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谋生之路 1950年7 月,杜重石夫人生下一女,乳名“咪咪”。 当时杜重石与他岳母、妻、女四口之家住在上海,没有收入,难免坐吃山空。 就是要当一个小小老百姓,衣食住行四个字也还是要讲的。不然,缺少柴米油盐, 生活就会成问题。上海不是山村,不能学一个自耕自织,只得在求职上动动脑筋。 一天,民革浙江分会成员徐天任登门拜访。解放前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副主 任委员,浙江人。闲谈中,说起他有个同乡潘纯志在浙江义乌、缙云一带经营纱管 木坯,生意做得还不错,与上海的几个纱管厂都有业务联系。如果杜重石愿意,不 妨联合几个人办一个木行,与他们合作。 木纱管就是纱厂纺纱用的线轴。上海共有十几家纱管厂,所需坯木,都由木材 加工厂在浙江、福建、江西一带的山区采伐以后加工成坯木,再运到上海来细加工。 当时华东纺管局所属各厂急需坯木,鼓励私营小厂经营,因此申报手续简便,而投 资又不用太多。杜重石觉得这倒是一条“谋生之道”,就决定与徐天任合作。 两人一共集资两千万元(当时还用旧币,相当于新币两千元,但币值比现在大 得多,相当于今天的两万元以上),办了一个群力木行,专门经营纱管木坯。杜、 徐二人分任正副经理,常驻上海,各领月薪一百万元;另几个合伙人潘纯志、马鸿 达……,则以“劳力投资”,常驻浙江工地。 为了表示“从此与政治绝缘”,在工商业登记的时候,他不再用在军政两界用 过的名字杜重石,而用了族谱上的名字杜先器。 从1950年夏季到1952年夏季的两年中,杜重石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自谋生路” 的目的。“群力木行”开张不久,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五反运动。先在党 内及机关团体内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接着扩大到工商界的反 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 动。运动中,业务基本上停顿,但是所有人员的工资必须照发,房租、水电费必须 照付。群力木行资金本来就很少,全靠坯木生产供货周转。生产一停顿,资金坐吃 山空。作为资方的经理,只得寻亲觅友,四处借贷。那年月,上海各私营工商业的 资方日子都很不好过。到了1952年初,群力的亏空已经达到四亿元,相当于注册资 金的二十倍。按照规定,亏损如此巨大的工商户,是可以申请歇业的;但是政府还 有另一条规定:三五反运动期间,所有工商业一律不得歇业。杜重石也无可奈何, 只得继续东拉西借,把木行维持下来。 杜重石在上海的日子不好过,李宗林这个大官僚主义分子在四川却成了反官僚 主义的英雄。尽管这时候杜重石已经不在成都,但却还不肯轻易放过他。1951年底, 杜桴生在成都成了三反运动中的“大老虎”,连连批斗之后,又受到了开除党籍、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2年1 月28日,《川西日报》上发表了中共川西区 委的通知,其中前三段主要是对杜桴生的,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川西区委员会关于在党内 展开对杜桴生、葛向民案件的讨论的通知拪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本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川西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关于杜桴生假 借支前委员会名义营私舞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葛向民违犯国家法纪严重蜕化堕落 的两个案件的消息。我们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及所有党员、干部,立刻展开对杜、葛 案件的广泛讨论,使全体干部、党员、工作人员藉此获得深刻的教育,并以此为戒。 杜、葛二人均系相当负责的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确曾为党为人民做 了一些工作。但因他们在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由农村环境转入城市生活的情况下, 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诱惑,发展了严重的、同共产党人品德完全不能相容的 鄙劣可耻的思想和行为,使党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杜桴生在行署任职秘书长期间,一向不分是非,不分敌我。对敌人则失去警惕, 对党则离心离德。对党所给予的批评教育,采取了抱怨对抗的态度。从进入成都以 来,开始曾无原则地与投机分子杜某相处;继则又给反革命分子刘逐明说情;并先 后吸收七个有特务问题的分子到行署办公厅工作。对党外某些投机取巧、别有野心、 政客市侩习气十足的所谓“私人朋友”,拉拉扯扯,互为吹拍。出入饭店戏院, “交友”请客,滥行开支,以表示“大方”、“慷慨”、“排场”,以至发展到假 借名义营私舞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倒在资产 阶级的怀抱里,反感到“温暖”、“舒服”,不以为耻。…… 在这里,李宗林给杜重石定的调子是“投机分子”,罪名倒还不是太大。因为 除了他是“地主分子投革命之机”以外,也说不出什么太难听的话来。不然是不会 这样客气的。 等到杜重石收到朋友寄来的《川西日报》,得知这一消息,杜桴生已经含冤去 世了。对于这件发生在遥远的川西的案件,杜重石既无办法干预,也不可能干预。 那时候,他正忙于为全行职工及其家属的温饱四处借贷,没有工夫顾及那些是是非 非了。 不过,历史尽管是一个十分听话的小姑娘,任凭人们如何打扮,但只能打扮得 一时一刻,时间一长,终究要还她一个本来面貌的。杜桴生逝世30年后,到了1981 年11月4 日, 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党委终于按照事实撤销了1952年李宗林等人强 加给他的错误决定,恢复他的政治名誉,按照他当时在川西行署的任职给以地师级 待遇,并于1981年12月25日在成都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至于李宗林其人,则在历 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此人头脑中的 宗派主义根深蒂固,“文革”期间,两派武斗,他作为一派的头头,在武斗中因伤 重致死。──真可谓“善骑者死于马,善射者死于箭”,而“善于搞派性者,最终 死于派性”也! 1952年, 杜重石又有了第二个女儿茜茜。在这样的日子里添人进口,是喜事 更是烦事。幸亏这一年三五反运动基本上结束,已经奄奄一息的群力,被评为“基 本守法户”──五反之后,评为“守法户”的工商业基本上就没有,所以“基本守 法户”实际上就是“最高级奖赏”了──大家继续群策群力,为清偿这四亿元债务 而奔忙。一直拖到1956年,上海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群力全体职工包括杜重石在 内,统统合并到日晖港木材公司去。杜重石的工资评定为行政最低级,二十五级办 事员,月薪43元。 经过这五六年的风风雨雨,杜重石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彻底崩溃,早就寅吃卯 粮了。他家中上有母亲、岳母,下有两个女儿,正上小学和幼儿园,六口之家,靠 这四十三元,怎样养家糊口? 一向以清高自命、不愿斤斤计较块儿八毛的杜重石,也不得不在经济上打打算 盘了。他必须另找工作。但是找工作就得去求人,而且必须去求那些掌握大权却面 目可憎的人。这是杜重石宁可饿死也决计不肯迁就的。他还是民革中央委员会的团 结委员,按说他可以找民革中央去“团结”一下。但是一想到1949年10月民革二次 全会上那些“官僚旧样翻新”者们的嘴脸,他又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忽然想起当 年创办《大义周刊》时的老友、经济学家沈志远,尽管他现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 但也不妨以《大义周刊》同人的身份去见见他吧? 沈志远到底是个学者,见了面,依旧那样热情亲切,说话间极富于人情味儿。 听说杜重石近年来处境不佳,如今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满口答应一定尽力帮忙解决。 临别又嘱咐杜重石在会客室再等一会儿,他匆匆到办公室取来一个信封,递给杜重 石说:“这里面是一百万元(注: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一百元,使用价值则相当于 今天的一千元)钱。重石兄,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要为这一百万元钱说话。我现 在的情况比你好。” 杜重石还能说什么?钱,他确实很需要。但是在这风雨岁月中,他更需要的是 情。而这两者,沈志远都奉献出来了。 大概是沈志远在某一级干部面前说了话,总之是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三个多月, 杜重石就由日晖港木材公司调到了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当语文教师, 月薪104 元。去职校报到以后,日晖港木材公司又按照每月104-43=61的工资差额 补发了三个月共183 元。这期间,杜夫人也在立信会计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 推荐到华贸毛纺公司当会计。 真是时来运转,生活立刻又“宽裕”起来。夫人和岳母特地烧了几个拿手好菜, 阖家欢乐一下。咪咪和茜茜同时举起装着汽水的小玻璃杯:“妈妈,我们祝爸爸健 康快乐!爸爸,干杯!” 阖家欢笑,其乐也融融。杜重石不由得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人的欲望,原来 是这样容易得到满足的。而一个人的理想,却又是如此容易发生变化的。想当年, 为了抗日救国,也曾经想过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了追求崇高理想,也曾经自动 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甘愿跑到延安去吃小米;为了统一战线,更曾经冒着生命危 险在刀尖枪丛中开辟道路。才几年工夫,如今只要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就万事足 矣,别无他图。 “这就是我挂冠归隐的‘骨气’么?”他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