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走下坡底层挣扎 杜重石从成都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在民革二次全会上的提案,遭到了攻击, 几乎被开除出民革;而最近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因李宗林的恶人先告状, 也使他受到了点名批评。为此,朋友们避他如瘟疫,而组织上竟不分配他工作。他 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到上海,与人合伙开一木行。 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三反五反,木行亏空,负债累累,公私合营后,当一个行政 二十五级的办事员。通过沈志远的帮助,才调到了商业系统的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 1957年,他被人诬陷,错划为右派。 第一节 激流勇退 1950年夏,杜重石回到了北京。 前面提过一笔:1949年10月杜重石奉周总理之命去四川,恰值民革中央召开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因来不及赶回来,曾写了一个以《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的提 案,自费印刷后交大会秘书处分发给各地代表。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份提案呢?当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凭空杜撰,为写文 章而无病呻吟。而是实有所指,有感而发的。 民革中央成员,来自国民党中的高级军政人员,当时大家在“反蒋”的前提下 团结起来,只求目标一致,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要求各人在政治上、素质上达到某一 个标准,因此成员中不免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被冯玉祥讥为“外红 内白”的“红萝卜”的;也有未脱旧官僚习气,凭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 人。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就对这些人很看不惯,曾经写过一首很感慨的诗,其中有 “争名争利争意气,官僚旧样翻新尔”之句。对于民革中央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存在,也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连李济深这样身在主席高位的人尚 且无可奈何,也只能借诗抒怀,发几句牢骚而已。 偏偏杜重石自以为“有胆有识”,要来当一回“杨修”,想以提案的形式在全 国大会上来一个“震聋发聩”。当时杜重石已经三十六七岁,说他“少年气盛”, 似乎不太妥当;论经历,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在政治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 但是在民革组织中,他却只能说是“少壮派”。何况他这个民革成员是共产党员 “兼”的,很可能多少还有一些“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的责任感在驱使他。于 是,一个本来不应该由他扮演的角色,却由他来粉墨登场了。 提案初稿写出,经邓初民删改,印发各代表后,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一类人同意杜重石的观点,认为他在二全大会上扔了一颗炸弹;一类人则自动对号 入座,大发雷霆。首先对号入座的是当时出任礼宾司司长的“红萝卜”,在会上大 喊:“杜重石年纪轻轻的竟敢随意骂人,应该给他点儿教训!”第二个对号入座的 人承认:“杜重石说有人搞小圈子,说的就是我!”可惜的是他们有胆量联系自己, 却没那胆识批评自己。他们以“长者”的姿态向大会提出:开除杜重石民革党籍! 进行缺席批判! 民革既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组织,当然不可能让这些“旧样翻新”者所左右。 特别是高层次的领导人如李济深、朱蕴山、朱学范、梅龚彬、邓初民、许宝驹、陈 汝棠等人纷纷反对,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意见,是每个成员的权利,正体现出 民主党派的民主主义精神;如果提提意见就要开除党籍,还谈什么民主党派?浙江 代表黄云山说得更尖锐:“在党内向个别同志的作风问题提点儿意见,就要开除党 籍,在蒋介石专政的国民党内,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开除党籍的提议没有通过,他们又建议成立专案小组,审查杜重石的提案有无 政治问题。专案组由梅龚彬、朱学范、邓初民、余心清、吴茂荪五人组成。审查的 结果,当然没有政治问题。但是“礼宾司司长”凭着他的威风,左右了会场,居然 把杜重石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免去,改为“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了。 当时杜重石在四川,后来虽然回过一趟北京,但随即又去西安转成都,这些情 况嗨来不及不知道。这次回来,方才知道了详细情形。但除了扼腕叹息之外,一切 都晚了。 事情还不止此:不久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宗林虽然没有来参加,但 是他把杜重石在成都的“表现”写成材料,交四川代表熊物带交中央统战部。 前面说过:在中央各部中,统战部的工作是最最难做的。别的部,如工、农、 商、教、文化、国防这些部,工作具体,任务单一,政策基本固定;统战部的工作 对象复杂,更主要的是政策老在变,忽左忽右,管统战工作的人动辄得咎,历任部 长,几乎很少有不“犯错误”的。而犯错误的性质,往往都是立场问题,也就是 “统过去还是统过来”的问题。建国初期的中央统战部,基本上属于“左”的范畴。 何况打小报告的人不是别个,而是堂堂成都市市长。因此部里既没有调查,也没有 研究,甚至连找杜重石谈一次话的机会都不给,就在大会上对杜重石点名批评了。 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杜重石的工作问题被挂了起来。按照周总理的批示,他 应该担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但是遭到李宗林的反对,被“轰”回北京来了。 他曾经两次去政务院找过周总理,但是都被“门官”挡在大门外面,连面也见 不着。他也曾想过暂时做个软体无脊椎动物,把自尊自爱之心抹去,厚着脸皮守候 在政务院门口,等周总理出来,像封建时代的“拦轿喊冤”一般,陈情于周总理, 也许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到解决。可是他又没有这样的勇气。他自尊自爱得过了头, 变成了软弱。又怕别人指他的脊梁,骂他是《水浒》中牛二一样的泼皮,厚颜无耻 耍无赖,给李宗林及其同伙以口实:杜重石耍无赖,正是成份不纯、出身剥削阶级 的必然反映。他也曾经想过去找李克农,估计请他安排一个工作是不会成问题的。 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愿以“待罪之身”去乞求一份 儿工作。特别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一些老朋友,1949年见面的时候,还是那样热 情,那样亲切,到了1950年,也就是杜重石被点名批评以后,许多人,包括金城在 内,都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立场”有问题的人,因此见了面大都十分冷漠。就是 杜重石主动跟他们谈话,他们也尽量不搭话,避之如瘟疫,唯恐传染到他们身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能“讨”到一份儿工作,又如何进行工作? 想当年,正因为他社会关系多,有利于在白区开展工作,如今时过景迁,社会 关系“多”变成了社会关系“复杂”,不利于在红区开展工作了。 清夜扪心,反躬自问:自从1938年去延安,到1949年奉周总理之命随贺龙进成 都,十年之中,中共中央所交给自己的任务,都在与敌人斗争中完成了。这就无负 于党,无愧于己,可以心安理得。再往前推:到了延安,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 选择”的指引下,我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跟共产党走的。我不是被 “逼上梁山”,而是甘愿放弃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甘心到延安吃小米,甘心冒着 杀头的危险到白区去做地下工作的。仅仅十年时间,究竟是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呢,还是被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当权者所阻挡,不许再发展呢?甚至是自己在前进的 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被落伍但却有权者所妒忌、所不容呢? 联系到“一只屁股坐在两条板凳上”,“要纯洁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成份”,说 穿了,不过因为我是地主阶级出身,属于“阶级异己分子”。我所能够起的作用, 已经起过了。如果还认为自己是“特别党员”,存有非非之想,将来的各种政治运 动,像我这样“成份不纯”,“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早晚是要被清洗出党的。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觉得与其他日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被开除出党,不如学 刘伯温的有自知之明,自动摘去乌纱帽,脱却蟒龙袍,来一个“功成引退”,从此 跳出“政治圈”,不争功名与利禄,不求闻达于诸侯,当一个自食其力、与世无争、 但求温饱的小小老百姓,倒还光彩得多。 正好这时候他夫人行将分娩,来电报促他速回上海。于是他既不向任何人辞行, 也不向组织报告,就一个人悄悄儿离开北京,“挂冠而去”,回到上海家中。 杜重石这一激流勇退的“壮举”,其结果是他的“特别党员”身份就这样“自 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