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右派分子大集中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被中央肯定是“扩大化”了的。从后来复查平反的 数字看,552877个右派中,据说只有5000人左右是“真正”的右派,占0.09% ,而 被“扩大化”打击了的人,则占99% 以上。也有人说:至今没有摘去右派帽子的, 只有张伯钧、储安平、林希翎等极少数几个;而官方公布的右派总数55万多人也不 正确,被划为右派和“内控右派”,总数很可能在100 万以上。如果此话当真,那 么“扩大化”的人数,就将是99.99%以上了。 但是这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等到复查平凡这一天的。其中 有许多人,在平反之前就死去了。其中有病死的,由累死的,有饿死的,还有不少 是自杀身亡的。 那年月,自杀的人相当多。我因为见得多,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是 有一个人的自杀,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永远难忘。这个人叫敖乃松。 1962年夏天,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被集中到 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在农场北头的“三余庄”新组 建一个教养中队,等待安排处理。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经过天天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强挣 扎着勉强活了下来,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 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 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 只好回来继续受这受不完的罪!”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 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职工大队。把 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 惠。人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中央没有“宽松”的政策,北京市公安局是不会对右派 分子们如此“错爱”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而来的“中苏关系恶化”,不但为右派分子们 重返工作岗位设立了一道高墙,甚至连三年教养期满,也不宣布解除教养。于是一 颗颗沸腾的心全都进了冰窖,一下子冻结起来了。 由于看不见前途和出路,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右派分子们情绪极度低落,1964年 国庆节的狂欢之夜,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郑光第勇敢地从北海公园的大桥上跳了 下去,开创了团河右派“自绝于人民”的先例;紧接着清华大学的学生右派陆浩清 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兔死狐悲,缺乏自杀勇气的“同类”们暗暗落泪,却不知 道自己他日怎么个死法。 1966年,这些改造了近十年的右派分子们不但无望重返岗位,由于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发动,极“左”思潮也在团河农场泛滥,对右派分子 的监督管理放松而是从此加严,于是三余庄又发生了第二个右派厌世自杀的“消极 抵抗”事件。 事情是从“大抄检”引起的。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 是管理干警们的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 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见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干警们都知道 这些右派分子们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 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 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 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截然不同的最明显区别。每 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 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则三五成 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 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 问,也没那水平。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 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 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 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类,口 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 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 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的人来,进行批判。 这一“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