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冤鬼 引 子 近年来,我先后在《章回小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舅舅是神偷》和《我的姐 夫是城隍》两个中篇。承蒙读者厚爱,前者还被评上了第四届“当代优秀章回小说 大奖”。 在编辑部召开的授奖大会上,来自七省二市的十一位作家欢聚一堂,除了我是 个耄耋老朽之外,全都英姿勃勃,年轻有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自愧勿如也! 作家聚会,除了会上的发言之外,会下免不了还要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抽烟喝 酒侃大山。我一生与烟酒无缘,侃大山的功夫倒也有些修为。谈起我写的那两篇小 说,有人笑问:“你为了写小说,把你的舅舅和姐夫都请出来了。除了这两个人之 外,你家亲戚中还有什么人值得一写的么?”我哈哈大笑:“我是个传奇作家,我 写的五卷本150 万字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就是根据我故乡、我祖先的真 实故事经过演绎创作出来的。不但我写的是传奇故事,我亲朋好友充满了传奇故事,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部传奇故事。十年八年,且写不完的哩……”于是话匣子 打开,于是聊起了我父亲,于是聊起了我自己,于是就有了这篇《我的爸爸是冤鬼》, 于是就有了下一篇《传奇作家传奇──我和我的三个同名女儿》,于是…… 一、艰苦的求学之路 我的故乡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区三联乡择宕 村。村名中的这个“ ”字与 “岙”字同音同义,是当地特有的地名用字,很可能任何一本字典中都没有的。 说起这个村名来,本身也是一个传奇故事。它不但是我的出生地,而且就是我 在《括苍山恩仇记》一书中描写过的“吴石宕”村,正是书中所说的永康老石匠为 了到壶镇来修建贤母大桥,在这里附近选择了一处石宕,并在这里安了家,所以村 名叫“择宕”。于是,从此在缙云县就有了吴姓族人的一支。 我父亲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那时候,择宕村还只有十几 户吴姓人聚族而居,男的继承祖业,指着租赁来的石宕和几亩薄田,半石匠半农民, 亦工亦农;女的养蚕、织布,操持家务,过的是江南山区人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一 般生活。 当石匠免不了要錾石碑,因此吴家石匠有一个传统:凡是男丁,不但要读两年 书,还要知道正草隶篆各种字体的笔势笔顺,以免錾错了一个字就要全部返工。 但是择宕是个地处县界边境的极小山村,自己无力延请西宾,历年来凡是有 了“适龄儿童”需要入学,都是到附近的村学去“寄读”,而且只能读半天书,还 有半天,是要帮助大人干活儿的。 择宕离壶镇大约十里路。在择宕与壶镇之间,有三个比较大的村落,由于村 中居民大都姓王,分别叫做“上王”、“中王”、“下王”村,其中以上王村为最 大,不但出过几个秀才,而且还有中了举人在外地当官儿的,因此上王村的村学, 在附近若干个村子中名声最响亮,就读的学子也最多。 我父亲七岁那年,我祖父把他送到上王村私塾去读书,当然也是半天上学,半 天务农或进石宕当小工。我父亲小时候眼睛很大,当地人形容人的眼睛大,叫做 “乌碌碌”,相当于“乌溜溜”的意思,所以小名叫做“碌碌”。进了私塾,老师 给起了一个“大名”,叫做“显松”。他是长房长子,从此他的弟弟们都以“显” 字辈排行。 那时候村学里“蒙童”读的书,大都是“三百千千”,也就是《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这几本“传统教材”,一般只上半天学堂 的村童,大都要用一年甚至两年时间才能读完,而我父亲只用了三个多月的半天, 就把这几本书全读完了。不但书中所有的字全都认识,《三字经》中的典故、《千 家诗》中的意境,还都能够讲个八九不离十。此外,一开笔写字,就有几分意思, 不像别的村童那样不是歪歪扭扭,就是松松散散,写不成整个儿。为此村学究大为 惊讶,破例亲自登门向我爷爷游说,愿意只收半天的学费,却可以让我父亲成为整 天读书的正式学生。而且还预言:以我父亲这样的天资,考个秀才、进个县学甚至 中举、出仕,都是可能的。 我爷爷除了打石头、种庄稼之外,还业余学武,家里刀枪剑锤、石锁石墩齐全, 连一百二十斤的“关王刀”都有。二十多岁那一年,也曾经进县城去考过武秀才, 三场下来,成绩不错,却因为祖上从永康迁到缙云来定居,没有办理过“入籍”手 续,被同乡人告了个“冒籍报考”,虽然立即请讼师到县衙打听如何办理改籍手续, 但是上下打点,需要一百大洋,而且很可能手续没有办下来就发榜了,因此我祖父 没花这笔冤枉钱,却从此灰心仕途,再也没有去考过什么武秀才,而是安安心心地 打他的石头,只把武艺当作强身防身的本事,教给子侄们。──这一段往事,就是 我在《括苍山恩仇记》中描写的“师兄弟较场比武”、“吴本良奔走改籍”那两章 的原始素材。 听了老塾师的一通撺掇,我爷爷颇费踌躇。自己的儿子聪明伶俐,记忆力特别 强,他不是不知道,不过也只想到过要让他学一门精巧点儿的手艺,却从来没有想 到过要让儿子读书出仕。但是经不住塾师的再三游说、儿子的再三哀求,想到能多 读点儿书,总比不读书好,最后还是勉强地点了头。这件事情对整个择宕人来说, 确实是破天荒的。不过我爷爷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年终发榜,我爸爸如果能够考在 三名之内,才有可能继续读书,如果考试结果在三名之外,那就只能回家来打石头、 种庄稼了。 农村人上学,不像城里人那样有许多讲究。在石匠家,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工, 是很看重的,不会因为要送孩子去上学而歇工。我爸爸那时候只有七岁,但是不得 不自己挑着行李担子,翻过一个一个的小山坡,到离家五六里之外的地方去“独立 生活”。那年月,私塾里的学生主要是本村人,少数几个“寄读”的外村人,也大 都是吃过早饭来上学,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就不来了。像我父亲那样“住校”读书 的学生,为数极少。因此学塾中不可能有什么“食堂”之类。家境比较好的,多出 几个钱,可以搭在师母处与老师一起吃;我爷爷靠力气吃饭,勉强温饱而已,一年 到头能有青菜豆腐吃就不错,哪儿有闲钱在师母处搭伙儿?因此我父亲的行李担上, 一头是铺盖卷儿,一头是大米、木炭、瓦炉、铜锅和霉干菜:一日三顿饭,必需自 己做来吃。 村子里的私塾,向例都办在祠堂的正厅上,一间有门窗的西厢房,是老师和师 母的卧室,住校的学生,向例只能住在没有门窗的东廊下。床当然是没有的,能够 有几块木板搭成一张“统铺”,供三五个“住读生”睡觉,条件就算是极好的了。 从此,我父亲天不亮就起床生炭炉子做早饭:点着了五六块松炭,熬一铜锅大 米粥,趁天色还不太亮,就着霉干菜匆匆吞咽下肚。因为天色一亮,就要打开祠堂 门到外面去高声朗读了。私塾老师教书,没有别的什么窍门,除了在课堂上“开讲” 之外,就是要求学生熟读课文,读得滚瓜烂熟,什么时候老师只要提示三五个字, 学生必须能够接着下文流畅地背诵,才算及格。农村人油是金贵的,没有哪个学生 会从家里带油来点灯,大家都是天一亮就迎着东方的晨曦大声朗读,天一黑就上床 睡觉了。 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在家里都是母亲做饭,如今要自己做饭吃,而且是用铜锅 做一个人吃的饭,困难之大,可以想见。这种铜锅,是当时浙南特有的炊具:用紫 铜打就,样子是一个有柄有盖儿的罐子,因此也叫铜罐。用铜锅可以焖饭,也可以 熬粥,是单身汉最常用的炊具,但是火候比较难于掌握。我爸爸才七岁,在家里从 来没有用铜锅做过饭,开头几天,不是夹生就是做煳了,难免眼泪就饭吃──不是 嫌苦而流泪,而是生不着炉子冒烟熏的。不过很快他就越过了做饭的难关,在师哥 们的指点之下,他能够用一把松针点着三块松炭,能够用这三块松炭做成一铜锅饭, 上面是稀的,早上吃,中间和下面是半干的,中午和晚上吃,而且锅底绝不许煳。 至于下饭的菜么,当然只有酱豆腐、霉干菜、炒黄豆、干豆豉这几样“保留节目” 轮流演出,别想有什么荤腥或新鲜蔬菜吃。 农村的私塾,从二月二龙抬头开学,到腊月中旬放榜散学,没有寒暑假,也没 有星期日,只有清明节才放几天假上坟扫墓。此外每月的初一、十五,按例停学一 天,让外地的学生回家去拿大米、木炭和菜蔬。农村人过年才宰一头猪,熬的油一 家人要吃一年,平常日子,是没有肉吃的。霉干菜里能见到几块油渣,就已经很不 错,能够从家里带来一两个腌鸡蛋或腌鸭蛋,就算是十分“奢侈”的了。因此,一 个腌鸭蛋,往往要吃好几顿,吃空了,悄悄儿往蛋壳里填上豆腐渣,依旧一点儿一 点儿地挖着吃,让人家看着好像老有腌鸭蛋吃似的。 我父亲三个多月读完了“三百千千”,住校以后,就开始读《孟子》。当地学 塾中流传着一句话:“读《孟子》,打半死。”因为学塾里的规矩,背不下来的要 打,默不出来的要打,写了错别字的、解释错了的,还要打。不过我父亲凭着他的 天资聪颖,别人要用一年时间才能读完的一部《孟子》,他不但只用半年时间就读 完了,而且开创了上王村私塾办学以来没有过的先例:居然没有挨过一次打! 当时的私塾,除了教四书和古文之外,还有一项必修课,那就是写字:大楷、 小楷之外,还教草书、隶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私塾老师写的字,比起今 天许多“著名的”书法家来,功底不知道要深多少倍。我父亲上私塾,祖父勉强交 了学费和书费,纸笔钱就很为难了。那时候村学里的蒙童读书,木刻水印的“三百 千千”和描红本儿之类,是任何一副走乡串村的货郎担上都能够买到的,尽管纸张 薄,印刷糙,价钱却便宜,只要几个钱就能够买到一本。启蒙教育一结束,转入 “正学”,要读“经书”了,那《论语》、《孟子》之类,货郎担上可没有,而书 店里所卖的,价格一般都很贵,不是农家子弟所能够问津的。多数学生读书,都是 自己抄写:用江西出产的“毛边纸”或“连四纸”钉一个本子,衬一个“影格”, 然后从老师或师哥处借来课本,用正楷规规矩矩地抄写,抄一课,学一课。抄错一 个字,要用小刀子把错字挖掉,再用同样颜色的纸补上。“挖补”功夫,是每一个 打算出仕的蒙童必须学的。因为一旦赴试,考卷上是不许涂改的,写错了字,只能 挖补。功夫到家的考生,挖补之后的考卷,不仔细看居然能够不露痕迹! 尽管当时的湖笔、徽墨、江西纸价格都还不算太贵,但是架不住天天要写,累 计起来,数量也相当可观。那时候,学生们取出一张纸,大都是先写小字,再写中 楷,最后写大字。没有纸笔要想练出一手好书法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 动开了脑筋:他找来一块大户人家砌门墙用的一尺见方的方砖,打磨得平平整整的, 再用麻丝扎在一根竹棒上,做成一支特殊的笔,然后用这种特殊的笔蘸上水在方砖 上写字。每天做完饭,就用这块方砖盖在炉子上,利用炉子的余热把方砖烤干了, 以便下次再用。 皇天不负有心人,年终发榜,我父亲年纪最小,却高居于榜首。也就是凭着这 第一名,才能保证他第二年开春继续挑着担子去上王村上学。 长话短说,吴显松一连三年,年年都得第一,家里也遵守诺言,紧缩一切开支, 供他上学。乡村的私塾,除了启蒙课本“三百千千”入学后都要读之外,视学生的 要求与出路进行分流:只为识字记账以利于从商的,接着再读一本《幼学琼林》、 一本《尺牍》,就毕业了;如果还有出仕从政的希图,就要进一步研读儒家经典, 主要教的是“四书”、“五经”,也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和《诗》、《书》、《礼》、《易》、《春秋》。不过教的次序因老师而异,教的 进度因人而异,一般是三年至五年。以吴显松的天资,才一年多时间,就把四书都 读完了。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童生”,接着就要学做八 股文,叫做“开笔”。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词句命题,必须依据朱熹等人的 《四书集注》进行阐发,叫做“代圣人立言”。进入科举考场,除了“策”、“对” 之外,主要就是根据你的八股文章是否做得合乎考官的脾胃。尽管这种八股文章毫 无用处,但是应试的考生,人人都要用它当作出仕的敲门砖。 不过清代末年出洋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经过考察东洋人和西洋人的考试制度, 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体验到以八股取士的荒唐性,因此在大家的呼吁之下,终于在光 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改办学堂,再也不做八股文章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读完了四书五经,正要“开笔”学做八股文章,皇上 颁诏,废除科举,设立新学。不久县里有了官办的第一小学堂,在壶镇,也由当地 乡绅和社会贤达们出资把原来的私立崇正书院改名为“崇正小学堂”,废除四书五 经,增设《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等新课。当时各地 私塾中的学生,凡是家里有几个钱的,或者勉强还出得起学费和书费的,都纷纷转 到官办或私立的“学堂”里去了。我父亲家境贫寒,无力转学,本来应该是辍学回 家的,但是上王村的村学老师有意要把私塾改办成新式学堂,苦劝我父亲带头继续 学习,并要我父亲帮助老师进行改革,条件是不收我爸爸的学费。我爷爷也不想让 儿子的学业半途而废,就答应他在上王村小学再读两年书,好拿个“小学毕业”的 文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父亲没有开笔学做八股文,却到壶镇崇正学堂去借来 课本,日夜抄录,帮助老师把新学办了起来。 当时所谓的“新课”,国文不过是从《古文观止》中选的,算术也只限于整数 四则和珠算,历史只讲中国的,凡是私塾老师,大都能够应付,独有地理课是全新 的,从日本引进的地图,老师们连见都没见过。是我父亲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跑壶镇 向新学老师请教,回到上王村小再教给同学们。尽管他自己那一年只有十岁,但是 “一十八行省”的分省地图,已经画得烂熟于胸:把各分省地图沿着边界剪下来, 与邻省拼合,居然能够基本上衔接! 就这样,在他十二岁那年,终于拿到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凭。 二、小神童变成了小老师 中国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我父亲虽然学业优异,但是“朝里 无人难做官”,再说,一张“小学毕业”的文凭,尽管是“新学”,但终究是由私 塾改的“村小”,拿出去并不显赫。所以我父亲小学毕业以后,仍没有任何出路, 不得不回家去依旧跟着家人进石宕去打石头。正因为他的“学而优不仕”,倒给了 择宕人一个“反面典型”,做父母的再也不愿意勒紧了裤带让儿子去读这五六年 读了没用的书了。 这期间,出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让我父亲的名声一下子响亮了起来。 有一天壶镇逢集,家里让他到街上去买十斤酱油。当时玻璃瓶虽然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流传到浙南山村,村民们打酱油,一般都是用“茶筒”。所谓“茶筒”, 是用一段二尺多长的粗毛竹,削去外面的竹皮,只剩薄薄的一层竹白,再在顶端开 一个小孔,用粗铁丝从小孔中伸进去,把中段的竹节都捣碎,把碎末从小孔中倒出 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份量不重容量却颇大的空竹筒。农家人下地干活儿,一般 都用这种空竹筒带凉茶,所以叫做“茶筒”。当然也有人拿它装酱油醋之类,但是 仍叫“茶筒”,或者特指为“酱油茶筒”。 我父亲背着两个大茶筒,到壶镇街上的一家油盐店去打酱油。十斤酱油要装进 两个竹筒里,还只能用提筒一提一提打,不是三两分钟能够打满的。我父亲闲着没 事儿,就背着手闲看店堂里面的一块金字牌匾。那牌匾立在柜台的最里端,有三尺 多高,二尺多宽,黑底金字,每个字都有鸡蛋大小,共有百十个字左右,写的是行 草。油盐店老板正坐在店堂里面抽水烟,看见一个身穿土布衣裤的乡下孩子在抬头 看匾,有些看不起人似的冷笑着问了一句:“你看什么?这上面的字,你能认识几 个?”我父亲见他说话态度傲慢,也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认识不认识,你且先 别问。这上面的文章,我看了一遍,都已经能够背诵了,你信不信?”那老板大为 惊讶,颇不相信地说:“你要是能够背下来,这十斤酱油钱我不要了。要是你背不 下来呢?怎么说?”我父亲笑了起来:“这个赌,我跟你打定了。只要我背错一个 字,就算我输。不过我们穷人没钱,如果我输了,我到你酱园里干三天活儿,怎么 样?”酱园店老板也来了兴趣:“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转过脸去,现在就背!” 一听有人打赌,店里的人都聚过来看热闹。我父亲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去,在众人的 监视之下,有板有眼地朗声背诵,果然是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听得老板和伙计们 全都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父亲笑模悠悠地问:“有背错的地方没有?要 是没有,这十斤酱油,我可要背走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酱园店老板也说不出 什么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把两茶筒酱油背走了。 事后油盐店老板打听我父亲是哪个村子的人,才知道是上王村小学去年毕业的 “榜首”,记性极好,《论语》、《孟子》倒背如流,的的确确是个过目不忘的神 童。那老板摇头叹息说:“这孩子可惜投错了胎,出生在乡下人家里,要不然,准 是个出人头地的材料!”这件事情经过油盐店老板和伙计们的传扬,不久之后通壶 镇街上和左近几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择宕有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吴显松了。 又有一次,他和一个亲叔叔一起到壶镇赶集,两人分头采办东西。等到他把所 需物件采办齐全,到指定的地点会合,却不见他叔叔的影子了。他等了一会儿,不 耐烦起来,就到几家熟悉的店铺去寻找,都说没见。问到后来,有一个熟人透露说: “你叔叔刚才叫一帮赌棍儿给拉进赌场去了,听说输了个不亦乐乎,正在那里写房 契抵押借钱想要翻本儿呢!”我爸爸一听,不由得火气上升。因为吴家族规甚严, 不论大人孩子,除了大年初一二三可以在本村内与“自己人”偶尔玩玩之外,一律 不许参赌,进赌场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一口气儿跑进赌场,见叔叔正写 好了一张愿将房产抵押铜钱若干吊的文据,要向场上借钱再赌。我父亲冲上前去把 文据抢了过来,三把两把撕碎,大喝一声:“人家这里放好了接血的盆子正要宰你 呢,你倒好,伸出脖子去心甘情愿地叫人家宰!爷爷知道了,看怎么整治你!已经 输了的,就算了,还不快跟我回去!” 说着,一手把他叔叔提了起来,脚不点地 地拉出赌场外面去了。 当时赌场上不下几十个人,眼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把他叔叔架出赌场,竟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的。 于是,我父亲除了“神童”的称号之外,又得了一个“孤胆”的称号。 不久,这两件事情就传到了著名乡绅吕唐良的耳朵里去了。 吕唐良大名吕逢樵,为壶镇吕氏望族,在当地却人人都叫他的小名“唐良”。 他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老会员,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当时与秋瑾、徐锡麟、 张金发等人在浙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派人把我爷爷找去,主动把我父亲安排在 壶镇的一家银楼里当学徒。我爷爷觉得当首饰匠比当石匠要轻松得多,很高兴地同 意了。这家银楼当然是吕唐良的秘密据点,名义上他是叫我父亲去学打制金银首饰 的手艺和金银买卖的生意,实际上是看中了我父亲的才干,要培养他参加革命的意 思。 我父亲在这家银楼里呆了三年,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吕唐良和张金发等人在浙江组织群 众,起兵响应。当时我父亲刚十六岁,虽没有参加武装,但也参加了贴布告、散传 单、剪辫子、放小脚等活动。浙江光复以后,吕唐良出任处州军政府都督,我父亲 曾随他到处州(今丽水专区)工作过一段时间,做的大概是抄抄写写之类的事情。 但是不久吕唐良被人下毒,卧床不起,军政府工作不得不交出。他深知“一朝天子 一朝臣”的世态,我父亲既然是他带来的人,一旦他寿终正寝,我父亲肯定也会受 到排挤的。所以就在他临终之前,把我父亲送回了壶镇。有道是“没毛的凤凰不如 鸡”,吕唐良一死,壶镇的政权也落入了对立面之手。不过总算没有斩尽杀绝,也 没有翻脸不认人,由当地临时政府介绍我父亲到南顿村去当小学教员,月薪大洋八 元。当时的八元钱能买上白大米400 斤,比起一个熟练石匠师傅敲一天石头只得十 斤大米来高多了,因此家里人也都还满意。 南顿村在壶镇南面三里,是一个相当大的村镇,有几百户人家。村内人都姓蔡, 村北部称为上蔡,村南部称为下蔡。村内本来有一所私塾,由本村一个老秀才执教。 辛亥革命以后,一者老秀才忠于大清朝皇上,不愿意为“无父无君”的革命政府做 事,主动离职了;二者革命派也嫌他思想陈旧,不想把“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 的莘莘学子交给这样的老顽固去熏陶,所以老教师主动离去,也求之不得。正为没 人去把私塾改为村小而犯愁,恰好我爸爸从丽水回来,就阴差阳错地把我爸爸派去 了。 南顿村的头面人物见派来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老师,颇有些不以为然。但是我 父亲“神童”的名声远近闻名,又不敢有所异议,只好先表示接受,再找碴子轰走。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的半大孩子,一个人住在偌大的蔡氏宗祠里,管理教 育全村好几十个淘气的孩子,居然把往常最不听话的孩子都管得规规矩矩,不敢捣 乱。在课程上,除了规定的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之外,还增加了体育课, 不过教的是拳术、刀枪、剑棍和飞锤,练的是石锁和石担。学生的家长满意,村里 主事的地方绅董们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 南顿村最大的一家财主,姓蔡名深海,家有华屋三栋,良田四十多亩。这点儿 土地,在当地不算什么大地主。壶镇吕家,祖上亦官亦商,家有良田几百亩,还有 九所雕梁画栋的大院子,成麻将牌的“九筒”形排列;吕建盛兄弟先是秉承母亲的 临终意愿,独资建造了壶镇大桥,当地人称“贤母大桥”,后又合资建造了县前同 善大桥和县南东渡大桥,为此才使我当石匠的祖上从永康迁到缙云来安家落户。白 竹卢家,祖上当过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家有良田千亩,单是卢尚书的疑冢, 就有十八座之多,座座都有童男童女殉葬,墓园上都有石人石马和精雕细刻的石牌 坊,称为浙南一绝。因此像蔡深海这样一个只有四十多亩地的小财主,在当地只能 算是默默无闻的。深海家的田地,自己不种,全都租出去,只在八月收租的时候, 掌掌秤收收租,其余日子,全在外面经商跑买卖,做的是茶叶、药材、土产等的收 购贩运,一年的收入,比四十多亩土地的租谷要多得多。因此,尽管蔡深海的名字 在全县并不响亮,至少在南顿或者壶镇,却是尽人皆知的。 蔡深海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女云香是前妻所生,年纪比弟妹们大得多,在 蔡深海外出经商期间,已经能够帮助后母料理家务并照管弟妹们了。按照“女子无 才便是德”的传统认识,家里多有钱的人家,也不会送女儿上学,因此蔡家只有两 个儿子在南顿小学也就是我父亲那里读书。这两位少爷,从小被他们母亲惯坏了, 都是只知道游戏作乐不知道读书上进的淘气鬼。在老塾师的学校里读了好几年书, 虽然“三百千千”勉强都读完了,但是一本《幼学琼林》读了一年也解释不清楚。 家里娇惯,老师也不敢责打,在学堂里却成了孩子王,经常聚众打斗,闹翻了天。 我父亲到了南顿小学,学生们见来了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老师,谁肯服哇? 尤其是蔡深海的两个儿子,带领一帮同样淘气的娃娃,商量着要给我父亲点儿颜色 看看,只要头一个回合打胜了,以后就不是老师管学生,而是学生管老师了。 我爸爸在上王村小住校五年,十岁的时候就帮老师管过比自己大得多的孩子, 已经积累了一套整治淘气孩子的经验。上任之前,先从家里把刀枪棍棒、宝剑铁尺、 石锁石担之类都搬来,开学第一天,以防身健身强国强兵为由,提倡尚武精神和文 武全才,带领学生给孔夫子和孙中山行过三鞠躬礼之后,接着就上体育课。当老师 的赤膊上课,拿起各种兵器来,先一一示范演示,然后根据各人所爱,分别自认一 两种学习,而跑、跳、举、打则人人必须过关。单是这第一课,就把全校的学生都 镇住了。他们经文弱的老塾师管带多年,哪儿见过这个?他们只听说新来的小老师 是个远近闻名的神童,却不知道还是个得之家传的练武的壮士。在这样的老师面前, 谁还敢髭毛奓翅?或出于对老师的佩服,或出于对老师的畏惧,学生们一个个全都 服服帖帖的,十分听话。不久之后,我父亲就在学校里建立起绝对的权威,不但没 一个学生敢捣蛋,连原先十分调皮不肯读书的蔡深海的两个儿子,竟都自觉收敛, 主动帮助老师维持起校内的秩序和课堂纪律来了。 蔡深海原来也是不喜欢我爸爸到南顿小学来任教的地方绅衿之一。半年之后, 见我爸爸不但没闹什么笑话,还把小学治理得井井有条,把学生们管得服服帖帖, 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过去,学生们的体力智力全都见长,家长们人人满 意,蔡深海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大有长进,知道跟老师的教导有方分不开,比别人更 加满意,要把这个小老师轰走另选贤人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打消了。 三、屈服于包办婚姻 我父亲在南顿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当地的男女老少人人喜欢,个个佩服。那一 年,我爸爸已经十八岁,长得人高马大,少年英俊,外加文武全才,都说他不是 “池中之物”,早晚要离开这个小地方,一飞冲天的,只是时间和机遇还没到来而 已。 蔡深海经过两年的冷静观察,也看出我爸爸是个人才,将来必定有出息。他有 心要让这个人才为自己所用,终于在某一天下了决心,坐了一顶小轿,带了两样礼 物,忽然出现在择宕,以代表南顿全村老小感谢老师家人为由,指名要拜访我爷 爷。那时候,我爷爷正在石宕里打石头呢,家里人见来了一位穿长衫、坐轿子的客 人,不敢怠慢,一边急忙烧水沏茶,一边急忙打发孩子到石宕里去把我爷爷叫回家 来。两人见了面,蔡深海先是一通地夸奖我爸爸少年老成,教学有方,使南顿小学 的一帮孩子们大有长进;接着又感叹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才,在小小山村屈就小学教 师,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爷爷见他大有爱才之心,不揣冒昧,就求他提携栽培,没 想到蔡深海不但一口承应,还说:“如果不嫌小女姿质粗陋,承愿把女儿嫁到择宕 来,今后就叫显松替我管账,我亲自带他出门经商,不要他一分本钱,年终结算, 准分给他一成红利。过不了几年,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富商了。”这样的许诺,对我 爷爷来说,简直是意外的惊喜,要不是蔡深海一本正经地说出此话,很可能会以为 这是开玩笑的。面对这样的天大喜事,我爷爷难道还会推诿不成?除了说几句“家 境贫寒,地方偏僻,房屋简陋,有屈你家小姐”之类的客气话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双方就交换了庚帖,蔡深海自称懂得阴阳之学,叠着指头掐算了一番,尽管女 方比男方大一岁,却连说上上大吉,没请瞎子合婚,就把婚事定下来了。蔡深海心 知吴家人做一天吃一天,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婚事又不能办得过于简陋,当时就留 下了一张大洋二百元的银票,要我爷爷择吉纳聘行定,千万不要把喜事办得太寒酸 了。至于嫁妆,蔡家早就已经置办完备,除了要求吴家准备一张花床之外,一应橱 柜桌椅、动用家伙,全都有了。 我爷爷手里捧着这张二百大洋的银票,眼泪都流下来了。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 便宜的亲事,哪里还有这样好的亲家? 没有想到的是,我爸爸月初回家,我爷爷喜孜孜地告诉他这一天大的喜事,他 却一口回绝,表示绝不同意。这可真叫家里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蔡家大小姐的人 品、相貌和善于管家的名声,是远近皆知的。多少人上门求亲,蔡深海总是以自己 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子女尚小,全靠这个长女操持家务为由婉言谢绝,如今不嫌吴 家贫寒,主动上门来许亲,还倒贴聘金,这样的好事儿,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 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怎么竟会不同意呢?我爷爷一遍又一遍地钉问其原因,我爸 爸就是不说,只说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没有什么理由。急得我爷爷差点儿大耳刮子 就要搧了过去。当天父子二人闹了个不欢而散,我爸爸当夜就负气逃回南顿小学去 了。 没有想到的是:下一次学校放半月假,我爸爸回到家里,我爷爷逼问他到底同 意不同意蔡家的婚事,他倒又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既然你们都说定了,我又有 什么办法?”除了要求女方必须放足之外,没说别的话,竟表示同意了。 为什么我爸爸开头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又同意了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秘 密。这个秘密,我爷爷一辈子也不知道,我母亲也是直到孙子都老大了,方才听我 父亲自己说出来的。 原来,从南顿到择宕,一共有八里路,南顿地处“壶镇垟”的边缘,是一片 平地,我父亲回家,走四里平路以后,就进入山区,一路都是起伏的山坡了。进入 山区后的第一道山梁,地名叫做“千家岭”,是从壶镇到永康的必经之路。山路的 两边都是坟地,没有村庄,只在岭脚搭有一座茅草屋,住着一家姓冯的人家,是从 外县迁来的“独姓人”,除此之外左近村落就没有另一家姓冯的人家了。他们夫妻 二人带一个大闺女,就在附近山坡地上开荒种白薯和黄花菜,还在门口搭一个凉棚, 摆一个小摊儿,卖点儿茶水点心什么的给过路的挑夫、脚夫吃喝,一家三口艰难度 日。 有一个夏天,南顿小学放半月假,我父亲回家去取大米、柴炭、蔬菜之类。按 照习惯,都是放假的头一天黄昏动身回家,在家里住一夜,第二天黄昏返回学校。 那天我父亲离开学校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走到千家岭上,突然阴云密布,下起瓢 泼大雨来。我父亲一路狂奔,跑到岭下,到冯家避雨。小地方,左近几个村庄的人 互相之间都认识,冯家人不但认识我父亲,而且很熟识,如今遇上这样的大雨,当 然热情招待。本来打算等雨一停就接着走路的,没想到那天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 下到深夜还不停。我父亲感到很为难,想借冯家一件蓑衣冒雨回家,但是第一天黑, 第二当地的土质属于红色的粘胶泥,天晴的时候硬得像石头,一下雨又粘得像牛皮 胶,一脚踏下去能陷半尺多深,拔也拔不出来,每逢下雨的日子,村民们大都呆在 家里不外出,必须出门的话,也只能骑牛来往。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热情好客的 冯家,怎肯放我父亲摸黑上路?无可奈何,只好就在冯家就和一夜了。 冯家一共三间茅屋,两口子睡东面一间,大闺女睡西面一间,床上都有蚊帐, 我爸爸躺在中间的客堂竹榻上,尽管床前也点着艾绳熏着蚊子,但是下雨天蚊子都 往屋里飞,不要命地往人身上叮。冯家姑娘听我父亲一个劲儿地挥蒲扇打蚊子,反 正是极熟的人,更主要的是对我父亲一向有好感,很希望自己能够嫁这样一个有作 为的丈夫,于是就大胆地摸到我父亲床前,轻轻地说:“这里的蚊子太厉害,没蚊 帐根本睡不着。你还是到我床上去睡一会儿吧,我到外屋来睡。”一个年轻力壮的 小伙子,怎么能够忍心让一个弱女子去喂蚊子,自己却躲进了人家的蚊帐?我父亲 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商量并达成协议的,总之是我 父亲和冯家姑娘终于全都躺进一顶蚊帐里面去了。 这时候,两人都听见隔壁房间里冯家两口子在轻轻地说:“我看显松这孩子, 将来准有出息。咱们要是能够招这样一个女婿,往后的日子就不犯愁了。”一个说: “那哪儿可能呢!人家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人,往后即便不能大富大贵,至少 也能出人头地,小富小贵。咱们的孩子是个只会搂柴火的乡下妞儿,能配得上人家 么?别痴心妄想啦!”我父亲在冯家姑娘的耳边轻轻地接了下茬儿:“我见过的那 么多姑娘,就数你心眼儿好。不管我有没有出息,这辈子我就要定你了!……”从 此之后,我父亲经常在回家的路上或返校的途中趁天黑溜进冯家姑娘的房间里与她 幽会。山里人油是极宝贵的,家家户户大都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了。冯家姑娘总是算 准了时间,到了那一天,就故意不关后窗户,让自己的情郎随意进出。如此明来暗 往,非止一日,两人早已经山盟海誓,定下了终身。难怪一听说跟蔡家定了亲,我 父亲要极力反对了。 那么事隔半月之后,我爸爸怎么忽然又表示同意与蔡家结亲了呢?这里面当然 也有故事。 原来,那一天我爸爸跟我爷爷顶了几句嘴,没有逃回学校,而是找冯家姑娘去 了。我父亲的意思,是去向她表明心迹,非她莫娶,海枯石烂,决不变心,必要的 时候,就逃婚外出,等到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再悄悄儿回来接她。没想到此话一 出,冯家姑娘沉思片刻之后,居然说出我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的话来。她说:“我知 道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机会还没到来,无法平步青云。本来,如果吕唐良不 死,你是有机会进入军界飞黄腾达的,可惜这样好的机会突然失去,像你这样的人 才,不得不在村学里带几个拖鼻涕的娃娃打发日子。年龄不饶人哪,再这样过十年 八年,你这个人才就埋没了。如今既然有这样好的婚姻在等着你,为你的前途着想, 我只能退让,不能拖累你。我说这是一门好婚姻,不是说蔡家的姑娘人品比我好多 少,而是你娶了她会有老丈人照应你,就有发达的可能;你不娶她,就只能逃出去 做流浪汉。你有一身本事,活下来固然不难,没有人引路,发迹的机会可就很难很 难了。既然我爱你,就不能害你。让咱们爱在心里,永远做个好朋友吧。”这样的 话,出自一个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离开过家门十里路的山村姑娘之口,是非常奇怪、 非常不合乎她的身份的。我父亲当时正与她热恋之中,这样的话,当然听不进去。 那个夜晚,两人小声争执了半夜,结果并没有达成共识,甚至闹了个不欢而散。 两天之后,冯家姑娘借赶集为名,到南顿小学找我爸爸来了。她把自己的一绺 头发交给我父亲,要求我父亲也给她一绺头发,表示两人是秘密的结发夫妻,秘密 地相爱到永远。如果我父亲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只能说明我父亲是个眼光短浅的凡 夫俗子,是她看错了人,不值得她爱,她就只好一根绳子上吊,以此来忏悔自己的 错误了。 大白天的,学校里人多眼杂,不便过于形迹外露,我爸爸只好劝冯家姑娘先回 家,答应晚上一定到她家去再仔细商量这件事情。 当天天黑以后,我父亲摸黑走了四五里夜路,从后窗户进了冯家姑娘的房间, 两人又嘀嘀咕咕地争执了大半夜。具体都说了些什么话,我爸爸没仔细说,总之商 量的结果是我爸爸同意了冯家姑娘的主意,等到有了出头的日子,一定娶她做二房。 ──辛亥革命之后,蓄婢纳妾虽然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两相情愿地娶两房老婆还被 允许。所以第二个半月假,就向我爷爷表示答应蔡家的婚事了。可惜的是“天不假 年”,就在我父亲外出经商的第二年,她得了一种什么急病死了。不然,爸爸也不 会在妈妈面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我父亲的婚事一妥,紧接着纳聘行定,择吉迎娶。我爷爷为了迎接这个有来头 的儿媳妇,居然把上房让出来给我爸爸做新房,自己搬到厢房去住。消息传出,在 南顿这边,有人说蔡深海行事过于玍古,竟把一个管家大小姐嫁到连吃水都难的山 窝窝儿里去,这不是害了女儿一辈子吗?也有人称赞蔡深海眼光远大,看准了吴显 松他日肯定能够出人头地,绝不会永远住在择宕那个山窝窝儿里面。在择宕那边, 有人羡慕我爷爷有福气,娶到了这样一位名门闺秀,往后背靠蔡家这棵大树,日子 就会越来越好过了;也有人担心蔡深海是大户人家,他家的大小姐一定娇气得很, 什么也不会干,来到这样的小山村,还不是什么都要婆婆伺候她? 好在新娘子过门之后,“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一应农家媳妇所要做的 家务,样样能干,甚至连挑水、舂米这样的重活儿,也不回避。──蔡云香在家里 就是管家大小姐固然是原因之一,出嫁之前,蔡深海费了多少唇舌,也是意料中事。 可以这样说,我父亲的婚事,遇上了两个奇人:一个是他的老丈人,一个是他 秘密的、心中的结发妻子。 三、经商之路 我父亲婚后不久,就秉承老丈人的意志,辞去了南顿小学教师的职务,跟随老 丈人出门经商去了。 他们依旧做的是药材、香菇、茶叶等土产的买卖。他们的生财之道是:先从生 产地十斤八斤地零星收购,然后集中起来运到集散码头整批出手,再用所得资金就 地收购价格便宜的货物,等待涨价以后再抛出。而关键的一笔,则是控制行情的涨 落,以便于低价进,高价出,赚的是涨落之间的差价。 具体地说:例如他们先在缙云收购了玄胡、半夏、浙贝之类药材,雇脚夫运到 宁波码头,找到药材牙郎(买卖经纪人)善价出手。一般说来,药材之类,市场价 格波动不会太大,赚的不过是零星收购价与批发价之间的差价。虽然辛苦一些,只 要不发生霉变、失水等意外,一两成纯利是稳赚的。在货物买卖的过程中,同时打 听市场上什么货物最便宜,例如新茶叶刚刚上市,价格不高,然后就在别的场合全 力宣扬新茶叶在某地某地能卖多么高的价钱,等拿到药材出手所得货款以后,就委 托牙郎以高于市场价半成的价格大量收购。所收购的茶叶,又全部质当在当铺里, 不但能把货物变成活钱,而且解决了货物的仓储问题。拿到钱以后,继续以高于原 价半成至一成的高价收购,再拿到当铺去质当。如此反复炒作五六天,茶叶的价格 很快就会比原价高出两三成去。这时候由另一个人出面,赶紧把典当的茶叶提出来 以高价出手。他这里刚刚把存货抛出,外码头客商听说这里的茶叶价格高,纷纷运 来,于是货物堆积如山,价格一下子掉了下来,很可能比原价还要低许多。这时候 他们或者带上银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或者再来一个乘虚而入,趁茶叶价格最低的 档口,又一次大量收购。等到外地茶商连呼上当纷纷把货物运走,茶价又恢复原价 的时候,再把货物抛出,多少还能再赚一票。 干这种买卖,第一是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走过的码头再走第二次,这 样的戏法就不能变了;第二是一进大码头,与当地商界人士一来往,吃花酒、逛妓 院,就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在蔡深海带着东床快婿做买卖,打个茶围叫个局,固然 在所难免,真正玩儿“门槛”的机会,倒还没有过。──宁波人把妓女叫做“门槛”, 大概有“千人骑万人跨”的意思吧。 他们开春出门,先在浙南山村收购土产,然后东打一枪,西开一炮,除了三伏 天歇夏,总是如此这般地经营操作,一年下来,除去盘缠开销,赢利绝不少于一两 千或两三千元。老丈人按照事先的协议,到了年终结算,一准分给我爸爸一成的红 利。虽然只有二三百元钱,但是比起在南顿当小学教师来,纯收入多得多不要说起, 这做生意的门槛和路数,可是千金难买的呀。 我父亲从十八岁开始跟着老丈人“学做生意”,一学就是八九年。生意越做越 大,收入也越来越多。开头三年,是老丈人带着他外出,真是手把手地教,一个地 方一个地方地带,把所有生意场上的“关系户”都移交给他。从第四年开始,老丈 人只是在关键时刻偶尔出马,一般只让我爸爸“独立运作”了。再过几年,蔡深海 的两个儿子渐次长大,这一回,该是我爸爸带着两个小舅子出去闯天下了。 近十年时间中,我爸爸大约从老丈人手中分到了两千多元的红利。这笔钱,对 商家来说,只够做做小生意的,但对山区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爷爷这 一房,在择宕众多吴姓子弟中,明显比别家要富裕多了。 我爸爸是个很愿意做一些“泽及乡里”的好事以图名望的人。他手头刚刚有了 几个富裕钱,就拿出六百多大洋来,从千家岭到择宕铺了一条四里长的石板路。 从此,择宕人下雨天出门,再不用骑牛了。 尽管我爸爸已经能够穿着纺绸长衫、坐着轿子回家,但是终究是个自己没有本 钱的商人,充其量不过是富商蔡深海的女婿兼账房而已,离大家心目中的“出人头 地”和“飞黄腾达”,似乎还很远。 如果不是突然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父亲很可能就此长期替老丈人经 商,最多不过搭一点儿股份,多挣几百、几千块洋钱,如此而已。 四、我祖父怎样被杀 我爸爸十八岁成亲,十九岁有了一个女儿,再过三年有了一个儿子,再过几年 又有了一个儿子。在此期间,我奶奶也一连给我爸爸生了几个弟妹。因此,我的小 叔叔跟我大姐同年,而我的小姑姑竟比我大姐还小。我奶奶生育以后缺少奶水,我 的小叔叔和小姑姑,都是吃我妈妈的奶长大的。 在我父亲二十七岁那年,算起来,应该是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那一年, 我小叔叔刚八岁。同是一母所生,他却不像我父亲那样有天赋,记性也不好,对读 书更没有兴趣,因此只在邻村小学读过一两年书,就不肯再读了。倒是我大姐,在 我父亲的力主之下,成了当时当地第一个背起书包上学的女学生。 只有八岁的小叔叔,不论干农活儿还是进石宕,年纪都还太小了点儿。不过农 家人有农家人的活法,是小丫头,每天必须上山去搂柴火,以供做饭熬猪食所用; 是小小子,每天必须上山割草,嫩的喂牛,老的晒干了,也是柴火。此外,不论男 孩儿女孩儿,一早一晚还都要牵牛出去放牧。那时候,我大姐倒成了娇小姐,除了 上学之外,放牛、搂柴火这些活儿都不用她去做。道理也很简单,第一她是方圆三 里五里之内唯一的一个女学生,人们的共识,都觉得女学生是不能也不应该干这种 “粗活儿”的;第二,我爸爸是一家中主要的挣钱人,因此我大姐也就理所当然地 应该受到一些特殊的优待,成了一个不是小姐的小姐了。 那年秋收之后的一个黄昏,我小叔叔牵着家里用来耕田兼运送石料的大黄牯到 村外路边的山坡上去放牧。山坡上放牛的孩子很多,淘气的孩子们凑到了一起,玩 儿闹的主意可就多了去了。什么掏喜鹊窝儿啦,偷挖几块白薯吃啦,合在一起串演 小戏啦,学着大人的样子掷骰子、推小牌九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每逢他们玩儿 闹的时候,不是把牛缰拴在一棵大树上,就是用一根木橛子拴着牛缰插在地上,任 凭它慢慢儿地啃着青草吃。几个孩子一玩儿起来忘了时间,等到太阳已经下山,想 到要牵牛回家的时候,一看拴着的牛,不由得全傻了眼了:我小叔叔放的那只大黄 牯,吃完了附近的青草,拔起了插在地上的木橛子,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帮着四处寻找,哪儿还有影子?小叔叔吓得嚎啕大哭,不敢回家,几个小 伙伴劝着把他送回家里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我爷爷一听,心里发火,顺 手给了我小叔叔一个栗暴,挨了打的小叔叔倒不敢哭了。我爷爷发火,是因为小叔 叔不听话,倒不担心大黄牯会丢失。因为这头黄牯四处送货,左近村庄的人几乎都 认得那是择宕吴家的牛,再说,黄牯来吴家已经好几年,自己认得路,走失的可 能是没有的,除非让偷牛贼给偷走了。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也极小。 我爷爷和我二叔、三叔全都出去找牛,不久三叔回来说:邻村的放牛娃看见那 黄牯拖着缰绳,到路边林炳家的豆田里吃了一片豆苗,正好被林炳路过看见,就把 黄牯给拉回家去了。我爷爷一听,倒放下了心来。只要黄牯不丢,吃了人家的豆苗, 最多赔人家几升豆子,再说几句好话,事情也就完了。 我爷爷装上一小口袋黄豆,就上邻村找林炳要牛去了。林炳满脸带笑,殷勤接 待,一口回绝根本就没看见过吴家的大黄牯,还亲自端着灯盏带我爷爷到他家牛栏 边查看。栏里只有一只水牛,一只花牛,的确没有黄牯。我爷爷无可奈何,只得回 来。我三叔却不相信,再次到邻村去找那个看见林炳牵牛的放牛娃对证,那放牛娃 笑了起来说:“你们都让林炳的障眼法给骗了。林炳把牛牵回来,知道你们一定要 来找,正好家里磨豆子做豆腐,就手用生豆浆把你们家的大黄牯抹成了花牛,灯光 下哪里分辨得清?”我三叔回来把这话一说,大家都气炸了,心知林炳这样做,就 是存心不想还牛的意思,不去当面拆穿他的西洋景,牛是不可能讨回来的了。仗着 吴家的石匠们有的是力气,又大都练过几天武艺,就各揣家伙,一帮人蜂拥到林炳 家,一定要再次到牛栏里认牛。林炳既然偷了牛,当然不干,双方一言不合,动起 武来,林炳家兄弟二人也是学过武的,双方各有七八人投入战斗,结果却是两败俱 伤:我叔公一刀砍下了林炳弟弟的一条胳膊,我爷爷被林炳一梭镖扎中了腰部,此 外双方还有多人受伤。我爷爷虽然受伤,身上却没有多少血迹,他见再厮杀下去, 死伤还将更多,就招呼兄弟子侄们暂且撤出战斗,带头大踏步地往回走,刚进自己 家门,一个踉跄,几乎栽倒。我母亲急忙迎上前去扶住,没想到我爷爷两腿一软, 身子一沉,就躺倒在我母亲的臂弯里,再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晕过 去了。 当时一者天色太黑,二者我爷爷伤势沉重,需要立即延医诊治,所以没有再聚 众与林炳家争斗。我二叔连夜去把当地最著名的伤科大夫请来,但我爷爷已经咽气 多时。据大夫诊视后推测,我爷爷被梭镖扎中腰部,伤口虽然不大,但是肝脏扎破 了,鲜血往腹腔内流,所以外表没有多少血迹,实际上肝脏一破,就是把最好的大 夫请来,也无法挽救了。 第二天我二叔到蔡家报丧,恰巧我爸爸刚从外地回来,正与老丈人在商谈生意 上的事情,听到了这样的噩耗,立刻与丈人一起赶到择宕来。 见到尸首,我爸爸暴跳如雷。当时他血气方刚,按照他的意思,是立即聚集起 吴家子弟来,杀向邻村,至少要让林炳一命抵一命。据事后得知,昨夜的一场恶战, 林炳的弟弟失去了一条胳膊,林炳和其余的人也都受了重伤,一个个不是吊着胳膊 就是躺在床上,只要有十个八个壮小伙子打上门去,对方至少有三五个人要死于非 命。由于有蔡深海这个“地方绅董”在场,他们当乡绅的经常料理地方上的争执, 习惯于小事协商摆平,大事报官处置;如今出了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哪儿还敢再把 乱子闹大?于是一方面极力压住我爸爸的火气,不许他轻举妄动,一方面张罗着找 地保乡约报官立案,打算通过法律程序谋求解决。 那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建国十年,按照当时的司法建制,缙云县属于三等小 县,没有法院,只在县政府内设立一个司法处,一共只有两个审判官,由县知事兼 管。这件人命案子报到司法处以后,第二天审判官就坐着轿子下乡来验尸,传齐了 双方当事人和见证等等,连来带回的,足足闹腾了三天。择宕是个没有几户人家 的小山村,虽然是吴姓人聚族而居,却还没有建立起祠堂来,而邻村是个大村落, 不但有祠堂,而且有地保。因此司法处审判官带着检验吏下乡,统统都住在邻村的 祠堂里,由地保乡约出面,专门请来厨师,鸡鸭鱼肉的盛情接待。可以想见,审判 官心里的那杆天平,自然是偏向林炳一方的了。 验尸完毕,审判官带着一干人马走了,地保却送来一张账单,除了鸡鸭鱼肉、 米面柴火、厨师的红包之外,连送给官吏衙役的“茶资”和“草鞋钱”都开上去了。 也就是说:林家送人情,却要吴家出一半儿钱,而且是不是一半儿,也只有天知道。 官司还没有开审,吴家在气势上先就输掉了一半儿,倒是真的。 这件案子后来虽然也开过两次庭,但第一庭是“藐视法律,聚众械斗”,双方 各罚款五十元;第二庭则判了个“双方各有死伤,不予追究”。真是糊涂官判糊涂 案,糊里糊涂地就把一宗人命官司了结了。 四、下决心学法律 这场官司打下来,钱也花了,理也输了。我父亲气了个一佛出世,二佛还魂, 可是除了到处嚷嚷一通以泄恶气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朋友劝我父亲说:“你的官司,不是输在无理上,而是输在无法上。如今民 国刚刚建立,法制还不健全,印把子抓在不懂法律的司法人员手里,他们除了知道 当官敛钱,还知道什么?要想司法公正,除非你去当法官!”也真叫凑巧,这时候, 恰逢浙江省法政专科学堂在杭州成立,招收第一期学生。我父亲正在杭州做生意, 得到了这样的消息,真的动了上学去学法律的念头。论年纪,已经二十七岁了,不 但娶了妻子成了家,孩子都有三个了;论学历,名义上是小学毕业,实际上只是读 了五年私塾,根本就没有中学毕业的文凭。不过当时的大学招生,年龄限制不像今 天这样严,文凭也可以借用人家的,至于没学过数理化,也不要紧,因为在他的朋 友当中,有不少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找个人代考不成什么问题。而更主要的,是 他给老丈人当了小十年账房,挣了两千多大洋,除去铺石板路和家用开支,手头至 少还有五六百积蓄,够一家人三四年的开支,并没有后顾之忧。经过与亲友们商量, 反复酝酿,除了小舅子说他已经熟悉商界人情行情,不宜跳槽改行之外,大家都说 长期给老丈人、小舅子当账房,不是个了局,还是下决心跳出来自寻出路的好。 于是他不顾小舅子的反对,居然报名投考了。中学文凭,是借的同乡人的,正 好也姓吴。考试的时候,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乡人替他考的数理化,方法是两 人同时报考,考国文和历史地理的时候,各人写各人自己的名字,到了考数理化和 外语的时候,我父亲在卷子上写朋友的名字,朋友则写我爸爸的名字──当时考试 不严格,不用暗码之类以防作弊,于是很容易地就通过了考试,而且是“高高得中” 了。 得到录取通知以后,我父亲才回到家乡来,将消息告知家人,并作安顿。老丈 人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好皮笑肉不笑地道贺几句,把账目结算清楚 了,也就作罢。难于安排的是自己家里。爷爷死了,两个姑姑都嫁了,二叔已经娶 了妻子,也有了孩子,三叔还没成家,正和我大姐一起在读书,小叔叔还小,除了 放牛、割草,干不了什么。算起人口来,加上我奶奶共计十一人,主要靠我爸爸和 二叔,一个挣钱,一个种田。如今我爸爸要去上学读书,明摆着只有出去的,没有 进来的,二叔首先不干了。他说他不能一个人种田养活一家人,提出来要分家。事 后得知,出这主意的是我二婶,而我二叔则是个“听老婆话”的“软耳朵”。我父 亲知道爷爷一死,奶奶又是个从来不管家的人,往常一切家务事都是我母亲经管, 如今自己再离家去上学,要想靠我奶奶拢住这个大家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硬了硬心肠,把舅舅请来,清点了家产,首先把二叔一家三口分了出去。三叔靠 我爸爸挣钱供他读书,当然不会吵分家,就和大家一起合着过。除去我父亲,一家 七口,吃饭穿衣,都由我母亲照管。 我父亲结束了商贾生涯,到杭州上学去了。这是择宕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年 是1923年,我父亲二十八岁。 五、从通缉犯到党代表 我父亲进了法政专科,顶的还是同乡人的名字。当时上大学,有另起名号的习 惯,更改名字是很容易的事情,报到的时候,就改名为吴山,号一峰──这是从金 主完颜亮的名句“立马吴山第一峰”中套取而来的。 在同学中,数我父亲的年龄最大,社会经验也最丰富,加上他能说会道,又写 得一笔好字,不久就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兼学生会刊物的主编,成为一个颇为 活跃的活动分子了。 那时候,浙江省正处在地方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孙传芳是北洋直系军阀, 山东历城人。1923年,孙传芳本来在福建当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他驱 逐了皖系的卢永祥,出任浙江军务善后督理兼闽浙巡阅使,1925年又起兵驱逐了苏 皖等地的奉系,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是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当时的 杭州虽然也有一个公开挂牌的“国民党省党部”,但那是依附于孙传芳的傀儡党部, 有志于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世界的真正的国民党人,则成立了一个地下的省党部, 进行秘密的反孙活动。 1925年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员都以国民党 员的身份从事群众运动。与我父亲同住一间宿舍的李雪峰,就是一个以“地下国民 党员”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他见我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思想进 步,组织能力很强,先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借给他看。我父亲虽然青少 年时期接触过许多进步的国民党人,具有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但是还没有读过 有系统的革命理论书籍。如今见了《三民主义》,简直读得如痴如狂,对孙中山佩 服得五体投地,忘记了书是人家借给他的,竟在书上圈圈点点地作上了许多记号。 李雪峰见条件成熟,就表明了自己是地下国民党员的身份,并介绍我父亲参加了地 下的国民党。 从此,我父亲就在李雪峰的领导之下,表面上是接受地下国民党的指示工作, 实际上做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动群众工作。换句话说,是身为秘密共产党员的 李雪峰在幕后指挥,身为秘密国民党员的吴山在前面登台表演,演出的则是共产主 义群众运动这一最时髦的节目。 这个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主要节目之一,是在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工厂中发 动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疯狂镇 压。5 月15日,上海一家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打伤了十几个工 人,激起了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 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 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 月30日,上海学生二千多人在租界街头宣传, 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随后万余群众集中在公 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并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英国巡捕开枪屠杀,当场被打死十几个人,受伤的人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的简单经过。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上海市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 发动并组织上海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界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屠杀。6 月1 日,就有二十万工人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大多数商店罢市。6 月7 日,又 在上海成立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严惩凶手、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 日驻军等十七项要求。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共有五百多个城镇纷纷举行罢工、罢课、 罢市,响应上海的斗争。这期间,我爸爸在李雪峰的指示下,带领学生走上了街头, 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虽然遭到了军警的驱散,但是激烈愤怒的声势,已经表达出 来,任务完成了。 但是这次行动,却遭到了孙传芳的镇压。特务们查清了我父亲是这次上街游行 的带头人,被孙传芳控制的浙江省省党部就下令通缉了。 好在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力量相当强大,通缉令还没有发出,我父亲就被安 全转移了。 那时候,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刚刚结束了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 势力,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正打算挥师北伐。我父亲在地下党的掩 护下在杭州郊区躲藏了几个月,就由李雪峰介绍并派人护送到广东。1926年7 月, 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某团的党代表,从来没当过一天兵的他,一上任就挂上了中 校的军衔,不论出布告、发命令,都与团长连署。他的任务是管部队的军风纪,主 要是给战士们上党课,也就是讲解三民主义。他不懂军事,指挥作战的事情他不管, 上阵打仗,他也只留在团部,由警卫部队保卫着他。他曾经开玩笑地说:直到北伐 战争结束,他都没有在战场上面对面地看见过一个敌人,虽然腰间挂着崭新的左轮, 也从来没有对准什么人打过一枪。因为团部距离前线阵地,即便没有十里八里,至 少也有三五里路呢! 关于他在北伐军中的经历,他很少给我讲起。不过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极为生动 的故事。 北伐军进入安徽地区,驻地的一个老大娘指控团部的一名传令兵偷吃了她家的 一只鸡。传令兵力白其无,可是老大娘坚持说是她亲眼看见他吃的。传令兵无法辩 白,当即拔出匕首来,划破了自己的肚子,叫老大娘验看胃中是否有鸡肉。当时团 部的卫生队医疗水平并不高,虽然经过抢救缝合,但是那个传令兵还是死了。我父 亲通过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不但在部队中竖立起了遵守纪律的典范,在群众中也为 北伐军建立起极高的信誉。 他随军一直打到北京,并且进入故宫在龙椅上坐了坐,过了一次皇帝瘾。北伐 完成以后,他无意在部队中求取发展,只把我三叔推荐到黄埔军校六期炮科受训, 他自己却申请退役,回到杭州,出任西湖博览会总干事。 这一回回到杭州,尽管浙江省省党部还是那几个人,但是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 度的转变。西湖博览会结束,尽管我父亲只在法政学堂读了两年多书,也没有参加 毕业考试,但是校方却主动送来一张毕业证书。我父亲要求回到司法界,也得到了 当局的许可,把他分发到衢州法院。虽然他还是初涉司法,但是由于他有过“中校 党代表”的经历,没有让他经过书记官或者审判官的“台阶”,一进法院,就当推 事,也就是正式的法官。 那一年是1930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六、初出茅庐的法官 我父亲从二十八岁弃商上学,中途经过意外的从军,终于回到了自己所追求的 司法界,心情是舒畅的,劲头也是十足的。 在杭州上学的几年中,每逢寒假暑假,我父亲都要回家住一段日子。他知道我 母亲在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分家以后,会种田的二叔只顾他自己,根本不管 母亲、嫂嫂和侄儿侄女们的田是怎么种的。原因是他认为我爷爷偏心,让我爸爸读 了书,却没继续培养他。我妈妈虽然从来没种过田,而且是辛亥革命后才放的小脚, 但是她性格坚强,不信家里没有男子汉就吃不上饭。分家以后属于三兄弟共有的十 几亩田,她一亩也不出租,除了耕田插秧割稻要请短工帮忙之外,一切农活儿,她 全担负起来。例如耕田之后为防田水泄漏,要用稀泥把田埂抹上,这活儿对壮劳力 来说,用的是四齿锄,她没有那样大的力气,就叫我大哥站在水田里用手捧稀泥, 她自己跪在田埂上用手抹。饶是这样,也要叫一家七口吃上饭。艰苦的七年时间过 去了,如今总算盼出了头,我爸爸大小也算是个官儿了,这才收拾收拾,带上两儿 两女,到我爸爸的“衙门”里去过那在家有佣人伺候、出门有轿子可坐的“享福” 的日子。 我爸爸醉心于司法工作,初次当法官,简直是热火朝天,一心想当当代的包文 拯。关于他在衢州当法官的细节,他没跟我说起过,不过从我母亲的叙述中,我却 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件凶杀案子,凶手是个青年农民,而且是自首的,县司法处的审判官已经 做了“故杀论抵”的裁定,只是因为县司法处没有判处死刑的权限,所以才移交到 法院来复审并最后判决。但是从迹象上看,凶手面目和善,胆子不大,不像个杀人 犯的样子,加上自首可以从轻发落的因素,因此还迟迟没有结案。我爸爸到任以后, 院长建议他来重审这件案子。他看了全部案卷,从起意谋杀到做案的具体经过,全 都没有丝毫漏洞,唯一不合常情的地方,是凶手与被杀者之间的“梁子”并不深, 为了一件小小的细故,绝不至于动手杀人,而且凶手从自首之后就供认不讳,多次 审问,态度镇定,口供倒背如流,前后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出入与矛盾的地方。老 法官都有这样的经验:犯人的口供如果太清楚明白了,倒是有做假的可能的。 从案卷上看不出破绽,我父亲做出了一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定:利 用他新来乍到法院和监狱中还没有太多人认识他这一前提,装扮成囚犯模样,关进 监狱里去,与这个杀人犯同住一监房,打算以交朋友的方式从该犯人嘴里套出真话 来。 他的这个提案,不但语惊四座,也是谁都想不到的。不过院长倒是很欣赏他的 这种敢想敢干的魄力和敬业精神,当时就同意了。于是大法官登时变成了阶下囚, 锒铛入狱了。这事儿只有监狱长知道内情,所有看守和狱警都不知道这个犯人是姓 “西贝”的。 在监狱里,最受犯人“尊敬”或叫“惧怕”的是杀人犯。因为他们反正是要被 处死的,什么都豁得出去;最受犯人“欢迎”的是小偷惯窃,因为他们的案子太小, 关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放出去,是替犯人们通风报信儿传递消息的最佳人选;而最 最不受人待敬的则是所谓的“花儿案”犯人,例如通奸、强奸、乱伦一类的案子。 可是偏偏这一类犯人大都有钱,而在当时的监狱里,只要有钱,又几乎没有办不到 的事情,不但顿顿饭能够从饭馆里叫进来吃,甚至叫个妓女来陪宿都办得到。 我父亲是以“死刑犯”的身份入狱的。他初涉司法,又是第一次进监狱,倒是 让他实地体验了一次监狱里的重重黑幕。 在狱中,他和犯人一样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没有任何油水的白菜汤。他见到 有的犯人吃外面送进来的肉丝面,就大发雷霆地质问看守这是怎么回事情,还差点 儿连狱警都打了。为此他受到了戴两副脚镣的“优待”。他在狱中的所作所为,完 全是一个标准的“亡命徒”。他故意挨着那个“凶手”睡,发现他果然性格懦弱, 受到别的犯人欺负,也不敢说一句话。于是我父亲就替他“拔冲”,再有人欺负他, 就扬起手来用铐子砸那人的脑袋。我父亲身材魁伟,又练过武,三五个人等闲近他 不得,加上他并没有后顾之忧,在狱中不久就成了“霸王”,谁都怕他了。 取得这样的业绩以后,他就开始劝那个“凶手”:身为杀人犯,反正早晚是个 死,在监狱里要直起腰杆来,不能让小人欺负。不料那凶手却很自信地说:他是自 首的,不会判死刑。这句话来得离奇,出于一个农民的认识水平之外。我父亲就说: 他本来是个小学教师,因为有个恶少爷想强奸他的女学生,他出于义愤,把那个恶 少杀了,杀人以后也是自首的,但如今判的就是死刑。这话一出,果然震惊了那个 凶手,当天就吃不下饭去,并且沉默寡言起来了。 我父亲看出其中必定有文章,就悄悄儿地问他究竟是怎么杀人的。开头他还是 按照庭审的口供说了一遍,我父亲明白指出他不可能为了那一点儿小疙瘩就动手杀 人,他这才叹一口气,说出了案子根本就不是他做的实话来。再追问他为什么没杀 人要招认杀人,他才说:自己欠了某财主多少钱,好几年了都还不起,后来这个财 主杀了人,买通他出面自首,告诉他只要是自首的,就不会判死刑,最多关个三五 年就放了。只要他答应去自首,不但多年的欠账一笔勾销,还可以给他多少钱。即 便判下来不止三五年,也可以再想办法用钱打点减刑,一定不会叫他受苦。他想想 这样做不但可以让那财主逃一条命,自己也有好处,就答应了。事实上他是根据那 财主教他的一篇口供来自首的,所有杀人过程,他一概没有参与。我父亲劝他翻供, 他又顾虑翻了供不但欠账还不起,那财主在当地势力强大,只怕自己的一条命依旧 要断送在人家手里。如今就只有盼望法官开恩,不判他死刑了。 我父亲见真相大白,也不再开导他,过了两天,“死刑犯”官复原职,又当上 了大法官。他把那“凶手”提上堂来,头一句话就问他还认识不认识自己。下面的 故事,再讲下去,大概就是“狗尾”了吧。 通过这件案子,我父亲的名声在衢州一炮打响。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 法院内部,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是当代的包青天,为判明案情,不 惜自己入狱,受了半个多月的牢房之苦;也有人说他是傻子,别的明眼人都不肯干 的事情,偏偏他这个“少年气盛”的愣头青要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强出头。 不过法院院长是支持他并称赞他的。事迹报到了司法部,我父亲不久即以“干 员”的身份奉调到上海市特区刑庭当起执行庭的法官来了。 这时候,我三叔已经进了黄埔军校六期炮科,我小叔叔也已经成家,几间房屋 几亩田再一次分清,连我奶奶也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享清福来了。 在衢州,一个推事的工薪是多少我没打听,而调到上海特区刑庭以后,听我母 亲说,我父亲一个月的薪水是二百二十个大洋,合一百一十袋上白面粉。 上海特区刑庭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并不光辉的一页。王孝和烈士,就是被上海 特区刑庭判处死刑的。不过那案子与我父亲没关系,因为五十年代初期我参加上海 市法院的建院,知道凡是与王孝和一案有关的审判人员包括枪毙王孝和的刽子手, 全都抓了起来并枪毙了,而那时候我父亲却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可见与王孝和一案并无牵连。 据我所知,我父亲在上海市特区刑庭办过两件比较重大的案件。一件是参与逮 捕廖承志,一件是参与拍卖上海大世界。 逮捕廖承志的事情比较简单。解放以后,我父亲写过一篇关于此事的文史资料, 就我记忆所及,大致是这样:有一天,上海市特区刑庭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 的密电,命令立刻派人把廖逮捕后秘密押送苏州监狱。庭长让我父亲率领一个“三 道头”(指有三道杠的臂章)警官和几个警察到廖承志的上海住所执行抓捕。因为 命令是突然间秘密下达的,廖承志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捕中也没有任何反抗, 捕后警方立即另外派人秘密押送苏州,此事即与我父亲无关了。至于这件事情为什 么不交上海市警察局办而交给特区刑庭办,据说是蒋介石对上海市警察局不信任。 廖承志后来是经宋庆龄等人联名保释出狱的。 关于拍卖上海大世界,过程比较复杂,内幕很可能鲜为人知,而我父亲却详详 细细地跟我描述过,而且写进了他的回忆录里,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上海大世界的创始人叫黄楚九,本是个在上海摆地摊卖草药的江湖郎中。他的 草药摊摆在一家中药铺的前面,凡是请不起大夫看病或买不起贵重药材的病家,他 就上前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吹嘘他的灵丹妙药。时间一长,他与中药铺的关系搞得 不错,晚上收摊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草药摊一卷,寄放在中药铺里。 不知道是哪一年,这家中药铺的老板死了。黄楚九看在中药铺多年照应他的份 儿上,再说,中药铺死了老板,他也无法再在人家门口摆草药摊了,于是干脆停了 生意不做,帮助老板娘料理起丧事来。 黄楚九是个非常灵活、非常能干的人,在帮助老板娘料理丧事期间,充分显露 出他的才干来,因此获得了老板娘的好感。丧事结束,就留黄楚九在中药铺里当伙 计。再过一段时间,老板娘对他从好感升温为喜欢,先是请黄楚九当药铺的领东,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经理,继而登堂入室,填补了老板娘床上的空缺,从此他不是老 板,胜似老板,药铺里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调遣了。 黄楚九拥有了这家药铺以后,发挥了他的经营才能,买卖越做越大,接着又开 了一家九松堂中药店和中法大药房,根据他的什么“祖传秘方”之类,推出了什么 灵丹、什么补脑汁,又开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日夜银行,居然成了上海滩上有 名的大资本家了。 黄楚九有了这么多的买卖还不甘心,又别出心裁地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西藏 路口创办了一家大世界游乐园,里面各种戏曲、各样杂耍、各类游戏应有尽有,还 有看相的,买野药的,买假首饰的,当然也少不了出卖色相和肉体的舞女和妓女。 大世界的票价很便宜,合现在的钱来说,也不过一两块左右,只要一进门,里面任 何地方除了吃喝跳舞之外就都不要钱了。因此生意红火得不得了。黄楚九还出了个 点子:凡是在他的日夜银行有存款的,进大世界不用买门票,只要亮出银行存折就 可以进门。这一招,又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到他的日夜银行来存钱。尽管这种为了看 戏而存钱的户头,份额不会太大,但是积少成多,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黄楚九终于成了上海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当时有人说:黄楚九既不知道自己有 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相好的女人。 但是表面的繁荣,难以遮盖内里的空虚。黄楚九乐极生悲,忽然之间得病死了。 律师和会计师们清理遗产,才发现黄楚九只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儿,全部财产, 还抵不上债务的一半儿。于是成立了黄楚九债务清理委员会,我父亲代表特区刑庭 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既然要清理黄楚九的遗产和债务,上海大世界当然只能拍卖还债了。据当时会 计师们的估计,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连房屋带生财大约值银元四十多万,拍卖的底价 内定为三十万元。消息传出,想买大世界的人很多。因为这明明是一桩稳赚不赔的 买卖。但是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准备款项进行兢拍的时候,黄金荣忽然派人来传话说: 他要参加这次兢拍,而且志在必得,不管出多少钱,一定要把大世界买到手。 黄金荣是上海最大的流氓头子,连蒋介石都是他的“门生”,势力极大,他开 口说要买大世界,谁还敢跟他竞争?即便在价格上真能够压过他一头去,买来了大 世界,还想开锣唱戏不? 因此,原先跃跃欲试的兢拍者,都成了这场戏的配角,装腔作势地把价格抬到 二十四万,就再也没人敢跟黄金荣竞争了。我父亲明明知道二十四万这个数离标底 还很远,但是黄金荣出面要办的事情,谁也无法抗争,只好送一个顺水人情,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地就把大世界卖给黄金荣了。 从此,上海大世界改名“荣记大世界”,一直到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以后。 就因为我父亲和黄金荣有这么点儿关系,也算得上是个“朋友”,却因此造就 了缙云壶镇吴、赵三代几十口人五六十年代成为照相师和镶牙师的局面。 这话说起来又长,还得从头说起。 七、聪明的大姑夫 我大姑妈嫁给花蓬头村一个姓赵的小伙子。这个人没上过几年学,却十分聪明, 不论什么活儿,只要看见过,不用人教,就能干个八九不离十。因此诸如泥瓦木匠、 写个对联儿、画个灶君门神、扎个龙灯彩棚灵堂烧活儿什么的,都有个样子;就是 没见过的事情或东西,他也能够琢磨着帮你整治出来。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安安心 心地在农村种田,总想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干点儿不流大汗却比种田收入更多的事情。 好在自己的大舅子如今在上海当了官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想来给 他安排个工作,总不会有问题,于是就带上几个路费,揣上我父亲写给家里的一个 信封,不但只身平安到达上海,而且居然让他找到了当时的薛华立路、今天的重庆 南路我们的家。 对于妹夫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贸贸然地找到上海来,我父亲十分生气。不为别的, 怕的是上海那么大,流氓地痞拆白党那么多,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乡下人很容易 被骗,弄得不好会连命都搭上。我大姑夫却只是嘻嘻地笑,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干硬 的烙饼和几十个铜元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谁会稀罕这个呀!”我爸爸 生气,我奶奶却挺疼这个女婿的,一个劲儿地帮着说好话,还要我爸爸替他找份儿 工作,不论好赖,能混口饭吃就行。 尽管我姑夫在农村是个大能人,几乎没他不能干的事情,但是到了上海,他能 干什么?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黄金荣头上,就带上我姑夫亲自登门拜访,请他设 法安置。 黄金荣心里明白,在拍卖上海大世界这件事情上,我父亲给他开了绿灯,暗地 里是帮了他的忙的。如今介绍来的又是我爸爸的亲妹夫,这点儿面子,他能不给吗? 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叫人把我姑夫送到黄金大戏院去了。 黄金大戏院是黄金荣开的。当时正在大力捧梅兰芳。黄金荣捧梅兰芳的方法特 别:先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大幅的戏报,头天《霸王别姬》,二天《天女散花》,三 天《宇宙锋》,每场票价大洋十元。但是谁要是到黄金大戏院门口去买票,看到的 只是“票已售完”的一块大牌子,根本买不到票子的。戏票都到哪里去了?黄金荣 都包了。一部分分送上海滩上有名的大佬和各大报的主笔与记者,一部分分发给他 的大小徒弟和徒子徒孙们。梅兰芳上场,一撂门帘,徒子徒孙们先喝一个满堂彩, 一亮相,又是一个满堂彩,接着每唱一句、每走一步、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 雷鸣般的掌声跟随。如此三场下来,有大佬们的口头宣传和记者们的文字宣传,梅 兰芳的名声就已经空前高涨并广为传播了。从第四场开始,售票处方才逐渐有“零 星余票”出售。有幸能够买到余票的戏迷们,面对如此疯狂热烈的场面,也是生平 见所未见的。有了大佬和报刊的宣传开路,再经过这批义务宣传员的适时配合,梅 兰芳的名声就扶摇直上,如日中天了。 我姑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黄金大戏院的。但是他能干什么呢?尽管他聪明能 干,可他所熟悉的那一套,在这里完全无用武之地呀!戏院经理看在这是黄金荣亲 自吩咐的份儿上,给我姑夫安排了一个“管电灯”的工作,管吃管住之外,月薪三 十块大洋。我姑夫在老家连电灯都没见过,根本就没学过电工,怎么可能管电灯? 原来经理分配给他管的电灯,就是大门门厅的那几盏:观众进场之前把电灯打开, 观众散场之后把灯关掉。说白了,经理也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干,可又无法驳回黄金 荣的口谕,只好给他安排一个没有工作的工作,如此而已。 我姑夫在黄金大戏院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中 最最轻松、最最舒坦的三年。每天晚上都有戏看,而且绝对是当时中国最最著名的 角儿,散场之后还有一桌颇为丰盛的“夜点”可吃,中午十二点以前,什么事情也 没有,爱上哪儿就上哪儿,而每天的工作,只不过是开几盏电灯,关几盏电灯! 在黄金大戏院的对面,有一家小铺子,楼下镶牙,楼上照相。铺子由男女二人 经营,却又不是正式的两口子。我姑夫闲来无事,常到那家小铺子里坐坐,海阔天 空的,什么都聊。他是个闲不住的聪明人,看见人家忙,能插得上手的,立刻帮一 把,插不上手的,问清楚了,闹明白了,也要帮一把。时间一长,有关镶牙和照相 的技术,全让他学会了。第二三年,每天上午几乎都在那小铺子里度过,什么都干, 等于是那铺子不花钱的半个伙计。 我姑夫在黄金大戏院干到第三年,他知道自己是凭“关系”也就是黄金荣的势 力安插在这里的,而且干的是“白拿钱不干活儿”的差使。这种差使,仗着自己人 缘儿好,能干下三年来,就很不容易了,再要继续干下去,黄金荣不会说话,经理 也不至于说话,底下吃醋眼红的人,可是说不准的。因此他很知趣地以想家为由, 自动辞职了。他是个很节俭的乡下人,一个月三十元的薪水,几乎没怎么花,攒在 一起,也有一千多元了。他用这笔钱的一半儿买了一套镶牙器材和照相设备,回到 缙云,在壶镇街面上租了一套房子,打出了“西法镶牙”和“艺术照相”的牌子, 也是楼下镶牙,楼上照相,如法炮制起来。那时候,缙云县还没有镶牙师和照相馆, 要想镶牙、照相,就得跑永康或金华,如今有了当地的镶牙师和照相馆,生意倒是 很不错的。我姑夫开店,一个人顾得了楼上顾不得楼下,忙不过来,就把我二叔请 去,名义上是俩人合伙儿,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懂,是个学徒的身份。 壶镇虽然是个大镇,但是除了赶集的日子,平时街上并不热闹,生意也清淡。 为了多挣钱,我姑夫还经常挑着镶牙担子到附近镇店去赶集。镶牙工具中有一个脚 踏砂轮,是生铁铸就的,份量很重,挑着它赶集,很不方便。我姑夫就用竹子自己 做了一个,轻巧而好用,可见我姑夫的聪明非比一般。后来他率先从金华买进了当 地的第一辆自行车,虽然改挑担赶集为骑车赶集,车上带的,也还是他自己用竹子 做的这台脚踏砂轮儿。 但是我姑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轻财好色,加上他的长相英俊,仪表堂堂, 四处赶集的结果,是四处有他的相好女人,有的时候,出去赶集是次要的,去会情 人倒是主要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时间长了,我姑夫的这些作为我姑妈也知道了一些。 有一回,我姑夫又出去赶集了,当夜没有回家。碰巧我姑夫在邻村掩进一个寡妇家 中的时候,被本村的一个人错眼看见,消息传进我姑妈的耳朵里,不由得醋性大发, 尽管天色已经断黑,又下着小雨,我姑妈还是打着雨伞摸着黑赶了去“捉奸”。我 姑妈在前面一敲门,我姑夫跳后窗户逃了出来,等到我姑妈捉奸不着回到家里,我 姑夫已经在床上呼呼装睡了。 但是他房事之后被雨一淋,夹阴伤寒发作,农村没有好大夫,救治不及,就这 样死于非命,成了风流鬼了。 我姑夫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还很小,好在我二叔已经全盘学会了镶牙和照 相业务,不但继续把店开了下去,还把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和我姑夫的儿子。 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以后,我的一个堂兄进了镇医院当上了镶牙技士,另几个堂兄堂 弟和表兄表弟则打着“上海镶牙师”的旗号在全国各地跑码头,不但东北、新疆、 云南各地跑遍了,连苏联、越南、泰国、缅甸都去过,当然都是在边境地区,而且 是没有护照的。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几乎都带着一个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 做助手,真正是“上海镶牙师”的一脉相承!到了九十年代我回到故乡去,还能在 大街上看见“祖传镶牙师吴××”的大字牌匾赫然在目。 这一段算是插曲,简单表过。 八、抗日一家人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抗战失败,即将沦陷。尽管我家住在上海 法租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我父亲坚决不当亡国奴,辞去了法院的工作,举家迁 回尚未沦陷的浙江缙云县。 由于上海即将沦陷,或曰实际上已经沦陷,“逃难”的人太多,客车根本就没 有了,凭着我父亲的“关系网”,总算联系上一列开往金华去的敞篷货车。为了避 免敌机轰炸,火车只能晚上开。那一年我已经六岁,撤离上海的情景至今依稀记得。 上火车的那一夜,正是八月中秋,天上月亮很大也很亮。火车站前面人山人海,都 在等着上车逃难,但是能够买到车票的人则很少很少。大哥已经结婚,大姐已经出 嫁,我们一家八口,上有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下有我这个才六岁的小少爷,行李又 多,搬运工早就没有了,进站就非常困难。全靠我的大哥二哥身强力壮,一趟一趟 地来回肩抗背负。第一趟哥哥们背着东西,二姐手牵着我,先挤上了车厢,把东西 放下,让我和二姐坐在行李上,叮嘱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离开,这才去搬运第 二趟,让我母亲和奶奶跟着进站。我只记得站台上人声鼎沸,根本就没有照明的灯 光,幸亏我二哥聪明,事先准备了手电筒,方才认得出车厢号码,保证不把我们丢 掉。等到把全部行李搬上了车厢,一家人都已经大汗淋漓,衣衫全都湿透了。车厢 里挤满了人,后到的人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尽管是敞篷车,那汗腥味儿还是迎面 扑来。幸亏车子不久之后就开了,寒夜的凉风,让挤在车厢里的人透出了一口气。 车到松江附近,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两个迅速移动的红点点。有人说那是飞机的 灯,但不知是日方的,还是中方的。货车司机当机立断,把整列货车停在铁轨上, 单独开着机车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据大家的推测,这是万一遭到了轰炸,两头至 少能够保留住一头,只要机车不被炸,还能继续上路,如果机车被炸,也可以让车 上的人逃命。 幸亏这是一架过路的飞机,没有理会地面上的动静,就匆匆飞过去了。过了一 会儿,不见飞机回头,机车这才过来拉上列车继续前进。 车到杭州,下去了一批人,但是上来的人比下去的人不知道要多多少。我站在 车厢一角的行李上,有大哥二哥全力保护着我,总算没有被挤倒。但是不幸的事情 还是出现了: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受到了挤压,肚子痛得双手按住了腹部直叫 喊,她丈夫急得四面作揖,询问哪位是大夫,请发发善心,出来救一救孕妇。我大 嫂是名牌助产学校毕业的助产士,见没有别的大夫出面,只好站了出来,替孕妇做 了妇科检查,发现羊水已破,孕妇就要生育了。在这样的场合,别说车厢里挤得像 沙丁鱼罐头,即便不挤,什么设备也没有,怎么接生啊?! 产妇的丈夫急得一脑袋热汗,声嘶力竭地请求大家让出一块小小的地方来,好 让他老婆做产。一个老太婆,不知道是产妇的妈妈还是婆婆,一面念着“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一面向我大嫂作磕头状,一定要我大嫂帮这个忙,最好能让孩子顺 利生下来,万一不行,至少也要保证产妇平安。我大嫂面有难色,但在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地点,也不能袖手不管,只好让我大哥从行李中把她的手术包找出来,又让 产妇的丈夫从行李上解下一张席子来,再动员大家捐献出所有的卫生纸,这才在大 家尽量让出来的一小块空地上,先用席子把产妇围住,再用我二哥带的手电筒照明, 就这样勉为其难地替产妇接生了。 幸亏不是难产,总之是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婴儿降生,是要用水洗的。这个婴儿,可以算是免洗接生法的滥觞吧。 那时候,虽然我只有六岁,但是由于事情太特殊,我至今仍隐约记得。这个在 火车上出生的婴儿,如果能够存活的话,今年也已经六十多岁,应该还健在吧。 我父亲带着全家人回到缙云以后,在县城租了几间房子,挂牌当律师。我父亲 离开缙云十几年,当地依旧只有一个司法处,没有法院,也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 几个“讼棍儿”在县前包揽词讼,因此我父亲一挂牌,立刻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按照当时的法律,“土律师”只能替当事人写写状纸,没有资格出庭辩护,所以我 父亲是当地最早出现的“辩护律师”。凡是我父亲出庭辩护的案子,没有一宗不赢 的,特别令人称赞的是:他出庭辩护,从来不带《六法全书》,在法庭上口若悬河 之外,违反什么法第几条,张嘴就来,绝不会错。因此,每逢我父亲出庭,旁听席 上总是挤得满满堂堂的,像看戏一样热闹。人们惊讶:那么厚的一部《六法全书》, 怎么连第几条都背得下来?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只要闲着没事儿,就捧着一部《六 法全书》像看小说那么看,许多条文,早已经烂熟于胸了。出庭之前,更要把与案 情有关的条款再看几遍。凭我父亲那种非凡的记忆力,背几条相关的条文,还有什 么问题? 按照我父亲的估计,小日本侵略中国,只是暂时间的得逞。以中国这样的泱泱 大国,是绝不会屈服于小日本,更不可能被日本长期侵占的。因此他的第一步对策, 是消极抗战,退避到乡下当一名律师,让正规军去抗日,一旦抗战胜利,再度出山。 但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没多少时间,不但首都南京失守了, 接着武汉、长沙、广州、桂林相继失守,杭州、金华也先后失陷,缙云县地处浙南 山区,倒是还能“偏安一时”。他一看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日间所能快速结束的, 这才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积极抗战。他不但自己投身到李默庵当司令的湘鄂赣边 区挺进军出任军法处处长,还把大哥派到地方游击武装去当军需,打发正在宁波读 高工的二哥去考中央军校,毕业后在宜昌守护长江,那是当时的国门。 我家青壮男丁,全部投入抗战了。我和我二姐都还在读小学。我们都是抗日宣 传队的积极分子,经常上街募捐,下乡演出。 九、抗日惨胜之后 1945年抗日胜利结束,我父亲无意久居军旅,心心念念,只想回司法界。当时 台湾回归祖国,他有个朋友在高雄法院当院长,召他去当推事,他以路途太远、举 家迁移不便,且又语言不通力辞,结果去了瑞安法院,没想到同是浙江省地方,那 瑞安话的难懂,不啻到了外国。我父亲尽管记忆力极强,恰恰学语言是他的最弱项, 开庭问案,都得经过“庭丁”也就是法警的翻译。 那时候,我奶奶年纪已老,不想再到他乡漂泊,我二姐已经出嫁,因此只有我 母亲和我跟着爸爸赴任。我在瑞安中学插班,读初中二年级。我的天赋虽然不如我 父亲,可是我有语言天才,到瑞安没几天,就能够说一口半吊子的瑞安话了。 解放以后,老说国民党的官员贪污腐化,到处都是贪官污吏,但是根据我的观 察,至少在县级司法机关内,还是清贫的多。瑞安法院和检察院同住一个大院儿, 我的左邻右舍不是检察官,就是书记官,而且厨房是共用的,他们家里天天吃的是 什么,我都清楚。瑞安是个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特别是鱼类的品种之多,为我生 平所未见。但是我们家和他们家,平时还是以素食为主,难得三五天才买半斤肉。 我父亲的规矩极严,每碗饭只许我搛两片肉,绝不许搛第三片。这也许是我父亲秉 承祖宗的家教,对子女从严教导,那么与我同院居住的一个书记官,他自己在院子 里种菜吃,连窝瓜叶子都炒着当菜,总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的特殊口味吧?此外, 检察长的儿子与我同班念书,身上穿的衣服,也带补丁,我认为那绝不是故意装穷, 而是真不富裕。我上学穿的裤子,膝盖和屁股上都打着补丁;我父亲平时穿的一件 蓝布长衫,胸口和肘部也都打着补丁,都不是装穷,而是节俭。当时物价飞涨,每 月发下工资来,立刻就得把一个月的米面油盐都买足,手头只剩几个买青菜豆腐的 钱。为了给我交学费,我父亲要一连三个月从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来,买几条香烟放 在家中,到开学的时候,再把“囤积”的香烟卖出,才能交足学费,不然,物价一 涨,存的钱就变成灰了。 关于贪污受贿,我不说别人,单说我爸爸。有一天晚上我在灯下做功课,忽然 来了一个老头儿,一手挑着一盏灯笼,双手还捧着一对儿绣花枕头。一进门,先把 灯笼吹灭,就手挂在墙上,这才对我父亲说:“我的这件案子,承蒙吴先生秉公裁 决,如今总算结案了。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激。结案之前,我们也不敢给吴先生送 什么东西,以免别人多嘴。如今案子已经了结,不怕人家说闲话了。只是我们乡下 人,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您老先生,这里是我女儿亲手绣的一对儿枕头,送给吴先 生,无非表示一点儿心意,也是留个纪念的意思。”说着,就把两个枕头递到我父 亲手里。 我父亲一听,心想不过是两个枕头,何况是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不便于过份拒 绝,就伸手接了过来。但是就在他接过枕头来的一刹那间,我见他突然变了脸色, 厉声呵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们当公务员的看成什么东西了?你立刻给我 拿回去,赶紧走!要不,我马上叫法警来,你就走不了了!”说着,把一对儿枕头 又塞回那老头儿怀里,双手把他推出门外,不听他再说什么,就把房门关严了。 等他走远了,我才发现墙上还挂着那盏灯笼,赶紧摘下来追了出去,可是那人 已经走远了。我回房来,父亲笑着说:“这盏灯笼,咱们就留着做个纪念吧!”我 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这个老头儿,为祖遗的一座山跟兄弟打官司,已经拖 了两年,总是为边界不清结不了案子。我父亲接手以后,调齐了所有案卷和文契, 又亲自下乡去踏勘了,这才半协商半裁决地帮他们埋下了界碑。这本来是一件秉公 办理的案子,既没有向着哥哥,也没有向着弟弟。做哥哥的今天送对儿枕头来,本 来是可以收下的,不想接过来一掂,份量挺重,可见里面装的,绝不是木棉,再用 手一捏,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一捆一捆的钞票,这才跟他翻了脸。也只有翻脸,事 情才能了断,不然,那老头子肯定还要在这里磨烦的…… 我相信,父亲绝不是因为有我在场才演出这场戏。他常常教导我说:“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又说:“如果我要钱,我就不当法官,去当律师了。当律师是谁 给钱就给谁辩护,即便是真正杀了人,也要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空子,让案子变轻。 当法官是为了明辨是非,伸张正义,绝不能从当事人手上接受任何贿赂。既然当了 法官,我就只能当清官,不能当赃官。”我父亲在瑞安法院只干了一年多,就又先 后奉调到嘉兴、金华的高等法院当推事。1948年淮海战役之后,他在高雄的朋友再 次来信要他到台湾去,信中直言大陆不久将要落入共产党的统治,而估计台湾至少 还能维持个十年八年的。而我父亲却十分相信当时大力宣传的长江天堑,认为共产 党没有飞机军舰,不可能打过长江来,日后中国必将出现隔江对峙的局面。他还说: 即便共产党真的来了,我虽然是老国民党员,但一生光明磊落,没有做过对不起国 家人民的事情,不是革命对象。再说,只要共产党成立政府,就要讲法律,只要共 产党讲法律,就需要律师,就有我的用武之地。所以他知道解放前夕,仍不离开大 陆,不愿到台湾去。没想到他的这一选择,倒成了他“自取灭亡”的根源! 一方面是当法官实在清苦,又不愿意当赃官,一方面也想改变自己的法官身份 为律师身份,以便共产党来了还可以当律师,从1949年年初开始,他终于辞去了法 官不当,到杭州当起律师来了。 十、天大的绝密案件:毛泽东被捕 1949年5 月浙江解放,军管会不承认律师这一职业,我父亲只好回到金华,租 了两间民房暂时闲住。 当时我父亲已经五十四岁,但由于他早年就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算 开通,是个接受新事物极快的人。他本来最佩服孙中山,一部《三民主义》背得滚 瓜烂熟;解放后买了许多单本的毛泽东著作认真地看,很快就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 投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二野军大三分校正在金华招生, 他一方面鼓励我和二姐夫一起去投考军大,进军大西南,一方面他自己通过当年与 谭震的老关系,进了由谭震当校长的浙江省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州筹 建温州市法院,仅仅因为是供给制,无法带我母亲同行而没去报到。不久就到上海 定居,经同乡人樊崧甫的介绍,参加了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活动。政法研究小 组一共九个人,任务是讨论研究国家所将发布的法律和条例。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樊崧甫这个人,并介绍一桩至今鲜为人知的有关 毛泽东被捕的公案。 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也是我父亲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他号称“长胜 将军”,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 石发动对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1934年苏区反“围剿” 失败,全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慎被捕, 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当然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 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一句话,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 不过樊崧甫这个人第一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喜孜孜地打电 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了,想给瞿秋白开脱 些许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 上的“优待”。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 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第二,樊 崧甫虽然是“国军”嫡系的军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 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 信。因此,毛泽东能够运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投其所好,以“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以及“彼此各留一条后路”打动他,让樊崧甫悄悄儿地把他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 个人知道。 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 月上海战 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而上海解放之后, 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 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许多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 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所有 这些,同乡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偏偏对他这个“血债累累”的战犯网开一 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心里明白:毛泽东是个讲信义的人,当年那桩“彼此各留一 条后路”的交易,如今得利了。 1956年春节,我回上海去探亲。当时我已经离开部队,在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还没有结婚。我一到家,发现本来相当胖大的父亲,竟然瘦了 许多,满脸胡茬儿,额头上出现了皱纹,而且天天晚上总要到十点钟之后才回来, 几乎没工夫跟我这个难得回家的儿子多说几句话。当时父亲已经被上海市司法局吸 收为刚建立不久的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的组长,是新中国第一批律师,工 作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总还不至于忙成这样吧?1953年我曾经参与上海市法院的 建院工作,并担任处理积案办公室秘书,当时的积案真是堆积如山,连星期假日也 经常要下里弄发动群众调解案件,但也还没有忙到天天夜里加班的程度。 直到我的半个月假期即将到期,母亲方才隐隐约约地透露:我父亲天天晚上很 晚回家,不是在法律顾问处加班,而是在樊崧甫家里帮他写一份十分重要的材料。 具体什么内容,我母亲不知道,但是听我父亲说起过,如果材料写得不对头,不但 樊崧甫的脑袋保不住,只怕我爸爸的性命也要搭进去。难怪他们俩这一个多月来, 体重全都降了十几斤! 我一听这话,心里不禁犯疑起来。樊崧甫的历史和身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 他当过国军军长,多数人知道他参加过第五次“围剿”。既然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 都保护他过关了,是什么案件,竟使他陷入了新的困境,连累得我父亲也因此吃挂 落? 尽管母亲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向父亲提起这件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终于在 一天夜里,父亲稍早回家,我看他情绪也不是十分沮丧的时候,向他提出了这个问 题。 我父亲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他也为是不是应该告诉我这件天大的绝密 案件而苦恼过,经与樊崧甫再三商讨,最后认为他们俩年纪都大了,是不是能够平 安地闯过这一关,还两说着,因此觉得有必要让一个局外人知道这件事情,即便一 旦他们两人因为这件案子而死于非命,也好有个知情人能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流传下 去。尽管他也知道这样做很可能会把我也牵连在里面,甚至因此而一辈子不得安生, 但是也顾不得了。 事情的起因是:春节前的某一天,突然有两个扛着少将肩章的军官,开着车子 来拜访樊崧甫,递过来的介绍信,是中央军委的。见面稍微客气几句,立刻切入主 题:“据说二十年前你曾经逮捕过毛主席,现在请你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回忆一下, 详细地写成材料,两个月以后我们来取。这件事情是绝密的,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 如果走漏了消息,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担待。”说着,把介绍信收了回去,就走了, 也没有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樊崧甫急得灵魂出窍,尽管人家再三交代这是绝密的 事情,但事情太大,他自己一个人难于决断,不得不把我父亲请去商量对策。 按照樊崧甫的看法,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这桩买卖,是两人的默契,毛泽东不可 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执行优待政策的陈毅在内,都不会知道之所以要特别优待樊崧 甫的真正原因。这两个少将的出现,说明毛泽东要向他樊崧甫下手了。因此,这是 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不管他把毛泽东写得怎么好,终究难免一死。我父亲听说是 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也大吃一惊。他反复思考以后,觉得事情也许不像樊崧甫所想 象的那么严重。因为这件事情简直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樊崧甫当年 也与宋希濂一样,把抓到毛泽东的消息上报蒋介石,中国的历史可就真的要改写了。 尽管樊崧甫是第五次“围剿”的军长,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但若从中国的革命史 上分析,却又是个立有大功的人,不是罪人。如果毛泽东要想从历史上抹掉这件事 情,上海一解放,就可以授意陈毅把樊崧甫抓起来,或公开枪毙,或秘密处决,都 是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解放初期没那样做,说明毛泽东还是“以义气为重”的,是 要给樊崧甫以报答,而不是恩将仇报。樊崧甫则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解放初 期,共产党要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不得不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如今国 家的政权已经巩固,就可能会翻脸不认人了。他拿当时正在进行的反胡风集团为例, 解放初期也是拿胡风当朋友的,曾几何时,不是就拿胡风当反革命办理了吗? 两人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樊崧甫还是接受了我父亲的建议:不管他毛泽东是不 是会出尔反尔,也不管这件事情给樊崧甫带来的是祸是福,既然是中央军委出面来 了解,说明毛泽东已经在党内或某些人之间公开了这个秘密。因此对樊崧甫来说, 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切都如实写出,绝不编造一个字。因为只有如实,才能与 毛泽东所说的对得上号,不然就会牛蹄子两掰着,永远无法核实了。退一步说,即 便毛泽东没有如实说出,那么我们交给中央军委的,也是一份真实的史料,至少我 们不会愧对历史。 材料的难写之处,在于事隔二十多年,樊崧甫又是个有名的“酒糊涂”,当天 的事情,一喝酒就会忘得精光,何况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时下手抓捕毛泽东的人, 早已经不知去向;他们俩当时的谈话,大概意思虽然还记得,具体的来言去语,现 在也想不起来了。因此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天天晚上碰头,写出初稿以后,那真是 字斟句酌,反复回忆,反复修改,烦恼、恐惧加上辛苦,使得两人都掉了十几斤肉, 头发也白了许多,一向嗜酒如命的樊崧甫,一个多月来居然点酒不进,都快愁死了。 我的看法,和我父亲差不多。作为一个党员,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绝不 会因为自己曾经被捕就把这段历史隐瞒起来。既然他作为历史问题向组织上说出来 了,作为组织,就必须进行核实。这是例行手续,没什么可奇怪的。至于对外不公 开,那是因为考虑到毛泽东的声誉,特殊人物特殊处理嘛。 果不其然,我回到北京以后,过了两个多月,爸爸来信说:材料交上去两个月 以后,那两个少将第三次来找樊崧甫,说是所写材料经毛主席本人看过,认为基本 如实,而且引起了毛主席的联想,又补充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如今这一段历史更加 翔实了。为了感谢樊崧甫的证明,他们拿出两千元人民币,作为稿酬。一场虚惊, 就这样画了个完满的句号。那两人临走的时候,说他们是南京军校战史研究室的, 并再三叮嘱:至少在三十年之内,这件事情不许扩散。──在他们想来,三十年之 后,樊崧甫早已经故去,却没有想到我父亲为了多一个见证人,会把事情的始末告 诉了我。如今又三十年过去,保密的期限已满,这桩“天大的秘密”,也该可以 “解密”了吧! 从反胡风引发的“大张旗鼓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刚刚结束,1957 年又开始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因为为储安平辩护而落水,进了劳改农场, 一去就是二十三年,直到1979年年底方才落实政策,重返编辑岗位。我父亲一生谨 慎,倒是没在运动中失言,但是“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却因为“替敌人说话”, “立场站到敌人方面去了”而撤消,连司法局也撤消了。好在我父亲有先见之明, 因为自己不是党员,虽然身为组长,却只办民事案件,绝不办刑事案件,因此还没 人说他立场有问题。只是司法局撤消,他奉命调到苏南煤矿去改行当行政人员。当 时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身体很好,但是除了司法工作,别的事情他不想干,何况 还要把户口迁离上海,于是他干脆申请辞职。由于他在司法局一共干了不到三年, 无法取得退休待遇,就按“自动离职”处理,一次性发给三个月工资,交回公费医 疗证,从此成为一个上海市的无业市民,只靠上海市政协和文史馆发几个车马费贴 补家用,主要生活来源,靠大哥和二姐负担──我因为右派进了劳改队;二哥因为 当“星期日工程师”受到监督劳动处分,一个月只有二十八元生活费,子女全靠二 嫂负担;大姐教了一辈子书,学校越教越小,工资越来越低,1957年在民办小学教 书,每月还有二十四元工资,到1958年下放劳动,连一分钱也没有了。 十一、父子矛盾和阶级矛盾 我父亲离职以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中。 1963年年底,我的右派帽子被摘除,成了“二劳改”继续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成了“二劳改”的惟一好处,就是每年有十四天探亲假(实际上1966年以后探亲假 就被取消了),可以回家看望父母,其余待遇,一切照旧。来往信件,名义上是不 检查了,但是实际上仍要被抽查,星期天上街买东西,纪律规定也要请假,尽管没 有不准的时候。 经过一年的经济准备,也就是从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中存起十元来,到了1965 春节,我请准了探亲假,买了好几瓶父亲最爱喝的红葡萄酒,回上海探亲。 从1956年到1965年,我已经有整整十年没见到父母亲了。1956年3 月,我从上 海回到北京,没过几个月,就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半年多,原因是我 上高中的时候,当过剧团团长,拍过几张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剧照,本来是夹在 照相本子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积极分子偷走秘密交到了人事科,加上我解放前 十五六岁就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和大量杂文诗歌这一事实,与“戎装照片”一联系, 于是我的清白历史就处处可疑了。等到我的历史调查清楚,单位领导为了安定我的 情绪,也为了表示对我的关心,用极快的速读把我在上海的未婚妻调来北京成婚, 婚后不到一年,就成了右派了,因此从1956年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这时候,我父母住在四川路一间大约六七个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了节约开支, 连电灯也没有,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天一亮就起床,这在上海市的六百万市民中, 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老头子的“事迹”,在里弄中是出名的。他是自发的学习毛 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但他读过的四卷毛选圈圈点点做了许多记号,天头写满了眉 批,十几本用恭楷写出的心得笔记,绝对超过四十万字,比雷锋写得还多。他负责 里弄的墙报,每天清早都要根据当天的报纸写出一版新闻摘要,风雨无阻。他的认 真和耿直,到了别人认为苛刻的程度。举例说:他到粮店去买面条,回家以后都要 用秤称过,如果多了一两半两的,第二天买面就要求营业员扣除,如果少给一两半 两呢,第二天也毫不客气地要求营业员给他补足。以致粮店的营业员给他起了个外 号叫“老认真”,见他来了,一定要把秤头称得特别准,绝不敢马虎。 他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完全是出于自发的,绝没有任何人动员他或强迫他。他 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更没有把心得笔记上交指导员过目的任务。从1949年5 月 开始,他就没有中断过学毛著,已经从孙中山狂信者转变为毛泽东狂信者了。在他 的斗室里,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两旁贴着他自己写的隶书大字:“听毛 主席话”和“跟共产党走”。这在当时的民间,是常见的布置,并不足怪,与众不 同的是:每天清早起床,洗脸漱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这 在当时,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老人能够做得到。我相信他绝不是做给我看的。我深知 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狂信”的前提下出于自觉自愿,绝没有任何人动员他或 启发他。第一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已经是个退职的老人,对组织、对政府都没有 任何要求,更不想以此沽名钓誉,获得什么称号。第二我听母亲说:他坚持每天做 这个“仪式”,已经很久了。 父子二人十年没见面,当然要坐下来好好谈谈心。他首先要我谈谈对自己所犯 错误的认识。我说:我确实是出于好心,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 意见的。但是由于自己的立场错误、认识错误,导致所提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客观 上正是配合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我父亲听了,立刻指出我这样的认识太肤 浅,不是我客观上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而是我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 是阶级本性的表现,绝不是“出于好心”,更不是“客观上配合”。我心想这是父 亲对我的从严要求,没有反驳,点头称是。 父亲又问我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看法和心得体会,我在父亲面前,当然不会说 冠冕堂皇的假话,就直截了当地说:“毛主席的话,都是对的,可惜有许多地方他 自己就做不到。……”我的话还没说完,我父亲立刻就变了脸,扬起了右手,几乎 就要劈下来,哆嗦了半天嘴唇,说的是:“你,你,没想到改造了你那么多年,到 今天依旧右派本质不改!”说着,扬起来的右手一把抓住了我胸口的衣服:“你, 你跟我上派出所说去!”我没有反抗,心想,如果我爸爸真的把我拉到派出所去, 大义灭亲,检举了我,那可真应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了。 母亲见我父亲怒形于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过来相劝,并把他拉开。 我父亲虽然没有再次扑过来要抓我,但却跺着脚恨恨地说:“你反什么我都能够原 谅你,你反毛泽东,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绝不原谅!”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就 手拎起桌上我给他买的红葡萄酒,一甩手就扔到了窗户外面,“噗”地一声,砸了 个粉碎,幸亏没砸着人。等到他拎起第二瓶来的时候,被我母亲夺下来了。一场家 庭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我母亲的强迫之下,以我的低头认罪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教育我这个“逆子”,他的气逐渐平下来之后,又坐下来跟我谈话,耐心 地细致地先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现 身说法地用他亲眼看见过法国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来说 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要建立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政权有多么困难, 而只有在赶跑了帝国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证 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等等。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所有这一切, 我心里明白他这绝不是在演戏,而是完完全全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是在诚心诚意 地劝说“逆子”回头。在这样的场面下,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只好他说一句,我嗯 一声,表示我完全服了他了。他这才高兴起来。谈话接近尾声,我很感慨地说了一 句:“爸爸,您的年龄不小,经历丰富,可您的头脑,怎么像红领巾一样啊?”这 句话,可又惹了漏子了。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光火,而是谦虚地自责:“我的头脑, 怎么能够和红领巾相比呢?人家是新中国出生,新中国长大,好像一张白纸,可以 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是封建大染缸里出来的人,头脑里充满着封建主义的、资本 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中,要是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不把它 倒出来,是装不进新的东西的呀!……”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和父亲谈论有关政治 上的看法。不管他怎么演说,怎么启迪,我总是给他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父子矛盾上升为阶级矛盾,他都已经把我看成是敌对营垒中的人了,我跟他还有什 么可说的呢?! 我父亲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不信一切鬼神。惟一例外是每逢传统节日和祖先 的生日、死日要做一桌酒菜点上香烛进行祭拜。对于这种活动,他的解释是“表示 后人不忘祖宗”,不是迷信,并且举例旁证说:“给成吉思汗迁坟的时候,不是连 毛泽东也上香的么?”但是我母亲却是个多神论者。只要是神佛,也不分教派,不 论是泥塑的、木雕的、纸上画的,甚或什么形像也没有,只是一种想象中的鬼神, 她全都虔诚地顶礼膜拜。因此,佛教系统的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她拜,道教系统的 三清、龙王她拜,说不清是佛是道的城隍、土地她拜,连历史名人关云长、包文拯 她也拜。在她的心目中,到处都有神佛:厨房有灶君,门口有门神,猪圈有猪圈神, 牛栏有牛栏神,连床上也有什么床公、床婆,离开了家,还有个“随行神官”跟着 走。神佛无处不在,她是见佛便拜。 因此,在我的家庭中,父母亲经常为了拜佛的事情拌嘴,而最后总是以母亲败 局而告终。 我受父亲的影响,也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不像他那样彻底。我认为,像我母 亲那样的人,心中有佛,她就有了精神寄托;你一定要告诉她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佛, 让她失去了精神寄托,倒是会导致精神崩溃的。我认为,像她那一代人的迷信,根 本可以不去管她,只要下一代人不迷信,等她那一代人故去,世界上不就没人迷信 了么?因此,每逢母亲要拜佛,我总是由她,并不反对。她要我拜,我也从命。只 要我心中无佛,拜拜何妨? 在我们缙云县,有三尊不见于典籍的民间土神,叫做“三将军”,香火挺旺。 从神像看,有点儿像刘关张,白面微须的姓唐,红脸长须的姓葛,黑脸虬髯的姓周。 后来据我考证,他们原来是吴越春秋时代三个帮助越国攻打吴国而阵亡的“客卿”, 也就是当时的外国人。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让他们成了神,而且专门保佑缙云县 一县的百姓。当地有许多孩子都认其中的一位作“干爹”,以求无灾无病,四季平 安。我小时候母亲就通过“神童”认了黑脸的周将军作“干爹”,他还给我取了个 名字叫“周金”,四十年代我用它做笔名发表过许多文章。 我被划成右派送进劳改队以后,我母亲虔诚地向我干爹许了愿,只要我能够平 安回来,她一定用最高贵的传统祭品猪头和鹅来还愿。 1965年我平安地回到上海,虽然实际上我并没有离开劳改队,母亲说我总算平 安地回来了,而且认定这都是她在周将军面前许愿所得的结果,坚持要还愿。但是 父亲在家里,这事情是绝对办不得的。惹恼了老头子,会把香火、祭品全都踢翻。 有一天,父亲到政协去开会,要很晚才回来。母亲赶紧吩咐我去买香烛和祭品。 猪头和鹅都不难买,价格也都不是太贵,但是太显眼,只要一买回来,父亲就会猜 到一定是家里祭过神了,一场吵闹,在所难免。因此我自作主张,变通了一下,买 回一只鸡和一个熟羊头来,以代替猪头和鹅。母亲赶紧整治了,又加上两个菜,装 了一托盘,放在窗口,然后招呼我跟她一起跪下,向空对周将军也就是我的“干爹” 叩拜致谢。母亲很虔诚,我也很虔诚。我知道,这时候她的心中,一定是非常非常 惬意的。 祭拜结束,赶紧清理了香灰蜡烛,消灭了痕迹。爸爸回来,妈妈只说是我出去 买的菜,要与父亲干一杯,父亲居然没有怀疑,微笑着举起了杯。 当时我父亲没有工作,除了早上到居委会看一个小时报,写一版黑板报之外, 全部时间,就是用来读毛选和写他的回忆录。1953年,我曾经用极低廉的价格从土 产公司买到一令雪白的宣纸。这些纸因为做得太白了,书画家都不用,而用钢笔写 字却又洇水,因此卖不出去,削价处理,卖得比普通办公纸还便宜。我父亲一生习 惯于用毛笔写字,根本不用钢笔,因此我买了一令回来,专门供他用。当时他也曾 指责我不该买那么多,一令纸,五百张哪,什么时候用得完?如今这些纸都被他裁 开了,用线订成本子,就用来写学毛著心得和回忆录。我在家没事儿,跟父亲又没 话可谈,就看他的回忆录。一部用毛笔正楷写成的六十万字的稿子,记载了他六十 年的生活和经历,真是洋洋洒洒,异彩纷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看了前面的一 部分,没有看完。有些内容,后来我都用作素材写进我的《括苍山恩仇记》中去了。 十四天探亲假期满,我没有兴致再续假,就匆匆返回劳改农场,继续我的改造 生涯。没有想到,这一次回上海探亲与父亲吵架,竟是我与他此生的永诀。 十一、士可杀而不可辱1966年8 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 在北京亲自发动了。熊熊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 我父亲是里弄积极分子,每个政治运动到来,他都要组织离退休老人和闲散人 员学习,以免思想落后,赶不上形势。这一回当然也不例外。 一天,他正在组织读报,讨论如何破四旧、立四新,一帮红卫兵小将闯进来了。 他们一个个询问老人们以前都是干什么的,凡是担任过反动职务的,都勒令认真反 省,写出检查和交待材料。问到我父亲,他说自己的一生都是光荣历史,没有担任 过反动职务。问到他的具体职务,知道他不是当法官就是当律师,红卫兵们就说, 凡是法官与律师,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反动职务。我父亲的“老认真”脾 气一发作,就跟红卫兵辩论起来:除开政治案件,凡是偷窃、诈骗、伤害、虐待, 不论那个阶级,都认为是犯罪,都是反对的,不存在什么阶级性。那些红卫兵只有 十五六岁,辩不过他,就问他:“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父 亲说:“我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不判错呢?”小红卫兵就说:“那你认真反省一 下,把你判错了的案子,都如实写出来,三天后交卷!”说完就走了。 过了三天,小红卫兵们又来了,见我父亲一个字也没写,就问他为什么不写。 我父亲说:“我说可能判错,是因为我这一生中判的案子实在太多了,所以估计而 言之,有可能判错,并不是我事先就知道判错。要不然,岂不是存心错判了?”红 卫兵“呸”地一声,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说他思想反动,抗拒命令,反毛泽东 思想,立刻给他画了个大花脸,戴上用报纸糊的高帽子,与另一些有反动历史的人 一起拉去游街。──这就是著名的1966年8 月上海市第一次“十万牛鬼蛇神大游行”。 游街回来,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心得笔记和回忆录全部被抄走,仅 有的一点儿存款也被抄走了,我母亲坐在地上有泪无声地饮泣。我父亲边洗脸边说: “士可杀不可辱,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遭到过任何侮辱,想不到老了老了,竟然 还要遭到拖鼻涕娃娃的无理唾骂,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再说,我写的稿子全被 他们搜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决定不活了。你要是愿意跟我走,咱们就 一起上路;你要是还不想走,那我只好先走一步了。”说着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 找了根绸带子,当着我母亲的面,就要上吊。 我母亲被他的举措吓得手脚都软了,站也站不起来,喊又不敢喊,浑身直哆嗦。 幸亏那绸带子不结实,我父亲体胖身重,带子断了,将我父亲摔在地上,我母亲这 才爬了过去,死死地抱住,总算把他劝住了。 从此,我母亲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也不敢放他一个人出去,生怕他又盟轻生 的念头。特别是每次红卫兵来催索交待材料之后。 自从我进了劳改队,我母亲总是哭,哭着哭着,就把一双眼睛哭瞎了。经诊断, 是老年性白内障,又没钱开刀,只好三天两头上医院。我父亲一遭罪,我母亲几乎 整天哭,眼睛很快又看不见了。那一天,我父亲带我母亲上医院看眼睛,挂了号, 一看钱夹里的钱,说是不够交医药费的。那时候我大哥已经因癌症故去,大嫂有六 个孩子,虽然自己生活负担很重,可是得知我父亲被抄家以后,还是送了十块钱过 来,暂时维持着生活。我父亲说回家拿钱,我母亲并不怀疑。但是左等他不来,右 等他不来,心里起急,只好自己摸索着回到家里。一推门,门没锁,喊了一声,没 人答应,摸到里面,我父亲已经吊死,断气已久,无法救活了。 事后分析,我父亲从医院回来,先给我和二哥、二姐写了绝笔,到门口把信发 出,这才进房从从容容地自杀的。其实,他真的没什么反动历史,又不是当权派, 只要熬过那一关去,以后红卫兵们不见得就会继续整他。但是他那“老认真”的性 格,宁折不弯的脾气,注定他只能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 父亲的绝笔寄到劳改农场的那一天,我正组织了一场“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 由我指挥演出。父亲的来信,以前一张纸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毛笔字,这一次 却是用圆珠笔,而且简单得只有四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一切服从红卫兵指挥! 当时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声张。第一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情,第二按照劳改队当时的政策,凡是家里有人自杀的,都要当众进行自我批判, 批判得不深刻的,还要大家帮助,等于是一次批斗会,因此我除了把悲痛全部凝结 在双手和拳头上,指挥得更加有力之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直到第三天大嫂的信 到来,方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一个毛泽东的狂信者,最后还是死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中,而且罪名居然 是“反毛泽东思想”,成了冤鬼。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