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线生机 1961年夏初的一天,杜重石又遇见了开矿生产队的郑干事,他问起蔬菜队的劳 动情况,杜重石告诉他:蔬菜队原来有二百多人,后来减员一半儿,现在只剩下四 十多个人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这四十几个人也剩不下。郑干事沉吟半天,透露了 一个消息:“不久你们可能要调到普济墟农场去了。听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好 的。” 果然,不久之后教导员就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说是为了大家将来重新做人能 够自食其力,领导决定调大家到普济墟农场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说那里粮食丰 收,鱼虾满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得多。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都说这是好消息。 1961年仲夏,杜重石到了普济墟农场。这里以前是军垦农场,有相当大的规模, 总场为团级,设场长、政委,分场是营级,设分场长和教导员;中队是连级,设队 长和指导员。全场共有五个分场。每个中队下面又分大田、菜园、饲养、副业等生 产组。杜重石被分配在二分场五中队的菜园组劳动。这里离总场比较近,住的工棚 也比以前住过的好。虽然依旧是二三十人住一间大房间,但不是睡通铺,而是每两 人睡一张小土炕,炕与炕之间有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放一些衣服包裹日用杂物。炕 头还有专门放鞋子的“鞋洞”。起床之后,出工之前,要求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 把被子叠得四棱四方。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军队留下来的传统好习惯。就是称呼, 也和以前不一样,不叫“劳改人员”,而称“服刑人员”。 1962年正在秋收中,由于台湾国民党想趁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 的内外交困期间之机发起反攻大陆,农场奉上级命令采取“应变措施”,把犯人中 原国民党科长以上的文官、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集中到五分场七中队,称为“从严队”。 杜重石是国民党少将,当然在其中。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杜重石被“从严看管”以后,反倒更加轻松 了。当时忙于秋收,其他各队犯人大都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收工,一天要劳 动十二个小时以上。“从严队”从严管教,规定上午八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生 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会趁早晚天黑逃出去配合蒋介石攻大陆。 “从严队”以学习为主,劳动为辅。学习什么呢?一曰“交心运动”,向政府 “交出红心”,也就是各人把自己的罪恶翻出来再叙述一遍、认识一遍,写一份 “忏悔书”。二曰“一封信运动”,在认罪的基础上,每人给家里写一封“忏悔信”, 写自己的罪恶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了多少危害、不幸和痛苦。 这两件事情,对杜重石来说,倒真是痛苦之极:他本来就没有罪恶,是冤假错 案给他和他的一家带来了危害和不幸。现在愣要他倒过来说,不说还不行。如果在 平常日子,按他的犟脾气,倒真可能来一个“不认罪就是不认罪”,但当时一者是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不要顶风上,白让人家抓了“配合蒋介石”的典型, 那更冤枉;二者在“从严队”里呆着挺舒服的,别“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 因此,也只能违心地按照判决书上所定的几项罪名再“提高一下认识”,然后给家 里写封信,什么“我现在是鬼,你是人,阴阳各路,要划清人鬼界线”等等。他把 这样的“忏悔书”和“忏悔信”交了上去,居然也过关了。 这时候,社会上由于五八年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所引起的大饥饿,有了教训,发 热的脑子开始降温,不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胡话了。但在劳改 农场,这股风却还方兴未艾,依然很有市场。“从严队”就种有一丘小株密植的 “示范田”,队长扬言要亩产万斤以上,放一个“大卫星”,以此来显示队长的领 导有方。 丰产田亩产万斤上报以后,上级派人来检查,队长从大田组召集一帮小伙子, 连夜把别处田里长得最好的稻子连根带土铲下,移栽到“示范田”里。上级来检查 的时候,还特地抱了个孩子来坐在稻穗上面拍照,以显示其“真实性”。可惜的是 检查组只来一天,而且只是站在田外看了看,不明真相。检查组一走,移栽过来的 壮稻就全部趴下,刚刚灌浆的稻穗也无法再成熟,全浪费了。 其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五八年“大跃进”年代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 这里之所以“还当新闻来写”,是因为别处都已经收敛了,而劳改队里居然还正在 学! 与杜重石同一个组的犯人卢翰才,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他和杜重石还比较 谈得来,所以两人之间还能说几句真心话。他说:“检查组对亩产万斤的丰产示范 田弄虚作假,不可能不知道吧?即便从来没干过农活儿,是生长的还是临时移栽的, 都能一眼看穿,怎么那么多人来检查,就没有一个人指出呢?原因就在于人们都学 乖了,都不愿意当杨修自取杀身之祸。下级报上来,他原样往上报,反正大家都是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位县太爷叹了一口气:“他们不单 要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呢!” 那个年代,是说假话升官,说真话倒楣的年代。彭德怀根据他在湖南农村亲眼 所见的实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大跃进”饿死人的信,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 了“右倾翻案风”,挨了批斗;张闻天说几句公道话,也受到了批评。从此“三面 红旗”、“大跃进”成了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不但“小小百姓芝麻官儿”噤若 寒蝉,连党中央层次的大干部也视为禁区,像杜重石这样的劳改犯,谁还去捅破这 层窗户纸?一个国家,到了整个社会人人说瞎话的地步,难道还不危险么?这就好 像一锅水明明已经开了,你拿锅盖盖上,好像它就不开了。但是“三年自然灾害” 的盖子,又何尝能够把“大跃进”的毛病统统盖住呢? 到了1963年的秋收季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神经战”烟消云散,“从严队” 也奉命结束。杜重石和卢翰才一起被调到三分场六中队菜园组继续种菜。 这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基本上已经过去,粮食紧张也略有好转。像杜重石这 样的劳动力,不但每月也有30斤口粮定量了,中队里每半个月还宰一头猪,有时候 还在墟塘里捞一些野鱼来给犯人改善伙食。此外,每月还发给两元“假定工资”, 不是现钞,而是场里自印的“代价券”,凭券可以到场内开的“百货供应站”买东 西。每月还由干部带领“管大账”的犯人推着小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购买日用品。 这期间农民们还没有从“灾荒”中解脱出来。每天杜重石他们收工以后,都有 农民家的妻女到菜园里来拣那扔掉的老菜、坏菜。她们拣回家去,不是用来喂猪, 而是做菜吃。据她们说:母鸡下几个蛋,村干部也不许她们拿到市集上去卖,认为 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只许拿到收购站按低价收购。她们中间还真有 人愿意到劳改农场来干活儿的。可是劳改农场不能收公民,她们想来还来不了! 劳改队的生活超过了农民的生活,杜重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妻女。她们四个 人靠妻子每月62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呢?他妻子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那以阶级 斗争为纲、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人情冷淡、世态炎凉的时代,她是决不会去求 “嗟来之食”自招白眼的。可自己是个没收入的犯人,到六九年刑满释放还有六年 时间。想来想去,忽然想起1948年朱蕴山老先生还借过姨妹夫姚振华港币六百这笔 陈年老账来,就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给他发了一封信。信是寄他秘书潘幸生 转的。信中大意说:自从被判刑之后,妻女生活窘迫,甚于涸辙之鱼;1948年朱老 在香港借姚振华港币六百,早已代还;如有回信,请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杜先清 处等。 朱蕴山到底是聪明人,收到了这封信,立刻懂得了“弦外之音”。两个月之后, 杜重石收到胞妹来信说:收到朱蕴山汇款三百元;兑上海二百元;余一百元按月寄 农场补助生活。──当时的一元港元,只相当于人民币五角左右,所以六百港元折 合人民币六百元。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朱蕴老敢于不避界线不清的非议, 重视政治道义,雪里送炭,古道热肠之心,也十分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