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防区安庆城 二十军离沪后,杜重石仍留在上海法租界处理办事处的善后事宜和《前哨》的 停刊事务。1938年元旦,伙同罗青以及办事处的翻译齐卫莲夫妇搭乘意大利海船 “甘姬号”去香港。 齐卫莲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英语、法语都很好,还娶了个法国夫人,中文 名字叫“木林”。齐卫莲到了安庆以后,接受杨森的聘请,当了他的顾问,以后就 一直追随杨森,直到重庆解放。 “甘姬号”停泊在吴淞口外。通过青帮老太爷曹幼珊的协助,将他们一行四人 和一匹大洋马用小火轮送到吴淞口。这匹大洋马,是杨森通过行家向上海跑马厅买 来的赛马,要杜重石给他运到安庆。价格贵贱还在其次,难的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 日子转运这样一头庞然大物,未免太招摇了点儿,会不会遇上麻烦,谁也不敢保险。 马是装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笼里的,先用马车拉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再用力夫抬上小 火轮,就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到了吴淞口,还要用吊车从小火轮上把大木笼子吊 起来放到海轮的甲板上。恰恰这时候日军的巡逻艇开足马力呼啸而来,杜重石等人 正担心会有麻烦,日军见是一只意大利海轮,没加理睬,又呼啸着开走了。 船到香港,一行人转道广州,再坐火车到汉口。这是南京沦陷以后从上海到汉 口的“最佳路线”了。汉口回龙寺有一家川帮商号,与二十军素有来往,以前凡是 二十军营以上军官来汉口,都住在这里。杜重石一行,也援例住进了这家商号。 第二天,罗青带领杜重石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拜望吴玉章和李克农。谈话中 罗青提起杨森要派人到延安访问的事情,吴玉章说:“凡是愿意去延安访问的,我 们都欢迎。何况杨子惠①和朱总司令是好朋友。” -------- ① 子惠──杨森的号。 过了两天,章乃器也从香港来到汉口,罗青和杜重石去看望他。杜重石谈起杨 森有意礼聘罗青去二十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事,章乃器表示完全赞同。当时的总政 治部主任是浙江青田人陈诚,章乃器与他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总角之交。他说: 如果罗青愿意去二十军而又遇到困难,他可以到陈诚那里去说项,以促成此事。 二十军有一只小火轮,来往于汉口、安庆之间,由一三三师副官长汪海铨管理。 杜重石等人在汉口的事务办完,就搭乘这只小火轮到达安庆。 安庆虽然是安徽的省会,但是城市很小,人口也不多,又不通火车,在长江流 域诸省的省会中,算是比较穷的一个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有谣言说日寇的军舰沿江而上,直取安庆来了。安徽省 省主席蒋作宾和党政要员们慌作一团,他们既不与驻守安庆的二十军取得联系共商 联防大计,也不组织民众防御日寇侵犯,而是带头动用各种车辆,满载行李、家眷 连夜奔逃,把省会迁到六安去了。老百姓见当官的逃跑,也跟着逃跑。一两天之内, 安庆市民逃匿一空,家家关门闭户,街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城市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杜重石等人到达安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空城、死城。但是作为军人,没有蒋 介石的命令,二十军不足一旅的人马,依旧死守这座空城,没有后退一步。 罗青见到了杨森,尽管他们还是第一次谋面,却像老朋友似的,并不拘束,也 没有隔阂,谈话十分随便。罗青首先对省主席蒋作宾率领省政府、省党部的大小官 员望风而逃一事大加挞伐。在这种时势下,谴责蒋作宾不要老百姓,等于表扬杨森 坚守阵地,与百姓共患难。他们两个,一个是不愿当面说奉承话,一个是喜闻过而 不喜闻功,因此反倒特别说得来。 杨森虽然是个军人,但酷爱读书,知识面很广,早年就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广安老家的书房里还保留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他与罗青晤谈竟日,所涉问 题很多,很像国共两党的代表在谈判,又像两个学者在争辩,更像两个老朋友在聊 闲天儿。 杨森先从一个谣传说起:“外面有人造谣,说我挖了玉阶①的祖坟。这可真是 天大的笑话!我和玉阶不但没有杀父戮兄之仇,而且还有深交;我更不相信挖祖坟 破风水这些迷信勾当,我怎么会做这些蠢事?谣言出来了,我又不便公开声明,真 叫人哭笑不得!” -------- ① 玉阶──朱德号。 罗青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造谣、挑拨离间,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 他们的职业病。其实,谁也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朱总司令当然更不会相信。” 杨森又说:“我们知道张国焘已经投靠了国民党。这可叫我有些提心吊胆。要 是他把二十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作资本向蒋委员长告密,有许多人要 人头落地,我可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 罗青说:“即便张国焘已经以此为资本向国民党告了密,我看至少目前蒋委员 长还不会发作。现在是国共大合作时期,国内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国际上, 中国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空军已经到中国来支援中国对日作 战。共产党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救国的。蒋委员长讲过:‘艰苦抗战是死中求 生之路。牺牲一切,全国奋起,务达最后胜利之目的。’这说明他有抗战到底的决 心,也说明他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决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蒋 委员长还去翻这些陈年老账,是要失去民心的。” 杨森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步步进逼,我军节节败退,蒋委员长 实际上是在退无可退的窘境中才被迫抗日的。在抗日的口号下面,也还有他自己的 打算。至少在对待中央军与地方军上就不是一视同仁。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减员 一半儿以上,武器、弹药、装备的损失也十分巨大。蒋委员长口头上说要给我们补 给,可是至今没有兑现。” 这时候夏炯插话说:“不提中央军,就是在地方军中间,我们二十军的装备恐 怕也算是最落后的了。可是在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能够坚守阵地,正牌儿的二十 三师却守不住,把陈家行阵地给丢了。司令长官又命令已经伤亡惨重的二十军克日 收复。这可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要不然,二十军也不至于减员一半儿以上!照我 看,中央如果不改从前借红军之手来削弱地方杂牌军的做法、现在如果不清除借东 洋兵来消灭杂牌军的私心,是要误国误民的。” 杨森听夏炯说出了他不便于直说的话,沉吟不语。杜重石是个直性子,干脆把 话挑明了说:“薛岳是指挥上海抗战的司令长官。他明知道二十军已经伤亡惨重, 还下了克日收复二十三师丢失的阵地。好在我们不惜牺牲,总算把阵地夺回来了, 要是我们再来一个全军覆没呢,他薛岳能逃脱调度不当的罪责么?” 杨森听了,摇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薛伯麟①也有他的难言 之隐。上海是南京的门户,上海的存亡,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存亡,所以委员长对 上海保卫战是十分重视的。调哪一支部队布防,让哪一支部队接防,薛伯麟都要及 时向统帅部请示报告,再遵从统帅部的指示发布命令,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如 果二十军在上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有人也许正求之不得呢!” -------- ① 伯麟──薛岳的号。 杜重石还怕罗青听不明白,又来一个画龙点睛:“薛岳名义上是淞沪战区的司 令长官,实际上是传达统帅部命令的传令官!” 罗青也频频点头,很感慨地说:“没有大公无私的抗日友军,抗日救国不过是 一句空话而已。如果有人想利用抗战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能蒙蔽群众 于一时,但最终总要彻底暴露、彻底失败的。” 接着,他们从这个问题谈开去,先从抗日救亡谈到国共合作,又从国共合作谈 到统一战线,再从抗战胜利谈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究竟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最后他们谈起了“党军”的问题,杨森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执政党,有在 野党,各党派根据大选所得票数在议会中占有不同的席位。共产党只要能得到选票, 也可以进入议会。但是任何政党都没有军队。军队只属于国家。不论哪个党执政, 军队都要归国防部指挥。重大的战役,还要经议会多数票通过。只有共产党执政的 国家,第一是党控制了军队,变国军为党军;第二是不许有在野党,更不许有反对 党,谁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拉出去枪毙。比较起来,我觉得在 这一点上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一个政党如果控制了军队,就可以永远执政, 不会有下台的日子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没有反对党的监督,那就是专 制独裁,总有一天要走到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甚至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的道路上去 的。” 罗青说:“中国共产党有军队,这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三大政策所特许的, 是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这一点,确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有所不同。照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政权,消灭了封建割 据的局面,建立了法制,人民也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了,政党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 军队了,党军也就会变为国军的。至于没有反对党执政党就会腐化变质的问题,对 别的政党来说也许可能,对共产党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员都是久经考验 的优秀分子,会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党内又有严厉的纪律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会把个人或集体的点滴错误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 中战胜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很快地发展壮大起 来,就说明共产党是不可能腐化的,也不需要反对党来监督的。” 杨森见罗青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偏激,就不再讨论下去,换了个主题说:“16年 前,我在四川泸州支持恽代英、萧楚女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时候我也去参加 讨论。列宁说:‘革命不能向别国输出,只能靠本国人民的觉悟来实现。’我觉得 这话很有道理。可是斯大林利用他所控制的第三国际,对别国输出革命,说的与做 的,可就不一样了。” 罗青觉得这个问题不便于正面回答,只说:“共产党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共赴国难,对国民党提出的‘四项保证’,就已经对杨将军的问题作了回答了。” 杨森笑笑,紧盯着说:“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 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共 产党对国共合作所表示的诚意。可是共产党办事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1933年 秋天,张国焘与我们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密约,可是他在取得胜利之后就片面毁约, 向我们突然袭击。我们还是要吸取张国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教训的。” 罗青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张国焘的极左做法,确实给共产党带来了极 大的危害。好在张国焘的问题发现得早,在党内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清算。现在共产 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条件都不同了。党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核心,经过 整风,改正了以往的一系列错误,认真贯彻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 道是‘百闻不如一见’,杨将军要是还不相信,可以派人到延安去看看嘛。” 杨森想起夏炯再三提过要派杜重石到延安去考察的事情,就表示欣然同意,诚 恳地说:“对,对。我们是应该和延安直接沟通,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按 说,派夏炯去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和陈昌浩也算是老相识了。可他是现役军人,二 十军的将领,目标太大,也离不开。我的意思,是派杜秘书到延安去留学,也代表 我去看望玉阶,向他请教二十军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策略。请罗先 生促成此行。” 罗青表示此事由他负责向延安方面联系。当天的长谈,就此结束。 4 月中旬,《大公报》、《新闻报》记者范长江、陆诒从鲁南台儿庄采访战地 新闻归来,路过安庆。范[ 土延] 生与范长江是叔侄关系,就与夏炯一起代表杨森 设宴欢迎他们,并把还留在安庆未及撤退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社会法团负责人请来, 听他们介绍台儿庄大捷的战地实况。 范长江和陆诒两人详细介绍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汤恩伯、关麟徵、 孙连仲等部四十万精锐,发动民众,于四月初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 儿庄,并在台儿庄与日军矾谷师团血战四昼夜,歼敌两万,取得辉煌胜利的经过, 还特别强调了“军民协同作战”的成效。他们讲到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师长池峰城 率领守军浴血奋战,把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附近,李宗仁方才能够调集大量兵力, 包围日军,形成内外夹攻的形势,取得了声振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而池峰城部队之 所以能够坚守阵地达半个月之久,主要就是靠老百姓的支持。战斗结束以后,池峰 城指着一个老妇人的尸体对记者说:“她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把日军的动向报告给 我,后来被日军发现,就把她炸死了。” 他们俩的战地通信写得好,讲话也有声有色,听者如临其境。他们讲完了,夏 炯很感慨地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临近前线的乡镇长全都跑光了,老百姓大都 跟着逃难,剩下的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再不然就是一些痞子游民,留下来只想趁 机发国难财,‘军民协同作战’的话,根本无从谈起。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在这方 面多作宣传,要求乡镇保甲长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真正做到军民合作,共同对敌。” 杜重石也接着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后来又掩护军民西撤,如果没有共产 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要完成那样大规模的救护、 支前和协助军民转移的任务,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听说很受安庆市民欢迎的抗日 救亡演剧队,只因为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就被安庆市的治安机关 禁止活动了。像《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很受市民欢迎,居然以‘搅乱市 容’为由,也不许演出。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脆弱性和潜在的危机。希 望今后一切从抗战救亡、共赴国难的大局出发,不再出现影响国共合作的不祥之兆。” 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大都不是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儿,可是杜重石这样说话,也 还是够胆大的。那一年他刚25岁,少年气盛,说话鲁莽,也在所难免。 范长江、陆诒离开安庆以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封锁线外的安 庆》的文章,报导了安徽省政府迁到六安以后,安庆军民的合作抗日气氛,特别提 到二十军官兵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正在掀起一股学习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热潮,早晚点名的时候,都要集体诵读。 实际上,二十军官兵学的,是经过夏炯、范[ 土延] 生改造过的“四大纪律十 四项注意”:四大纪律是:一、英勇抗战;二、服从长官命令;三、不要人民东西; 四、坚固军队团体。十四项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客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 整洁驻地;买卖公平;借物还原;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 己洗衣;负伤交枪;负伤守纪。 不久,杨森升任第六军团长,原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铭却忽然不辞而别,桌 上留下一封信,大骂二十军诸将领,还指斥杨森的许多不是之处。大家对张铭的飞 扬跋扈本来就很不满意,这一下都来劝说杨森聘请罗青出任政治部主任。夏炯说: “看张铭那架势,一定是到‘金殿’‘告御状’去了。既然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 义,老令公①也应该向中央反映反映他张铭在二十军的所作所为。咱们这时候推荐 罗青,也正是机会。” -------- ① 老令公──指杨森。二十军的军官大都是杨森的子侄辈,实际上是一支 “杨家军”,军中多以《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来称呼杨森。 第二天,杨森正要让杜重石起草报告,不料汉口总政治部发来电报:已派员接 张职务。罗青也同时接到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主任朱蕴山 联名从六安发来的电报:已推荐罗青任省动员委员会总干事,速来六安。 既然一方有了补缺,一方又有了高就,留罗青在二十军的事,也就无法再提了。 各省的“动员委员会”,本来是发动民众开展抗战救亡工作的群众机构,但是 安徽省的动员委员会却由原省党部的那些官僚组成,没有群众参加;除了在省党部 门口加挂了一块牌子之外,更没有做任何工作。当时的安徽省省长蒋作宾已经被免 职,由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省长。他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动员委员会”很不满 意。为此特地请同盟会老会员朱蕴山先生出来加以改组。朱蕴山先生是很器重罗青 的,就把罗青给请走了。 罗青在临走之前,又跟杨森就派遣杜重石去延安的事宜进行了磋商,说定了一 切由罗青负责联系,一有眉目,即请杜重石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