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囹圄生涯 杜重石被判刑以后,第一个到达的劳改单位是安徽的陈村水库工地。一年后转 到“和睦山”开矿。在这里度过了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死去。最后被送 到普济墟农场,在这里度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这一章,不论是劳改故事还是 “文革”笑话,都接二连三,层出不穷。由于故事太多,只能做到“点到为止”。 浮光掠影,以见一斑。 第一节 劳改第一年 出于车上任何一个劳改犯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不但没在上海郊区, 而且连江苏省都不是,竟出了省界,到了安徽省的陈村水库工地。没有用火车运送 的原因,是那里根本就不通火车!如果坐火车,中途还是要转汽车,倒不如直接用 汽车送,反而既快又方便。 只是这样一来,苦只苦了他们这些“带犬犹旁”的人,长途颠簸之外,还要受 饥渴寒冷之苦。江南的二月,虽然不至于结冰,但是杨柳还没有发芽,站在没篷的 大卡车上,霜风拂面,和小刀子拉差不多。更其要命的是:早晨上车之前,没人说 要到哪里去,车子一开,打尖、“放茅”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一定,因此多喝了两口 水的人,可就更惨了…… 好在在各种动物中,人的适应性是最强的。所以俗话有云:“只有享不尽的福, 没有受不尽的罪。” 冬春之交,日子还不长。到达陈村水库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了。车子 在一个广场上停住,四面一看,只剩下六辆车子,五辆是装人的,一辆是装铺盖卷 儿的。其余车子竟像到了百慕大,神奇地消失了。这是因为大家为避寒风和尘沙, 几乎人人都是面朝车后又半眯着眼睛,中途有车拐到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注意的 缘故。 大家在武装人员的枪口下鱼贯下车,各自在车前排成很不整齐的队伍。这批犯 人一共有二百多,大都是青壮年,没有年纪很大的。与此同时,行李车上的铺盖也 由专人一个个卸到了地上。一个负责押送的民警把一摞档案材料交给一个面目黧黑 的便装中年人,估计是水库工地的队长。他拿着名单用浓重的安徽方音逐个点了名, 每点到一人,就出列到行李车前面认领自己的铺盖,另外站队,每十人一组,临时 指定了组长,然后由与队长一起来的人发给每人粗瓷饭碗一个,竹筷子一双。 全部点名完毕,队长讲话,说明这里是陈村水库工地,他是劳改大队的队长, 姓谷。陈村水库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开工的防洪、灌溉两用水库。在工地劳动的有民 工,也有劳改队。为了争取在59年年底完工,所以增加劳动力。要大家好好儿劳动, 改造思想,争取立功减刑。同时宣布纪律:不许越过警戒线,不许与民工有任何接 触,不许打架斗殴,不许……等等。 最后各人自己扛着行李,进入工棚。工棚离工地不远,是一个很大的用土墙围 起来的院子,门口有警卫。里面除队部是砖房之外,一排排都是土墙芦苇顶的工棚, 有的还苫着大块的黑色油毛毡。工棚很矮,里面阴暗而潮湿,白天也要开着电灯。 给这二百多人住的工棚,看样子是新盖起来的,地面坑洼不平,还有积水,没有住 过人的痕迹。每一间工棚,都有面对面的两条土炕,炕上铺着厚厚的干芦苇,每条 炕上规定睡三十个人,每人有将近一米的铺位,可见这工棚有多大。 刚刚把铺盖打开,外面就吹哨子:有人喊:“开饭啰!”拿着碗筷出门一看, 大伙房门口已经排起了好几条长龙。拉住一个“老号儿”一问,原来这里吃饭是 “自取制”,不分,也不定量,能吃多少。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杜重石自从58年 9月30 日被捕进入黄浦分局,一直到59年2 月底送来陈村水库工地,五个月来没有 吃过一顿饱饭,对于“饥饿”两个字究竟是怎样写的,比上小学刚认识这两个字的 时候体会深刻多了。以至于今天听见“不定量”三个字,简直比小孩子过年还要高 兴,比大人买了彩票中头奖还兴头。他拿着饭碗排上了队,好不容易到了饭桶跟前, 盛了满满的一碗,挤出人群仔细一看,这哪里是饭,原来是砸成小颗粒的豆饼和整 粒的老玉米混合在一起煮成的东西。──是农民用来喂猪喂马的饲料! “争取到劳改队好吃饱饭”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是饥肠辘辘,为了活命,不 想吃也得吃。所谓的“饭”,坚硬而难嚼,粗粝而难咽,里面还混有草茎、豆梗之 类无法下咽的“杂质”,不得不一边吃一边吐。一碗“饭”,足足吃了有半个小时。 吃完以后肚子胀得不行,还不知道脆弱的肠胃能不能接受得了。 第二天的早饭,依旧是这东西,昨夜一顿就吃倒了胃口,第二顿只吃半碗就饱 了。 早饭后整队出工,第一天干的活儿是用小车推土、推石头。这活儿虽然累,比 用肩膀挑还是省力一些。中午饭由伙房送到工地来吃,当然还是豆饼玉米饭。不过 由于推了一上午车,身体需要补充热量,吃起来不但比头两顿多,而且也觉得比头 两顿香。等到下午收工回工棚吃晚饭,这样的“饭”,居然也能吃上满满的两大碗 了。 收工回来才发现:大伙房外面、工棚外面,都一摞摞地堆着许多豆饼。不但露 天堆着,底下也不垫任何东西。伙房门口,有几个面有菜色的轻病号在用小铁锤把 豆饼砸成一粒粒的“骰子块儿”。据说队部的队长、指导员、干事等人,吃的主食 也是这种豆饼玉米饭,只不过副食比犯人强些而已。这可真是难为他们了。在劳改 队当干部,不但要与犯人一起风吹日头晒,还要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饲料”,也真 不容易。 春去秋来,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过月,在水库将近完工的时候,工棚前后堆放 的豆饼总算吃完了。伙房里传出来好消息:明天要吃“大馒头”了。这又是一个天 大的喜讯。连听着、想着都流口水,许多人还为明天的这一顿美味佳肴折腾得夜不 成寐,总盼望着早些天亮,连做梦都看见又白又软的大馒头! 第二天的早饭,杜重石也不例外地早早就到伙房门口排队。但是打回来的“馒 头”,不但不白不软,而是又黑又硬。一问,才知道这种“馒头”不是用面粉做的, 而是用麦子磨面以后剩下的麸皮做的。这东西没有凝聚力,拿的时候要用两只手去 捧,不能用两个指头捏,不然,稍一用力,就散成粉末了。吃的时候比豆饼玉米饭 似乎好下咽一些,但却更难消化。吃下去是什么样子,拉出来还是什么样子。拉的 屎经风一吹就散。更难受的是由于麸皮太糙,缺乏润滑性,几乎人人便闭,拉不出 屎来,不得不用肥皂头塞进肛门里,才能借肥皂的润滑性把大便拉出来。 陈村水库提前完工,杜重石当年即转到“和睦山”矿区去开矿。这里的饭食倒 是比水库工地的要好些,至少是“正规些”,不再吃那些不是粮食的粮食了。但是 口粮却有定量,是按照各人的体力主要是劳动支出分强、中上、中、中下、弱五个 等级定的。杜重石年近“知命”,又是个书生,体力并不太强,只评了个中下。但 是矿山上没有轻活儿,几乎人人都超负荷劳动,“中下”体力的人,所付出的劳力, 却是“中上”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热量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可以说,他自从 到达“和睦山”以后,就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饭。在拘留所曾经痛恨过、诅咒过的 “饿鬼”,又跟定了他,使他躲躲不开,甩甩不掉,只好白天黑夜伴随着他。于是, 随之而来的是消瘦、是浮肿、是四肢无力、是头晕眼花。这时候,人们倒又怀念起 陈村水库工地那爱吃多少吃多少的豆饼玉米饭来了。不管怎么说,总能把肚子吃饱 哇! 但是当时劳改队里几乎人人如此,这点儿“小病”,不可能不出工。于是凡有 亲人的,大都纷纷写信要求寄邮包,当然是要吃的东西。按照劳改队的规定,犯人 家属一般只能寄衣物,食物原则上不收,寄来也要退回去。后来放宽到每次可收一 公斤。鉴于犯人吃了自己家里寄来的食物,能够增加体力,能够多干活儿,于是每 次可收的食品逐渐由每次一公斤上升到两公斤、三公斤。 家里寄来的食品,除了自己解馋、疗饥之外,还有一种极大的用处,那就是用 来向“狱医”行贿。 狱医也是由犯人担任的。在劳改队里,有两个行当最吃香,一个是大夫,一个 是大师傅。犯人当了大夫,可以不干体力劳动,而且不问学历,哪怕是因为“无照 行医”抓进来的,到了劳改队,无照行医就合法了。当大师傅的可以混个肚子圆。 “劳改经”中所谓的“劳改进伙房,好比上天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狱医属于 轻劳动,口粮定量是最低的。在副食油水不足的情况下,狱医也觉得肚子饿,也觉 得吃不饱。但是狱医手中有权:有开病假条的权。谁的病是轻是重,能不能出工劳 动,全在他的一句话。于是,就有人拿食品去贿赂狱医,用来换取一天两天的休息, 或证明不能继续从事强体力劳动,建议调剂一下工种。 杜重石其实早就身体顶不住了。从1959年开始, 他的消瘦和浮肿越来越厉害。 他是很需要休息和调剂工种的。但是“狱医房门朝南开,有病无肉莫进来”,他拿 不出肉罐头来贿赂狱医,就拿不到这张巴掌大的小纸片儿! 他肚子饿了一年多,眼看着同监们从家里寄来糕点、罐头,最次的也寄来些炒 米粉,适当地减缓了饥饿的威胁,何尝不想也让家人寄些来?但是一想到家里根本 就没有积蓄,而妻子的每月62元工资,要付水电房租,要填饱一家四口的肚子,生 活水平线已经降到了最低最低,何况从1960年开始,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已经袭 击了上海,猪肉、豆腐之类的平价物资都要凭本定量,而肉罐头之类的高价商品, 则价钱贵得吓人。他有心想让家里寄,也张不开口哇! 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吃不饱”的问题只存在于劳改队,社会上的公民,只要 有钱,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社会上也缺衣少食,而 且到了饿死人的地步,却居然还是从劳改干部那里听说的。 1958年底,杜重石到了“和睦山”矿区以后,正所谓痛定思痛,经过回顾与展 望,脑子里有了两个想法:第一,冤案产生了,不能让它冤沉海底,在自己的有生 之年,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冤案翻过来。因此不但不能自杀,而且必须“保命”。只 有活着,才有希望奔走翻案;只有活着,翻案才有意义。第二,妻子还不到40岁, 尽管已经不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至少还不老,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一半儿路程 没有走完,绝不能让她陪自己受这11年罪,必须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动员她离婚,然 后走自己的路。只有这样,两人才不会在桅断帆破的同一条危船里,在风雨飘摇中 一起沉没,同归于尽。 出于这样的心态,他花费了好几个夜晚,洋洋洒洒又恳恳切切地给妻子写了一 封长信,以“长痛不如短痛”为理由,动员她与反革命分子杜重石划清界线,提出 离婚。 信交到队部四天以后,郑干事找他谈话了。 “犯人寄出寄进的信件,队部都要经过检查。这你知道吧?” “知道。” “你和家里来往的信件我都看过的。”他从衣袋里摸出杜重石劝妻子离婚的那 封信。“从信上看,你们夫妻的感情很深厚的嘛。你爱人看到了这样的信,心里不 难过吗?这封信退给你。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寄。” “不用考虑了。我是考虑了好几天以后,才决定这样写的。” “还是考虑一下吧。你进来快两年了,在劳改队里,不大知道外面的情况。劳 改队的生活当然艰苦。不过外面的生活也很困难。在这里粮食定量低、劳动强度大, 这我们都知道。不过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让你们吃‘代食品’。在外面,早就吃上 ‘代食品’了。告诉你吧,我嫂子和妹妹在乡下,都因为粮食不够吃得浮肿病死了。” 他说到这里,眼睛里噙着泪花儿,说话的声音也哽咽了,可见不是假话。 “农民公社化以后,不是吃饭不要钱么?怎么还会得浮肿病?”天真的杜重石 惊讶了。 “公社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饭,当然高兴。还把家里的 铁锅、铁壶都送去练了钢。可是公社的粮食产量是虚报的,交了公粮以后,自己仓 库里的粮食并没有这样多。库存一吃完,食堂就开张不了了。各人家里都没有粮食, 连锅都没了,有什么办法!天灾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人祸。还有苏联老大哥向我 们讨债,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多的农产品运到苏联去。国家有困难,大家要勒紧裤带 共度难关。” 郑干事是安徽人,合肥高中毕业后参军,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吴化文师做文化工 作,转业以后分配到劳改队来当干事的。他在劳改干部中比较有文化,对待犯人态 度也比较好,从来不大声呵斥,在犯人中威信却很高。 杜重石听从了郑干事的劝告,这封信没有发出。 到了1960年,矿上开始死人。最先死的,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往往出工的时 候还什么“病”都没有,但是走到半路上,或干着干着活儿,或在收工的时候,突 然往地上一倒,就没气儿了。这是因为他们膀大腰圆,干的活儿重,所需要的热量 也多,一旦失去平衡,就好像一盏灯似的,油耗尽了,灯也就灭了。大家都知道, 这是饿死的。但是每个死人的死亡报告上,又都有大夫的签字,证明他们都是病死 的。谁要敢提“饿死”两字,立刻关你的禁闭。这一来,别人是不是饿死姑且不论, 你是注定非饿死不可了。因为禁闭室里,一天只喝两碗清汤似的稀粥! 这时候,杜重石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小腿已经浮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一按 一个坑,亮晶晶的,好像一掐就能掐出水来。胸口的肉却一天比一天少,一根根肋 骨,像搓板似的。每天收工回来,劳累加饥饿,一躺倒就像死人一样,困倦得动也 动不了。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酸疼,特别是腰和腿,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一样。 一早起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天黑。天黑了可以躺着睡觉,可以在梦中与妻女相 会,可以解脱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他明白,如果再拖下去,他非交待在这里不可。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只得老老脸皮,写信向家里要肉罐头了。 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勒紧了裤带,或者是变卖了什么最后的家当,因为罐头确 实寄到了,而且有好几个之多。他手里捧着肉罐头,眼睛里噙着泪水,向狱医室走 去。到了狱医室门口,急忙擦干了眼泪,然后装出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来,告诉狱 医家里寄邮包来了,没得说,当然是分而享之。 这种“化学反应”是非常快的。第二次杜重石到狱医室看病,用不着他开口, 狱医就以十分关切的口气说:“你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不能再在矿上干活儿了。我 立刻向队部反映,给你调剂一下工种。” 感谢肉罐头的效用,不久杜重石就被调到了工程指挥部蔬菜生产大队去了。这 里伙食虽然并不比矿上好,劳动却比矿上轻得多。 蔬菜队一共有两百多人,大都是身体比较差的弱劳力。尽管种菜的劳动比开矿 要轻得多,但是经不住肚子里缺食,大家的身体都是越来越虚弱。这时候,身体最 棒的第一批死人高峰已经过去,第二批死亡高峰接着到来。这一批死的,是身体最 差的老病号。他们本来就是风中残烛,勉强苟延残喘而已,一遇见较大的风,烛火 就灭了。到了1961年,原来二百多人的蔬菜队,几乎死了一半儿,只剩下一百多人 了。 荒年中最能拖的是像杜重石这样身体不棒但也不是最弱的人。他们不要大量的 热量支出,而稍许有一点儿热量就能维持生命的火花儿继续燃烧。不过这个“拖” 字,也有一定的时间性。短时间的拖,也许还能拖过去;如果长久地拖,只怕也没 有挣扎着活下来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