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义周刊》的诞生 1944年9 月,原参政员临时性结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正式成立了“中国 民主同盟”。杜桴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国共合作已经成为过去,党员身份 绝对不宜暴露。为了便于今后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民主活动和统战工作,以民主人 士的身份出现更为合适。宣传工作,也以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更为有效。因此,杜 重石经沈志远(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委员)和范朴斋(民盟中央委员、成都市 分部主任)介绍,加入了民盟,并积极筹办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 在当时,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需要有一 个创办团体的名义,还要许多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当然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以 民盟的名义办,第一目标太明显,政治性太强,容易被特务机关所注意,再说,杜 重石刚刚参加民盟,要以民盟为背景创办一个杂志,资历和声望也都还不够。因此, 他决定以袍哥这个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以川康军人为背景。发起人和资金问题,倒是 比较容易解决的。 沈志远和杜桴生建议:既然刊物以川康军人为背景,最好请深得川康军人拥戴 的革命前辈张澜带头作发起人,下面的事情,就好做多了。 那时候张老住在成都南门外诸葛亮衣冠冢附近黄瑾怀新建的私邸“怀远山庄” 内。杜重石专诚前去拜访,张澜老先生欣然接待。杜重石先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到 延安访问的经过,然后谈到接受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委派他来成都,组织 袍哥团体“蜀德社”,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川康军政人员中做统一战线工 作;最后说起国内政治气候的转变,“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统战口号已经不再 适用,必须转到“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新目标上去。为了进行宣 传,十分迫切需要一份刊物。现在打算以袍哥社团为背景,申请创办一家《大义周 刊》,特请张老领衔当发起人。等等。 张老听了,十分爽快地说:“你们要办刊物争取和平民主,我完全赞成。要我 当发起人,没有问题。用袍哥社团作背景,这个主意要得。当年在‘四川保路同志 会’闹革命时期,袍哥就起过很大的作用嘛!那时候尹昌衡杀了清王朝四川总督赵 尔丰,推翻了满清的四川政权,做了都督,成立袍哥团体‘大汉公’,他自己就做 ‘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可以说袍哥团体是历来就有革命性的嘛。……不过,国民 党的报刊审查机关,对于新办刊物,审查控制可是相当严的。” 杜重石说:“发起人都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办刊物的宗旨,是宣扬袍哥 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这样的刊物,想来审查机关也不好驳 回,批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张老沉思了一下说:“你在申请书上要引用蒋介石说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 老幼,拯救民族危亡’那些门面话。” 杜重石按照张老的意见写了申请书,给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克诚送去, 不久就得到“依法由内政部登记,四川省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中华邮政挂号认 为新闻纸类”的通知书。于是袍哥刊物《大义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大义周刊》社的社长为杜重石,发行人为王白与①。发起人除了由张澜领衔、 杜重石主办之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检查委员谢无量(刊名“大义”二字, 就是请他写的),成都耆宿学者刘豫波,电影界名人万籁天,潘文华部的师长兼袍 哥大爷彭光汉和陈兰亭,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团长李 宗煌②,属于刘湘系统的《华西日报》社社长王白与,成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黄 云章(民盟盟员),潘文华部刘树成师参谋长汪载涛,以及江、浙籍工商界人士吴 梦三、凌虎声、许有根等人。真是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杜桴生打趣地 说:“《大义》的发起人是一锅颜色、味道全不谐调的大杂烩,但都是为了同一个 目的:办好《大义》。这也正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嘛!” -------- ①② 王白与和李宗煌二人,都是民革成员。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 害于“白公馆”。事迹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1989年10月 出版的《民革川康五魂》一书。 除了发起人之外,还有一些不便作为发起人的学者,则聘请他们为特约专栏撰 稿人: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民盟中央委员杨伯凯(笔名凯若)负责政论;经济学家 沈志远负责经济讲座;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在刘文辉处工作的张友渔(笔名章瑜,解 放后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撰写日本方面的军政述评;吕朝向(笔 名洪钟)负责写文艺评论。其中多数人是张澜介绍推荐的。 《大义周刊》申请立案的时候,说明是“袍哥刊物”。但是袍哥的名声不好, 特别是不明袍哥历史的青年和大学生们,一听“袍哥”二字,就说这是“封建余孽”。 为此,在杜重石筹办蜀德社的时候,就按照杜桴生的建议,把袍哥改称“社团”了。 现在办刊物,仍按照这一传统,凡是《大义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袍哥的,都 一律改称“社团”。这份刊物,现在还可以从四川省图书馆查到。翻开那发黄的纸 张,里面有许多标题,例如:《社团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别名》、《社团的基 本立场》、《社团思想与墨家思想》、《一论(二论、三论)社团义气》、《当前 社团应有的态度》,还有译自英国新闻处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章, 就都是用“社团”来代替“袍哥”的。 此外,为了扩大宣传袍哥的历史功绩,引发袍哥们走革命的道路,在张澜的支 持和阳翰笙的协助下,以《大义周刊》的名义在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上演了阳翰笙编 剧的描写四川袍哥罗大爷参加辛亥革命的袍哥题材话剧《草莽英雄》,在当地造成 了很好的影响。 杜重石手中有了刊物,有了公开向读者说话的地方,他的宣传工作就活了,文 章也就有得好做了。 1944年晚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及 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议会,成立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民盟 发表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宣言,《大义周刊》随即发表了社论《拥护民主同 盟的紧急呼吁》,以作配合。 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分配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代表的时候, 民社党、青年党都有名额,独独共产党却没有。为此,《大义周刊》发表社评说: “国民政府是以民主国家的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而出席的代表却是国民党指派 的反民主的人。这真是对民主的极大的讽刺。看来,光有争民主的理想,光有理想 的善良意图,是不够的。要使理想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是严正地面对一党专政的 现实采取行动。……” 在当时,一家袍哥刊物能够如此大胆地发表言论,就应该说很不简单的了。 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各抗日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不 得不增添董必武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出席旧金山会议。这中间,当然也有《大义 周刊》的一分力量在。 1945年9 月初,杜桴生到重庆开会后回到成都,对杜重石说:“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立即要公布的受降将领名单,都是国民党军官,对八路军、新四军,却严令 在原地待命,不许受降,还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日伪军的司令官。” 杜重石问:“你这消息可靠吗?” 杜桴生说:“这是南方局在会上传达的,还会有错?” 过了两天,这一消息就在报上公布出来。张澜看了,非常气愤地对杜重石说: “这不是单纯地由谁来受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 事,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对这样的大事,《大义》应该说几句公 道话。” 根据张澜的启示,《大义周刊》及时地刊出了以《说几句公道话》为题的评论 文章:“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抗日部队,而受降却有不同的对待: 一是许其受降,一是限其原地待命,不许受降。似此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 可告人的阴暗伎俩,置浴血抗战八年之军民于何地?居心何在?令人隐忧重重……” 这样的公道话,当然为当局者所不欢迎、不受用。两天之后,川康绥靖公署副 官长黄瑾怀来通知杜重石:“马参谋长请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有话跟 你说。” 杜重石心里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但仍故作不知地问:“什么事儿?” 黄瑾怀是《大义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倒不隐瞒:“听说是和《大义》发表的 文章有关。你准备一下。” 第二天上午九点,杜重石到了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办公室。这时候,副官长黄 瑾怀、秘书处处长刘东文、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和参谋长都已经到了。参谋长叫马德 斋,是个回民。因为杜重石也挂有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衔儿,按系统属于参谋长管。 不过这是虚衔,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保持客客气气,并不真像部队系统那样严格认 真。但是这一回马德斋明明看见杜重石走了进来,却拉长了脸,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杜重石只得先开口:“参座,找我有事吗?” 马德斋面有愠色,怒目而视,过了半晌,这才突然说:“你的《大义》可以收 场了!那篇谈”受降“的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太反动了!” 杜重石见他用势力压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办《大义》,发起 人是张表老①,发行人是王白与。我这个社长是挂名的。我只知道讲讲袍哥的事儿。 参座觉得哪篇文章太反动,请先找他们谈。” -------- ① 张表老──张澜字表方,尊称为“表老”。 马德斋见杜重石这个下属居然敢于顶撞他这个顶头上司,更加怒形于色地用教 训的口吻说:“你一个嫩水水的娃娃,这样搞下去,对你没好处的!” 马德斋当众教训杜重石,伤害了他二自尊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也没好声气地 继续顶撞他,并有意不称“参座”而叫参谋长:“参谋长要是认为《大义》太反动, 以后就‘正动’好了。” 黄瑾怀素来知道杜重石的脾气犟,怕两人戗戗起来,事情会越弄越僵,就出来 打圆场:“你老弟不要专讲袍哥嘛!以后《大义》发表的文章,你先过一下目,不 就行了吗?” 杜重石也就买他一个面子,趁此下台阶说:“是的。副官长说得对。《大义》 今后发表文章,我要先过目,然后再发表,免得引起外界误会。”说着,扭头就出 了参谋长办公室。 杜重石出了绥靖公署,即去找张澜,把马德斋刚才的话跟张澜说了。张澜很生 气地说:“讲几句公道话,就叫‘反动’,哪儿还谈得上民主二字?要照他们的话 说,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这些不公道的事儿,倒是‘正动’了?真是岂有此理!” 在张澜的第二次启示下,杜重石又在《大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反动说起》 的评论文章:“说几句公道话,指出有人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不为全民着想的丑 行,名曰‘反动’。根据这个奇特的逻辑,显而易见,那些以权谋私、睁眼不见浴 血抗战八年取得胜利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硕果,乃至排除异己,夺取人民应有的 权益,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都是‘正动’了。那就只好让人民宁反勿正了。……” 正好《大义》周刊上同时刊登了张友渔用本名发表的一篇政论《日本的和平攻 势与无条件投降》,于是稽查处处长刘崇朴就抓住这两篇评论大做文章。他是个军 统特务,平时听报童沿街叫卖《大义》的时候高喊:“请看,请看成都唯一的硬性 刊物《大义周刊》!”早就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到处宣扬:给《大义》写文章的, 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有的还是共产党。川康军人被共产党利用了。等等。 张澜听说此事以后说:“我看川康军人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而是被反动派的 不民主逼上了‘梁山’。他们怎不想想刘自乾①、潘仲三②为什么要参加民盟,成 为盟员!” -------- ① 自乾──刘文辉的号。 ② 仲三──潘文华的号。 那一个时期,《大义周刊》与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一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揭露、批评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践踏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方面,无可辩驳 地起到了团结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