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一次联合共产党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趁四川军阀混 战无暇北顾的机会,率领红军部队由陕南越过米仓山进入川北,先后解放了通江、 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并于1933年2 月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府。 此事令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命令刘 湘、杨森派兵“会剿”。 田颂尧刚刚与刘文辉结束了成都巷战,于2月中旬匆忙挥军北上,兵分三路, 向川北革命根据地进攻。 杨森在下川东兵败不久,在渠县、广安喘息了两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元气, 不想再把老本儿拿去孤注一掷,命令第五混成旅夏炯带领本部人马稍稍北进虚应故 事。部队到了江口 (今平昌县),受到了红军的阻击,就退到巴河南岸固守,与 红军隔河相望。 巴河是渠江的上游:渠江发源于米仓山,大小通江在通江县汇合以后称通江, 通江在江口与南江汇合后称巴河,巴河在三汇镇与州河汇合后称渠江,在合川注入 嘉陵江。 川北红军采用“敌进我退”战术,田颂尧挥军北进,一路无阻,3 月间,先后 迅速占领了南江、巴中,5 月初又占领了通江。正在田颂尧沾沾自喜以为胜券在握 的时候,5月下旬红军开始全面反击。田颂尧孤军深入,四面受敌,三路大军迅速 被瓦解。6月初,川北红军部队不但全部收复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根据地比以 前更加扩大了。 田颂尧兵败,退守仪陇、南部(仪陇和南部是相邻的两个县,不是仪陇县的南 部地区),夏炯干脆率部返回渠县原防。 7 月7 日,蒋介石见田颂尧“进剿”不力,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指挥 四川各路军阀继续“围剿”川北红军。这时候田颂尧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无力再战; 杨森深知川北红军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胜了没什么油水,败了要伤自己元气,何 况又是在老对头刘湘的控制之下,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采取“龟缩”政策, 以自保为原则,尽力不与川北红军发生正面冲突。 这时候,以“绿林”身份投靠杨森的刁文彪,已经是夏炯手下的一名团长。他 见杨森对“围剿”川北红军持回避政策,并不积极,知道杨森有难言之隐;又知道 夏炯是杨森的得意门生,一切言听计从,就向夏炯大胆进言,表示自己与川北红军 头目有些私交,如今两军对垒,既不和,也不打,双方徒然消耗实力,反正双方本 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如以双方利益为重,大家坐下来正面会谈一次,最理想的是 各自放弃小利,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争取大利;退一步,也可以寻求划定边界、 互不侵犯的条件,各自谋取自身的发展。 夏炯对于刁文彪的身份,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如今 听他的一席之言,虽然明知道他是为川北红军考虑,但是二十军在当时的情况下, 处境也的确十分艰难,如果能够与川北红军互通声气,不论是某种程度的联合或某 种条件下的自保,对二十军都是有利无害的事情。于是就把他的意思加上自己的意 思向杨森说了。 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杨森心里当然十分明白。他本来一心想在四川军阀混战 中取得胜利,从此登上“四川王”的宝座。但是逐鹿的结果,自己成了败兵之将, 不但失去了下川东二十余县的地盘,还要在死对头刘湘面前低头俯首,唯唯听命, 这口窝囊气,也不是好噎的。这时候,如果上面没有刘湘的控制,旁边没有红军的 威胁,以他目前所占据的尚称富庶的地盘,是可以逐渐得到发展的。因此,如果川 北红军确实有联合互保或划界自保的诚意,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 经过慎重考虑,杨森责成让夏炯去经办此事。杨森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自己 不出面,即便一旦事情暴露,他可以推说不知道,一切都是“手底下人”办的。只 要能保住他自身,部下即便得到处分,仍可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对 刁文彪这个人不放心。这个人是共产党打进来的,如果让他当代表,他考虑的必然 是红军的利益,而不是二十军的利益。因此,只能让刁文彪出面牵线,对于派谁去 与红军谈判,要夏炯认真考虑一下。 在对待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上,夏炯与杨森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红军既然也 是一支在政坛和名利场上角逐的军队,当然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因此对待红军, 也与对待一切军阀部队一样,绝不能过份相信,何况“兵不厌诈”,天下没有“老 实”的将军。 经两人反复磋商,最后选定夏炯手下一个团长叫李麟昭的作为谈判代表。李麟 昭虽然不是杨森的内亲外戚,却是成都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不但是杨森的亲信,思 想观点,也与杨森、夏炯完全一致。更主要的,还是此人有勇有识,善于随机应变, 既不会损伤二十军的利益,遇到紧急关头,又能全身而退。 通过刁文彪的往来拉线,终于与川北红军暗中联系上了,决定双方进行一次正 式的会谈,地点设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得胜乡,在县境北)。 当时江口(今平昌县县治)以北是两军的军事分界线,得胜山一带,既不是红军的 势力范围,也不是杨森的防区,双方都是“单骑赴会”。 谈判的地点设在一家山村小酒店临时腾出来的楼上密室内。代表红军的是陈昌 浩,青衣小帽,一身收山货的外地客商打扮。杨森这边,除了李麟昭之外,还有牵 线人刁文彪。他们都是当地人打扮,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白布,靛青土布长衫,腰间 暗藏家伙,以便对付万一。不过刁文彪并不参加谈判,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以协 助店家奔走上菜为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了。 陈李二人入座以后,略说两句客气话,就直接切入主题:李麟昭转达了杨森的 意见,双方在平等的前提下成立联军,目标是共同对付刘湘的二十一军。但是联军 只是行动上的联合,除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头作战之外,两军之间没有统属 的关系。 陈昌浩一开始就指出二十军面临的危险处境,如果不寻求自己的出路,难免被 刘湘或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他转达张国焘的意见:要求杨森取消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军的建制和番号,完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改编为红军,一切行动都要服从 红四方面军的命令。 当时的形势,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把田颂尧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扩大了根据地;而杨森的二十军,由于接连打了 几个败仗,龟缩在广安一隅休养生息,惨淡经营,日子似乎很不好过。因此在张国 焘看来,杨森只有投靠红军,才能图谋自保,才能有所发展,不然,不是被刘湘吃 掉,就是被蒋介石所排挤。因此,他对于谈判的认识,等于是“受降”,根本就没 有考虑过要在双方地位平等、利益与共的前提下联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 李麟昭一听张国焘提出的条件,明明是要把二十军“吃掉”,而不是双方地位 平等的“联合”。这样的条件,与杨森所提的基点相去太远,觉得很不好谈。他一 个团长,只能转达军长的意见,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无权做出决定。他只能答 应:两军联合以后,红军可以派一些政工人员到二十军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明耻 教战,鼓舞士气,但二十军的人事、经济必须独立。除了与红军联合进攻刘湘之外, 其余的军事行动,红军也不得干涉。 陈昌浩的意思:杨森既然要向红军靠拢,就要彻底抛弃蒋介石,不能做骑墙的 两面派。不然,所谓“联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后杨森如果有了反复, 不但红军无法控制,也影响红军的声誉。 两人经过反复商讨,由于基点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李麟昭只好在“回去 向军长汇报后,再决定行止”的借口下,很客气地告辞。谈判无结果而散。 李麟昭回到广安,向杨森汇报了谈判经过,杨森冷笑一声:“要我投靠红军, 我还不如投靠蒋介石呢!” 从此,与红军谈判,成立联军的事儿,就不再提起。 这是1933年上半年的事情。 事隔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见杨森对联合反刘一事持冷淡态度,也知道自己的 “要价”太高了,于是主动“落价”,通过刁文彪的关系,又一次提出第二次商讨 的建议。杨森觉察到红军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让步,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责成夏炯亲自出面与红军谈判,并给予比较大的“自决权”,以便“便宜行事”。 这时候,夏炯的第五混成旅旅部已经由广安县的戴市镇搬到岳池县公园,在保 证来人安全的前提上,夏炯建议谈判地点就设在岳池县公园内,这样,可以排除一 切外界干扰,让双方畅所欲言,也不受时间的限制。经过刁文彪的往返联络,红军 方面表示同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红四方面军的代表陈昌浩和一个姓黄的随员,化装成商人模 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岳池的时候,已经傍晚。双方立即进入会谈,从晚饭的饭 桌上谈起,一直谈到深夜。二十军的正式代表是夏炯,杜重石为随员。 这一次会谈,双方各各退让一步,只在“配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这一基点 上联合,不求组织系统的联合,因此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双方经过讨价还价, 具体磋商,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两条:一、红军与二十军各不相犯; 二、由红军出兵攻打刘湘部队,由二十军负责军需补给。──这样,表面上杨森与 刘湘并不发生正面冲突,在舆论界、在川人中、在蒋介石面前,都更好说话一些。 这正是夏炯的高明之处,也是这次会谈的成功之处。 这个协议,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并没有形诸文字,没有让杨森和张国焘签字, 只能算是口头的“君子协定”。这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杨森的精细之处。 红军虽然也有了不少据点,但成败未卜,前途难测,如果正式签订协议书,一旦落 进蒋介石或特务分子的手里,对红军也许无所谓,对杨森来说,那可就惨了。 达成协议以后,夏炯立刻调拨军装两千套(包括帽子、鞋袜、毛巾、水壶、皮 腰带在内)、子弹八箱以及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作为礼品赠送给红军。杜重 石也拿出两支德国造二十响快慢机木壳枪来送给陈、黄二人,并说:“这是夏旅座 割爱,特意送给二位作自卫用。”──这种手枪,枪筒比较长,射程比较远,能够 连发,接上木壳,还可以当冲锋枪用,在当时的二十军,要算是最新式的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夏炯和杜重石的这一策略对红军、对抗日来说都是绝对 有利的。尽管杨森的出发点是为了报复刘湘的夙怨,但对当时败退川北的红四方面 军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给予十分有力的支持。 这一年,杜重石只有二十周岁。在别人,大都正在求学,也许还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人心叵测,但他却以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少,正式参与了党政军的活动,在 中国现代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笔,是他人生旅程上很重要的一笔,也是引发 他后来一系列不寻常遭遇的总的导火线。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夏炯的一生既打过共产党,也帮过共产党,解放战争 的后期虽然也投向了解放军,但是竟以莫须有的所谓“叛乱”罪被镇压。在那个极 “左”路线当政、“株连十族”的年代,夏炯的女儿夏文湘被下放新疆。直到“文 革”结束以后,杜重石写信告诉她夏炯当年与红四方面军密谈的事,叫她大胆写信 给徐向前同志。他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司令员,现在能证实此事的,只有他一人了。 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以军办信发字(82)第46号函代为 答复,结论是肯定的。复信全文如下: 石河子红山嘴电厂党委: 你厂夏文湘同志来信,请徐向前同志谈其父夏炯的情况。经徐向前同志回忆: 夏炯与当时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确有此事。同时夏炯还为我红军解决许多医药、军 需物资,对红军帮助很大。 此事当时是张国焘、陈昌浩具体商量决定的,徐向前同志当时在前方打仗,虽 知此事,但详细情况不清楚。 请将此情况转告夏文湘同志。其父夏炯在四川与红军接触的这一段,肯定是办 了好事的,对中国革命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现将夏文湘同志的来信转去,请阅处。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印) 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 杜重石为这不平事,曾写过一篇史料,在1984年6月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 辑》47辑发表。标题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与川军的一次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