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烈火之中见真金 听了苏老师的这一段叙述,我和金铃两个谁也笑不出来了。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这几乎 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对于地球历史和宇宙史来说,简 直比“白驹过隙”的瞬息之间还要短。 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在一九四九年 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体制,用人们常讲的一句口头禅来说,叫做“起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似乎已经解体了,正在消亡之中, 而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掌握了政权 的人们,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涂上一层红色,充当马列主义、社 会主义来贩卖,搞挂羊头卖狗肉的欺骗,那就不仅仅是多少个反封建的斗士会被迫 害遭牺牲的问题,严重的恶果在于复辟倒退,革命者的鲜血就会白流! 许多人都担心中国的社会如果倒退,会复辟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来没 有在中国当过权,谈何复辟?因此,在中国不复辟便罢,万一不幸而复辟,复辟的 肯定是封建主义,而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当年的张勋、袁世凯是如此,今天或往 后的李勋、方世凯也必然如此。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从一滴水可以看到沧海,这叫“小中见大”。苏老师的遭遇,虽然只是她个人 的经历,但那是因为张部长、李部长之类所掌握的仅仅是一个县的部分权力;这样 的人,如果当了政府总理、国家主席或者党的领袖,其结果是“走资派”还是“走 封派”,大概是很清楚的。 我忽然想起,据几个姐姐们的介绍,一九四二年,苏老师是鄂豫边区的著名英 雄,一九四四年还当过江陵县的公安局局长,可见她的错误处分决定,后来是撤销 了的。我故意装作什么也不懂似地问她: “苏老师,按照您的性格, 受到了这样错误的处分,您总不会泰然处之,不 理不睬吧?要是我,官司打到党中央,也跟他们打。他们水平低,不见得上级和上 上级的水平都这样。不是方毅、陶铸、李先念、陈少敏这些有水平的头头儿当时都 在鄂豫边区吗?听说您后来还是边区著名的英雄呢,照我想,您总不能背着留党察 看的处分决定书上台去领奖吧?” 苏老师摇了摇头,笑着说: “事实上,我的确没有申诉。不是我对处分没有意见,不想申诉,而是时间来 不及,客观形势逼着我要我去当英雄,顾不上去申诉了。” 听见苏老师自己提起了“当英雄”的事儿,我当然见空子就钻,非要她把这一 段闪光的事迹给我们讲一讲不可。 苏老师开头怎么也不肯,先是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已经落到捡烂纸维 持生活的境地了,还去讲这种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不但没有意义,也实在不 是时候;后来又推说时间太晚了,这件事儿说起来话太长,等以后有工夫了,或者 刮风下雨上不了街的时候,再坐下来慢慢儿聊。架不住我们两个死缠活说,非要她 一口气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一个段落不肯回家。苏老师缠不过我们,答应只简 单介绍一下经过,还说她手头保存着两份别人写的有关那次她被捕事件的文字材料, 如果我们真有兴趣,可以拿回去慢慢儿看。这对我们来说当然已经十分满足了。于 是我把苏老师喝淡了的茶根儿倒掉,重新沏上一缸酽茶,好让她提起精气神儿来, 还像刚才那样说得有声有色、详详细细。 王正义听说社会部的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开除我的党籍,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口 头告状,县委书记当面表示一定认真调查研究,就叫他回来了。 王正义怕县委书记被两个部长所左右,又顺便到边区党委去汇报了一次,边区 党委对他的反映很重视,答应派人下来调查。 三天以后,由县委报分区党委批准的“留党察看处分书”下达,我当然不服, 决定写材料向上一级党组织申诉。张部长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着急,他怕我会把 那天夜里他干的丑事揭发出来,就利用职权,白天黑夜给我派任务,让我忙得连吃 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虽然这么忙,我还是愣挤时间哪怕不睡觉也要坐下来写材料。 其实,关于他那天夜里的丑恶表演,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这种事情,要么当天就 向上级汇报,要么就永远不再提起;等到他打击我了,我再提出来,倒好像是我栽 赃诬陷似的了。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他当然不知道,只以为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揭出 来的。 他看我继续不停地写材料,更着急了。就在支部大会决议开除我党籍的第十一 天,“留党察看”处分书下达的第八天,张仁善派我化装成做买卖的小贩混过封锁 线到雷公店去给我们的地下联络站送一份文件。 雷公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当时被日寇占领,四面修了炮楼,围着铁丝网, 驻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一个营的伪军。往常,这个据点的哨卡一般只有伪军站岗, 凡是附近的村民和小商小贩经过,只要带有“良民证”,再给带班的伪军班长塞一 点儿钱,检查得并不严格,只是看看箩筐里有没有禁违品和刀枪武器之类,就可以 顺利通过,一般并不搜身。我已经进出过多次,挺有经验也挺放心大胆的了。 这一回,我刚走到哨卡前面,就看见有一个日军小队长模样的人站在那个班长 的身后,看着检查过往行人。我见今天这里的戒备特别森严,心里感觉到有些不妙, 怕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不便给带班的伪军班长塞钱,这一关不好过。万一要是认出 “良民证”是假的来,再一搜身,可就麻烦了。我正在犹豫进还是不进,那个日军 小队长倒注意上我了,还没等我上前,他先走了过来,歪着脑袋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发出狼嗥似的一声奸笑,恶狠狠地说: “啊哈!你就是苏德赛吧?我可把你等着了。这一回,你跑不了啦!快,给我 拿下!” 我一看情况不对,把手中擓着的一篮子鸡蛋往那个日军头上一扣,趁乱里转身 就逃。背后立刻响起了枪声。我想甩掉敌人,又怕误伤了群众,不敢走大路,转身 向村边跑。那时候,凡是在铁丝网外面的零散住户,一律强迫迁到据点里面去了, 镇子外面有不少没人住的空房,有一些倒塌了,有一些还没倒。我就往房与房之间 的夹缝中跑,一边跑一边脱掉外面的花褂子,想找个能藏身的地方先躲一下。那个 日军小头目一边气急败坏地追,一边狂呼乱叫地指挥部下向我包抄,口口声声只喊 要抓活的。慌不择路中我被逼进一条夹缝里,前面有人堵截,后面有人追击,看样 子是逃不掉了,我只好站住,把要送的文件一条条撕碎塞进嘴里。等到敌人追到我 的跟前,大部分文件已经咽下肚子里去,剩下的也已经嚼烂了。气得日军头目哇哇 乱叫,扬手就给了我两个耳光,又踹了我一脚,喝令手下的伪军把我捆了起来,押 进据点里去了。 这一次被捕,明显是有人告了密的。事后的报告,也说是有叛徒出卖,而且已 经被社会部秘密处决。但是这个叛徒到底是谁,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叛徒, 恐怕只有张仁善一个人心里明白吧。 敌人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身份,隐瞒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敌人的据点里,只 问我接头人是谁,任务是什么。我横下了一条心,既然已经被捕,反正是一个“死” 字,就决心硬到底,死也要死得硬气些、光彩些,所以一口承认自己是新四军,是 锄奸队,至于执行什么任务,对不起,无可奉告。我这样的态度,招得鬼子火冒三 丈,气得哇哇乱叫,结果是拳头、脚尖、皮带一起上,痛打了我一顿。鬼子小队长 打电话跟他们的头头儿一汇报,先是挨了一顿狠狠的训斥,接着命令:把我押送安 陆县,由县里讯问。 五月中旬的湖北,如果不下雨,天气已经很热。我两手别在背后,被五花大绑 着,往安陆县押送,绳头牵在一个鬼子的手里,前后左右都是荷枪实弹、端着刺刀 的日本兵,足有一个班。下午的阳光特别强烈,又没有风,闷热闷热的,我全身大 汗淋漓。鬼子兵怕我军在半路上袭击,还一个劲儿催我快走。我刚才挨了一顿毒打, 加上两手被绑,无法摆动,走路特别吃力,当然走不快。鬼子一面大骂“巴嘎亚鲁, 死啦死啦的”,一面用枪托子砸、用穿着大皮鞋的脚尖踢。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这时候,除了张仁善也许估计到我已经“出事儿”之外,县里准没有人想到我会被 捕的。因为我一向以机警灵活出名,再说,这个据点我进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回 娘家似的,常来常往,畅通无阻,从来没有出过小小的问题,要不是有人告密,怎 么会出事儿?因此,我不必盼望有人会来救我,要想活命,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己 想办法逃跑。 我看了看路边的庄稼地。由于鬼子害怕神出鬼没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向在行进中 的日伪军发动突然袭击,主要交通线两旁三五百米之内一律不许种高杆作物,因此 我不可能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挣脱缧绁,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土遁”。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于“生还”的希望已经很小很小了。自从我到社会部 以后,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干这一行当,不怕一万,就派万一,万一被敌人认出来 遭到逮捕,那就只好“从容就义”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对于死,当时我确实不 怎么害怕。我怕的是受辱。我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儿身体,如果遭到野兽的蹂躏, 那可真是连死都不甘心。鬼子把我送到安陆县去,当然不是要判我徒刑,叫我去蹲 多少年监狱,而是继续审问,要我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供出地下联络站的人员和 组织情况。我不供认,他们当然要用刑;刑讯还不开口,没有人性的鬼子是极有可 能用奸杀来威胁的。想到这里,我更其强烈地想到要逃跑,即便跑不掉,死在敌人 的枪口之下,也比受辱之后再死要强。 我一边想,一边放慢了脚步四处张望,寻找机会。押解的鬼子班长用生硬的中 国话喊了两声“快走”,见我无动于衷,一通枪托就猛砸下来了。我抱着必死的决 心,与他们抗争,双手被绑,没有别的武器,就用唾沫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吐在那个鬼子班长脸上的,竟是一口鲜血。──也不知道是牙齿打活动了,还是内 脏打伤了。 鬼子班长大发雷霆。我呢,也吃饱了巴掌、脚尖。牵住绳头的那个鬼子会说几 句中国话,劝我老实点儿快走,省得皮肉受苦。一边说,一边在后面直推我。我为 了躲避拳头、脚尖,果然紧走了几步。这一来,倒和押送我的那些鬼子们拉开了一 段距离。前面不远就是涢(音Y ún 云)水, 这是汉水的主要支流之一,有一条 破旧不堪的小桥连接两岸,过河就是安陆县城了。连日下雨,河床里水位很高,水 流湍急;我和牵着我的那个鬼子首先踏上小桥,只见那桥面离水面不过两三尺,河 水打着旋涡,汹涌奔腾,滚滚而去。我眼前一亮:“土遁”不行,何不“水遁”? 过了河,再想逃跑那就不可能了。长江边云梦泽国长大的人,不论男女,大都会水, 掂掇自己的水性,虽然两手被绑,下了水还不至于淹死,激流一冲,很有希望被滚 滚波涛冲到远处,只要鬼子追不上,找个地方爬上岸去,倒是有活命的可能。即便 逃不掉,无非也是一个死,至少可以省得受辱。主意打定了,我大踏步走上桥面, 身后那个鬼子见我自觉快走,求之不得,也紧紧跟上。这一来,我们两个走到桥中 间了,后面那些鬼子还刚刚踏上桥头。我突然一个急转身,猛力向身后那个鬼子撞 去。那鬼子不防备,被我撞倒了,牵着我的绳头也撒了手。我抓紧摔倒的鬼子没有 爬起、后面的鬼子还没有赶到的空档,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滚滚河水,顺流而下。 没有估计到的是,我刚入水,被我撞倒的那个鬼子爬起身来,招呼刚踏上桥头 的鬼子们赶紧沿着河岸往下游追,他自己放下枪支、甩下帽子随后也一个入水势跃 进河中。我虽然水性不错,无奈双手被绑,加上接连几次被打,身上多处受伤,除 了依靠水流的冲力之外,只能借助两脚踩水,勉强维持身体不下沉而已。那个下水 的鬼子,看起来水下工夫也挺不错,只几下就游到了我的身边,一把抓住了我的头 发,一面挥拳猛击我的头部,一面咬牙切齿地大骂:“我叫你跑!我叫你逃!”打 一下,骂一声,又把我的脑袋揿进水里让我喝水。就这样轮番更替,没有多大工夫, 我就昏迷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了过来,我已经被关在安陆县的牢房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我给背 来的还是抬来的。刚醒过来的时候,眼前金星乱迸,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 起来了。睁开眼睛,只看见屋顶上的檩和椽,没有天花板,我琢磨不透这是什么地 方。渐渐地,我意识到绑住我双手的绳子已经解开了,想坐起来看看,但是手脚麻 木,浑身疼痛,动也动不了,可见那个鬼子恨透了我,打得我够狠的。过了很久很 久,我慢慢地活动胳膊腿儿,终于挣扎着坐了起来。这间牢房并不大,只关着我一 个人,从大半间房都铺着稻草这一点看,可见平时是要关许多人的。──我在他们 的眼睛里是“要犯”,当然要格外“优待”,所以才把多人牢房让我一人独占了。 坐了一会儿,体力似乎又恢复了一些,我扶着墙慢慢儿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地 走到门后,从门上那个碗口大小的窥望孔往外张望,看见门外是一条通道,两边都 是一样的牢房,看样子这里不是警察局的拘留所,而是县里的看守所或者监狱。 我回到稻草上继续靠墙坐下,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琢磨着怎么办。门外的看守 发现我醒过来了,叫来了一胖一瘦两个伪军,开门进来,其中一个长脸的瘦子手里 捧着一套半新旧的草黄色单军衣,龇着两颗假金牙冲我淫亵地笑着说: “小姐,太君让我们帮你把湿衣服换下来,好带你去问话。是你自己换,还是 要我们来帮你换哪?” 我一下子暴怒起来,大叫: “我不换,把衣服拿走,滚出去!” 那个圆呼脸的上来就动手: “你自己不愿意脱,那么对不起,我们可要帮你脱了!” 我一下子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推了他一把,又啐了他一口血沫子,紧紧裹住 湿漉漉的衣服。两个伪军撕扯了一阵子,无从下手。他们只知道我是个“太君要亲 自提审”的要犯,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不敢过于放肆,无可奈何,只好一边一个架 着我到了审讯室。 审问我的“太君”,是个留着仁丹胡子、戴一副黑边眼镜的中年汉子。他见我 依旧穿着湿衣服,登时就沉下脸来,问那两个伪军是怎么回事儿。两个伪军吓得笔 杆儿朝直地立正回话,说是我自己不肯换。“太君”鼻子里哼了一声,怒斥他们: “混帐东西,你叫人家一个大姑娘当着你的面脱衣服?什么事情一交到你们的 手里,好事都会办坏了。这么点儿小事情,难道还要我亲自出马不成?没用的蠢东 西,快滚!” 两个伪军诺诺连声而退。那个“太君”转过脸来,露出笑容,显得既和气又歉 疚地说: “苏小姐,请坐下来,不要跟他们生气。这些人,都是兵痞子,既下流,又贪 心,什么便宜都想占,小姐请不要见怪。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山田,是本县驻 军的少佐大队长。听说你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很好。又听说你不肯说出你们 的地下联络站,还想逃跑,这可就不怎么好了。小姐是个明白人,要知道你既然已 经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惟一不叫自己吃苦的办法,就是跟我们合作,想逃是逃不了 的。我在中国多年,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对你们中国人的性格非常了解。中国人最 讲义气,所以我对待朋友,也是以义气为重,讲究交情。我和小姐虽然还是初次见 面,不过对小姐的为人是十分佩服的。你在我这里,咱们以朋友的身份坐下来谈, 有什么希望和要求,但说无妨。条件嘛,也很简单,我知道你已经把送的文件吞进 肚子里去了,要求你交出文件或者讲出文件内容,事实上也办不到。我这个人是通 情达理的,只要你把这一次的联络地点和对象说出来,咱们就算是开始合作了。以 后你就在我这里干,为建立和巩固大东亚共荣圈,继续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怎么样? 苏小姐,我的要求,不算苛刻吧?” 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雷公店的小队长跟县里一通电话,就受到训斥,并指 令他们马上把我押送到县城来的原因了:原来这里有一个中国通。他自以为能够 “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对付像我这样的“黄毛丫头”,大概他自认为绝对不会 有问题的。对方既然客客气气,我也不跟他横眉立目,坐了下来,静静地听他讲完 了“说辞儿”,这才不慌不忙地答复他说: “山田先生,谢谢阁下的好意。既然阁下在中国已经多年,大概总听说过中国 有一句俗话,叫做‘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吧?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鲤 鱼找鲤鱼,鲫鱼找鲫鱼’,阁下交的朋友,无非都是和刚才那两条走狗一样的人物 吧?阁下总也看得出来,我跟他们可不是一路人。只要有一根啃剩下的骨头,他们 就可以把良心卖给你们。我既然是锄奸部的人,任务只能是锄奸,而不是自己当汉 奸。所以我可以很明白地通知山田先生阁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们的机密, 绝对不会出卖给敌人。你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山田皱了皱眉头,收起笑意,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克制了半天,这才冷笑着 说: “苏小姐,你们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请酒不吃吃罚酒’,你总也没有忘 记吧?我刚才已经讲过,对待俘虏,我是不主张使用暴力的。不过我们皇军特别是 我们的宪兵队长河野大佐阁下,跟我可不是一样脾气。在我这里,对待你这样的客 人,在可能范围之内,至少我个人是愿意以礼相待的。如果你还是持不合作态度, 不愿意接受我的请酒,到了河野队长那里,他的罚酒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呢。好马一 鞭,君子一言;话说多了没有用处。再说,你身上湿漉漉的,老叫你这么捂着,作 为主人,也不是待客的礼数。这样吧,我给你找间干净点儿的房间,你先把衣服换 换,好好儿休息休息,也好好儿想想。你们中国的俗话,就叫做‘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家店’啦!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会做出自己的抉择的。” 说完,就把那一胖一瘦两个伪军叫来,吩咐他们抱上那套旧军装,把我送进 “优待室”。 两个伪军刚才挨了一顿训斥,现在对我客气多了。他们把我带到牢房,让看守 打开通道的第一间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板铺,铺着发灰的白床单和发白的灰棉被, 还有一个油渍麻花的枕头,也看不出本色是什么,除了墙角还有一个带盖儿的马桶, 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个胖伪军把旧军装放在床上,苦笑着对我说: “苏小姐,衣服给您放在这里了,回头您可得换上。刚才是我不对,我给您赔 礼。您要是不换,您自己受罪生病不说,太君又要说我们不会办事,还以为我们又 得罪您了呢!您就算积德行好,把衣服换上得啦!” 伪军出去,牢门关上。这时候我才发觉这扇门的窥望孔是一扇方形的小窗户, 在外面可以开关。我看了一眼床上的旧军衣,虽然这时候换衣服一个人也看不见, 但是我宁可穿着湿衣服得病死去,也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穿这种伪军的狗皮呀! 没过多久,狱卒给我送来一碗米饭和半碗白菜豆腐,告诉我说:这是牢房里最 好的“优待”级伙食,劝我一定要吃。其实,他不劝我也要吃的。我还有许多事情 要做。我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才能继续跟这些豺狼们抗争。再说,我也知道这种 “优待饭”是吃不到几餐的。 吃过晚饭,狱卒把空碗收走,我就铺开被子,在被窝里把湿衣服都脱掉,铺在 被子外面晾着。这样,明天一早我就可以穿上干松的衣服了。 一连三天,山田都要把我请出去谈谈。尽管每一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山田的 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阴沉,不过倒是确实没有使用“暴力”。世界上,什么样儿的人 都有,“强盗念经”,尽管是一种可笑的假慈悲行径,总也算是他的一种“信念” 吧。 第四天中午,山田亲自带着两名日本宪兵到牢房里来提我。一进门,他就说: “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酒,你不吃;这不是,河野听说你‘死鱼不张嘴’,要亲 自提审你了。这一回,你算是吃上罚酒啦。尽管你不肯跟我合作,作为朋友,我还 是要劝你一句:到了宪兵队,你可要学得乖点儿。他那里,什么样的刑具一应俱全, 打起人来,不听见肋骨嘎巴嘎巴一根根断裂,是不会住手的。照我看,与其晚说, 不如早说的好!” 我没有理他,就被宪兵铐上铐子,让他们给拉出了牢房。我本来想:只要一上 路,我就豁出命去想办法逃跑。三天的“优待”,让我赢得了恢复体力的时间,现 在该我大显身手了。但是一走出监狱,就发现我的想法肯定要落空:来接我的,是 三辆带斗的摩托车,他们又拿出一副手铐来,把我联铐在中间那辆车的车斗里,前 面一挺轻机枪开路,后面一挺轻机枪断后,连开车的和后座上的,一共八个人。我 被铐子铐在车斗的一个铁环上,就是没有一个人“护送”,我也是无法跳车脱逃的。 车子出了安陆,一直朝南开,经过界牌、义堂两个大镇,到达云梦县以后,摩 托直接开进县政府的大门,因为宪兵队就驻在这个大院子里。前面一辆车上下来一 个人跑步去报告,不久一个五短身材、一脸横肉、体魄强健、走路略有些罗圈儿腿 的日本军官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同时从屋里走出来。跑步去报告的那个宪兵喊了 两句日本话,车上的人就把我的铐子打开,一边一个把我连拖带拉地架进一间地下 室里去。 这是一间一半在地下的刑讯室,虽然相当大,但是有一股子极难闻的腥臭气。 除了中间有一张三屉桌和两张旧椅子之外,四周几乎都是沾着血迹的刑具,铁制的、 木制的、皮鞭、铁链、老虎凳、将军柱……一应俱全。朝南的墙上有两个不大的长 方形带铁栅栏的窗户,看上去虽然高高的,其实比外面的地平也高不了多少,还蒙 着一层铁丝网,透进微弱的光,以至大白天也阴森森的,有一种进了阎罗殿的感觉。 两个宪兵刚把我拖进刑讯室,那两个人跟脚也走了进来,大模大样地在椅子上 坐下。那军官一摆脑袋,两个宪兵赶紧立正,转身退出,把门也带上。 我站在房间的正中央,怒目而视,一言不发。那个军官勉强装出一个非常难看 的笑容来,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日本话。旁边那个穿西服的这才脸带笑意地向我点 点头问: “河野队长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队长问你, 叫什么姓名,多大年纪,干什么工作的。你要老老实实地说,不要惹火了队长,自 讨苦吃。”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河野和他的翻译官。我既然无法逃脱, 来到了这里,面对着这个以嗜血闻名的魔君,在我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 “以身殉国”了。我冷笑一声,不屑地说: “河野先生,不要装腔作势了。我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你其实清楚得很。 你把我请到这里来,要干什么,我心里也清楚得很。我看,咱们不如直来直去,想 怎么处置我,你就直说了吧!” “好!”河野通过翻译对我说。“苏小姐真是个痛快人。只要你肯听皇军的话, 金票大大的有。”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指了指那个翻译官: “在我们中国,像他那样只要金票不要爹娘的人不多,像我这样不喜欢金票的 人多得很、多得很。如果我想出卖祖国,在山田那里,这笔买卖就成交了,还用你 河野先生亲自出马么?说句痛快话,你打算让我怎么死吧!” 我原以为河野是个粗人,只要拿话去激他,他就会发火,那么我的公案也就了 结了。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还有些涵养工夫,听我这么说,不但没有大发雷霆, 反而一阵哈哈大笑,居然和颜悦色地说: “苏小姐一个文弱女子,具有如此刚强的性格,真是难能可贵,本人十分佩服, 十分佩服!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太少了。如果苏小姐能够认清前途,肯为 皇军服务,相信你一定大有作为的。告诉你,我们的情报机关,就在这短短的三天 之内,已经把你的来历全都摸清楚了。你不是从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上被撤了下 来,到社会部去当了个送文件的小小交通员么?你父亲做过官,家里又是有名的财 主,像你这样的世家子女,在共产党里是永远不会得到重用的。特别是被捕过以后, 共产党就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们就是放了你,你回到新四军,依旧逃不脱被杀、 被关或者永远不被信任的命运。所以你不如放聪明一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 对共产党抱有什么幻想了。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我可以给你安排两条出路,由你 自己选择。第一,给我们当谍报员,授予中尉军衔;第二,给你两千大洋,由我们 负责护送你回到江陵,和你父母亲人团聚。条件么,也很简单,本来是要你说出在 雷公店以及别的地方的联络点,现在三天过去,我们也估计到你就是全部说了出来, 早已经人去房空,没有任何用处了。所以,只要你给我们画一张新四军在鄂豫边区 的军事布防略图,经过我们派人核实了以后,马上就放了你。我们也知道你不是作 战部队里的人,不强求你画得仔细画得全,如果你不会画,只要你说出来,我们可 以派个人来帮助你。” 我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了,淡淡一笑说: “河野先生,不要痴心妄想了。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听你说两句花 言巧语就来上你的当?要论能说会道,山田是个中国通,用不着翻译,一说就是两 个钟头,比阁下你能干多了,许的愿、封的官,也比你的大得多。我要是贪图小利、 怕死保命,在他那里早就投降了,还等得到你来结结巴巴地费这些口舌呀?不错, 我不是军事人员,不过作为新四军的一员,对于自己的布防,当然不会一无所知。 可惜这是军事秘密,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不可能为了自己得到活命而出卖祖国、 出卖同志们。我不说,死的无非是我一个;我一说,死的就可能成千上万,不计其 数。这笔账,是连一年级的小学生也会算的,你还想用来骗我,这不是太幼稚也太 可笑了吗?” 我的这一番话,不但刺痛了他,也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个毫无涵养 的人,这一下子果然暴怒起来了。只见他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蹦蹦到我的面 前,像歇斯底里大发作似的,一边叽哩咕噜地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一边挥拳向我 的下颚打来。我虽然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也做好了挨打的思想准备,但是万万 没有想到这个魔君那么经不起刺激,我还没怎么损他,他就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 也坐不住了,顾不得招呼就站在门外的两个宪兵,竟然自己动手打起人来。猝不及 防中,我只挨了一拳,当时就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下。这个家伙,可能拳击练得还挺 不错,出手快速凶猛,力道极足。要论我的武功,来一个以柔克刚,跟他周旋几个 回合,大概还是可以的。不过当时我但求速死,所以并不还手,只希望他手下不要 留情,几下子打死我算了。河野兽性大发,见我倒在地上,先是用他穿着大皮鞋的 脚尖在我的胸、腹、腰、腿上狠命地乱踢,踢了一阵子,又气喘吁吁地用生硬的中 国话连连狂呼:“新四军的布防,你的快说!”踢累了,又换皮鞭子抽,抽几下, 又喊几声,活像一个疯子。我咬紧了牙关,除了怒斥,就是一声不哼。经过这一次 挨打,我才知道,痛楚原来也是有极限的。开始被打的时候,确实痛彻心肺,难以 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神经就麻木了,再打在身上,就好像没有多大感觉似的。 再过一阵子,就完全失去知觉,昏死过去了。 等到我苏醒过来,头一个感觉就是全身水淋淋的。我知道这是他们对付晕厥者 常用的办法:泼凉水。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就此沉沉睡去,再也不醒过来呀。我睁开 眼睛一看,只见河野解开了外衣,瘫坐在椅子上,一支已经快要烧尽的烟头,还夹 在手指缝中。那个翻译官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眼看着野兽一样的日军在蹂躏着自己 的同胞,心里也不是滋味儿,虽然他并没有动手,却好像比河野还要疲惫似的,脸 色蜡黄,无精打采。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已经打得半死了,只要再刺激他一 下,让他再发一次疯,我就可以“光荣牺牲”了。我拿出最后的一点点力气来,蠕 动着,挣扎着,挨打的时候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痛楚,这时候,稍稍一动,却痛得 钻心,加上晕厥刚刚苏醒,天旋地转的,好像五脏六腑全都要吐出来。尽管这样, 我还是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瞪着血红的眼睛,声音不大但却口齿清楚地对他说: “河野,你别猖狂,告诉你,中国人是杀不完的,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新四 军不但已经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加发展壮大。你们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 了!” 河野果然被我激怒了,一拍桌子,大喊一声:“来人!”两个宪兵应声而入。 这时候,那个翻译官好像天良发现了,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哆嗦着嘴唇嗫嚅地劝 他说: “太君,你看她那样子,恐怕不能再打了。司令长官要的可是口供!” 河野一悸愣,斗败了的公鸡似的,颓然地重又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吁出一口 气。过了好久,这才无可奈何地对刚进来的两个宪兵说: “拖下去,明天再审!” 我被扔进一间用木栅栏隔开的单身小牢房里,半天没有动一下。我真恨那个翻 译官。他也许是出于好意,怕我真的死于毒刑之下。可是这一来,鞭打受刑就成了 我每天必做的功课了。一连好几天,都是河野亲自提审我,每次都要把我折磨到只 剩下最后一口气儿了,才把我拖回牢房。我打定了主意,决不开口:既不开口说话, 也不开口吃饭,只求快点儿死去。这一来,河野倒害怕起来了。如果我真的死去, 他连一句有用的口供也没有得到,在司令长官的面前怎么交代? 按照惯例,硬的不行,只好改用软的。他把专做战俘感化工作的“宣抚班长” 松尾森夫召来,要他对我做“感化”工作。松尾跑来一看,我已经奄奄一息,连说 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怎么“感化”?他出了一个主意,让县政府出面,允许我保外 就医。我在云梦县无亲无友,谁会来保我?这还不是用我当钓铒引诱新四军上钩么? 哎,天下的事情,意外的也太多了。县政府里有个会计科长叫程润铭的,还真敢出 面把我保释出去。他本来跟新四军是没有来往的,就因为我在他家里养伤,在我的 启发之下,他和我们的地下联络站接上了关系,通过地下党组织艰难勇敢的奋斗, 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年初把我营救出来了。 我虎口脱险以后,辗转回到了鄂豫边区。二月十八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 合召开了鄂豫边区干部大会,欢迎我的平安归来。在大会上,当时担任新四军鄂豫 挺进纵队政委和边区党委书记的陈少敏大姐,带着山东口音激动地说: “……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敲她,用皮鞭抽她,她还在高呼:‘中国人不当亡国 奴!’‘中国人团结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解放流血是光荣的!’ 这很不简单哪!……几年来,我们新四军和抗日地方武装,冒风雨,忍饥饿,艰苦 地转战在大悟山、大洪山和江淮、汉水两岸,造成了包围武汉、雄踞大江南北的好 局面。这种大好形势是怎么取得的?就是靠千千万万像苏德赛这样的坚定分子!” 最后她还说:“我还特别要对咱们的女同志多说几句。参加新四军,这只是妇女翻 身的第一步,要想真翻身,自己首先要争气。要向苏德赛这样的边区英雄学习!” 那次开会,京安县县委的两位部长:张部长和李部长都参加了。我坐在台上, 特别注意到他们。我看见,陈政委讲话以后,江西老表也热裂地鼓掌了。我还看见 他频频抹去涌现在眼眶里的盈盈泪水。他可能感到喜悦,也感到内疚。但是那个张 仁善,他不但自始至终没有鼓一下掌,而且瞪着两只牛眼睛,看着别处,一副不服 的神气。外表的平静,掩盖不住他内心的矛盾甚至痛苦。按照他的预计,我应该叛 变,那样才可以证明他对我处分的正确;或者我应该死在日寇的屠刀或刑具之下, 死无对证,那样他的丑事就可以永远没有暴露的日子。现在我成了英雄,正好证明 他对我的处分是错误的,必须撤销,也可能还要检讨;如果我在这个“春风得意” 的时候进一步把那“雨夜未遂”事件加以揭发,他可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这对他 确实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为了掩盖,或者说为了争得一分功劳,在会后他到处 散布说:“苏德赛这一次在严刑拷打之下所以挺得住,没有叛变投敌,完全是我平 时对她要求严厉,发现她思想上有不健康的因素,时常给她敲敲警钟的结果。”如 果说世界上确实有不知羞耻为何事的人,他大概总够资格了吧。顺便说一句:尽管 我从来没有告过他的状,但在两年之后,张仁善跟一个地主的女儿私通,受到了留 党察看的处分,丢掉了社会部部长的“官儿”,被调到一所中学里当教务主任去了。 这说明一个人思想上如果有毛病,早晚总是要暴露出来的。我担心的还是:像他这 样的人,怎么可以让他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呀! 在边区干部大会上,我当然要发言的。但是我说什么好呢?我能说我的被捕很 可能是有人蓄意陷害么?我能说我之所以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叛变是张部长对我教 育的结果么?我这个人一向不爱说违心的话,更不会趁此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我 只说:我的被捕是偶然的,而没有叛变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我只想到死。不是为了 死后可以当一个什么“死难英雄”,而是可以向党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爱清白,甚 于爱自己的生命。为了清白,我可以牺牲生命。我说:我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处分以 后,想到的是申诉,决不是自杀;但是一旦被捕,我想到的是:生还既然已经不可 能,只有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我这种“予借敌刀断吾头,万古恨事一旦休” 的想法,当然不是“英雄”所应该有的“崇高思想”,我也知道我这样说,台上台 下的人大都不会满意,但是“不为讨好说假话”的性格,注定我只能这样讲。 现在快要十一点钟了,再过半小时末班车就要过去。我的故事,也只能讲到这 里了。开头我说有两篇文字材料,一篇是程润铭先生写的,一篇是松尾森夫先生写 的。材料你们可以拿去看,不过一定要保管好,我可就只有这一份“孤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