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 1940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镇压, 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心里明白,袍哥 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好请与川康 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社长陈静珊去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 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 张群兼理川政以后,继续执行对邓、潘、刘三人的分化政策,只是对刘文辉的 打击稍有放松,改为孤立。但是通过广汉事件,张群明白地看到:袍哥组织与川康 军人是浑然一体的。要削弱川康军人力量,首先必须削弱袍哥的力量。于是张群以 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发布禁令:“查袍哥份子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 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薮。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集会结社, 违者严惩不贷。” 这样的禁令,明眼人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张群的矛头所向,其实是川康军人。 因此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川康军人,不甘示弱,下决心要与张群较量一番,见个高低。 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由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 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自任总社社长,同时举行声 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早在杜重石成立“蜀德社”的时候,就打算把彭光汉拉进来的。杜桴生的意思 是:把潘文华的两个师长拉进一个社里,好像不太妥当,再说,让谁当正社长,也 不大好安排,因此也曾经与彭光汉商量过,请他再另立一个山头,以壮大声势。彭 光汉的准备工作刚刚做好,还没开堂,正赶上张群的禁令公布,于是他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来个顶风行船,逆水行舟,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张群既然下决心要削弱川康军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胆怯,何况还有蒋介石做 他的后台戳杆儿。于是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领保安警察大队到华瀛 舞台去镇压,以表示他禁止袍哥活动的决心,也显示一下他这个中央大员兼理川政 的威风。 方超字仲文,本是杨森的部属,杜重石到成都以后,还曾被他聘为该局的“设 计委员”和事务主任。他带领一批保安警察去执行张群的命令,但是一路上凡是通 往华瀛舞台的通道,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一六四师部队把守,不许保警大 队通过。 方超自以为是奉命办事,绝不买账,非过不可;守军得到师长的严命,不论秧 子,绝不放行。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动起武来,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得到便宜, 连方局长也受了伤。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是一六四师的副师长,绝不会站在张群 一边替方超说话。 张群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 为由,各打40大板,严词训斥了一顿,即不了了之。 这场斗争,方超吃了点儿小亏,彭光汉则扬眉吐气,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杜重石即召集蜀德社的大学生“新酒” 们开会,讨论进一步对付张群的办法。因为袍哥的公开活动一旦被取缔,利用 这个掩体和保护色进行统战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坚守这个阵地。杜重石认 为: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白区内生存下去,是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军阀 混战和蒋介石与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如果蒋介石的手下全是清 一色的亲信,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思想行动完全一致,上下同心,令出必行,红色 政权的存在就十分困难,甚至不大可能。 同样道理,现在四川的军政之间,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袍 哥组织正好利用这一矛盾,也在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经过讨论,多数大 学生认为杜重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可行的。 根据这一观点,杜重石等人搜集资料,写了一篇有关袍哥的历史及在各个历史 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文章,公开地发表在复兴社主办的刊物《快报》上。 《快报》的主办人史伯英,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1931年,他在广安的二十军 当过党务特派员。杜重石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政学系与复兴社因 争权夺利而面和心不和,矛盾很深。于是这篇本来很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 就在这样的“夹缝”中破土而出了。文章主要说: 袍哥的正名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天地会” 又名“三点会”、“三合会”,本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属于帮会之一,应 该是社会团体性质。因为会众宣扬“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最通行的名称是 “天地会”。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对内也称为 “洪门”,讹传为“红门”。相传是郑成功于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最初在台湾 开山设堂,以后从福建沿海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两广地区,并形成小刀会、 红钱会、哥老会等支派。哥老会的创始人为方大洪,他从台湾潜回大陆,带来开山 设堂的规章《海底》,并在雅安组织了第一个哥老会组织“汉流”。哥老会的会众 对首领称为“大哥”或“大爷”,相互称“袍哥”,含有“袍泽”的意思。“哥老 会”的早期宗旨也是“反清复明”,会众大都是农民、手工业工人、退伍军人、游 民、小地主等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哥老会曾经领导过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和反洋 教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在南洋及美洲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致公堂”发展创建为 “兴中会”。此后,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即以“兴中会”名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 士进行革命活动。 同一时期,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 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兴中会”、“华兴会” 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4 月“黄花岗” 之役, “洪门”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帮会团体不论在反清复明或辛亥革命前后,对复兴民族、捍卫民族利益、 对国民党的贡献,都为其他社团所不及。这在国民党党史文献中都是有据可查的。 如杨虎(啸天)所著《革命缀言》一书中说:“昔日总理在初期革命时代,曾运用 ‘三合会’、‘致公堂’志士仁人之献身党国者,更前仆后继。武汉政府时代,余 屡随总裁往返武汉,而余负有总裁安全之责,然卒安然无事者,得力于当地帮会之 助者实多。” 又如蒋鼎黻所著《军政领袖蒋介石》一书中说:“主席早在第二期革命,竟用 了比帮会份子更复杂的一般暴汉、无赖、贱民的集合,锻炼成一个足以自豪的军队……” 根据以上所叙,足证当今之执政者,以袍哥份子复杂、违法犯科为理由而禁止 其活动,实属似是而非,因噎废食之论。盖违法者绳之以法,犯科者惩之以纪,实 为当事人应负之责,不应涉及袍哥社团之整体。猷之于政府机关有违法渎职之官吏, 即令其机关停止运行一样,为识者所不取。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但深得袍哥界的赞许和拥护,在非袍哥的读者中,也引 起了良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