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京之旅 杜重石在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教了一年书,和语文教研组组长黄 昌汉的关系搞得不错。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黄伯度的儿子,当时黄伯度已 经去了台湾。而杜重石解放前与社会部常务次长洪兰友有些交情。根据这种“枇杷 叶”关系,两人在讨论教案之余,也常常聊些闲天,有时候还到杜家来走走。 黄昌汉很善于修边幅:虽然不穿西装了,但是什么时候都是裤线笔挺,皮鞋雪 亮,头发镜光,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又风度翩翩。但 却长一个鹰钩鼻子、一双三角眼。他第一次到杜家来,杜重石的岳母就对他那个鹰 钩鼻子有看法,等他走了,善意地对杜重石说;“小牛哇,黄老师的鼻子像老鹰一 样,这样的人是很难缠的呀,还是少与他来往的好。” ──杜重石属牛,家里人都叫他小牛。 杜重石却认为岳母受《麻衣神相》的影响太深,而相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没把岳母的话放在心里。 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机关首先开始整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 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意见。新中国经过八年的恢复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 民生活欣欣向荣,如今又广开言路,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更显得到处是一片兴旺 发达的景象。杜重石想想自己五○年在北京与朋友们不辞而别,太过于任性了一些, 至少罗青、李克农、徐淡庐这些老朋友,都不是不讲情义的人,这几年来,尽管没 有见面,书信还是经常往还的。如今自己安定下来了,也应该到北京去看看他们。 如果有机会,趁目前政治气候宽松,让他们帮个忙,也许还能调回北京去工作。再 说,他母亲为了减轻他一家的负担,已经到沈阳苏家屯他妹妹先清家去了。他妹夫 孙仕浚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工程师,他妹妹在同厂当会计。如果去北京,也可 以顺便去看望一下母亲,至少比直接从上海去可以省一半儿车费。 此念一起,就给罗青等人写信。得到欢迎的表示以后,五七年夏天学校一放暑 假,就首途北上,住在罗青家里。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因为身体不好,到北戴河疗养去 了。他得知杜重石要来北京,临走之前托罗青转达他多年不见的想念之情以及这次 失之交臂的歉意,有什么事情,一切由他的办公室主任徐淡庐代为办理。 到京的第二天,杜重石就给黄绍竑打电话:“我到北京了,咱们约个时间见面 细谈吧。” 罗青在一旁听见了,劝他说:“老弟,你刚到北京,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气候。 还是先不要跟‘黄青天’来往的好,免得惹麻烦。” 杜重石不解地问:“什么‘黄青天’?” 罗青说:“黄绍竑在全国人大对党政部门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见报以后,社 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他到上海视察监狱,有许多犯人向他递申诉状,喊他‘黄青天’。 怎么,你在上海,连报纸都不看么?” 杜重石笑笑说:“报纸当然看的,他的发言我也看了,不过没注意到什么‘黄 青天’的故事。我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言论,才想找他聊聊的。历史上老百姓管包公 叫‘包青天’,如今也有人管他叫‘黄青天’,可见他在人大还能代表一些民意。” 罗青说:“你在外地,又不在党政部门工作,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看过 《人民日报》6 月7 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没有?听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你 仔细看看,就能够领会到中央认为大鸣大放出了格了。毛主席在党内几次讲话,都 提到:既不能出格,以免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乱子,又要让人继续鸣放下 去,以便察看出左、中、右人物的面貌;还让党报暂时不要刊登正面的文章,以便 引蛇出洞,让反动教授、知识分子们把毒素都吐出来。看形势,恐怕又要酝酿什么 运动了。” 杜重石听从罗青的劝告,果然没有跟黄绍竑见面。他去找了一趟李济深,李济 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推荐他去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信由罗青代交国务院。他 在罗青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到沈阳看望母亲去了。 行前徐淡庐到罗青家来,给杜重石送来二百元(这时候已经实行币制改革,这 里指的是新币)“路费”。他说:“李副总长去北戴河之前,对我说过:‘听罗青 说老杜经济情况不好,他是个不愿在别人面前诉苦的硬汉子,临走送他一点儿路费 吧。’我是奉命给你送‘程仪’来的。半个月以后,中央有重要会议,李副总长要 回北京来开会。你去国务院工作的事,他会向总理进言的。你回上海以后,等接到 国务院通知,就可以来北京。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杜重石也以为事情十拿九稳。他当时囊中羞涩,有这二百 元钱,沈阳之旅,可以大壮行色,就也老实不客气,照单全收。一算时间,到沈阳 探母以后再回上海,学校已经开课了。就写了封信给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第一是请 假一周,第二是请他帮忙代课。为表示自己对形势大好的欢欣之情,信内附了当年 春季所写的律诗一首: 江山喜霁漫天雪,梅柳捎回大地春; 便觉韶光无限好,王朝沉沙乾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