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愿与“反动小说”同归于尽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有研究古汉 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 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 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 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 什么。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透露出来, 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 来。吴弘达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 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 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 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 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 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 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 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不但 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 “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 归于尽呢? 我是1962年夏季集中到团河农场的,敖乃松却是1965年才从别的劳改单位合并 到三余庄来。我和他以前不认识,合并后也不在一个组,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平 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 不问别事。直到他的稿子被搜,对他进行批判,我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口中得 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 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 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 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敖乃松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开他批判会的三年以后。1968年冬天,团河 农场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职 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我们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三分场。三分场有 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1969年夏秋,我被分派去看守葡萄园,敖乃 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两园相距不远,我们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守的“佳 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我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琴,加上 我们两个都爱写,有这样几个“共同点”,我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于到了无 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我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 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