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历史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究竟是对还是错。 有人竭其一生为之奋斗而写的悲壮的历史,往往是集九州七十二县铁所铸的一个大 错。 因此,列宁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邓小平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毛泽东以 为“文化大革命”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都是附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都不奇怪。 所以,历史必须由后人来评价。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杜重石是三十年代末入党的党员。四十年代初,他在四川白区做统战工作。统 战工作的基础,是宣传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 但是共产党员也是凡胎肉体,并 不是神,更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因此共产党员并不能超越历史,也会犯错误。 这样的认识,在今天已经是常识,尽人皆知。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由斯大林所 崇尚、所推行的“个人迷信”,几乎在全世界盛行。由个人迷信所引发的独断专行 与政治陷害,葬送了一大批忠诚的党的干部,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了歧途。 在那个年代,只要说苏联半个不好、共产党半个不是,即为反苏反共。杜重石 既然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亦即宣传工作,对反苏反共的言论、特别是敌对营垒中人别 有用心的造谣中伤,当然是要加以反驳并回击的。当时他手中还没有报刊之类的宣 传工具,只能通过袍哥组织发动“新酒”们用“摆龙门阵”的形式来“据理力争”。 真理应该是越辩越明的,但是他也和任何凡人一样,不能超越历史。关于“抗 战”这个主题,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是绝对真理,他感到理由充足,据理力争, 自然言之凿凿,也能令人信服;而在“反苏反共”这个主题面前,特别是关于斯大 林的所作所为,因为超越了他的认识水平,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连他自己也难辨 是非,只能人云亦云,反驳得当然也就缺乏力道。 第一节 政治大论战 1941年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 党基》为题发表讲话,对“抗战到底”作了明白的解释: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 的状态”。这等于是蒋介石公开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放弃东三省,而且承认“满洲 国”。 蒋介石不但违背了“抗战到底”是“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民意,而且 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防共反共委员会”,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时还大 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信条。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因此,他的讲话国际上就认为 是“代表民意”的,所起的作用,更加恶劣。 日本方面的报纸《上海导报》立即发表题为《评论中国官员谈话》的文章,说 出了蒋介石没有公开说出来的话:“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 的前途,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讨共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提 出的条件而讲和了。” 1940年9 月,日本首相近卫文[ 上麻下吕]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 尼签订了《德意日军事同盟》:日本同意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欧洲新秩序”; 德国、意大利同意日本在东亚建立“东亚新秩序”。这等于说:德国和意大利都承 认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 1941年1 月,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举世 震惊;而日本“同盟社”则立即发出新闻评论,大加赞扬:“蒋介石盲目抗战,几 年来只做了一件好事:围剿共军。”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接见爱国华侨的时候,还公开说:“外国有许多值得中国 学习的经验。要对外取得胜利,首先要清除国内的反对党。”蒋介石在国共合作联 合抗日的时期继续反共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 杜重石的姑妈有个侄子叫谈云章,是重庆市刑警处处长,为人倒是挺讲义气的。 为了从他那里多得到一些情报,也为了给自己找一把保护伞,杜重石把他拉到“蜀 德社”来当个“大爷”。他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掌握的“内幕新闻”多,青年人 往往喜欢到他那里去摸底。而他有意无意地透露的消息,大家也都比较相信。“皖 南事变”发生以后,他说:“共产党宣传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实际上是游而不击, 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抗战为名,扩大红军的力量,为他日取得政权打基础。抗战一 开始,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作战方针。 随后八路军去晋北抗战,毛泽东发密电给彭德怀,提出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 抗战的行动方针,还要求每天行军不要超过25里,把抗日主战场让给国民党部队, 尽量保持自己的实力。毛泽东的这些电报,都被侍从室的密电机关所侦收。蒋介石 要消灭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并不真诚合作抗日,是事出有因的。”他的话,很快 传遍了重庆、成都。 再过三四个月,即1941年4 月, 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而 当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国际上真正支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如今苏联竟与日 本签订这样的协定,岂不是不再帮助中国了吗? 以上的国内外政治动态,在当时的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思想。杜重石觉得: 不赶紧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开展抗日宣传、做好统战工作都是不利的。八九月间, 经与杜桴生商量,决定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发给蜀德社中政治上比 较可靠的青年军官和大学生们传阅,并通过他们逐渐扩散到群众中去。同时对他们 说:“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行民主政治, 还政于民,谁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领袖。要实现民主政治,就要遵循中山先生三大 政策的三民主义,让中国人民手中有权。” 杜重石巧妙地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又以“拥护蒋委员长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 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口号进行宣传,使得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两个袍哥团体内的 特务分子、青帮门徒们,既无法从政治上找借口,也无法找茬儿捣乱,从而达到中 共提出来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政 治主张。 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狂飙》月刊主编姜蕴刚,标 榜的虽然是“民主党派”,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鼻子眼儿通气的。他经常在自己 的刊物上发表“评论国是”的政论性文章,还在上课的时候信口开河地贩卖他的观 点: “常听自以为进步的人说: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抗战的,只有一个苏联。现在 怎么样?苏联竟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了;他们的交换条件是:日本政府承 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政府承认满洲国。这样一来,日本人就可以免除来自北方 的威胁,就可以放手侵略中国了。眼前的事,已经彻底撕开了俄国人帮助中国抗日 的实质是红色渗透的面具;在历史上,还可以指出俄国人一向是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向全世界宣布:沙皇时代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一律作废;以后又促成了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希望中国也建成像俄国那样的革命军队。大家都认 为:中国有了俄国人的无私援助,从此就会富强起来,不再遭受外人的欺负,这是 多么振奋人心的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一样年轻,天真无邪,只相信口号,不看 行动。其实,俄国人说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 并无实际行动。不仅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一带的大 片中国土地,都没有归还中国,而且还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把我国的外蒙古拉 进了俄国人的怀抱,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俄国人是从来 不讲信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在俄国人甜言 蜜语、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果炎黄五大民族都打出 ‘民族自决’的幌子来,那么青海、甘肃、西藏都可以自立为国了。推而广之,连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傀儡‘满洲国’,也是合法的‘民族自决’了。实际 上,这是新列强喊着愚弄人民、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口号,来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重新 瓜分。……” 由于中国青年党是不执政的第三党,姜蕴刚所谈的问题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 题,而且他的所引所据,又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经过他这样一引申,一分析,就 更加能够被青年们所信服、所接受了。因此,姜蕴刚的政治见解,很能迷惑一些人, 影响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 杨森的九姨太蔡文娜,当时正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由于她是贵州省主席、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夫人,她在学校中的一言一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1932 年杜重石到二十军当军部秘书的时候,蔡文娜虽然已经成了杨森的姨太太,却只有 15岁,还在广安中学读书;如今9 年过去,她年龄增长了, 思想也成熟了。蔡文 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还是她比较信服、比较崇拜的一位。于是杜重石就利用这 一重关系,首先做通了蔡文娜的思想工作,然后让她在学校里发表与姜蕴刚针锋相 对的政治见解: “姜老师在《狂飙》上发表的国是评论,上课的时候又加以引申发挥,结果引 起了同学们的思想混乱。姜老师说:‘中国版图的地形,是一张秋海棠的叶子。外 蒙古被俄国人拉过去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学们是热血沸腾的、有 良知的爱国青年,能忍心看着这张秋海棠叶子任凭俄国人、日本人撕碎吗?有的人 还高喊”工人无祖国“,要忠实于国际主义,在各地推行苏维埃。汪精卫就是抓住 了这些把柄,鱼目混珠地以反苏反共来掩饰他媚日投降的卖国行径。日俄两国都与 中国相毗邻,中国受他们的欺凌也最重。’ “古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 应该的。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抗日了吗?但是国共两党是怎么合作的,同学们也应该 知道一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引发,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 留学国外或者通晓外国政治学说的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国共两党内部都存在着 不同的派系,意见并不统一,弄得怀有一腔热血但又缺少识别能力的爱国青年们眼 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比同学们略大几岁,经过的事情也多一些,那些娓娓动听、 颇能感人的话也听得多一些。所以对那些一贯以说好听的话为职业、而做的往往又 是误国误民的坏事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识别力。照我看,抗日救国,只有‘内除 国贼、外抗强权’,才能取得胜利。像汪精卫那样卖国媚外、制造内乱的败类要是 不除,怎么能够外抗强敌呢? “现在最时髦的学说,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这是舶来品,我没有研究过, 更谈不上信不信。舶来品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坏,主要要看是否适合于中国国 情。至于三民主义,就是在国民党的显要人物中,真正有研究的人也不多。只有陈 立夫的《唯生论》,还有些成果。北伐前后,国共第一次合作,两党内部的上层人 物中,意见也有分歧。主张不一,造成了内部磨擦和外部斗争,两党下层党员不明 底细,出于爱国,都有参加对方组织的。结果这些下层党员大都莫名其妙地左右挨 整,甚至还有丢了性命的。这真是中国党争政治中的一大悲剧。” 蔡文娜说完之后,有的同学说:“姜老师说的话,有些还是对的。至少苏联现 在不应该同日本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定》。” 蔡文娜根据杜重石的话进行解释:“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 联预见到希特勒有挥师东进的危险。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为防止再次发生吉林省 中苏交界处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这是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 宣战,要看形势发展。因为他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坚持抗战到底, 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战要靠 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站起 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 蔡文娜的话,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