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杜重石成为特别党员以后不久,金城通知他毛主席要再次接见他。他已经是特 别党员,由金城陪同,先去晋谒组织部部长陈云。陈云的住所是窑洞,门前有一长 条空地,看样子已经用锄松过土,浇了水,准备种什么农作物。从这可以看出,共 产党不论什么层次干部,都要以身作则,从事生产,开荒自给。连陈云这样的中央 级部长名额不例外。 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出身,相貌清秀,和蔼可亲,说话语音偏低,但是彬 彬有礼,很有风度。他告诉杜重石:组织部决定让他回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具体 出发日期听候通知。 接着陈云跟他谈了许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他说:“在国统区做统 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就是实行既要统一、又要独立的原则, 采取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独立,指的是思想上、政治上、 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句话:抗日统 一战线,是要把敌对的或消极力量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加强抗日的力量,而不 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向敌对或消极力量妥协,削弱了抗日力量。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 也和上战场作战一样,还要懂得战术,要给自己找掩蔽体和保护色,还要善于利用 国民党顽固派冠冕堂皇装点抗战门面的话,来实现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 政治主张。”并阐述了抗战救亡必须坚持持久战,批判了当时人们头脑中最普遍的 速战速决和悲观失望两种错误的观点。 陈云谈话的低声语调,有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亲近的吸引力。 杜重石问:“我在国统区工作,怎么跟党组织联络呢?” 陈云答:“必要的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又说:“朱总司令到延安后, 会接见你的。” 随后又由金城陪同,再晋见毛主席,请示工作。 杜重石这时候已经是特别党员,对主席谈话,连姓氏也不用,只称“主席”。 有时候,还偶有在延安根本听不见的、国民党官员对上级的习惯尊称:“主座”。 杜重石心情轻松愉快,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像尊师重道的 学生一样,屏息静气地恭聆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关于利用各种关系广开门路,他想 起四川的袍哥,就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布城乡,有的还拥有武装,与川康军队浑 然一体。请问主席,能否作为统战对象?” 毛主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加以团结,争取到 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9 月29日至11月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 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经验与错误。陈云说的最近朱总从前方回延安来了,就是 开的这个会。会议结束以后,朱总给抗大、鲁艺学员及各界人士作了一场当前军事、 政治形势报告,也就是传达会议精神、贯彻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这次报告会上,杜重石详细听取了朱总传达的会议精神,主要是克服右倾错 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 共产党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党内就出现了右倾的错误:有的在 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有的在接受改编中对国民党的反共阴 谋丧失了警惕性,以致上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缴了械;有的过份相信国民党,在国 统区把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有的军队领导干部以接受国民党的军衔为荣,甚至不 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的人眼看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根据地进行破坏不敢斗争,等 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起,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 月10日召开了专门 会议,讨论中国抗战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 线”的经验,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 “新政策”,他在12月9 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 对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 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 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作用,幻想通过国民 党的军队速战速决。并且申明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达武汉,在武汉大学作了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对 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对国民党作了种种让步。一直到1938年 2月27 日至3 月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 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 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 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其实,所谓“统一武 装”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是绝不会这样办的;而所谓 “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等,只不过自己束缚了自 己的手脚而已。 王明以前是“左”倾势力的代表,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 中间势力的必要性。由于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 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王明又把共产国际的指 示神圣化并加以发挥,于是又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 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终于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 路线,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终于在党内从根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 误路线。 通过这次传达,使杜重石更进一步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困 难性,也更进一步坚定了到国统区去做这一神圣工作的信心。 传达报告刚刚散会,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通知杜重石说:朱总司令要见他。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杜重石到延安已经半年多,他的任务本来是代表杨森来向 朱总请教并参观访问的,但是这个愿望提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安排。如今他入 了党,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是这一任务还没完成。上次毛主席和陈云接见,已经再 次提出,陈云答复是在他离开延安之前一定安排。如今朱总主动找他来了,可见他 离开延安的时间也不远了。 杜重石在休息室见到了朱总。由于是初冬,天气晴朗,加上他刚才做报告提起 了精神,可能感到热,所以披着新棉衣,没扣扣子,一副憨厚朴实随便的神态,全 没有总司令会见下属的架子。 杜重石想借多叙述一些杨森与他的旧谊来引起他的回忆与好感,所以见到朱总 以后,竟喋喋不休地从他们两人在云南护国军中同过事;朱德去德国留学,杨森曾 为他饯行;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以后,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协助杨森反英斗 争;北伐时朱德还当过杨森的党代表;接着又说了二十军奉命在上海抗战,几乎全 军覆没,还受到中央军的歧视,等等。 朱总一直等杜重石把话说完以后,这才笑笑说:“杨子惠的这些往事,我都晓 得的。中央军歧视地方军,当然要不得。可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应该服从抗日救国 这个大局。讲清误会,消除隔阂,互相谅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得到合情合理 的解决。我们八路军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待人的。一切都要从团结抗日出发嘛。我们 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抗战的,速战速决、悲观失望都不对。一定要坚持持久 战。抗大已经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作为军事学教材发给你们,你应该把这本书 介绍给子惠看一看。” 杜重石答应了一声,朱总接着说:“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战根据地,开 展游击战,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翻筋斗。肚皮里不太平,是削弱敌人在国 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力。这种配合起来在敌人前后方同时打击敌人的打法,是战 胜敌人的好办法。子惠派你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了解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 展游击区,和敌人打游击战,好得很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打击敌人。张学良 的东北军就派来不少军官在抗大学习,我们把他们编成一个独立中队。他们学习了 《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据说收获很大呀。不过,无论什么军队, 也不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要严格军风纪,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群 众基础,情报不灵,怎么能打游击战呢?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做得很好,所以八路军随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才会对八路军像亲人 一样。” 朱总说到这里,杜重石插话说:“二十军也很重视军风纪的。由于部队统属系 统上的原因,不好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照搬,夏炯他们到了安庆以后, 就把‘三大纪律’改为‘四大纪律’,把‘八项注意’改为‘十四项注意’了。” 说到这里,杜重石把二十军的律条一一背了一遍。朱总听了,笑着说:“二十 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八路军还多些,我还应该向子惠学习呢!” 杜重石接着说起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的祖坟,由于政治处境的原因,杨森 又不便公开辟谣,感到很为难的时候,朱总说:“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耍的挑拨 离间伎俩,哪个相信这些鬼话,哪个就要中计上当。” 俩人又深谈了一番关于如何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事情,最后朱总说: “前线军事很忙,我就要去前线;你也即将回二十军,再找你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 你到国统区去开展统战工作,切记要坚持党的原则,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能迁就, 一迁就就要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说到这里,他从棉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 递给杜重石说:“这封信请你带给子惠兄。他是我多年好友。他爱国、反帝,民族 意识很强,这都是很好的。只是什么都在个人权利上打圈子,就不作兴了。” 谈话就到此结束。杜重石拿出笔记本儿来,请朱总题字留念。朱总用钢笔写了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朱总致杨森的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并不封口。杜重石离开延安的时候, 为防途中发生意外需要销毁,所以反复诵读,铭记在心。信共两页,首页是: 子惠吾兄大鉴: 别久念深,由杜平先生处得悉吾兄近况,甚为欣慰。 国府公布的国共合作基本纲领,谅早为兄洞悉。我党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 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盖抗日救亡,首在国共合作,全民团 结。民族解放,必须坚持抗战,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全赖 于此…… 这封信,杜重石安全带到了成都。1940年春,杨森的顾问齐卫莲从湖南前线因 公到成都,杜重石把此信交他转给了杨森。 过了1939年元旦,杜重石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先到西安。然后通过陕西省军 邮局负责人林卓午的关系,搭邮车平安到达成都。 到达西安的时候,恰逢“宣侠父失踪”事件发生,对杜重石的震动很大。他是 黄埔一期毕业的,与胡宗南同学,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竟在国共合作期间 下令军统特务将他绑架,而且制造了“失踪”的假象。杜重石去延安之前,路经汉 口和西安的时候,曾和他两次见面,对他针砭时弊的见解十分佩服。这种政治迫害, 一方面说明国民党顽固派的不顾大局坚持反共,一方面也说明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 平坦。此去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险夷难卜。想到自己已经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又振作起来,不论前途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决不动摇 为党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