年歧视、玩弄、虐待、奴役妇女 的思想习惯,既不能使用机枪大炮去严厉轰击,也不能单靠苦口婆心的善意去劝说。 只要想一想,连我们革命队伍中斗争多年具有一定能力水平的领导同志尚且有这方 面的表现,那么,在封建主义流传了几千年之久并且基本上还没有去触及去反抗的 闭塞偏僻地区,人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体系呢?照我看,要反掉封建主 义的势力,特别是非封建阶层头脑中潜在的封建意识和思想习惯,恐怕比推翻一个 反动政权还要困难得多而且也需要更久远的时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 我特别憎恨男权社会中丑恶、自私、卑鄙、淫亵的封建主义思想习惯;但愿普天之 下凡是爱母亲的儿子、爱女儿的父亲,都能够和我站到一起来,与自己头脑中的封 建思想决裂。我相信,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男女平等的大同 乐园!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上来吧。 中国历史上有个东郭先生,故事大家都很熟,不用我再讲了。东郭先生的故事, 告诉我们对于毒蛇一样的恶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不然的话,你可怜他,他却不可怜 你,终于会被他所害。 我这个人从小心肠就软,不过性格并不懦弱,跌倒了,摔疼了,遇到不顺心的 事儿,哪怕受到再大的委屈,从来没有哭过。但是我忍受不了侮辱。那天夜里,我 却在细雨蒙蒙的野外几乎哭了半夜。那一次,几乎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 的哭泣。一边哭,一边想,想来想去,主要还是顾忌到新四军的名声,才把眼泪咽 进了肚子里,拿出最大的克制力和容忍量来,没有把张仁善的丑恶面目公诸于众。 我以为他多少总还有点儿羞耻之心,事后一定会有所觉悟的,没有想到我原谅了他, 他反倒不原谅我,竟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先是四处放空气,给我制造舆论。有一次我在街上走,分明听见背后有人在点 点戳戳地议论我: “快看,这个就是苏德赛,二十四五岁了,还没有老公,可是追她的人快有一 个连了。” “长得挺漂亮嘛,她不嫁人,搞的啥子名堂?不会是耍‘美人计’吧?” “这怎么可能?人家可是锄奸部的。”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策略。放在锄奸部,不是更好监视么?要不然,怎么会 从宣传部长降成小兵呢?……” 听见这种议论,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可人家只是在背后嘀咕,我又不能站出 去给人家解释分辩。再说,这种事情,自己出面,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只有干听 着干生气的份儿。 要单是说几句飞短流长的谣言,倒也算了。凶的是他们并不就此罢手。古话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被他们抓住了做文章的题目了。 一九四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四军的力量又重新建立起来、巩固起来了。 为了庆祝我军新取得的胜利,京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召开一次盛大的军民联欢会。 这种活动,本来应该由宣传部组织并主持的。但是新上任的代理部长实在不行,连 说两句话都是结结巴巴的,唱歌跳舞那就更其一窍不通了。县委的人们都知道“苏 部长”特别善于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开会的时候,一致举荐我主持联欢会。我那几 天心情坏极了,本来不想揽这个差使,但是一者确实没有合适的人,二者大家一致 举荐,我不干似乎也不大合适,只好勉强答应了。 由于我事先组织安排得还算得当,开联欢会那天,会场上的情绪还真让我给鼓 动起来了,大伙儿边吃边喝,又说又唱的,热烈欢快,高兴非常。“余兴”节目表 演完了,我站起来正要宣布“联欢会到此结束”的时候,王正义抢在我的前面,高 声大叫: “欢迎苏德赛同志来一个节目好不好?苏同志原来是我们宣传部的代部长,歌 儿唱得好极了!” 在那种场合,只要有人起哄,大家伙儿准会热烈响应的,谁还会说“不好”? 王正义这个小鬼,本来天天跟着我,如今一个多月不在一起,见了面显得特别亲热, 不照顾我一宗好买卖,怎么肯答应?再说,联欢会上大家全都高高兴兴的,把我心 中的不快也给冲淡了,情绪一下子高昂了起来。面对着那么热烈的掌声,我只得答 应唱一支歌。唱什么好呢?对,就唱王正义教我的那支小调: 天涯呀,海角呀, 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弹琴, 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 想起呀,冤家呀, 泪呀泪满襟; 小妹妹是线郎是针, 郎啊,穿在一起不离分! 这支歌,本来是流传在洪湖地区的民间小调,后来贺绿汀同志加以改编,用作 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全中国人这才全都会唱了。但在当时,可不是什么流行 歌曲。我刚唱完,全场掌声雷动,博得了一个满堂彩,“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四面八方都喊了起来。正在我“下不来台”的尴尬时刻,忽然一个暴怒的声音大吼 一声: “别喊了!唱的这叫什么东西嘛!” 大家循声看去,只见社会部张部长一脸的恼怒,看样子火气还真不小。全场的 男女老幼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吼叫震住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时 候,组织部李部长站了起来,声音不大但是却十分严厉地说: “情郎啊妹妹呀的淫辞浪调,怎么可以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唱呢?真是乱弹琴, 简直胆大包天!”说完,不等散会,扭头就走了。他是用“中途退席”这一招,来 表示他的抗议的。 场上的人满脸疑惧,正不知道是跟着散会好还是暂时不散好,社会部长走上台 来,以他那独具的慧眼和警惕性像给李部长做注解似的发表了一篇有声有色有高度 原则性的即兴演说: “同志们,咱们在这里开联欢会,敌人可没去睡大觉,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呀!边区是抗日民主的坚强堡垒,敌伪、汉奸们在战场上失败了,就想在 咱们内部搞破坏,搞攻心战,搞瓦解军心!前两天,不是有个什么戏班子在这里演 戏吗?演的什么戏?《小寡妇上坟》、《马寡妇开店》,还有什么《春满华堂》, 都是黄色下流的色情戏!我们闻出味儿不对头,派手枪队去把他们抓了起来,一审 问,原来为首的果然是个日本特务,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来腐蚀我们,好让我们 的革命意志消沉下去!同志们,这就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得 多哩!”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瞟了我一眼,接着说:“现在,又有人在咱们面前 唱情郎哥、小妹妹的下流歌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吗?苏德 赛必须认真检查,坦白交代你的动机和目的!现在散会!” 人们在议论纷纷:有的惊讶,有的叹息,更多的是不相信我会“故意放毒”, 而只是思想上放松了警惕,起了不好的效果而已。我当然不服,梗着脖子扬着头, 脸色铁青,紧抿着双唇,人们刚刚散去,当时我就找张仁善讲理。但是他不理我, 只叫我好好儿反省,明天在支部会上认真深刻地检查。 按理说,这种表现男女之间纯真恋情的民间小调,虽然不是革命歌曲,但也绝 不是什么黄色歌曲或者反动歌曲。民间文艺嘛,就是在庄严的文学殿堂中,也还有 它光辉的一席呢。怎么可以一笔抹杀?第二天的支部会上,我据理力争,我说:恋 情和抗日救国是不矛盾的。当兵的想到老婆或者恋人,不见得就会开小差,相反, 如果政治工作跟得上,能认识到只有打跑了日本鬼子,才有个人的安乐幸福,这样, 思念亲人就会变成抗日的动力。要不然,新四军里为什么还要教唱《在松花江上》? 李先念师长为什么还要大家唱《小冤家》?苏联红军为什么那么爱唱《喀秋莎》? 但是被张仁善控制了的支部会,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为我辩解。这些当年的长工, 昔日的童养媳,尽管他们对敌斗争都很积极勇敢,上阵厮杀也都奋不顾身,但是囿 于文化知识和思想认识的水平,加上多年来对“人格化了的党”──各级领导的崇 拜与迷信,养成了一种无条件服从的习惯:只要是上级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他们 不善于独立思考,要他们分清一个理论问题,有时候甚至仅仅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常 识问题,他们也会张口结舌,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大家发言,几乎都是一个口径, 好像他们事先已经统一过认识似的。他们说我强辩,认为我不但错误严重,而且态 度恶劣,根本没有认识。最后,由张部长提议,全体党员一致举手通过,决定开除 我的党籍。面对着这些低水准层次的好同志,我又处于被否定的对立面,能有什么 办法可以转变他们的认识呢?倒是材料报到组织部以后,王正义不服气,代我跑到 县委书记那里去申述,扬言如果县里做出错误决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就要越级到 师部找李先念和陈少敏上告。县委书记知道陈少敏对我印象很好,常常表扬我,再 说,唱一支小调,就打成蓄意搞政治破坏,就开除出党,也难于自圆其说。斟酌利 害得失,来了一个折中主义:提出给我改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仅仅因为我不服从违反常理的婚姻,仅仅因为我唱了一首民间的歌谣,就遭到 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按照当时我的认识水平,也只是把它归结为张仁善个人品行 的恶劣,没有认识到他的诡计所以能够得逞,还因为在他的周围有适应于他施展诡 计的环境、土壤和空气,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不是残余的问题,而是还 根深蒂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