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自由的天地中 第一节 大展宏图 李爱国拿出钱来,把她的一厅一室布置得非常漂亮大方。当然,这也是林建国 的劳动成果。 林建国并没有真的让李爱国负责他的生活。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在古建队里当 临时工。二十八岁了,他才开始正正经经地学一门谋生的技能,想到来日方长,暂 时又没有别的出路,学起来倒很用心,长进也快。李爱国手里有钱,又有个孩子坠 脚,街道上几次介绍她去当临时工,她都婉言谢绝了。 这年年底,唐明生突然来找林建国。两人一别九年,音讯阻隔,谁也不知道谁 的情况。交谈之下,方才知道那年他们被送往白城子,他和他那一伙儿哥儿们大都 分在工程队,有的学了瓦工,有的学了电工,有的学了电焊工,有的学了架子工。 九年来,他已经达到了技术员水平,能够带领一帮人看图纸施工了。教养解除以后, 那一伙儿哥儿们大都跟他们的“婆子”正式领了结婚证,如今绝大多数都有了孩子 了。他也曾经回北京来找过小凤,那时候天宫院农场已经解散,人员调到了河北南 部的冀衡农场。他找到冀衡农场去一打听,小凤已经在那里跟一个电工结了婚,而 且都已经有了孩子了。他没去打搅她,扭头又回了白城子。后来经人介绍,也跟一 个教养解除的女就业结了婚。这一回农场开始放人,他因为表现良好,赶上了头一 批,两口子先回北京来。估计不久之后,哥儿们几个就都要回北京来了。大伙儿委 托他先在北京蹚蹚路子,看干什么活儿挣钱最多。他回到北京刚安置下来,就先来 找林建国,一者听听别后情况,二者打听一下工作路子。 林建国先简单地说了说自己这九年中所走过来的路,其次说到北京找工作的困 难。当时从北京上山下乡去的知识青年,父母亲友有门路、有办法或是舍得花钱送 礼买户口的,已经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此外,父母亲落实政策所带回来的子女也 不老少。这两种人,先甭提另有途径或身有所长了,就是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 找起工作来,还是要比劳改释放和劳教解除的人吃香得多。尽管目前离场返京的就 业人员还不很多,但他们的出路,一个是去当卖苦力的临时工,一个就是到劳动条 件差、工资收入低、福利待遇次的街道工厂去干活儿。除此之外,就要凭父母亲友 的门路和关系了。根据他自己在建筑部门半年来的所见所闻,似乎住宅建设要大上, 估计市建公司将会较多地招收建筑工人,倒可以进一步去打听打听。要想找挣钱多 的活儿,只有下矿井去挖煤。因为那活儿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工人越来越难招。… … 唐明生却颇不以为然。他返京虽然才三四天,却已经摸到了北京的行情,知道 市内低层楼房的兴建、高层楼房的加固以及上下水道的安装都很难找到工程队承包。 原因是唐山地震以后,许多五十年代建造的楼房都要加固,十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建 造住宅的北京市,建筑队伍大大不能适应目前的需要,许多单位不得不从外地甚至 农村去请工程队来施工,增加食宿困难之外,工程质量也不能保证。因此,他在设 想,如果自己能够成立一个工程队,不但白城子回来的老伙计们都有了用武之地, 工资收入比起建筑公司来准能多出一倍以上。难的是:第一要设法弄到一张营业执 照,第二要筹到一笔可观的资金。因为只有资金雄厚,才能设备齐全;只有设备齐 全,才能承包较大的工程;只有包到了大工程,才能得到校大的盈利……。 林建国出身于建筑工人家庭,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成立什么工程队。他父亲 在解放前并没有开过营造厂,仅仅收过几个徒弟,招过几个伙计,开的只是个连铺 面都没有的作坊,而且一解放就合并到古建修缮队去了,饶是这样,“文化大革命” 中父亲还被打成了小业主、工头、吸血鬼,被轰到白洋淀老家去受了整整十年罪; 如今“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一年,血泪来干,记忆犹新,他怎敢去冒这个险? 唐明生笑了笑,说他白呆了九年公安局,脑子还这么僵化,中“文化大革命” 的毒还这么深,连一个小小的障眼法都不会使。成立工程队,当然要接受办事处的 领导,并上交利润。自筹资金,是集体所有制,并不存在谁是老板的问题。资金来 源,一是入股,二是借款。盈利以后,入股的可以分红,出借的可以收回本息。他 估计,只要工程队能够成立起来,绝不会设活儿可干,只要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 两年,至多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林建国问他:成立一支工程队,需要多少资金。唐明生说,这可没一定,要看 人数和规模而定。最小的,十几个人,凑两千块钱,买几把铁锹、桃铲、瓦刀、抹 子,钉几个灰槽,再从家里借几张长凳,也是个修修补补的工程队;大点儿的,百 十号人,电焊机、砸夯机、升降机、喷浆器样样买足,就非十几万元不可。他的想 法是,开张伊始,不能搞得太大,也不能搞得太小,最好是四十个人,四万块钱, 以能承建三四层楼房水平和规模为标准。他的设想;每个工人,都要入股,每股股 金一百元,至少认购一股,多认不限。四十个人,估计能凑一万元。下余之数,由 贷款补足。贷款一次凑不足三万,可以先凑一万。等业务发展,有了卓著的信用以 后,再逐渐筹划。 对于唐明生的这个计划,林建国也有些向往了。对于那帮哥儿们弟兄,在别人 看来,可能都是无法摆弄的刺儿头,但他自信有这样的能力驾驭他们,能让他们拿 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来老老实实地干活儿。资金似乎也不成问题。他知道,李爱国手 里就有钱。她的钱,完全够她母子二人用一辈子的了。叫她全部拿出来也许做不到, 但拿出四分之一甚或二分之一来,似乎还是可以商量的。不过这时候他还不能跟唐 明生透露。李爱国信任他,说了实话;他可得维护她,为她保密。他只是告诉唐明 生说:他完全同意这个方案,申请执照和筹措资金由他去想想办法看。有关施工人 员和技术力量,他要求唐明生负责到底。 两个人暂时先这么说定了。 林建国去找李爱国,谈了唐明生的设想。李爱国自从陈卫国死去,虽然在贩运 私货的路上早已经四面八方通行无阻,也攒下了将近十万元的巨款,但她久经沧桑, 懂得“瓦罐不离井上破”的道理,知道“适可而止”,对钱财不能看得太重。她并 没有忘记哥儿们和姐儿们把她从王冰的骗局中拯救出来;也没有忘记大伙儿要给她 凑一笔本钱去做买卖;更没有忘记她的这许多钱,都是林建国倾囊相助的那两千块 钱所生出来的“利润”。她虽然是个富翁,但她并不想靠这些钱去花天酒地,等孩 子大点儿了,她还是要出去工作的。如今当年帮助过自己的兄弟姐妹面临着失业的 威胁,她总不能眼看着他们走投无路,去重操旧业,再去偷钱包儿吧?为此,她一 口答应:只要林建国他们能够把这个工程队办起来,她一个人入一百股,同时再无 息贷款两万元。三年后能还则还,不能还就延期。万一工程队三年内赔本解散,她 也有言在先:绝不找林建国和唐明生讨一分钱。 资金问题解决了。林建国又去动员他父亲以技术指导的身份到街道办事处工商 科联系营业执照。街道上正为这批“劳改释放犯”的安置大伤脑筋,见有人主动把 这些刺儿头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真是求之不得。当时谈妥的条件是:一、以 自筹资金为主,不足之数,由信贷中拨款一万元;二、直属办事处领导,由工商科 派出政治指导员一名,工程队队长由选举产生;三、尽量优先录用直属本街道的劳 改、劳教释放人员;四、三年之内上交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三年之后清偿贷款,上 交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下剩的百分之七十中,准许提取百分之二十作为红利。 这边的条件刚刚谈妥,那边白城子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同时茶淀农场的 人也一批一批地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联络、报名、入股、申请、发照,到 一九七八年三月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已经有男女队员四十七人,瓦工、木工、电工, 焊工、水暖工、架子工、油漆工一应俱全。会上选举林建国担任工程队队长,唐明 生担任工地总指挥,加上办事处派来的政治指导员辛向东组成三人领导小组,决定 队里的大小事务。工程队的名称,经大会一致通过定为“一新修建安装工程队”。 这一方面表示经过修建的房屋将焕然一新,一方面表示这些人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在世界上。 派来的政治指导员辛向东,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里当过营房管理员,对房屋 修缮多少也懂得一些。他敢于一个人到这些刺儿头们中间来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明 他确实有几分胆子。他不愿意做一个“目力劳动者”,主动提出来管理工具和材料, 并建议聘请最大的股份拥有者李爱国担任工程队会计。 四十七个劳改释放分子,加上指导员、会计和技术指导,一共是五十个人。他 们这支工程队,连一间门面也没有,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就挂在林家的大门口,三 间北房,腾出一间来做了队部,一间油毛毡塔的防震棚,就成了工具房。 这一帮六十年代的毛头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炼、家庭的建立、子女 的出生,特别是这一次公安局真正执行了“给出路”和“再犯再抓”的政策,大家 都有动于衷,决心要做出点儿样子来给亲戚朋友和街坊四邻们看看,用实际行动去 改变他们对“劳改释放犯”的蔑视和不信任。这种实际行动,就是大家在工程队成 立那一天当众许下的诺言:一不打架,二不偷窃,三不胡弄。他们也知道,这不单 是给“一新工程队”创牌子,也是给陆陆续续不断返回北京的许许多多“劳改释放 犯”们做出一块样板来。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一新工程队的四十七名劳改释放分子,没有辜 负大家的期望,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干起活儿来,一个个有如生龙活虎,质量 俱佳。劳改队培养出来的建筑工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样样拿得起来;瓦 工缺,是瓦工;管子工缺,是管子工;和泥运砖的壮工缺,又人人都是壮工。他们 在劳改队消极混泡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保质,有时候还要故意制造一些事 端,图个大家歇几天,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火,肚子里有气,脑子都是不满情绪: 劳改释放了,处分结束了,债务还清了,却还要留在劳改队当二等公民,还那还不 清的“政策账”,干一个月,只给二十七块钱或者三十二块钱,稍不如意,非打即 骂,人到底不是牲口,哪能那么听话?如今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再也看不到队长们 那张一天到晚绷着动不动就发火训人的寡妇脸了,下班以后想上街逛逛也不用请假 了,首先精神上就振作起来,心情上就愉快起来,更主要的,还在于干一个月每人 至少能够拿到七八十块钱,技术高的,哪个月都拿二百多,再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 愁了。生活的安定,精神的愉快,是这个工程队保质保量按期交工的最大保障。 唐明生的估计完全正确:工程队干的活儿,只要质量好,能按期交工,名声一 传出去,就是来不及干的问题,绝不会存在没活儿干的问题。更何况现在委托施工 的雇主都是机关、企业、单位,要的是质量,多花个万儿八千的绝不心痛,因此只 要把住了质量关,信守合同,用不着捣鬼,就能够哗哗地赚钱。 林建国这个队长,从干中学,在学中干,有他在古建队干了半年的基础,有他 父亲的忠心襄助,很快地也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不但能够独立估算工价,订立合 同,而且能够依据图纸组织施工,检查质量。他本来就是个“领袖型”的人物,善 于发动群众,也善于组织群众。仅仅一年,他就成长为一个精明强悍的、通晓业务 的工程队负责人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暂时忘记了过去的痛苦。他想到了从前自 己曾经憎厌过这个社会,要为砸烂这个社会而献身,如今他却喜欢起这个社会来, 要为建设这个社会而尽力;他想到了从前自己曾经带领着这一批兄弟姐妹往歧路上 走,去做坏事,如今他要带领他们走上正道,去做好事。他有言在先:谁要是敢于 给工程队脸上抹黑,国法难容之外,他作为当年的“龙头大哥”,也绝不轻饶! 工程队的成绩,当然也是政治指导员辛向东的成绩。这个身无一技之长的共产 党员,刚从部队下来的时候,也曾经为自己的前途出路担过心;分配到了街道办事 处,又分配到了这个清一色全由劳改释放分子组成的工程队来做政治思想工作,也 曾经害过怕。他才不过人,德不服众,预计到从部队里学来那仅有的一点点政治常 识和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驾御这一帮连天皇老子都不怕的毛头星,以后他们捅下 来的每一个漏子,都必将由地来承担、由他来处理善后不可。但是他挂着共产党员 的牌子,又确实没有别的本事,正如释迦牟尼说的那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只好硬着头皮来上任。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一切顺其自然发展,因势利导,见机 行事,带头干活儿,多表扬,少批评,不提过去,尽量树立他们的自尊心。──他 的这一套工作方法,要是放在别处,也许没什么效用,但是放在这个一新工程队, 却恰好是对症下药。大伙儿见这个上头派下来的官儿并不摆官架子,也不出口伤人, 还主动找活儿干,跟他之间的关系倒是越来越融洽了。每个月开工资,他哪个月也 不少于一百五十元,比办事处的干部们哪位都多。只可惜,这里的人,没一个是二 十五岁以下的,不然,他满可以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团支部来;而要在这些人中间发 展党员,只怕办事处的头头儿们没有一个会同意会支持的…… 一九七九年年底,李景霞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也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来了。景霞 的丈夫回到教育部上班,是个副局级干部,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景霞本人虽 然也是个高中毕业生,但结婚以后就忙于生孩子,生一个是女儿,再生一个还是女 儿,不甘心,一连又生了两个,依旧还是女儿,这才认了命了,不想再生了,丈夫 也划成右派了。所以景霞是解放以后连一天班也没上过,根本没有原单位可去,只 能算是个家属。幸亏她是五十年代初期就把户口迁到北京来的,这会儿还能上上户 口;有许多右派遭难以后娶的农村姑娘,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老婆孩子的户口却 全报不上。只能让老婆报临时户口,让孩子当“小黑人儿”──因为在农村出世的 “右派崽子”,在当地也是报不上户口的。 景霞总算是个幸运儿,不但两个女儿都报上了户口,手里还有比李爱国更多的 钱,就是一家四口人全不工作,也够她们吃穿不尽的了。 景霞一到北京,还住在招待所,就带着女儿找李爱国来了。两人见面,悲喜交 集,说不完的知心话。林建国对李景霞闻名已久,一见之下,对她那豪爽的谈吐、 大方的举止、热情的性格称羡不置。那时候,工程队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五层以 下楼房,有条件包工包料了,只是缺一个到处有熟人的采购员出去采买钢筋、水泥、 木材等紧俏建筑材料。他发现景霞正是这一路人物,就让爱国去动员她“出仕”。 要论为钱,景震并不缺少这一月二百五。只是一者情面难却,出于帮忙性质; 二者也想到了自己的孩子,这才点了头。她的大女儿,是一九五○年出世的,二女 儿是五三年出世的。这两个女儿,等不及爸爸平反,就各带着上万元的嫁妆,在金 华乡下结了婚了;第三第四两个女儿。一个生于五五年初,一个生于五七年底,如 今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都还没有结婚。浙江是个“左”派的老根据地, 在“文革”以前,当地的土政策就有规定: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只许读到小学毕业, 一律不许上中学。景霞的四个孩子,算是托她们叔叔辈全是老革命的福,凑凑和和 地全都读完了初中。不过那也是农村中学,教师大都是从小学教师中抽上来的,因 此成绩都不怎么好。只有小女儿在她父母亲不惜重金请客送礼的努力之下,方才读 完了两年制的高中,成绩在当地还算不错。经过复习,今年暑假参加高考,只差十 五分而名落孙山。如今回到北京,她倒又信心十足了。因为北京高考的录取分数线 是360 分,而浙江是410 分,两地相差50分之多,在浙江考不上的考生,到北京来 再考,是大有希望的。因此景霞的小女儿在父亲的辅导下一心- 意只想考大学。苦 就苦了三女儿一个,回到北京,这点儿可怜的文化,不但难找工作,连找对象都难。 正因为如此,景霞想要借此机会为女儿安排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 她口答应了李爱国,工程队的采购员,她接了。她又问:工程队除了缺少材料 之外,最急需的设备是什么。林建国告诉她:目前最缺的是大卡车。运材料,运设 备,只靠几辆排子车,白天还不能上大街,窝工尽窝在这上面。李景霞一手拍在桌 子上:这辆大卡车,连司机她都包了;不管多少钱,都由她一个人出,就算是她入 的股金。四个月到半年之内,她一准让她三女儿开着大卡车来工程队报到。 李景霞说话算活,施展她的神通,利用她的关系网,不但源源不断地为工程队 采购到了短缺的物资,四个月之后,他的三女儿果然拿到了驾驶证开着大卡车到工 程队来报到上班了。工程队有了大卡车,大伙儿再也不必用排子车通宵达旦地往工 地运送设备和物资了。 工程队的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三年之后,唐明生许下的诺言也兑现了:工程 队除了上交利润和年终分红之外,不但可以还清银行信货和李爱国的无息贷款,连 景霞“借”出来的大卡车也可以原价偿还。不过爱国和景最两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无息贷款,可以再延长三年。她们希望攒下钱来,再添置一些设备,要是能买下一 台塔吊,一新工程队能承包十层八层的楼房,那就真正面目一新了。 有人说;劳改过的人事儿多,既不放心,也不省心。实则大谬不然。关键的问 题,在于对他们是否信任、会不会使用、懂不懂引导。 犯罪的人,十个有九个是机灵鬼,真正的傻子极为罕见,他们之所以会犯罪, 大都为了追求享受。换言之,要求生活水平比别人高。这些人,刑满释放之后,应 该允许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凭本事赚大钱,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人高些, 才不会去继续走歪门邪道。要是给的“出路”仅仅是吃不饱、俄不死,这些人肯定 不会那么老实的。试看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万元户和企业家,其中相当一部 分是劳改出来的,有的是惯窃,有的是老诈骗犯,他们为什么竟能把最难改的偷和 骗改掉?说穿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那就是赚钱比偷比骗更容易、更安全。一 个每月能赚几千元的“经理先生”,手头存款上万,他怎么肯丢那么大的面子去为 了几十元钱而“掏包儿”呢? 林建国他们那一伙儿人,论年龄全在三十上下,论罪行不过是流氓盗窃,上纲 上线固然都是“四人帮”的帮凶,平心而论则又都是被“四人帮”毒害的受害者。 他们有过理想,有过追求,走上了铺花的歧路之后不久,即从绝路上滚下了山崖, 跌入了深渊。于是他们又彷徨过,叹息过,苦恼过,痛恨过,甚至报复过,结果却 又是不得不以承认自己是弱者而告终。 正在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刻,政府执行了“给出路”的政策,让他们回到了 北京,与亲人团聚,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只要不是白痴,谁也不会不珍惜 自己的前途而去继续“折腾”。他们都曾经沦落风尘,吃过大苦,因此生活上小有 改善,都能满足。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自知入团年龄已过,入党条件不够, 荣誉奖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只要多挣几个钱,能让小日子过得舒服点儿就行。 他们的这些欲望。一新工程队虽然不能最大限度地给以满足,但至少比起国营企业 的建筑工人来收入要多得多。所差者,只是分配住房和公费医疗这两项而已。因此, 几乎完全由劳改释放分子组成的一新工程队,几年来不但没有出过重大问题,而且 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工程质量人人满意。信用卓著,名声在外,已经成为一支“信 得过”的工程队了。 到了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新工程队经过六年的蓬勃发展,人员已经增加到二百 多,业务也在土木工程和冷暖管道锅炉安装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金属结构工程。设 备资金,也由建队之初的四万元增长到四十万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