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真理居然被审判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我们亲眼看见那种轰动效应,心里高兴极了。一连紧张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时候,总算松了一口气。 十二月一日傍晚,亚男的假期满了,要回天堂河农场去,我们大家依依不舍地 一直把她送到永定门。经过这一次“革命行动”,我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了。 二号一早,我和金铃一起去找苏老师。金铃的打字任务完成了,暂时没有别的 活儿,只好又回来跟我们合伙儿捡烂纸。 看上去,苏老师今天不像我们这样轻松愉快。她虽然没有愁眉苦脸,却明显有 点儿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问她今天干活儿不干活儿,她考虑了好一阵子,这才说: “今天就休息一天吧。军队作战,每打一次胜仗,还要休息几天,终结一下经 验,庆祝一番呢。咱们干的这事儿,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我估计也跟那‘一百封信’ 一样,已经引起了公安部门的密切注意,正在那里大伤其脑筋,又无可奈何呢。这 件事情,咱们虽然干得很麻利,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可是也不能太大意了。特 别是让李淑英过了眼,我就很不放心。这孩子,我相信她绝不会去检举,可是她的 那张嘴,没遮没拦的,逮什么说什么,赶上她高兴,简直就没有她不敢说的。万一 要是从她那里泄露了天机,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咱们必须做一些思想准备,好应付 突然发生的意外。” 我不以为然地说: “淑英姐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对于这些国家大事,她不会关心的。这件事情, 也许她早就忘记了呢。” 苏老师摇摇头说: “正因为她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事情才麻烦。如果都像你们这样明白事理, 反而倒不用担心了。” 金铃倒挺轻松地说: “这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她家里去一趟,再叮嘱她一番。告诉她这事儿千万不 能跟任何人说起,不就完了么?我的话,她还是听的。” 苏老师苦笑着说: “这没有用。你的话她听,我的话她难道就不听?刚才我说了,她的危险性, 并不在于她会有意去检举,而在于无意中泄露。你就是叮嘱她一百遍,她一高兴, 还是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的。本来她只是看见过,并不知道是谁写的,更不知道你 们也参加了;你跑去通知她,岂不等于告诉她你们也参与这件事情了么?如果咱们 只是杞人之忧,什么事儿也没有,那当然更好;万一果真从她那里开了口子,这事 儿只能由我一个人顶着。大字报一贴出去,我就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痕迹,包括底稿、 纸笔、金粉,全都付之一炬了。所以今天我特地通知你们两个:第一,赶紧把家里 收拾一下;第二,万一我因为这件事情被捕,你们都是不知情者,任何人问到这件 事情,你们只管一推六二五,就说除了在一起捡烂纸,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我, 你们放心好了,日本人的监狱都蹲过,共产党的监狱,大概总不在话下吧?” 我不禁有些黯然起来,心情沉重地说: “真没想到会在李淑英这里出漏子。这样的人,苏老师当初就不应该跟她来往, 至少不应该跟她那么好。或者当时把写好的大字报都藏在金铃姐家里就好了。如果 危险性大,您看,是不是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躲一躲的好?” 苏老师见我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反倒笑着安慰我说: “我说的是万一,不见得小李子就真的那么嫩、那么坏。明朝末年,浙江绍兴 有个文学家叫张岱的说过:‘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用辩证法的观点 看,世界上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 我立刻摇了摇头,抢着说: “世界上没有缺点的人虽然不多,但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原的不说,眼前苏 老师您不就是一个么?” 苏老师被我说得笑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呢!你说我没有缺点,只能说明你没有看到我的缺点,而不是我 本身在存在缺点。事实上,我不但有缺点,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果我真的没有缺点 或者缺点不多,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回顾我这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人 情味儿太重,特别是对革命阵营内部的蠹虫,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原谅的多, 斗争的少。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自称完美无缺的人,一定是用虚伪遮掩着真面目的 假惺惺;这种伪君子,比有缺点的人不知道危险多少倍。我这一辈子吃这种伪君子 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正因为我以前吃过伪君子的亏,所以这一次我不再犹豫, 不再姑息了。” “可是这就有可能要付出代价呀!”我叫了起来。 苏老师苦笑一下: “如果历史真要我付出代价,去完成‘先行者’的任务,只要不牵连到你们, 我倒是会带着笑容去迎接的。当年谭嗣同为了实现民主立宪的理想,面对屠刀,尚 且敢于说‘请从我开始’这样的话,拒绝大刀王五保护他外逃的建议,去英勇赴死、 从容就义;我作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者,难道还不如他么?我还是那句 话:要作最好的设想,要作最坏的准备。说实话,从我开始构想那份大字报的时候, 我就做好判刑、枪毙的准备了。反正我的命是白捡的,又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 也无畏无惧。今天我把你们留下来,就是想跟你们好好儿聚谈聚谈。这样的日子, 以后也许不会太多了。” 听苏老师说得那么凄惨,金铃鼻子一酸,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苏老师拉着她 在床沿上坐下,像母亲似的替她擦干泪水,抚慰她说: “都二十多岁的大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太脆弱点儿了吧?我们年轻的时 候,参加革命,都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晚上一起出发去执行任务,天亮了能 回来几个,谁都不知道,都要像你们这样神经衰弱,婆婆妈妈的,还怎么干革命? 来,都坐下,听我说。你们不是喜欢听我讲我过去的故事吗?趁今天有时间,我打 算仔细跟你们聊聊,即便真有一天我要‘先走一步’了,也好让你们知道我在历史 上犯的错误有多大,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好不好?” 我听苏老师这么说,不禁又高兴起来,兴致颇高地说: “苏老师,我们早就想请您讲讲您自己是怎么被陷害的经过了。只怕您不方便, 我们一直不敢开口。我相信,那里面一定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的。听了您的故 事,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教育,可以更坚强起来;另一方面,万一您果真因为大字 报的原因被捕甚至牺牲,我一定把您的事迹记录下来,教育后人。尽管这样的文章 林彪不倒台就不可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好在现在手抄本非常流行,我相信就是手抄 本,也能流传到全中国去的!” 我刚讲完,自己又后悔不该说得这么露。苏老师倒不计较这些,笑容满面地打 趣说: “好哇,那我就借你的这支生花妙笔,来一个名扬四海,即便不能流芳百世, 也可以遗臭万年啦!……好了,不要说笑话了,一个革命者,‘利’字沾不得, ‘名’字一样贪不得。要不然,就会让‘名利’二字把你引到歧途上去。我今天之 所以要给你们讲我的这一段经历,其目的,无非因为你们都还很年轻,让你们知道 一下人心的险恶、社会的复杂、革命的艰巨;让你们知道一下掌握权力的人不一定 掌握真理。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还有遥远的征程,知道一下我的挫折,取得间接 的经验,以后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至少也可以早一些发现、早一些揭发他们不是! 太早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就不去说它了。我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你们大都知道了 的。今天,我就从解放以后说起吧。……” 一九五○年,我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当保卫处处长兼机关党委书 记,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我又被指定为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也就是‘打虎队’ 队长。从收到的检举材料看,群众意见最多的,是我的顶头上司陈守一和他的夫人 王茜。 这个陈守一,是我们民委分工管人事、保卫、行政的副主任,早在十年前我就 认识他了。一九四一年我在京安县县委宣传部当代理部长的时候,他是我们分区的 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决定给我留党察看处分的报告,就是他批准的。他的夫人王 茜,还是我在农村工作训练班的同班同学,所以跟他们两口子的关系似乎比别人又 近一些。这个陈守一,生活上有些不拘小节,办事也有些官僚,只知道听汇报,缺 少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的工作作风。此外大的错误没有犯过。王茜长期在农村工作, 更是一身土气,是一个标准的新四军女兵。后来我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不久就 调到我的家乡江陵县工作去了,从此就没有再跟他见过面。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 们又在武汉相会,而且他依旧是我的首长。 十年之后的陈守一,不但已经有些发福,言语神态,居然也已经是大首长的的 气派了。特别是王茜,抗战胜利以后,她被安排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经常与阔小 姐、富太太们来往交际,才三四年工夫,一身的土气完全脱去,自己也变成一个阔 太太了。一九五○年的八月中秋前夕,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夫妻团聚,把王茜从上 海调到武汉来,我和陈守一到江边码头去接她,咋一见面,我几乎完全认不出她来 了。──不是比以前年老了,而是比以前年轻漂亮多了。尽管她的高跟皮鞋花旗袍 已经脱去,换上了灰咔叽列宁装,可是裁剪合体,缝制精良,熨烫得展平展平的, 还把乳白色真丝衬衣的领子翻在制服领子外面。下身的华达呢西装裤裤线笔挺,穿 一双浅口黑皮鞋,头上烫着发,脸上擦着粉。这样的打扮,现在看起来,当然是极 为平常的,可是解放初期的女干部,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大多数人都是一身皱巴巴 的旧军装,她这样的打扮,自然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单是穿着上讲究一些,她来自上海,大家也不会说什么,最突出的是她随身行 李之多,非比一般。我们调动工作,把换洗衣服打进背包里,背起来就走了;她倒 好:除了几个大铺盖卷儿之外,不但还有四只挺大的樟木箱,居然把一套古色古香、 镶着螺钿、相当讲究的红木家具包括床、桌子、梳妆台、大衣柜在内统统搬来了, 这明显不是属于她私人的财产。我当时很反感,就风言风语地刺儿她几句说: “哟,王茜,你快变成接收大员啦!从上海搞这么些笨重家伙来干什么!怪不 得陈主任再三关照叫派一辆大卡车来呢!” 正在指挥勤杂人员往卡车上装行李的陈守一听见了,把话茬儿接了过去说: “小苏还是那么小家子气,有啥子关系嘛,敌人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些打江山 的人不用,难道还给那些龟儿子们留着呀?”他敲敲樟木箱子:“上海的东西,就 是比汉口的好。你瞧瞧,这是啥货色?” 当时我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也不敢相信这样的话会出自一个级别相当高的 领导干部之口。如果我是一个小人,眼看他们两口子犯错误幸灾乐祸,借此出一出 当年批准我留党察看处分的气,我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不管这种“闲事”;如果我 也和一起来搬东西的行政科长那样油滑乖巧,就会和他一样地顺水推舟,说几句 “上海的东西就是好”之类的恭维话。可惜,这些我都不会。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已 经有了十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只知道任何领导干部都是革命分工不同的“战友”。 所以我看见他们这种做法,不但执拗地认为不对,还要认真地当时就提出意见: “老陈,抗战胜利以后,连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也不敢明目张胆地 侵吞‘逆产’呢,你陈主任可是中南的大干部,在这六省二市之内,也算是个大人 物了,这么干,恐怕不合适吧?” 听我这么一说,陈守一的脸色尴尬极了,僵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是王 茜机灵,脖子一扭,拍拍我的肩膀,显得挺随便又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 “算了吧,小苏,你可真成了乡下姑娘进城,对什么都这么大惊小怪的。我们 在上海工作,饶漱石同志就再三关照我们:到了大城市,就要有大城市的气派和作 风。我们也要学会穿西装、打台球、住洋楼,让那些骂我们是‘土包子’的人不敢 再小看我们!再说,干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是要来 一个天翻地覆嘛!” 在码头上,我没法儿跟她辩论,再说,他们也正在忙着装车启运。好在当天晚 上陈守一还要为夫人举行接风洗尘的“家宴”,我也在被邀请之例,还是晚上抽时 间再跟他们好好儿聊聊吧。 陈守一的家住在原英租界内一所两层的花园小洋房里。晚上,邀请的客人还真 不少:男男女女,坐了整整三桌,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作陪之外,大都是当时武汉 的头面人物,民委的头头脑脑们,也几乎都到齐了。室内灯火通明,席上觥筹交错, 大家欢声笑语,频频为陈主任夫妇的团聚、幸福而干杯。王茜穿一套在当时属于 “上层”妇女在交际场合穿着的半华贵服装,还戴着尖尖的假乳。都已经四十五六 岁的人了,脸容经过刻意修饰以后,看上去还像三十来岁。她笑容满面,在新结识 的朋友们中间交际应酬,说一些既不着边际又毫无内容的客套话,显得雍容华贵、 心满意足。对于我这个老朋友,一者嫌我“档次”太低,二者怪我在码头上说那些 煞风景的话,心里对我意见挺大的。刚一见面的时候,她装出一副笑脸来,拍拍我 的肩膀说:“小苏,白天的事儿,别在意,啊?”我还来不及问她什么叫“别在意”, 她就转身去应酬接踵而来的男女宾客们去了。入席以后,我跟她又不在一桌上,除 了礼节性地夫妻双双到席上给大家敬过一杯酒之外,我们虽然是久别重逢,却连说 一句知心话儿的工夫都没有。我心里明白,我和她即便没有背道而驰,大概也已经 各走各的路了。 酒宴结束,楼下客厅里的落地电唱机放起了节奏明快的《步步高》。当时“领 导干部”们颇为喜欢的“夜行军”开始了。难怪来赴宴的女宾中有那么多年轻漂亮 的姑娘,原来她们不是来自文工团,就是歌舞团,换言之,就是专为这酒足饭饱之 后的“余兴”特意邀请的。那时候,来自老区的干部,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跳跳三步 四步,但是听节奏的能力比较差,如果放西洋舞曲,许多人就会不知道怎样“开步 走”。因此热衷于举办舞会的陈主任就专拣那节奏明快的广东音乐作为舞曲,诸如 《步步高》、《梅花三弄》之类,有时候连《二郎山》也可以跳中四步。至于舞姿 嘛,那当然是“百花齐放”,什么样儿的都有,而最常见的,就是被人们称之为 “推车”的“八字步”了。当时的女文工团员们除了演出之外,还有陪首长跳舞的 任务,谁摊上了,只好硬着头皮奉陪,而把这种任务称之为“夜行军”。 我从小能歌善舞,在京安县当代理宣传部长的时候,教唱歌跳舞也是我的的任 务,对于交谊舞,虽说并不高明,至少跳跳三步四步还不至于“推车”。但是今天 我却连一点儿兴趣也没有。难的是刚吃完饭,不能抹抹嘴唇抬腿就走。再说,我今 天之所以来赴宴,主要还是想借此机会跟王茜推心置腹地好好儿谈谈。可是她一吃 完饭就搬开桌子邀请客人们下海跳舞去了,这会儿也正在紧张地“夜行军”,看起 来,要想把她从行军的行列中拽出来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拒绝人家邀请的尴尬, 我没有跳舞,而是一个人走到庭院里去散步,打算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开溜,来一 个不告而别。 陈守一家的院子还真不小,虽然没有假山、水池之类,花草树木倒是种了不少, 高的矮的,错落有致。站在庭院里,就能看得见江边那个原来能奏英国国歌的大钟 楼。 我瞥了一眼客厅里,场上正在放《彩云追月》这首中国风格的探戈舞曲,但是 大多数人都不会跳,只能用它跳慢四步,慢得难受极了。这时候,王茜像个恢复了 青春的少女,带着三分傲气七分满足的微笑,装出一副上流社会温文尔雅的风度来, 跟市工商联的一位名流正在翩翩起舞,真是风姿约绰,不同凡响,不愧是在十里洋 场上浪迹过一阵子的交际高手。 我想趁大家舞兴正浓的时候悄悄儿溜走,刚转身,背后一个人追上来拍着我的 肩膀说: “小苏,你怎么没去跳舞哇?我到处找你,原来你一个人躲到这里清闲来了。” 我一回头,正是陈守一。我反问说: “你忙得团团转,我几次想找你,你都在跟人家聊得挺起劲儿的,见了我连一 句话都没有,还说你找我呢。这会儿你找我,是不是为白天在码头……”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一把拽住我,往阴影里走了走,显得颇为焦急地说: “白天的事儿,你就多海涵吧,别往心里去。我找你,是有一件磨扇压手的急 事儿,非你解决不了,当着王茜的面又不能说,真把人都急死了。” 我见他急成这样,只好把要跟他谈的问题先放一放,问他到底有什么急事儿, 而且还只有我才能解决。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吭哧了半天,突然冒出来 一句: “小苏,你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初你在巡检司办过的小梅子那件案子么?” “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经手办过的案子,又是一件奇案,怎么忘得了?” 所谓“奇案”,是凤凰村一个叫小梅的姑娘怀孕了,却找不到孩子的爸爸。据 姑娘自己说,是夜里梦见有一个罗汉来跟他一起睡觉,从那以后肚子就大起来了。 姑娘的母亲说可能是闹狐狸精;姑娘的父亲却怀疑是陈守一。因为几个月以前陈守 一下乡,在他家里住过好几天,先是跟他女儿有点儿眉来眼去的,后来还背着人说 悄悄儿话。女儿说所的“罗汉”,八成儿就是这位分区书记。姑娘的父亲找区政府 告状,那时候我是区妇女主任,区里叫我去妥善处理,原则是:如果证据确凿,那 就如实向上汇报,清除新四军中的败类;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一定要为陈书记辩诬, 以免影响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威望。我找到小梅子问了半天,姑娘除了重复那个荒唐 的梦之外,什么也不肯说。问她陈书记住在她家里的时候,都跟她说了些什么,她 说陈书记只鼓励她读书认字,以后好参加工作。问急了,就嚎啕大哭,还说要去寻 死。我只好给她父母亲做工作,一方面为我们的分区书记辩诬,一方面劝他们为女 儿的名声和生命着想,不要逼问得太紧,免得闹出大事儿来。至于孩子的爸爸到底 是谁,慢慢地总会知道的。没有想到那姑娘牙关咬得真紧,随便她父亲要打要杀, 除了承认有个罗汉之外,绝不改口,父母亲也没了办法。等到我第二次去凤凰村的 时候,才知道小梅子已经被她父亲嫁出去了,据说嫁得很远很远。战争年代,又是 莫须有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我从陈守一脸上的惶恐和焦急,多少猜出了点儿端倪。就问他突然间提起这十 多年前的事情来干什么。果然,他狠了狠心,直认不讳地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再瞒你了。小梅子说的那个罗汉,其实就是我。那 姑娘模样儿长得好,心眼儿也好。只为那时候处于战争环境,我没有条件娶她。我 鼓励她好好儿读书学习,答应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一定和她结婚。可是没有想到跟 她只有那么一次,她就怀孕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她父亲会逼她远嫁。事情办成了那 么一个结果,我就是想补救,也来不及了。” 根据我办案的经验,可以判断出他说的至少有一半儿是瞎话。其实,他跟小梅 子好的时候,他跟王茜的婚事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实际情况是:小梅姑娘当时才 十八虚岁,长得虽然水灵,却不识几个字,是个只可以应急但不能结婚的临时妻子 而已。他的许诺,当然只是甜言蜜语的诱饵。不过这件事情过去都已经十年了,今 天别人不去问他,他倒自己主动供认,这里面当然另有缘故。经我一追问,他才说: 解放以后,小梅托人打听,知道他已经当了大官儿,上个月写来一封信,说是家里 生活很苦,男人对她也不好,特别是对这个“带肚”的儿子,很不喜欢,孩子经常 挨打不说,还不给他上学。她现在别的要求都没有,只要求陈守一看在自己亲骨肉 的份儿上,担负起扶养和教育这个孩子的责任来。陈守一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今天下午又收到了小梅的一封电报,说是明天一准把孩子送到,要他做好安排。他 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拉下脸皮来,要求我帮他想想办法。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呢?照我看,小梅对他就算够宽宏大量的 了。再说,爹错娘错,孩子总没有错。作为生父,难道能够眼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 遭受虐待折磨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 “过去的事情,谁对谁错,不要去说它了。反正双方的婚姻都已经成了定局, 改变的可能大概是不会有了。现在你一定要把孩子接受下来,担负起扶养和教育的 责任。正好你和王茜结婚九年了,还一直没有孩子。古话说:够不够,四十六;再 过一两年,她就是想生,也不可能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送子娘娘给你送一个儿 子来,这不是正好吗!王茜那里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你说去。看在孩子可怜 的份儿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我估计他所谓的困难,大概就是在王茜面前无法交代。反正一者是十年前的事 情,二者这是既成的事实,王茜就是不乐意,也无可奈何了。为了孩子,我倒是不 怕为难,挺身而出,主动把最难对付的“关键一仗”承担起来,没有想到陈守一却 连连摇头说: “这事儿除了你知道之外,谁都不能让他知道。王茜那就更不能让她知道了。 王茜的醋心有多重,你大概是知道的。要论工作,上海市交际处根本就离不开她。 她一直闹着要调到武汉来,第一是怕我有外遇,要看着我;第二就是趁这两年她还 能够生育,想生个孩子。我曾经试探地跟她商量过:年纪大了,生头胎可能会难产, 不如去要一个孩子来养着;她表示坚决不同意。她说:‘田要亲耕,儿要亲生;只 要还能怀孕,哪怕就是开膛破肚,也要自己生一个儿子。’如果再过几年还不能怀 孕,跟她商量商量,抱个一两岁的,也许还说得通;要她认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儿做 儿子,说死了她也不会答应的。” “你就不能告诉她这个小孩儿是你自己的亲骨肉吗?” “要是让她知道了我的这档子风流事儿,还不得跟我吵翻了天哪!再说,在群 众面前,我怎么做人、怎么说话呀!所以这件事情,既不能叫老婆子知道,也不能 让群众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天他们母子俩来了,你帮我接待一下,先安排她 们住下来,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然后我再想办法安排孩子。” 我犹豫了半天,决不定怎么办最好。如果仅凭他的“面子”,我才不管这种肮 脏事儿呢!你们不知道,这个陈守一,纯粹是个色鬼淫棍儿。他老婆没有调来的时 候,还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来过。我单身一人,做的又是保卫工作,图个方便,就 在机关里住。他有时候晚上开完会,踱到我的房间里来,假装关心地问我:“小苏 哇,夜里一个人睡觉,害怕不害怕呀?”我懂得他的潜台词,狠狠地给了他一句: “这有什么可害怕的!谁要是敢来捣乱,枕头底下有枪,我这双杀过汉奸特务的手, 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客气!”我要是说害怕呢?他会说什么?他这是在探索着进攻。 根据他的这种表现,我推测他在别的女人身上,准是经常捡便宜捡惯了的。我痛恨 这种玩弄女性的男人。可是想到孩子可怜,我又软了心肠。古话说:不看僧面看佛 面。想想孩子,我终于答应帮他一次忙,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小梅带着孩子来 了,我就把她们带到我的房间里,把陈主任不能见她的原因跟她说清楚了,再给她 一些钱,让她把孩子留下,然后以我的亲戚的名义,把孩子送到可以住校的育才学 校去读书。 我的这个主意,陈守一当然十分满意。第二天就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不过 也有两处地方是“计划外”:一是我把小梅母子从传达室往我房间里带的时候,我 发现陈守一就在他办公室的窗户后面躲着看;二是才二十八岁的小梅,已经被折磨 得又黄又瘦,像一个小老太婆似的,脸上都有皱纹了。她明明生活很苦,缺少营养, 却把陈守一“送”给她的二百万块钱──那时候用的还是旧币,合现在的200 块钱 ──全数退了回来。她说她自己不要陈书记照顾,只要陈书记承认这个儿子,送他 到学校去念书,往后不再受到虐待,她就心满意足了。她在我房间里住了一夜,第 二天一早,没等儿子醒来,咬咬牙愣是走了,到了儿没要陈守一的一分钱。 那以后,这个孩子就成了我的“亲戚”了。虽然一切开支费用都是陈守一负担 的,但是一切照料都成了我的负担。陈守一为了害怕群众知道,更怕王茜知道,愣 是连一次也没有把孩子带回家里去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过意见,希望他 把这个问题先向组织上坦白了,然后大家一起去给王茜做工作。可是陈守一顾虑重 重,一怕受到组织处分和不信任,二怕夫妻关系破裂,三怕以后在群众中威信扫地, 无法工作,因此总是求我暂时为他保密,等待时机成熟了,他再行动。我考虑到他 的实际困难,人情味儿战胜了党性,也就没有坚持。 一九五一年,三五反运动刚刚开始,我就被指定当“打虎队长”,负责清查民 委机关内部的贪污、盗窃、受贿、生活作风、官僚主义、浪费现象等等问题。当时 还没有大字报这种斗争形式,除了大会小会上当面提意见之外,就是写书面材料检 举揭发。在我收到的揭发材料中,群众意见最多的,就是陈守一和王茜。意见虽然 不少,其实真正提到点子上的还是不多。无非是些多吃多占(指用食堂的厨师和酒 菜招待自己的客人)、公私不分(指他们家里的家具用具大都是公物,特别是上海 搬来的那套红木家具)、有点儿官僚主义作风(指不深入下层)、有些浪费现象 (指过年过节聚餐讲排场)、对女同志不够尊重(指跳舞的时候把女文工团员搂得 太紧)等等之类。作为一个党员,特别是一个具有多年斗争历史的高级领导干部, 我觉得他应该具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和“以身作则”的风格。特别是关于小梅的 这件风流案子和这个不敢公开承认的私生子,应该趁这次运动痛痛快快地交代了, 解决了,把孩子接回家里去一起生活。这种“生活小节”上的事情,又是个历史遗 留问题,主动向组织、向群众说清楚了,对他这样的大干部来说,估计也不会有什 么处分的。因此,我纯粹出于好心,找他个别聊了两三次,希望他能够认真严肃地 检查自己,做出一个榜样来。 头一次谈话,他直给我拉私人关系,说是公开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要求我再宽 限他一个时期,等证明王茜确实不能生育了,那时候再提这件事情,也许会更好办 些。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在运动中检查是最好的时机,正好就坡下驴,迫使 王茜承认这个儿子。他答应考虑考虑。第二次谈话,他表示可以检查,不过事先要 跟王茜说通了,避免她突然知道这件事情,精神上受刺激,而且不需要外人插手, 一切由他自己去做工作。我同意了。第三次谈话,他表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王茜 那里也说通了,下次开会,他就可以发言,不过他要求在党员大会上先检查,以后 再跟群众见面。照顾他的领导者身份,这个要求,我也同意了。 解放初期,中南民委机关里的党员人数并不太多,而且除了地下党员之外,绝 大多数都是从部队里来的老同志,新吸收的只是极个别人。在运动中,这种检查错 误的发言,按程序应该先写出发言提纲,交运动办公室看过以后,才能够在会上讲 的。我照顾他是个高级领导,也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检查,所以这个程 序也免了。会议一开始,我宣布今天由陈守一同志做自我检查以后,陈守一站了起 来,从口袋里取出发言提纲,不慌不忙地说: “今天本来应该由我做检查。进城以后,由于自己思想上放松了警惕,产生了 骄傲自满情绪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认为革命胜利了,艰苦了几十年,该我们 享受享受了。我们民委是个清水衙门,尽管我自己没有贪污、受贿之类的严重违法 乱纪行为,但是不深入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疾苦的官僚主义是有的。丢掉了艰苦 朴素的作风,大手大脚,把党和人民的钱财挥霍浪费掉的事儿也肯定是有的。所有 这些问题,我作为主管行政的领导,当然应该由我来负主要责任,做出认真的检查。 但是在今天的会上,这些问题我暂时不说。因为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情需要先解决。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三五反运动,单就本市各单位的运动战果来看,揪 出来的大小老虎有多少?反过来看看咱们民委,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冷冷清清?除了 我这个行政领导没有及时带头检查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的打虎队长有问 题。明白地说吧,因为打虎队长本人就是一只大老虎。同志们请想一想,让老虎来 打老虎,这个运动还能搞得好么?” 今天本来是布置陈守一做检查的,没有想到他刚刚说了一个头,就转了题,向 我发起了突然袭击,不但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与会者也莫不感到突然,有的面面相 觑,有的拿眼睛直看我,会场上登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乱成了一锅粥。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是别人掌握会场,如果是别人在发言,也许可以立即制止他,让他先 做出检查再说;可他是我们单位的领导人,而被攻击或者说被揭发的正是我这个主 持会议者,这么一来,我倒反而不好出面制止他了。事实上,他也不容许我制止, 因为他说到这里,见会场上炸了窝,已经收到了预期的第一步效果,不等我有插话 的机会,立即提高声音,用他的全部底气呼喊而出: “同志们!不要乱,听我继续说。我说话,不是信口雌黄,而是要负责任的。 对于苏德赛同志,你们谁也没有我了解。早在十三年前,她就是我爱人的同班同学; 而十几年前我在鄂北担任分区书记期间,她就在我那个分区的京安县县委里当秘书。 作为她的老上级,对于她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可以说我最有发言权了。她出身于 反动官僚兼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父亲和蒋介石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在四川 地方军阀部队里当过将官;她自己抱着极为不纯的目的混进了革命部队又混进了党 内,所以一九四一年被日寇逮捕以后才会发生动摇,导致了妥协变节,关押期间, 日寇待她有如上宾,享受的是最高级优待,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把她从敌人手中抢救 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她出卖了;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她在江陵县担任抗日民主 政府公安局局长期间,故意违反统一战线政策,把国民党沦陷区特务工作团的许多 抗日爱国人士加以逮捕,制造了一宗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这时候的陈守一,简直好像注射过兴奋剂,昂首挺胸,嗓门洪亮,指手划脚, 侃侃而谈,说起瞎话来,面不改色心不跳,真事儿似的,果然功力深厚,锻炼有素。 他那张牙舞爪、唾沫星儿四溅的狂态,活脱脱是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与会者听 了这一通有如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几乎人人大惊失色,只有坐在台下的王茜,嘴 角浮起一丝得意的冷笑,好像在说:“苏德赛,我叫你打老虎!这一回,我要把你 打趴下,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就坐在陈守一的旁边,眼看着他居然敢于罗织罪名,血口喷人,当众撒谎, 气得我脸色煞白,眼睛冒火,恨不得蹦起来左右开弓“啪啪”扇他两个耳刮子。但 这是严肃的党内会议,不是俩街坊吵架。我必须坐得住,更要听得下去。好在事实 总是事实,不会因为他的信口雌黄就改变了历史。我沉住了气,用嘲笑的冷眼打量 着陈守一,就好像在瞧着一个江湖骗子怎样行骗。陈守一说到这里,没听见我有什 么反应,顿了一顿,扭过头来瞥了我一眼,正好和我的眼光撞个正着。到底是做贼 的心虚,只见他猛一悸愣,接着好像全身都哆嗦了一下,脑门儿上立即冒出汗珠子 来,眨了好一阵子眼睛,又吭哧了半天,这才鼓起最大的勇气来,故意用含糊的、 闪烁其辞的口吻说: “同志们,还有呢,她是一九一七年生人,今年都三十四岁了,还是单身一人。 你们以为她是独身主义者吗?不是的!这事儿我最清楚不过了,那是因为……”他 故意顿了一顿,显得神乎其神地用低八度的声音说:“那是因为她在这方面犯过错 误,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肮里肮脏的,我也说不出口。事情还是在东北发现的, 医生证明她得过那种……那种脏病!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能得那种病么?至于她来到民委以后的表现,反正大家都看见的,浪费的行为有, 贪污的行为也不是没有。请同志们说一说,像这样的人,领导咱们机关的三五反运 动,怎么能行呢?我已经用我个人的名义,向上级党委打了报告,坚决要求撤换苏 德赛这个有问题的打虎队长,限期交代问题。苏德赛不撤换,我个人拒绝在她主持 的会议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因为这等于是一种人身侮辱……” 这是他最后投掷的一颗重镑炸弹。而且效果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好。后来我 才醒悟到:他之所以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在会上做检查,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两 口子好在背后进行秘密活动,拉拢、收买、动员一批他们自己的亲信和不明真相者 给他捧场做拉拉队,以便有呼有应,造成一种“群众运动”的声势。所以,他的讲 话刚一结束,就有好几个人在不同的角落同时高声叫喊: “我们不要破鞋来当打虎队长!” “坚决要求撤换苏德赛的职务!” “苏德赛领导不了三五反运动,撤了她!” “民委的运动搞不起来,要由苏德赛负责!” …… 直到今天我都承认,在那场斗争中,我是失败者,而且败得非常之惨。失败的 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作敌人,完全相信他还具有党性和人性, 而他为了要掩饰自己的错误,跟王茜定下了奸计,反过来把我当作敌人,不惜造谣 污蔑,要把我置之于死地;第二,是我在三五反的“群众运动”中没有发动群众, 而他却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有这些“积极分子”带头,不 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有点儿小毛病平时受过我批评的人,也趁机起哄,跟着大喊大 叫起来。预期的“声势”果然出现了。就是那些保持沉默没有跟着叫喊的人,也用 异样的目光在看着我,有惊讶,有惋惜,有憎恨,有轻视,当然也有大惑不解,陷 入迷惘,不甚相信的人,不过已经是少数了。 我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阵阵发黑。会场上出现了这种反常的现象,我这个主 持会议的人无形中被取消了主持者的资格,由运动办公室另一位同志出面问我有什 么话说。我站起来只简单地说了几句:“陈主任,你应该懂得:真的假不了,假的 真不了;对于你的造谣污蔑,我提出严重抗议。既然陈主任已经向上级党委打了报 告,我相信党组织会分清是非、慎重处理的。这场官司,不论打到什么地方,我一 定奉陪到底!”说完,就宣布散会了。 我又一次估计错误。接下来的斗争,依旧是我失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 “民不与官斗”,意思就是说:双方实力对比相差很远,斗争的结果,无非是民败 官胜,更何况还有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官官相护”把官员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小小 老百姓,就是有天大的冤情,也很难有申雪的一天。 简单地说吧,上级党委接到陈守一的报告以后,既没有经过调查,也没有找我 本人核对,就一纸命令下来,果然把我的打虎队长职务给撤销了。应该知道:“人 就其人格来说,跟天使同样伟大。”我无端遭到这种诬陷、中伤,当然要申诉。他 会写报告,我也会写申诉。但是我又慢了一步,走在陈守一的后面了。因为中国的 领导干部,大都有一个根深蒂固、历史悠久的习惯性错误或者叫做劣根性,那就是 “闻过则忧”。凡是当官的,都愿意当“青天大老爷”,很害怕听见“处理错了” 这四个字。如果我先一步把陈守一的错误行径往上级领导反映,反正事实俱在,经 过调查,领导倒是有可能支持我的;一旦领导做出了处分我的决定,我再往上级反 映,这不等于告的是他们了吗?这么一来,原来并不想护着陈守一的人,也站到了 他的一边,成了我的对立面了。我一告再告,上级领导既不肯证明我无错,也不愿 承认他们自己处理有错,在无可奈何中,只好采取一种抹稀泥的办法,不等三五反 运动结束,就把我调到北京来工作。 如果当时我能看穿这种官场的恶习,到了北京以后,衷心感谢中南领导人的良 苦用心,从此不再提起陈守一的名字,也许我倒能够平安无事地度过我的宦海生涯, 现在少说也能混上个司局长级干部当当了。偏偏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死脑筋,总认 为像陈守一这样的高级干部,居然利用群众运动,在严肃的党的会议上,为了打击 报复,对知情者进行极不负责任的诬陷,是一种严重破坏党风党纪的错误行为;如 果任其发展蔓延,必定害党、误国。所以到了北京以后,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 年的十年中,我总是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一再申诉,不但要求澄清事实,给我做出 正确的历史结论,还要求给陈守一以应得的处分。奇怪的是,我的接连投诉,不但 没有影响到陈守一的一根毫毛,反而连升三级,当上了某个大部的副部长。我不服, 又一次上告。这一回,历史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九六○年,我的上告总算有了 结果:在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会议上,真理终于受到了审判:宣布我因为“无理 取闹、屡教不改”,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还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立即“收 容教养”。处分决定书刚刚读完,劳动教养通知书又放到了我的面前,要我签字。 我当然拒绝这种侮辱性的“签字认可”,可是这一回连申诉的权利也不给我了,公 安分局的吉普车已经停在机关大门口,不管我同意不同意,铐上铐子就往门外拖, 就往吉普车里塞,连铺盖行李都不准我去整理一下,就这么宣告“不准革命”了。 以后的事情,你们大概都知道了的。 噢,还有关于在东北发现我得脏病的事情,也有必要跟你们说一说。这确实是 我这一生中最窝火又最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一九四二年初,我从日寇手中死里逃生被救出来以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之 所以会被人家多次陷害,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原因无非一条:就是因为我没有嫁 人。这个原因虽然摆不到桌面上来,却是产生一切是非的根源:吃不上葡萄的男性 不免要说葡萄酸;缺乏异性追求的女性又不免要眼馋,怀恨和妒嫉加在一起,于是 产生了只图嘴头痛快却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于是产生了“我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 的阴谋陷害。说实在话,作为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少女,谁没有做过美丽的爱情之梦? 可是我的梦跟人家的梦不一样。当时有许多姑娘,参加革命以后,只希望嫁一个首 长,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想法,第一,作为我的丈夫,必须是我所倾心相爱的,甚 至是五体投地地崇拜的。自从我的初恋对象牺牲以后,我几乎就没有遇见过一个像 他那么可爱、那么值得我去爱的男人。第二,婚姻意味着幸福,需要有一定的环境 和氛围,在战争时期,两口子睡地铺,过那种“喝凉水比蜜甜”的幸福日子,我可 不愿意。第三,我做的是很危险的工作,指不定什么时候脑袋就要搬家。田一民的 牺牲,带给我的痛苦有多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我不愿带给人家这种痛苦, 也不愿自己第二次再去经受这种痛苦。所以我打定主意,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前,我 绝不考虑婚姻问题。在那个历史条件下面,革命事业当然比爱情更重要。作为一个 党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出这种牺牲。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坚持了八年的抗 日战争,到此宣告胜利结束。这时候,有一个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同学回江陵探亲, 得知我在当公安局长,马上来看望我。继而得知我还没有结婚,就盯住了我要我嫁 给他。这个人,上中学的时候比我高两届,当时就已经是个共产党员,闹学潮的时 候相当积极,可以说是个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之所以决定离家出走,去投奔新四军, 受他的影响相当深。他不但思想进步、功课很好,唱歌、演戏、写诗,画画儿样样 来得,长得也很帅,是个才子型的革命者。一者我以前对他就有好感,二者那年我 已经二十八岁,再不结婚就晚了,三者抗战已经胜利,环境和条件都有所改善了, 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结束单身生活,好躲开莫名其妙的啰嗦。因此,尽管我 们俩人根本就没有产生过爱情,却立即短兵相接地进入婚嫁问题的商谈,而且我几 乎很草率地就答应了他。结婚以后,他奉命到东北去工作,我马上就尝到了以男性 为中心的“嫁鸡随鸡”的滋味儿,跟他一起去了东北。 说实话,这一桩人人都说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却因为缺乏爱情基础, 根本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我心里感到一种无法表达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就在这时 候,我怀孕了。这件事倒带给我很大的安慰与喜悦。跟一切缺乏爱情的妻子一样, 我把今后的家庭幸福全都寄托在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上了。 没有想到的晴天霹雳突然降临。怀孕几个月以后,我带着即将做母亲的喜悦心 情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竟然用一种肯定中带有怀疑的口吻对我说: “你的血液中发现有梅毒螺旋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了下一代的健康,至 少现在你不能生育。建议做人工流产,先把病治好了再说。” 听见这种不可思议的判决,我几乎都吓傻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拽住了医生 一个劲儿地解释:我不可能有这种病,除了丈夫,我没有跟任何男人有过接触,而 我的丈夫又是个很正派的人,结婚以前还是“童身”。医生无可奈何地拿出化验报 告单给我看,告诉我应该相信科学、尊重事实,又善意地告诉我:梅毒的传染途径, 除了接触传染之外,还有遗传的因素,而且可以隔代遗传,劝我先让丈夫去做一次 检查,如果丈夫没有性病,螺旋菌的来源就有可能是遗传了。 我对丈夫既信任又怀疑,心里充满着矛盾和痛苦。我想了一个缓冲的办法,告 诉我丈夫说:胎儿可能有些不正常,医院里需要父母双方的血型,必须去验一次血。 他没有怀疑这是我的诡计,跟我去验了血。三天后我去医院看化验结果,发现化验 单上打着四个“加号”。医生说:我丈夫已经是个梅毒的后期患者,很难根治了。 无情的事实气得我怒发冲冠,双手拿着化验单瑟瑟发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咬着下嘴唇回到家里,把化验单摔在那个自称是“童男子”的孬种脸上,问 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个骗子看了化验单,冲我“扑通”跪下,呜呜咽咽地哭 得很伤心,还厚着脸皮告诉我说:他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 经常出入于花街柳巷。换句话说,他的梅毒,居然还是革命的“光荣收获”! 我再也无法跟这个“风流才子”继续共同生活了。我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做 了人工流产。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初得这种病并不难治,连续注射了一个时期的 青霉素,血液就清了。我无法在当地工作,只好申请调回了湖北。没有想到陈守一 为了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连这么一件十分清楚明白的事情, 也要故意用隐晦恶毒的语言说出,暗示我是一个在男女关系上极不严肃的人。他这 样做,对我个人的污蔑其实倒是小事一桩,我所担心的,还是中国革命阵营中混进 了这种败类,而且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给革命带来的破坏和损失,一定很大;被 他迫害的人,也绝不会就是我一个! 听了苏老师这一段催人泪下的伤心往事,不由得令人既愤恨,又同情。我们这 些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只知道用形而上学的一分法去观察我们这个新型的 国家、去认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既天真又幼稚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 十分简单,只以为革命阵营内部的,都是同志;被革命所打倒的,必定是敌人。眼 前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人是一个矛盾着的多面体,阶级和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 关系错综复杂:就是在党内、政府各部门内,邪恶有时候会窃据要职,真理有时候 也会被审判。革命阵营中,既然有陈守一那样的败类,也就难免有林彪这样的黑手; 被迫害的人中,既然有苏德赛这样的犟种,也就必然会有许多个像我父母亲那样的 好人。这些吃着革命的饭却在做着危害革命事业的蠹虫,如果不加以清除,已经取 得胜利的革命事业无可置疑地将会断送在这帮人手里。苏老师为了反陈守一不怕身 败名裂,现在还在勇敢地反林彪,往后很有可能会连命都搭上。我以前不明白这些 道理,倒也罢了;如今我总算醒悟过来,万一苏老师真的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她所没有完成的使命,难道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具有同样命运的人继续干下去吗? 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长大了,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