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偏见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之前,著名戏剧电影工作者袁牧之 到达延安。 袁牧之是浙江宁波人,30年代初他才20多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 进步戏剧活动:主演话剧《怒吼吧!中国》。25岁又主演了电影《桃李劫》,28岁 编导了电影《马路天使》,年纪轻轻的就在影剧界享有盛誉。1938年初秋,他在汉 口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到延安来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时候, 他也还只有29岁。 袁牧之到延安,还带来一个话剧团,那时候通称“救亡演剧队”,给抗大学员 演出了一场话剧,内容当然是宣传抗日的。剧中前一幕表现的是八路军将士浴血奋 战,紧接着下一幕幕启,是几个国民党官员在一间漂亮舒适的客厅里打麻将。谈笑 风生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这几个官员慌慌张张地跑下台去,躲进了防空洞。灯 光暗转,警报解除,那几个官员重又上台,各归原座继续打麻将。其中一位一边洗 牌一边说:“咱们继续抗战嘛!”其余三位和另一位悠闲地吸着雪茄、站在一旁看 打牌的人都同声附和:“对,对!咱们继续抗战,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哈 哈……哈哈……” 这种为宣传抗战而临时编写的小话剧,特点是故事简单,手法明快,要让工农 兵群众一看就懂,并不太讲究艺术性、技巧性,只是在人物、场景上比活报剧、街 头剧稍为复杂些。这出戏的主题,无非是通过舞台形象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军 队如何积极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如何消极抗战。如此而已。当时解放区各演剧队的 戏,大都这样编,这样演,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那时候国共双方都从政治偏 见出发,互相攻击,延安宣传口定下的框框儿,就是“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消 极抗日”,新闻、文学、艺术等等,都以这个调调儿为标准。解放区的人不知道国 民党也抗日,就和国统区的人不知道共产党也抗日是一个样儿。这个调调儿唱了将 近半个世纪,到后来愈演愈烈,谁要是在讲话中、文章中提到国民党部队也抗日, 轻则受批判,重则戴上各种各样无形的帽子,被划为这个派、那个分子,送去劳改。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提倡实事求是,方才重新评价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的功 绩,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但是杜重石却与众不同。第一他是学过戏剧的,懂得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觉 得这样表现抗战、宣传抗战,不但大方向不对,格调也太低了点儿;第二他刚从国 统区来,正好知道国共双方军队抗战的真实情况:当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挺进冀 鲁豫平原,连克不少县城,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完全是事实。而在后方的国 民党官员中,有许多人“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旧浑浑噩噩地过着花天酒 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是事实。由于国共两党成员的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的党 员、官员,从政治素质到个人修养以及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宏观的眼光看, 都不及共产党,更是事实。如果没有日寇的侵略,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就是国民党, 要通过各种斗争形式打倒国民党,要从国民党的手中夺取政权,宣传工作中揭露甚 至夸大敌对一方的缺点、错误、罪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问题是:当前的政治 现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国民党不但不是至少暂时不是敌人, 而且还是朋友,中央军则是友军。在政治上的态度,应该联合友军共同对敌;在电 影、戏剧等艺术中的态度,应该多表现友军中积极的一面,多表现敌军凶残的一面, 这才是正确的。否则,不但不符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当时抗 日战场上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在台儿庄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 再退一步说,杨森亲率二十军到上海抗战,战斗激烈,将士们前赴后继,为国捐躯, 整整一个军,大都壮烈牺牲,所剩还不到一个旅,这是杜重石亲眼所见的,总不会 假。应该说,在抗日战场上,既洒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血,也躺有国民党官兵的尸 体。作为文艺尖兵的“救亡演剧队”,演出的又是宣传抗日的话剧,在褒贬对比上 如此偏颇,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不利于国共合作,也不利于团结抗日。大敌当前, 如果不一致对敌,而是继续互相攻击,总是要抵消力量的。因为从微观出发,共产 党员中无组织、无纪律、为非作歹的人也不是没有。国民党的宣传部门也可以编些 戏出来到处去演。但是当时国统区的“政工队”并没有这样做。对比起来,共产党 的气度难道还不如国民党? 杜重石跟袁牧之不熟,不便于直接找他提这些意见。正好潘汉年当时来延安向 延安各界人士作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联还击以后的国 内外军事政治形势报告。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活动,杜重石跟他也有一面之交,就跑 到他那里去谈了自己对此剧的看法,希望他转告袁牧之。 杜重石的这些观点,如果推迟到1957年发表,肯定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无疑。 因为这是“把立场站到了国民党一面,帮敌人说话”了。不过那时候的人们至少潘 汉年还没有这样“左”,倒是同意杜重石的看法,说过“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巩固,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这些情节和台词,是应该注意一下”这样的 话。至于他是否把这一意见转告袁牧之或党中央负责宣传口的同志,就不知道了。 从这件事情上看,潘汉年的政治思想某些方面与杜重石是相通的,这就难怪解 放以后他比杜重石更早进监狱了。 与杜重石同车到达延安的四川青年,姓李名俊明①,进抗大后,编在三大队三 中队,而且被选为救亡室的文化干事。两人因有这段“同车之谊”,关系似乎比别 人要近一些。杜重石跟他谈起对袁剧的一些问题,李俊明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 ① 李俊明──四川温江人。抗大毕业后,接受任务回四川搞统战工作,在刘 树成师长处当副官。现健在,住成都君平街117 号四幢2 号。 那时候,日本统治者正在日本本土开展一个愚弄日本人民的“千人缝”迷信运 动:用一块印有太阳旗的布,把一张写有“吉祥如意、避灾得福”字样的纸条包起 来,然后发动老百姓来缝,每人在每个布包上缝一针,每个布包要经过一千个人的 手,称为“千人缝”。他们宣扬:把这种“千人缝”布包给侵华日军士兵挂在脖子 上,就能够逢凶化吉,避免血光之灾。 杜重石搜集到这一题材之后,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祖国》,主 题是描写日韩两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携手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 华战争。剧情是:日本退伍军人协会会长小川太郎,眼见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台儿 庄惨遭失败,朝野上下对“数月亡华论”逐渐失去了信心。为了鼓舞侵华日军的士 气,继续蒙骗人民,小川太郎在国内发起“千人缝”的迷信运动。小川的秘书金咏 芳子,是个韩国的革命志士,也是日本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的负责人之一。她年轻美貌,勇敢机智,利用小川太郎对她的觊觎之心,虚迎实拒, 若即若离,终于取得了小川一方面企图以“千人缝”的迷信举动来迷惑日本人民, 一方面大肆敛财肥私的证据,又巧妙地设法把这一消息流传到日本社会,激起人民 的公愤,纷纷指责。小川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自杀。 杜重石之所以要写这一剧本,旨在说明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日韩人民,虽然 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为反对侵略战争,尚且不避艰险,一心一意,携手并肩 地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同为中华民族的两个抗日政党,更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 难。同时也是用对比的手法,批评袁牧之的剧本不应该在舞台上贬低友军的形象, 妨碍团结。 杜重石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去给李俊明看,他不但十分欣赏,而且十分卖力地在 三中队排练,准备上演。剧中需要两个女演员,他就到五中队──女生队去请:一 个叫孔贞的河南姑娘出演小川夫人,另一个就是同车来延安的印尼华侨之一。 《祖国》终于在三大队演出,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在抗大做政工工作 的熊复看了演出以后,对杜重石说:“演出效果还不错。可以把剧本油印出来,交 其他大队上演。戏里面的小川太郎是个军国主义者,以自杀告终,好像不大可能。 不过我也没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杜重石说:“我安排小川太郎自杀作为剧本的结 束,一方面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方面也是借此象征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 战争,等于自杀,必将以失败告终。” 《祖国》的演出,使杜重石在抗大成了知名之士,大出风头。正好那时候抗大 成立同学会,经全校同学投票,白丁被选为主席,杜重石被选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