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水浒传》导读 《水浒①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为中国人,不能不读。 -------- ①“浒”音h ǔ虎,是水边的意思;用于地名,又音x ǔ许(江西有一地名 为“浒湾”,江苏有一地名“浒墅关”)。《水浒传》的外文译本,有的译本直 译为《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译本则改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 事》。 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 不但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们的儿女情长,也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 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 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所本,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 《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是实 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都是想象中的神话;《水浒传》呢?是元代人根据当时流 传的话本、民间传说和戏曲故事改编而成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 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影响了中国十几 代人思想认识的“奇书”。 说它“奇”,不仅因为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在于其取 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小说中,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 及各种坏人做主角,而且是拿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忠义”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 颂的。正因为如此,《水浒传》出版四五百年来,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 说它好的,把宋江等人捧成英雄,连书名都改成《忠义水浒传》、《京本忠义传》、 《江湖豪客传》等等;说它坏的,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 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从明代开始,历代封建皇朝多次 以“诲淫诲盗”为由而将其列为禁书,不许出版发行阅读①。即便解禁以后,民 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单纯,对是 非好坏的分辨判断力不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成 了少年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评论界把水浒一百零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 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描写李逵、武松、鲁智 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 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 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 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从而还发动过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 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直到几年前电视连续 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 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 -------- ①据东北图书馆《内部文库史料》上册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曾颁圣 旨:“着令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各地“大张榜 文,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 因此,在读《水浒》之前,首先要正确理解这是一部什么书,不要受到“左” 的或右的影响,而把这部名著读“歪”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水 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它已经被列入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也不管几百年 来人们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 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对少年朋友来说,阅读古典文学,不像看儿歌、童话、革命英雄故事那么简 单。古典文学第一产生在古代,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第二产生在封建社会,不 但作者主观上的立场观点和现代人不一样,甚至还有封建迷信、诲淫诲盗之类的 糟粕部分;那个年代的作家,客观上还有许许多多无法摆脱的桎梏,有不得不这 样写的苦衷。因此对少年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要吃力一些。我们希望读者通过 阅读古典文学来增加历史知识,同时学会开动脑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 事件,学会正确地思考问题。 我们这个版本,虽然把原著中封建迷信、诲淫诲盗的情节全部删除了,但是 整个故事的中心主题思想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特别写了这篇导读,用最新 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中学生所能够接受的语言,让读者在阅读《水浒传》之 前,先知道一下这部书的背景知识,以便分清是非丑恶;同时在每一回书的后面, 利用空白的版面,写几句短短的“简评”,针对本回书中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 析和解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一、《水浒传》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杀人放火”的 书,最善于写坏人,最不善于写战争;其人物、故事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严格 地说,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所谓“演义小说”, 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却是编造的。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在中国早已经家喻户晓, 老幼皆知了。但是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 大都是创作出来的“子虚”加“乌有”。单说人物,就已经是三分真七分假了; 再加上三十六个人的故事当时并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传说编造出 来的,这样一算,岂不就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了?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 件。宋江实有其人,在正史和野史中都有记载。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春正月……是月方 腊陷婺州①,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庚午②赵震坐弃杭州,贬吉阳军 ③,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是月方腊陷处州④。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 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⑤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四月庚寅,忠州⑥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⑦。” -------- ①婺州──今浙江金华。 ②庚午──我国古代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时。如后文卢俊义报的生年月日时 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宣和三年二月庚午日是公元哪一天,可从纪 元对照表中查到。 ③军──“军”是宋代的行政区划之一。宋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后 又增加三路,共十八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路下面,又分府、州、军、监。吉阳 军、淮阳军以及后文小说中写到的无为军,都是小于州府的城镇。淮阳军应该就 是今天的河南淮阳。 ④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 ⑤楚、海州──楚州的辖境历代不同。宋代的楚州治所在山阳(不是陕西的 山阳,而是今江苏淮安),辖境相当于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盱眙[ 音x ū-yí须移] 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海州故治在今江苏北部灌云县西南。 ⑥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 ⑦清溪──应作青溪,在今浙江淳安县(原县治已经沉没在新安江水库底下)。 这里的记载,时间地点都很清楚:宋江进攻淮阳军和招降的时间都在宣和三 年(公元1121年)二月,比方腊起义稍晚,是在方腊已经攻下杭州、处州之后的 激战阶段。关于宋江投降的经过,《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中有比较 详细的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撄)其锋。 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⑧,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 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 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音 x ǐ洗)济南府。”这一段记载分明说: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 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 -------- ⑧使间(音jiàn 鉴)者觇(音chān 搀)所向──派遣间谍窥测(宋江等人) 所走的方向。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 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 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 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 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 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 而卒。年六十八。” 这一段记载,说的是侯蒙在当亳州知州的时候,曾经上书徽宗,认为宋江能 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或河朔),必定是个大能人,建议赦免他的罪过,让 他带兵去征方腊。传中没说皇帝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却为此把他升为东平府的知 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据此可知:方腊起义的时候宋江还没有投降。这 一点与《徽宗本纪四》的记载相同。方腊于宣和二年秋冬之交起义,三个月时间, 占领了睦州①、杭州等七州四(五)十八县,宣和三年四月兵败被俘(晚于宋江 投降两个月)。方腊起义军,是一群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从起事到 灭亡前后一共不过半年多时间。事实上,即便宋徽宗同意侯蒙的建议,让他到东 平府(梁山泊就在东平府的管辖下)去当知府,主持招安事宜,一方面是他没到 任就死了(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 义也早已经平息下去了。 -------- ①睦州──今浙江建德(新安江市),下辖淳安县,是方腊起义的地方。宣 和三年方腊起义失败以后,睦州改名严州。 以上是正史的记载,野史的记载当然还很多,如李[ 上直下土] 的《十朝纲 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音shēn 身)的《三朝北盟会编》, 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宋江投降之后干什么去了,只有野史《大宋宣和遗事》的末尾有一句:因 “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当然是不存在的。第一即便朝 廷有这个意思,时间上也来不及了;第二《大宋宣和遗事》是“讲史”的文学书, 不是历史书。《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忠州防御使辛兴宗(宋代 名将韩世忠倒是参与了凭方腊之战的),与宋江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南怀瑾先生《历史的经验》一书(先后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和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版202 页中提到辛兴宗说:“辛兴宗,宋人。宋宣和二 年,睦州方腊作乱,陷六州五十二县,势甚振。会张叔夜招降梁山宋江,使属熙 和前军统领辛兴宗,辛予千人,令江攻杭州。杭州贼将方七佛,有众六万,宋江 用计攻破,擒七佛,旧属百余人亦伤亡过半。中军统制表江等之功,辛兴宗曰: ‘宋江等原系大盗,虽破城有功,不过抵赎前罪。’统制王禀不敢争,宋江等即 日告退,遁隐终身。” 这一段故事,是说宋江投降后只带领旧属一百多人去征方腊(宋江等人是小 股流寇,不是如《水浒传》所写拥有上万人马的造反大军),加上辛兴宗拨给他 的一千多人,却打败了拥有六万多人的杭州守将方七佛。从人数少、行动快、淮 南到杭州距离也不太远分析,宋江带人去征方腊的时间倒是允许的,“旧属百余 人亦伤亡过半”,也与《水浒》的叙述接近。但是史料的出处不见于别的典籍。 而所叙述的情节,却与蔡东藩先生的《宋史演义》第五十六、五十七回的情节基 本雷同。南怀瑾先生好谈历史而经常出现常识性历史性错误,已经多次被文史学 界人士所指出;而蔡东藩先生写演义小说,一方面固然旁征博引,史料翔实,一 方面也有许多情节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民间故事或未经核实的野史记载发挥敷衍而 成的,质言之,终究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以上所引,如果不是南怀瑾先生引 用《宋史演义》(对史学家来说,这种情况是绝不应该发生的),充其量最多不 过是南怀瑾先生和蔡东藩先生所引用的是同一个比较少见的野史孤本罢了。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洪迈①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说: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音j ū居) 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 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 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有人据此认为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 《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离宣和六年(1124)不过四十余年,尽 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属于“小说家言”,不过“杀降” 一事大概不是虚构。但是时间上仍有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 招降“梁山泺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间事。即便宋江的确是在梁 山泊投降的,也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盘踞梁山泊,于宣和六年间投降后被杀。 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 泺贼五百人”好──这就更是“姑妄言之”了。 -------- ①洪迈──(1123-1202 )宋代学者,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号容斋,博 览经史百家,对宋代的掌故特别熟悉,孝宗时任端明殿学士。著有《容斋随笔》 及《夷坚志》等。 《宋史》称宋江为“淮南盗”,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指他是淮南人,一个指 他在淮南开始“作乱”。从上下文及其他记载看,指他是淮南人的可能性更大一 些。因为关于宋江“横行”的地区,史书上一说是“河朔”,一说是“齐、魏”。 河朔,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齐,是山东北部和河南东南部;魏,是河南 北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北北部。因此河朔和齐、魏的含义相差不是很 大。从“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 这句话分析,意思是“原先盘踞在淮南(不一定是淮南人)的匪盗宋江等人进攻 河南东部的淮阳军(应该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派军队去征剿,宋江等人又窜 到京东(开封以东地区)和长江以北,到了江苏省北部楚州、海州地区”,分明 没有到过“河朔”或“齐、魏”,最后也是由在苏北的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的。 宋江等人投降以后,怎么做官,怎么去打仗或被杀,就没有史料记载了。由此可 见宋江是“淮南盗”,据点在江苏北部,而不是“山东及时雨”,据点也不在 “梁山泊”。 简短的结论:宋江等人历史上曾经有过,但只有三十六人,而不是一百单八 将;他们的活动据点在淮南,而不是在山东;宋江等人的确被逼降了,降后情况 史书无记载,但去征方腊的可能性极小。 二、《水浒传》的地理背景 山东梁山县境内,的确有一座梁山。但那是一座只有海拔197.9 米的小山, 既不雄伟,也无险可守,绝不像《水浒传》所说的那样: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平 地,建有宛子城、忠义堂和六关八寨,山下有金沙滩、鸭嘴滩、蓼儿洼,山的四 周有八百里梁山泊! 比《水浒传》更早的元人杂剧中,梁山的气概那可就更加不凡了。高文秀的 《黑旋风双献功》中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 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①,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音y ǎn 演)、 郓(音y ùn 运),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船;三十六座宴台楼,聚得 百万军马粮草。”──高文秀是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人,梁山泊就在东平府 的管辖之下,作为当地人,他即便吹点儿牛,进行了文学性的夸张与发挥,也不 可能这样离谱吧? -------- ①济阳──有两个概念:指县,在今济南北面;指郡,在今河南兰考。从 “北靠青济……”的文字看,似乎应是后者。 《水浒传》晚出于元人杂剧,所谓的“八百里梁山泊”,很可能就是从这个 “方圆八百里”演化出来的。要知道,洞庭湖的直径还不到一百里,太湖的直径 也不过一百里,中国与俄罗斯共有的兴凯湖,南北最长的直径也不到二百里!如 果梁山泊按圆周计算方圆八百里,直径也在二百里以上,岂不成了中国第一大湖 了?──因此清代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大都不相信这是真话,而认为是文人 笔下“信手拈来,信笔写去”的信口雌黄。 不过把宋江故事的核心地点设置在梁山泊,绝不是作者的心血来潮或随意安 排,而是在宋代那里确实有个大湖泊,而且是个强盗出没的匪窟。 梁山一带,处于鲁西南与豫东交界处,梁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建 立的,以前历属寿张、东平、汶上、阳谷、郓城等州县节制,实际上是个“五不 管”地区,长期以来土匪多如牛毛。《宋史·蒲宗孟传》中,就有“梁山泊素多 盗”的记载。而且有的不分善恶,逢财就抢,有的杀富济贫,抱打不平,被人称 为“义匪”。 梁山泊,也作梁山泺,据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的考证:梁山 原名良山,因西汉梁孝王曾经在这里打过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 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 ),黄河在滑州 (今河南滑县东的旧滑县)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形成一个 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 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描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 《水浒传》的叙述已经能够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音chán 馋)州(今河南濮阳,旧治所在河南 清丰县顿邱城)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 《邵氏闻见后录》里有个故事: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出 主意迎合:“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 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 的水往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攽(音b ān 班)讽刺他说:“在旁边再凿一个 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 尽管这也许是王安石时代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但是自从开运元年(944) 黄河决口以后到政和年间(1119-1125 )的一百多年中,在梁山周围形成的泽国, 即便“方圆八百里”不是实测的结果,只是估计的数字,《水浒传》写宋代政和 年间梁山那里有一个方圆几百里的大湖,则是毫无问题的,可见小说的记载并非 空穴来风。 黄河决口,在山东平原上形成了这么大的湖泊,被淹没了土地的农民无以为 生,一部分淹死,一部分逃生,还有一部分沦落为盗,以梁山泊为盗贼的渊薮, 是必然的结果。元祐元年(1086)前后,就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聚众闹事。 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来源,这才迫使这些 啸聚者散伙了。不久,这里又成了渔民的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 下令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 提刑,因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上记 号,否则不准进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 尽力,迹无所容”。 据史书记载:北宋宣和末年或靖康年间,有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 不时出击金军。靖康之后,金兵南下攻宋,梁山泊也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 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所以南宋初年一直是抗金游击武装 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 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已经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 载,这里多已经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可以“恣意种之”了。由于连年战乱,黄 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洪水再度汇聚梁山泊。直到元末胡翰 北游,所见梁山泊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入明以后,梁山泊 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 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 现在只剩下梁山县北边的东平湖,可以认为是梁山泊干涸以后的“遗迹”。 这样看来,整个宋元两代五百多年中,梁山泊的确有一个“方圆好几百里” 的大湖,也曾经有许多强盗在这里“聚义”,都是可信的。 清初,曾经在梁山设置“梁山营都阃(音k ǔn 捆)府”(简称“梁山营”), 负责东阿、东平、寿张、郓城、汶上五县的军事事务,主要防止匪患和百姓造反, 营址就设在今天的梁山县城内,占地五十余亩,有营房、府街、演武厅、关帝庙、 戏楼等建筑。《寿张县志》记载:“梁山营,都司统之,驻梁山后集,顺治七年 设客兵三百名,守备一员领之。”梁山营都阃府为武职四品,多为武榜眼、武探 花、武进士出身的旗人,也有行伍出身的汉人,战乱时也曾起用过地方名流富绅。 辖五营、四汛①,阅边②时可北至东昌(聊城),南至曹州(菏泽),西至范县, 东至兖州,隶属满清中央政府直辖。当地至今还有“梁山营的兵──精(京)兵” 这样的歇后语。辛亥革命后,梁山营撤消,这里又成了“强盗窝”。民国年间, 还有个刘洪周在这里落草为匪,是一支远近闻名的土匪队伍。一九三九年秋,曾 被八路军鲁西抗日支队任命刘洪周为鲁西抗日独立旅三营营长。可惜他匪性不改, 后来又反水,最终被镇压了。可见,梁山地区自古就是个土匪窝儿。历史流传中 的宋江似乎是个“流寇”,是说书人和剧作者把他的据点安排在最出名的土匪窝 儿梁山上去的。 -------- ①汛──明清时代地方军队的驻地叫汛地,驻兵叫汛兵。 ②阅边──驻军在汛地四边巡逻。 简短的结论:在宋代,由于黄河决口,山东梁山周围的确有过一个方圆好几 百里的“水泊泽国”,而且经常有盗匪出没。直到明末,水泊方才逐渐干涸。但 是在宋代宣和年间投降的“淮南盗宋江”,所活动的地区和据点,却并不在梁山 泊,而是许多民间艺人将他们从淮南移到山东去的。 三、《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 宋江一伙儿究竟有多少人?侯蒙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可以有 三种解释:一是他一共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似乎又太少了些,三十六个人再怎么 厉害,总不至于“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二是“三十六”为虚数,不是实指 (梁山当地民间就有“大杆子三十六,小杆子七十二”的传说,杆子指土匪团伙 儿,三十六、七十二泛指数量众多,不一定是实数;也可能据此演变为《水浒传》 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因此,第三种解释:这三十六人是头目,下面还 有许多士卒,就比较合乎常情。 宋江能够带领三十六人(及其部下)纵横千里,“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 (撄)其锋”,“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侯蒙说他“其才必过人”,是有道 理有根据的。但是到了《水浒传》里,尽管作者一个劲儿地夸他如何“仗义疏财”, 如何“爱结交天下豪杰”,还给他起了一个“山东及时雨”的诨名,但是所描写 的故事,只要稍稍有些头脑、有些是非感、正义感的人,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他 不但是一个言行不一、嘴甜心苦、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小人,只不过比王伦更 有手腕而已,而且许多作为简直毫无人性、毫无血性。为什么历史上这样一个 “其才必过人”的人,到了小说里,会蜕变成这样的一个人?这里面作者的良苦 用心,其原因和过程,是很复杂的。 《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 ,施耐庵死后将近200 年) 的一百回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 )又出现一百二十回刻本,比嘉庆本多了 平田虎、平王庆的二十回书。但是有人认为一百回本是施耐庵的“原本”,有人 认为一百二十回本才是原本。多数人倾向于一百回本是原本,平田虎、平王庆是 后人添加的,理由是这两次征战中一百单八将一个也没死,未免太神了。清代比 较流行的,是金圣叹①“腰斩”后的七十回本。而在明代以前,早在南宋时代, 民间就已经有“水浒英雄故事”流传。 -------- ①金圣叹──1608-1661 ,文学批评家,明末清初江苏吴县人,本名采,明 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曾于明崇祯年间批改《水浒》,删去七十一回以后受招 安、征方腊等内容。清顺治十八年,因联合士子向省级官员检举当地官员贪污, 受到官官相护的陷害打击,以莫须有的叛乱罪被凌迟处死。 宋代是“说书”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时代。宋人话本中,就已经出现了水浒 人物的故事。南宋罗烨(音y è页)的《醉翁谈录》中,就记有《石头孙立》、 《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应该就是《水浒》人物孙立、杨 志、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南宋末年或元朝初年,就已经有更详细的讲宋江故事 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流传。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宋代人的笔记小说辑录,也可能是讲史人的话本底 本,因此只能属于野史的范畴,编者不详。讲史就是讲历史故事,但不是老师给 学生讲史实,而是“讲史人”讲给不读书人听的历史演义,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 是宋元话本的前身。《大宋宣和遗事》内容可以分为十段:第一段讲历朝历代荒 淫无道的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第二段讲王安石变法;第三段讲宋徽宗任用蔡 京;第四段讲宋江等三十六人(其中包括晁盖,人名、诨名与《水浒传》有出入) 聚义,最后被张叔夜所平,内容已经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 宋江杀阎婆惜、征方腊等故事,可以说已经初具《水浒传》的雏形;第五段讲宋 徽宗与妓女李师师的故事;第六段讲宋徽宗和道士林灵素的故事;第七段讲东京 汴梁(今开封)元宵节放花灯的盛况;第八段讲金兵入侵,攻陷京城;第九段讲 金兵掳徽钦二帝北上;第十段讲康王南渡即位,定都临安(今杭州)。各段来源 不一,文风也不一致。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南渡以后辑录的宋代人作品。第四段 以后,就大都是《水浒传》所涉及的内容了。 看《水浒》的人不少,而看过《大宋宣和遗事》的人,则并不很多。为了进 行比较,这里把《大宋宣和遗事》的第四段抄出: 先是朱勔(音miǎn 免)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 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 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 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为在颖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 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 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音b ū逋),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 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音zhu ó卓),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 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 “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诰扎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 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扬 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 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我了, 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 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 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 (缎)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 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 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 “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 马县尉口内饥渴瘐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 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 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 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 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 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 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 平直入酒店,将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道:“三 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找借一对酒桶, 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 “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 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 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跟)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竭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 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跟)捕。不 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么?真个是: 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 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 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风镇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 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 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 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 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 杜千、张岑两人,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 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 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 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音泼p ō,是“泊”字的异体字),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 伟打暖,更不采(睬)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 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若知其 意,便看亨集,后有诗为证。(元集) 诗曰: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 是日郓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奈 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跟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 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 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刀兵用水工。 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的姓名。”又把开 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 “智多星”吴加亮“玉懒鳞”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呛孙胜 “浪里百跳”张顺“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火舡(音chu án 船)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晃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 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音tiǎn 舔)灭奸邪。”味江看了姓名, 见梁山泺上见(现0 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得朱仝、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 泺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 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 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 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 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 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 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 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①、“铁鞭” 呼延绰。 -------- ①按:“天书”名单中没有“一丈青”张横。原文如此。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 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 投降海贼李横②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廷绰却带领 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来江。 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 -------- ②按:从上下文看。此李横应该就是张横。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 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了四句放旗上道,诗曰: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 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 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 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单从这第四段的字数看,只能算是一篇短篇小说;从内容看,则不过是一个 提纲而已,许多人只有姓名而无故事。特别如《水浒》中的重点人物鲁智深,只 有寥寥十几个字。可以想见当年说书人的“临场发挥”,该有多么大的随意性。 也可以认为《大宋宣和遗事》成稿年代,有关鲁智深的故事在民间还没有形成。 《水浒传》的作者,能够根据这样一篇极为简单的素材,再搜集一些民间传说和 戏剧故事,构思发展出一部洋洋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著来,也的确极不容易。 给宋江等人写传记的,除了《大宋宣和遗事》之外,宋代遗民龚开①所作 《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 李嵩辈②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可见宋江 故事在宋末元初就已经在街谈巷语中流传,而且已经有高手给他们写传或者画像,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也都更接近《水浒传》了(在《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吴加 亮、李进义、李海、阮进、关必胜、王雄、张青、张岑,在《宋江三十六人赞》 则作吴学究、卢进义、李俊、阮小二、关胜、杨雄、张清、张横)。 -------- ①龚开(1222- 约1304)──字圣与,号翠岩,宋末元初淮阴(今属江苏) 人。《宋江三十六人赞》,是龚开分别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写的一组四言诗,很 可能就是给李嵩所画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像所配的诗文。 ②高如李嵩辈──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指高如、李嵩等宋元之间的民间文 人;二,高如不是人名,全句意思是:“高手如李嵩之辈”。李嵩,是南宋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曾官三朝画院待诏,以善画人物著称。 可以这样说:《水浒传》的作者,是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轮廓和主线,吸 收补充了大量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宋江故事和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而编写的。 吸收民间故事的线索现在不大好找了;吸收杂剧内容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元人杂 剧中得到印证。 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江蛰君①先生的研究,表现水浒故事的元人杂剧, 单看名目,大概有三十多个,但是留下来的剧本,却只有十几个。除了《元曲选》 中收入的五个,在也是园所藏《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中还有五个。其 中可以肯定为元代作品的,是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高文秀的《黑旋风 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以及 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另外还有四个,即《梁 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 宫八卦阵》。由于创作时间很难肯定,所以只能泛指为元明间无名氏的剧作。这 些传本,大多是直接采自民间传说的水浒故事,或者是金元话本所提供的素材。 其中虽有几个和《水浒传》的内容可以挂上钩,但具体情节与小说也略有出入。 至于《九宫八卦阵》所敷衍的,则是宋江受招安以后征辽的情节(宋江投降以前 梁山两败童贯的战争中也摆过这个阵图)。此外,在元人杂剧中,也已经把人数 从史书记载的“三十六人”逐渐演化扩大成“一百单八将”了。 -------- ①江蛰君(1918-1989)──又名江泽君,江苏省扬州市人。曾任江苏省京 剧团团长、江苏省戏曲学校教务处处长等职。是江泽民的胞兄。 元代的北杂剧具有浑朴自然的本色,直接采自口头传说的水浒戏,也较多地 保留了民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很少见到士大夫故意雕琢的痕迹,因而有关封建伦 理观念的说教也较少。就现有几个传本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很突出的。 首先对宋江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元人杂剧中显然是作为坚持起义的梁山首领 来塑造的。在他的身上,还没有被贴上一心巴望招安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标签。例 如在高文秀的《双献功》中,写宋江是于发配途中就被救上了梁山做了头领,这 和小说中所描绘的宋江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以“忠义”为重,甘心发配到江州, 在经过写反诗被捕,由梁山好汉下山劫法场然后上山的描写大相径庭。这说明 《水浒传》成书以前,元人杂剧里的宋江,是一个铁杆的草莽英雄。在他的身上 有的是绿林豪侠之气,没有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奴颜媚骨。另外,在人数上也作了 进一步的发展,把“宋江等三十六人”,扩大为三十六大伙与七十二小伙的千军 万马。既渲染了梁山泊的声势,也给小说奠定了一百单八将的基础。 第二个突出的方面是,这一类杂剧传本基本上都没有挂上招安的尾巴。只有 一个取材于卢俊义故事的《梁山七虎闹铜台》,在末尾第五折的曲词中,出现了 “圣明主招安去”以及“麒麟阁都把名标”的句子,其余几个传本,却没有这样 的腐词滥调。由此可证“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都是《水浒传》作者根据 《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及某些杂剧中的情节所编织并极 力宣扬的。至于写他投降的目的是为了警世还是认识到这是客观规律所必然导致 的结果,则需要考证了。 第三,元人的水浒杂剧中,以黑旋风李逵为主的戏竟多达十四五个。这是因 为元代民族矛盾尖锐,读书人的地位低下(所谓“九儒十丐”,仅比叫花子高一 等),知识分子别无出路,往往投身到“书会”中去,和优伶结合起来,成为撰 写杂剧剧本的“才人”。他们为了抒发自己的牢骚积忿,通过杂剧形式,从各个 侧面控诉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当中,以李逵的 形象最为鲜明,所以较多地被采作杂剧题材。在元代杂剧作家中,号称“小汉卿” 的高文秀是山东东平府人,与梁山泊近在咫尺,受到梁山故事的薰染应该也较多, 因此他一个人就为这位“黑爷爷”编写了八个杂剧剧本。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元杂剧中水浒戏的代表作,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 术质量都很高,在戏曲遗产中可算得是水浒剧目的一个顶峰。剧中对李逵的塑造 十分丰满。作者于描绘李逵鲁莽暴躁的同时,又烘托出李逵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 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李逵并非一味粗野任性,而是又天真又乖巧还很有人 情味儿。特别是他为伸张正义而甘愿以死相搏的行为,一经搬上舞台,当然会受 到古今观众所喜欢所爱戴。但是到了《水浒传》里,李逵就成了一个无赖加浑人, 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这样的变化,究竟是谁的笔调,还是后人的篡改,值 得研究。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而是在民间传说、前人著作 (以《大宋宣和遗事》为主,加上许多杂剧故事)和零散资料的基础上选择、改 写、编辑、补充、发挥而成的。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宋江、李逵等人物的思 想认识和行为风格或有意或无意地有所更改甚至歪曲。 四、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 及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 《水浒传》,却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 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 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馀客话》等书的 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 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 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 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 《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 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 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 罗本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 本”;“编次”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 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 二公”。高儒的生卒年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 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 而是根据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 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 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 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 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 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 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 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的。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 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 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 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 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 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 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有许多社 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 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 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 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 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 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 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 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要受到责骂、受到天谴、遭到报应 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 “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 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 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 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 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 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 ①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 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高兰墅──高鹗(1738?-1815 ?),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 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 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 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长篇小 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 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 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 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 所否定(所以鲁迅就不信有施耐庵此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 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与刘基同榜得中辛未榜进士(1331),并与刘 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当什么官各本说法不一,但不会低于知县)两年,后来 终生不仕,立志著书。生卒年月大约1296-1370 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 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至三十八 九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 化的白驹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 冬,因为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 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白驹这个小镇,当时属泰州,现在属盐城。史书 说张士诚是泰州人,现在说他是盐城人,当然也可以。 1353年,在乱世英雄四起的时候,三十二岁的盐贩子张士诚和两个弟弟揭竿 而起,称帝称王,雄踞东南十四年。张士诚是个复杂的人物,反反复复,先反元, 后降元,再反元,最后败在朱元璋手下。他属于“败者为寇”的草莽英雄一类人 物。 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野史著 作上都说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白驹场现在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毁了,矗立 在墓前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 的书斋,清咸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世孙施涔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 供有第十五代始祖施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 日《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 谱卷末有施耐庵墓碑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 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 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 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 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 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 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 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 《江湖豪客传》(按:即《水浒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 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 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 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 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 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 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之身世,可 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书, 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 ①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 形相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从文字看,作者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 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考证,此文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 代的版本,有后人伪造的嫌疑。更何况墓碑应该刻石,鲜有印在宗谱里的。这里 姑妄录之。 当地民间传说:施耐庵和明末起义军头领张士诚及其部将有来往,有许多人 物的原型,是从起义军中演化而来的。他看到当时反元义军的头领,时常反反复 复,投降元朝,因此故意编个宋江投降后的可悲结局,警告那些爱投降的义军首 领云云。一说刘基曾奉朱元璋的旨意到兴化邀请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 谢绝了。还有传说刘基把施耐庵的著作带给朱元璋看,识字不多的朱元璋看后认 为这是“倡乱之作”,下令销毁,不许民间刊刻,所以直到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 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被朝延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相当与省 教育厅副厅长),但却让他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时在福建的罗贯中后人以 “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付梓,让军民暇时看 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 版。──这个最早的版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五回或八回的残页。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 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 ,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 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 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 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 等共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 手,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或后人慕名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 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 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 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 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 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 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或略高些(当然青出于蓝的也不少),但是事实上罗贯中 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 (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几部书;罗贯中写《三国》, 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 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 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 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 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 一一列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 过杨志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说, 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 今天梁山旅游风景区的介绍,在梁山南面三十里的一个黄土丘陵上(估计属于人 工制造的旅游景点);按《水浒传》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 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 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河北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却路过山东 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六七百里,阳谷县在清河 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沧州到阳谷县路过清河县是 很可能的;但是要路过阳谷县,就好像从北京到济南去却路过了南京一样,是个 大笑话! 第三,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线经汉口、 信阳,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往东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四,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 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 山。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懂得三国 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五,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 开封附近和“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 “金铃吊挂”,救出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来回三四千里!──这简 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 “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 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 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 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的呼风唤雨、妖 魔鬼怪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 作者的地理知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 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 会长、杭师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 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 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 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 方的故事,只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 了“本地人”的优势,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 了十来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 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 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 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 环马根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 何马匹都无法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 而否定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 的故事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 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 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何况据马成生教 授研究,书中还有许多浙江方言呢!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 作于一人之手;从宋代到明代,有许多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 其中施耐庵可能是“总其成者”,贡献最大。 至于施耐庵为什么要把宋江这个造反英雄写成一个满口“忠义”的卑鄙小人 兼投降派,下面再说。 五、《水浒传》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 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愦,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 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展现 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是农民起义的根 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要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 镇压。 《水浒传》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小说。它的前半部, 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 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 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 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 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 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 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 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 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 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 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 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 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 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 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 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 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 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是“除暴安良”;而《水浒》 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许多所谓的“好汉”,其实都是恶霸,其行动是“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 英雄”么?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 和遗事》的辑录、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 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 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皇帝,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七 百年,当时的蒙古贵族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一 切异族,采取的却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不识字的文盲皇帝元太祖,也就 是威震欧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射猎和血腥的仇杀中成长,嗜杀成性, 视人命如草芥,把杀人和掠夺财产等同于狩猎,他以仅仅十万左右的蒙古铁骑, 纵横欧亚大陆,向西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和匈牙利,所过之处,都进行绝灭人性的 野蛮屠杀,创造了战争死亡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足四亿,被他直 接间接杀死的人,估计有一亿以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比第一、第二两次 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在中国,他虽然采纳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 不杀工匠和种田人,但是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仍然采取的是强 权高压统治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一 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 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 没有平等之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尽管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 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残酷记录,但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作品数量却极少。宋 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主要地位, 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和元人杂剧,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 治的苦难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即 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不重视文化。整个元朝一共存在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 但是读书人即“南儒”的地位仅高于乞丐一等,而且居然长达七十七年没有开科 取士。换句话说:当官的必然都是蒙古人。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 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 当时的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 族的口号来,于是杂剧作者就写鼓动造反的戏,施耐庵们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 的都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 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就满 足了;甚至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父母都饿死了,也都强忍着,大都不愿意 或不敢去造反。这就是所谓“逼也不反”的一群。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 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也就是所谓“不逼也反” 的一群。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不劳而获的特性,稍有不满,稍稍一逼,就能置身 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因此,“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这 个层次的“游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顺民”。 -------- ①见2002年8 月8 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报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镇政府和 镇派出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好,那么我来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 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 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水浒传》中描写的杀人场面特别多。人性偏向于残酷。这也和元朝蒙古人 的凶残统治有关。一个以杀人为乐事或常事的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依旧天天 杀人,第一是见怪不怪,第二是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水浒传》所写的历史背景虽然是宋代,但是绝不排斥 作者把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写进书中去的可能。因此一方面是作者鼓吹“善杀人 者即英雄”,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的确也认为“善杀人者即英雄”。“英雄” 们杀人是不眨眼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人当人看。“英雄”们大都喜欢滥杀无辜。 李逵们只要高兴,那板斧从来不认人,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知道拣人多处 “排头价杀去”。武松做事似乎比较有原则,杀嫂嫂和西门庆,讲究的是“冤有 头,债有主”,但是他所杀的无辜者也实在不少。都监府连杀十五人固然是为了 报仇泄忿,杀小丫头、老仆妇干什么?蜈蚣岭上管闲事,也可以算是“除恶”, 可是那个来开门的十来岁的小道童,也一刀砍了,是何道理? 英雄们不仅杀人,而且吃人。《水浒传》中吃人肉、用人肉做馒头、用心肝 做“醒酒汤”的情节俯拾皆是。单是李逵一人,就有不少吃人的场面:活捉黄文 炳以后,在晁盖的指挥下,李逵手持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黄文炳 的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割 开黄的胸膛,取出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李逵回家接母亲的路上,杀掉打劫 的假李逵李鬼之后,吃饭没有下饭的菜,看见李鬼的尸体,就嘲笑自己:“好痴 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结果是立即割一块烧了下饭。 初中课本里就有节选《水浒传》的课文。老师们总是教学生应该喜欢像武松、 李逵这样的英雄,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地分析李逵等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和很高的政治觉悟(自从毛主席发动评《水浒》批宋江以后,宋江已经不算英雄 了,因为他是地主,还当过小官吏,并且最后还是投降派;李逵却没有任何污点, 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学生们找原著来看,只要他还有人性,大概很难对这 样的“英雄”产生敬意的。 据媒体载:身居国外的晓刚有个女儿,中文不行(不爱学),只好买了英译 的《水浒全传》给她看,倒也看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读着读着,突然把书扔 在地下,大叫:“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该杀的罪犯!”过去一问,原来正读到吴用 设计逼朱仝入伙,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的那一段。──可见心理状态正常的少年, 看到这一段,都不会认定宋江、吴用是好人被逼上梁山,实实在在都是“该杀的 罪犯”! 为什么国内的少年没有这种反应?不值得深思么?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 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 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 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当 时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更没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用来“团结部众”的,主 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 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 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英雄?但是 这样的英雄,最终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 也许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方腊,也许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 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 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 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 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 志著书”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 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 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是今天我们没有材料可查罢了。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写于异族统治中国的元代,作者在反抗心理的促使 下,决心借《水浒传》作外壳,鼓吹造反,宣扬的是“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 因此在今天来说,《水浒传》既有他积极的一面,也有他消极的一面。 六、《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 “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 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典型的例子,就是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 义的反面教材》。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 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 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但也并不太安份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 地主、商人(包括店主)、恶霸、土匪、吏役、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 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农民, 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嗜杀的 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人亡、 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 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 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 团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 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 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 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 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 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 的可能也是极小的。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 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 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 怜。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 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很不 彻底,还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种论调在 “文革”期间还真出现过。“文革”期间批判《海瑞罢官》,说贪官多了能够促 使平民起义,清官多了只能维持封建统治,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种论点,第 一是强词夺理,第二是不懂得社会发展史,不懂得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农民起义, 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详后文)。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 清官,喜欢看描写清官反贪反腐败的小说和电视剧。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 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面不存在 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 积极行动,属于革命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 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 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 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 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 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 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 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 ǎo )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 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 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让李逵去当太尉,我看也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 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 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 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 “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简单地说一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不想让社会发展固然不行(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已经脱 离了十八世纪“原始积累”期间的残酷剥削),你想让社会尽快发展也不行(1958 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狂热,就是违背了这种历史科学的蛮干)。原始 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 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 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 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 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 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 功,也是换了个人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 渐提高的前提下,奴隶主在不断发生的奴隶反抗下,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 自由,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自己也可以更加富足。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 主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 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所提高,使社会发展到封建制 度。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阶级斗争依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 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胜 利。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 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 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 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 邦、朱元璋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 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农民起 义,第一是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第二是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大破坏一次, 需要经过许多年方才逐渐恢复。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 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 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 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好像阿Q ,如果让他当了革命党,而且 革命成功,他所想到的,第一是占有吴妈或者小尼姑,第二是把“秀才娘子的那 张床”搬到自己家里来,绝不会想到要去开工厂,经营工商业。只有地主阶级本 身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 因为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 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像日本和 英国,虽然至今仍有皇帝,但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 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 平天国运动。因为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进行的就 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了。尽管洪秀全已经开始接触西欧的文化和民主思想,但他只 是借“天主”之名,推行的却是封建迷信那一套,即便革命成功,依旧是改朝换 代,而且比前朝皇帝更坏。尽管洪秀全在革命纲领中也宣扬过自由、平等、博爱 的思想,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妻”,反对纳妾,但是金田村义 旗刚刚竖起,立刻给自己规定了可以娶八十一个“御妻”,而到了“天京覆灭” 他“含恨”自杀的时候,他的老婆累计已经超过八十一个了。──这绝不是对农 民起义的诬蔑,而是对农民起义沉痛的反思。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形成, 因此直到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也不过是代表地主、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民 主主义革命,因此迟迟不能把中国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 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放弃本 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中国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因此不 存在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回顾历史,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 这件事情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使人民生活 倒退。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们所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历史上 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例如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 等多股农民起义军发动起义以后,官军杀过来,义军杀过去,杀得全国只剩下了 四千万人口,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还谈什么 “生产力的飞跃”?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 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 本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 社会所有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他们 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 有战争,没有盗匪,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 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那 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就不是他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 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 来反抗,并指出既然参与造反,就绝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 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的外壳。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 不是农民起义军。其中大多数是“铁杆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 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才成为盗匪的。他 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作者客观地暴露封 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但是囿于作者 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 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 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 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七、《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 《水浒传》是一部鼓励百姓造反的书,明清两代也的确有一些“造反派”是 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而起来造反的。例如明末的张献忠,尽管他 识字不多,却多次读过并十分推崇《水浒传》。在封建帝王统治时代,《水浒传》 的确或多或少地曾经起了“造反教科书”的作用。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对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起了很大的 作用。《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一切,几乎都有涉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北宋时 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卷。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对于早期白话小说来说,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 就。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二十个人各有各的面目,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一批啸 聚江湖的“绿林好汉”们的独特性格。这一百单八个“好汉”,每人有每人的语 言,通过这些语言,各人迥异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李逵的粗野 大胆、率直浑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胆大心细,林 冲的安份守己、忍辱谦让,宋江的假仁假义、心狠手辣;通过他们的语言,无不 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全书大故事套小故事,长篇中包含短篇,至今仍然 影响着众多文艺作品。小说语言生动活泼,高潮迭起,可读性极强,是中国长篇 侠义小说的鼻祖:明清侠义小说,以及当代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过 《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故事和人物还涉及了许多艺术领域,五百年来,曲艺、戏剧、电影、 电视、绘画、雕塑等各门类艺术家接连不断地对《水浒传》进行着一次次的再创 造。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 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 过不下去,是“官逼民反”。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使这群人不再是打家劫舍 的“强盗”,而成为“造反有理”的“叛民”。 其实,整部《水浒传》中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人并不多。像林冲那样的确 是出于无奈,既然无缘无故被剥夺了活路,最后只有被“逼”着上了梁山。但是, 晁盖、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之类,却没人逼过他。尤其是晃盖, 家中颇为富足,却仍然一听说有抢劫的“买卖”,就坐不住了。“官逼民反”, 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绝对不错的,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却不是这样:真正的“顺 民”往往逼而不反,而所谓的“好汉”们,往往不逼也要反。 这些不逼也反的,是“民”中被称作“好汉”的一部分人。他们自称或被称 为“好汉”,其实就是盗贼,更是官的候补(当时的民谚:“要做官,杀人放火 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受招安,也是当时武官们的“仕途”之一;直到二十世纪 的军阀时期,土匪出身的武官数量仍然很大)。这些人不习惯老老实实、辛辛苦 苦地过日子,不愿意以自己的劳动谋生。因为“聪明人”都知道,以自己的双手 劳动谋生是最笨的办法,远不如依靠收税、收租或者抢劫来得容易。既然他们手 中没有收租收税的权力,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抢劫。这是顺民与“好汉们”不同的 活法。 听说有人押了大批财宝路过某地,好汉们就奔走相告:“来了一笔富贵。” 就想劫为己有。所谓“七星聚义”,聚的是什么“义”?因为所抢的钱财是官的, 是不义之财;如果抢来救济贫困,当然可以称之为“义举”;但是抢来之后据为 己有,还被称作“义”,这就非常勉强了。即便在今天,如果有人抢了某个贪污 腐败分子的钱财据为己有,案发以后,依旧要作为盗匪判刑而不是作为“英雄豪 杰”歌颂的。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好官能够让人做稳奴隶,贪官污吏使人做 不稳奴隶。《水浒》中的好汉,可是连奴隶也不让人做稳的。试想:如果真的 “打上东京,夺了鸟位”,李逵做了太尉,能比高俅好吗?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 实生活中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 传》的积极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 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 “尽忠报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 的旗号,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 运”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 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 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实际上这是一种“强盗逻辑”。一百单八将 聚义以后,宋江建议请和尚道士设坛超度被他们害死的平民百姓,就是这种“强 盗念经”的假慈悲的集中体现。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 侵者,还要去“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近代有学者 否认方腊是农民起义,而认为他是“封建割据”,是“内乱”;于是即便宋江果 真去打了方腊,也是“正义之举”)。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道”改 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为皇家拒 外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 “注定”的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 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 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 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用阶级偏见来 解读历史。──看历史,只能“纯客观”,不能带有任何“阶级感情”,不然, 就会掉进“阶级偏见”的泥淖中无法解脱。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封建社 会的下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免受暴力的欺压,产生了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 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江湖义气”。特别是在流落他乡的游民身上,这 种“义”的要求和表现特别强烈。先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始,继而发展 到“救困扶危,杀富济贫”。这种“义气”,在尔虞我诈的官绅阶层中是绝不存 在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宋江所宣扬的“义”,第一只限于以 小恩小惠结交江湖好汉,第二又必须服从“忠”这个前提。于是相对说来具有一 定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义”,就不免黯然失色了。 正因为《水浒传》是一部内涵和背景都很复杂的小说,因此今天的读者,特 别是少年读者,阅读《水浒传》,必须具有正确的历史观。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于封建主义制度,至少属于封建主义体系的贪官污吏和官官相护、奸臣当道 等现象应该不存在或很少了。但是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封建主义社会,腐 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意识还在影响着、控制着相当大一部分人。尽管帝 王已经没有了,贪官污吏不但还有,而且数量众多,有的贪官职务还相当高,对 人民危害性极大。从理论上说,贪官的产生,根源在于封建主义:凡是贪官,几 乎都有一个“上级”给他当“保护伞”、而且无人监督;因为只有独断独行的官, 没有人民的监督,才有“贪污”的可能;如果是“民选”的官,那是人民的公仆, 会受到人民的监督,即便他想贪污也办不到;一旦他有贪污行为就要被人民所罢 免。《水浒传》告诉我们,像高俅这样的“奸臣”,因为他善于逢迎,才会得到 赵佶这样的“昏君”所重用;今天无数贪官的案例告诉我们,贪官的产生,几乎 都是“昏君”们任用亲信的结果。 问题在于:今天的读者看了《水浒传》之后,是不是也会以“反贪官”为由 去“造反”呢?尽管在今天的治安状况下,“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的可能性已 经没有了,但是组织盗匪团伙,“专与贪官为敌”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从媒体 报道中,我们已经多次看见有一些青少年以“反腐败”为由,杀死有贪污嫌疑者 子女的案例;也有一些“勇士”们则的确因为热衷于用个人的力量去反贪官而被 贪官所杀,成了烈士。 毛主席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这种反动的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就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所必然要产生的规律和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发现政府机构 中有贪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就不再是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去把他杀死, 而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法律的武器,从制度体制上加以改革,把一切贪官污吏 都彻底消灭掉。 这是一切阅读《水浒传》的读者所必须注意也必须做到的。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除了对“英雄豪杰”的定义作了违心的却 是必要的歪曲之外,还有不少糟粕部分。例如把这一百单八将说成是“妖魔转世”; 调情的描写和杀人的场面太多(王婆说风情和潘金莲毒杀丈夫,简直是在教人如 何勾引良家妇女、如何用毒药杀人);宣扬天命、迷信和绝不存在的天书及呼风 唤雨的本事等等,这些对少年读者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必须剔除。此外,由于 历史语言的变迁,《水浒传》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今天法定的、公认的文学语 言,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为了祖国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化,应该进行适当的 洗刷和改正,使其与典范的现代普通话接轨。 这个版本采用的是七十回本(因为“官逼民反”的积极主题都集中在前七十 回,一百单八将从分散到聚义,故事已经很完整),经过改写以后,具有文字规 范、内容健康、风格依旧等特点。考虑到少年人的知识水平和识字数量,凡是古 代的称谓、官职、物品及不便改写的方言词语,都加上注解,冷僻字则加上注音, 以利于阅读。 我不是研究水浒的专家。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为了试验文字改革以后如何继承古典文学,我们打算把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以规范 的现代汉语用拼音文字进行改写,而改写《水浒传》的工作,就由我担任。我首 先从研究《水浒传》的词语入手,做了许多卡片,写了一本《水浒方言词语例释》。 可惜这一工作1957年以后被迫停顿了。现在重新捡起这个项目来,一方面固然驾 轻就熟,一方面也感到有些手生。特别是近年来研究《水浒》的专家迭出,提出 许多新颖的见解,因此本文初稿、二稿写好以后,曾经发表在好几个网站上,引 起了许多网友的跟帖进行讨论。现在的定稿,就是接受了网友们的指教后改写的, 特此致谢。 吴越 2002 年11月15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