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营垒中的朋友 干革命,首先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只有团结朋友,共同对敌,才能调 动积极因素,战胜或削弱消极因素。 难的是何者为友,何者为敌,却是很难分辨的。第一,好朋友难保会变化,第 二,敌人也不会把自己的身份写在额头上。于是历史上常常发生以友为敌或以敌为 友的错误,或者误杀了忠贞不渝的自己人,或者被狡猾的敌人钻了空子,造成了重 大的损失。 我在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则又是另一个类型的。他叫李善廷,是国民党军统 局的一名特务,但他又确实是一个爱国者,而且向往过共产党又保护过共产党。那 么,他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呢?且别忙于下结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一、进步老师培养的爱国学生 1920年5 月15日,李善廷出生在山东省恩县(现在的平原县)。1934年冬天, 14岁的李善廷考进了山东省第四乡村师范(该校在山东滋阳,即今兖州,因此通称 滋阳师范)六届。 这个学校并不大,但却出过不少人才:当过中宣部部长的贺敬 之、当过商业部部长的王磊,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而且比李善廷还低一两届。 这个学校出人才,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而是因为有进步老师,有共产党的地 下组织。 李善廷一进滋阳师范,就发现教语文的段雪笙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把课本放 在一边儿,公开地给学生讲“普罗文学”,引导学生阅读茅盾、鲁迅、巴金等人的 作品,班上没有一个人看言情小说的。李善廷从小爱好文学自然也受到了段老师的 熏陶。1936年,段老师还把一个从延安回来的人请到学校里来,专门给同学们介绍 延安的情况。在段老师的启发之下,向往共产党的人很多,投身到八路军中去的人 也不少。 1937年7 月7 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接着8 月13日上海抗战,引发了全国性的 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李善廷还在家里度暑假,接到学校提前开学的通知,立即返校, 配合本校的爱国师生,与北京来的大学生们一起去慰劳伤兵,搞抗日救亡宣传,几 个月中出了七十多期《抗敌救亡快报》,还抱着一大摞报纸亲自到车站去叫卖。没 过多久,时局已经很紧张,空袭频频,时常要逃警报,学校只能迁到农村去上课。 这期间,教卫生课的孔德冈老师(他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世孙,是孔德成的叔伯 哥哥)在南京成立了“一三○后方医院”, 很多同学都跟他走,李善廷也一起去 了。他在一三○医院当了个下士护士。不久“后方”就变成了“前方”,12月13日 南京沦陷,12日夜里他们还在街上收容伤兵。不久他被日军俘虏,关进了集中营, 在惨酷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几乎被日寇所杀。经过了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一百多 天,“一三○后方医院”的大多数人都在孔德冈老师的带领下逃出南京,步行到汉 口成立“第七十伤病官兵收容所”,孔老师任中校主任,全体人员暂时住在汉口最 大的远东饭店。 二、三叉路口:延安西安 这时候,有两个同学从报纸上看到滋阳师范师生流亡来汉的消息,就到远东饭 店来找李善廷。这两个同学,一个是滋阳师范的同班同学班长郝存友,一个是他高 小的同学拜把子兄弟李汝为。他们两个当时都在武汉的军校受训。一见面,他们就 说国民党太腐败,不想在军校继续受训,想到延安去参加抗大第一期,特地来约李 善廷一起去。李善廷也听说延安的抗大和鲁艺正在招生,他对军事不感兴趣,打算 去报考鲁艺第四期。当时说好了由他们代为报名,第二天上午一起出发。 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准时来到远东饭店,李善廷也把自己的简单行装准备停 当。但就在向孔老师告别的时候,孔德冈表示决不同意。理由是他把同学们从山东 带出来,他要对同学们的父母负责,如果放行,前途凶吉难卜,他不放心,要是有 个三长两短,他也无法向家长交代。何况去延安是抗日,留在武汉也是抗日,目的 是一样的,何必舍近而求远? 李善廷听老师这样说,加上他的腿疼病又犯了,长途跋涉有些困难,有些犹豫 起来。郝存友见李善廷态度并不坚决,也不勉强。他们两个见李善廷一无所有,把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发的三个人的路费光洋12元全留给李善廷,他们自己走了。 这叫一念之差,铸成了终生的大错。 1938年5 月,孔德冈把这批学生带到了河南临汝,组建第六兵站医院,他自己 任上校院长。这期间,同学们看见报上登着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和中央战干团的招 生广告,包括李善廷在内的五个学生要求去考,但是孔德冈还是不同意。这一次, 李善廷等人态度坚决了些,又请一个军医主任叫牟云野的出面讲情,孔德冈方才勉 强答应了。 五个人一起到洛阳去应考,发现竟有几千人参加考试,好在五个人都考取了, 李善廷还得了个第二名。他考的是中央干训团第三期,到西安城外交通大学的校址 受训,为期半年。 没去延安,却去了西安。他们还以为反正都是抗日,没想到这就是革命与反革 命的分水岭。 三、再次跳槽,误入歧途 1938年底,忽然有个同乡同学叫张倩君的来告诉李善廷,说是军委会特训班来 西安招收警官,特别欢迎山东和河北两省的人。因为这些土生土长的人,对当地环 境和人情都熟悉,毕业以后可以派回山东、河北沦陷区去工作,而且说这是个正规 的学校,受训期三年,毕业后相当于军事大学学历,不像这种半年一期的训练班, 出去以后顶多当个小排长。那时候,李善廷在干训团都快要毕业了,也听说出路不 怎么好,正为这问题犯愁呢,加上那一段时候学校里伙食特别差,连饭都吃不饱, 既然有这样一个“深造”的好“去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动了“跳槽”之心, 暗地里联络了四个同学一起去应考。 考试还相当严格,笔试之外,更重面试,几乎是一个个挑。不过一起去考的四 个人倒是都考上了。 这以后,先集中在重庆外事人员训练班,大家被关在学校里不许外出,等待转 道。到了1939年春,终于被转送到贵州息烽,大家只知道这里是军委会特训班的校 址,没想到开学后才知道这里是中央警校特训班,这一期已经是第三期,实际上是 一个属于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但是懊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种特务训练班校规 和纪律都极严,除了不许随便外出、不许随便写信、不许谈恋爱……等等一系列不 许之外,班主任胡靖安还以戴笠的名义在大会上当众宣布:他这个大门,学员们立 着进来,却只能倒着出去。也就是说:不到死的那一天,谁也别想离开军统局这个 大门! 既然误进了这座阎王殿,那可是谁也别想再次“跳槽”了。既来之,不想安之, 也得安之。 特训班的科系很多,新学员前期不分系,进行的是普通的军训。后期根据各人 的年龄、体质和表现分系进行特种训练。李善廷文质彬彬,不善于格斗擒拿,被分 配到电讯班学习,毕业以后,倒是有可能回家乡去当一个“地下工作者”了。 但是学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疼病又犯了,行走都有困难。息烽是个山区小县, 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院,治不了他这种病,只得把他转送到贵阳去住院医治。这一 住,住了将近一年,1941年初夏,他的腿病好了,回到息烽,这里的第三期学员也 毕业了。尽管李善廷什么特种技能也没学到,但不能“留级”,只好让他与同班同 学一起毕业。 他被分配到军统局第四处也就是电讯处,第四处人事独立,直接通知他到重庆 去报到。息烽特训班副主任徐亮考虑到他根本就不懂电讯,到了重庆也无法分配工 作,又知道他文笔还不错,就把他留在班里当了大队助理秘书。 四、进驻军统局北平站 1945年8 月15日日寇投降, 国民党派员接管沦陷区敌伪军政系统和敌产。国 民党政府是个依靠特务维持统治的政权,军统局更要在接管区争一席之地,以便有 所施展作为,于是急忙一批批地空运大小特务们到东北、华北各地去抢占地盘。 1945年11月,李善廷刚调到重庆军统局本部不久,又奉命进驻设在北京的军统 局华北办事处情报科。他们一行60多人坐飞机来到北平,先住南池子缎库胡同迎祥 里2 号。 这里原是日寇情报机关的大本营,敌伪时期很有名气,叫做“高山公馆”, 是一个很大的套院儿,房子很不错。1946年又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延庆楼, 隶属于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对外称行辕八大处之一的督察处,实际上是军统局华北 办事处,由马汉三(1947年因贪污罪被捕枪毙)任处长;后来成立军统局北平站, 也由马汉三兼任站长。李善廷的职务是情报科科员,后来升任股长。科长李培基是 他在息烽的同期同学,对他的文笔很欣赏,所以他一到北平,就被李培基点名要走 了。1947年2 月,督察处撤消,改成行辕二处,军统局北平特别站独立,从中南海 搬出来,李善廷任北平站第二组(情报组)副组长,专管收集整理共产党和学运方 面的情报。 四、国共地下合作 李善廷在滋阳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个老师叫吴金亭的,因为是个短期训练班出 来的童子军教师,也是山东恩县人,年纪并不比学生们大多少,大家相处得还不错。 日伪期间,吴金亭出任本县县长。日本一投降,他离开政界,改行做买卖。李善廷 到北平以后,两人偶然相遇。这以后,他经常到中南海找李善廷叙旧,李善廷也经 常到他家里去走走。 有一天,李善廷到吴金亭家去,吴金亭不在家,却坐着一个穿铁路局制服的青 年。据师母介绍,这是她的七叔朱廉泉,现任平汉铁路局电讯股股长。 那天李善廷虽然穿的是西服,但是师母却把他的真正身份向朱廉泉介绍了。按 说,李善廷干的是专抓共产党的差事,凡是跟共产党沾点儿边儿的人,都应该躲着 他至少应该隐瞒自己的身份才对,可是吴师母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竟跟李善廷说: 她的这个叔叔,以前参加过共产党,是从延安来的,还是抗大第一期的学生。李善 廷只好说两句“过去的事情,只要不再参加活动,也无所谓”之类的话搪塞过去。 从此,他们两人居然交上了朋友。对李善廷说来,是想通过朱廉泉得到共产党 的活动情报;对朱廉泉说来,表面上似乎是“托庇”,实际上是想刺探军统局对共 产党有何动作。正所谓“各有所需”。 那时候,军统局北平站第二组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2 号,这房子本来是军阀张 宗昌的,既宽敞又漂亮,李善廷就住在里院儿。由于他的工作不分日夜,有了急件 随时要处理,所以除了办公室之外,卧室也兼办公室。不过他养着一只大狼狗,随 时守卫着房门,闲杂人等,休想混得进去。 朱廉泉认识李善廷之后,常到那里去串门儿。他第一次去,自称是李善廷的亲 戚,传令兵带他进去以后,李善廷也没否认。来的次数一多,门卫都知道他是李善 廷的亲戚。那只狼狗第一次见了朱廉泉,直立起来扑了过去又叫又咬,根本不让他 进门,李善廷立刻呵止,方才没有发生事故。来往的次数一多,狗也跟他混熟了。 往后只要是他来,不但大门口通行无阻,连大狼狗也不阻止他进屋。李善廷桌子上 放着的国防部保密局卷宗,朱廉泉也常常装着不经意地随手翻开来看。所有这些, 李善廷都看在眼中。 开头一段时间,两个人的确是代表着国共两方,都想从对方手中得到对己方有 用的东西,时间一长,特别是经过谈话聊天,朱廉泉先是借发牢骚说一些对国民党 黑暗统治不满意的话,后来又彼此都谈了经历,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了解,聊天中 的“真话”成份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1948年的某一段时间,北平市警察局为了配合清查共产党,在全市清查户口。 朱廉泉得到这一消息,就对李善廷说:如今北平清查户口,可能要遇到麻烦, 要 求得到他的庇护。李善廷笑着说:“警察局跟我们是一家,我们这里的人,全都不 用报户口,风声紧了,你就到我这里来好了。”果然,形势最紧张的那几天,街上 警车呼叫,到处在抓共产党,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抓了七十多个“嫌疑分子”,当然 不一定有几个是真的,而真正的共产党,却就坐在军统局北平站的办公室里跟情报 组长下象棋! 通过这一次“考验”,朱廉泉对李善廷也更加相信了。有一次李善廷问起他在 延安的时候,可认识抗大的同学郝存友和李汝为,他竟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一期的, 而且隐隐约约地暗示这两个人现在就在北平。只是后来李善廷要求与这两个同学见 面的时候,他又推托说这两个人都离开北平到东北去了。 据此李善廷暗暗怀疑:这个“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很可能是自己的老同 学用巧妙的办法“介绍”来的,不然,没一个共产党有这样大的胆子,敢于在一个 军统局情报组长的面前承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 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解放军挥师南下,北平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许多国民 党的军政要员和有钱的大佬们纷纷逃离北平。这时候朱廉泉突然对李善廷说:“时 局很紧张,如果你不想留在北平,我可以给你开一张免费坐火车的证明来,到西北 任何一个通火车的地方去。”不久,他果然拿来了一张证明。不过由于历史赋予他 们两人更加重大的任务,这张证明最终还是没有用上。 与正副站长一起南逃的共有29人,其中本来也有嫡系亲信分子李善廷,但是朱 廉泉再三动员他别去台湾,不要给蒋介石当殉葬品。一旦北平解放,关于他的表现, 朱廉泉当负责证明,并可以介绍他到华北军区第二处去工作;李善廷自己也考虑到 上有老人,下有弱女,如果自己单身一人一走了之,没有工作的妻子根本承担不起 这个家,所以他带了铺盖行李到了东单公园临时飞机场,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上 飞机,又回来了。 五、军统局北平站是怎样起义的 辽沈战役之后,蒋介石开始把他的亲信分子逐渐从北平调到南方。明眼人都看 出,北平的解放,只是早晚间的事情了。 军统局北平站也不例外,站长王蒲臣、副站长宋元和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们 布置好潜伏工作以后,坐飞机逃走了,由毛人凤调来一个叫徐仲尧的接任站长。这 个人东北军出身,当过阎锡山手下的特工,后来投靠了蒋介石。他不是息烽特训班 出来的,当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让他出来对付共产党,大 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替死鬼”的身份,他自己当然也明戏,只是身在“统”中,也 无可奈何。就在全站人员给新站长接风的宴会上,徐仲尧当众落泪,感叹自己不是 蒋介石的亲信,如今只落得被安插在这个位置上当替死鬼的份儿。 这件事情,李善廷有一次与朱廉泉聊天,说了出来。这无异于告诉中共北平市 委城工部:徐仲尧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而且争取的路径,不妨就通过李善廷。 另一方面,徐仲尧被绑牢在“替死鬼”的宝座上,日子也不好过。如果接受蒋 介石的命令,临破城之前,把北平彻底摧毁,一旦被共产党抓住,必然是死路一条; 但若拒不执行命令,一旦被蒋介石找到,也是死路一条。他处在这种“猪八戒照镜 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难免忧心忡忡。考虑来考虑去,能活命的出路似乎只 有一条,那就是“阵前起义”,改换门庭,投靠共产党。 但是军统局是专门抓共产党的,一向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是共产党员都躲着军 统走,抓到的共产党员坐到了老虎凳上还矢口否认呢,怎么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共 产党员告诉他“我要投降”的心思,并讲一讲价钱呢!万一找错了人,事情被蒋老 头子知道了,那可就是怕死的自找死路,加速死亡了。 徐仲尧这个非军统嫡系来主持军统局北平站的工作,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息 烽特训班嫡系,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他,真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在谁面前都不 敢透露一点儿真实的心思。 李善廷是个进步老师培育出来的爱国青年,本来就向往共产党、要投身延安的, 只是误入歧途以后身不由己罢了。自从认识了朱廉泉以后,也可能是自己的老同学 派朱廉泉来与他联系接头以后,在他们的开导之下,李善廷再一次激发了爱国热情, 加上共产党在东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尽管这些消息对老百姓是绝对封锁的,但对 他李善廷却是绝对公开的。他不是白痴,当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今后的天 下,肯定将是共产党的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接受了朱廉泉的委托,也可以说是 接受了共产党的委托,专门做徐仲尧的策反工作。 当特务的,别的本事没有,看人的本事也许比一般人要棋高一着。徐仲尧来到 军统局北平站以后,冷眼旁观,看来看去,似乎只有一个李善廷还像个人,不是蝇 营狗苟、醉生梦死之辈。因此平常时候与李善廷的接触多了一些,特别是说真话的 时候多了一些。 他们两个,一个是无心,一个是有意,时间不长,居然到了可以“说得上话”、 不怕对方“揭发”的程度。谈话由浅入深, 逐渐从时局的“恶化”涉及到自身处 境的“恶化”,互相探讨有没有第三条路线可走,只差说出“能不能投靠共产党” 这七个字来了。可这七个字,不到关键时刻,是谁也不敢开口先说的呀。 不久,这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共军在北平城外重演了沈阳城外的老戏: 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谈判。等到谈判破裂,连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都倒向共产党的时 候,徐仲尧终于向李善廷吐露了心曲:“北平眼看就是共产党的了,从全站同仁的 前途考虑,咱们也应该跟共产党打个招呼;只可惜咱们天天抓共产党,如今要跟共 产党对话了,却找不到共产党了。老弟要是有这方面的线索,不妨帮我联系一下。” 有了徐仲尧的这句话,事情就好办了。通过朱廉泉的牵线,徐仲尧终于跟地下党城 工部联系上,并与华北军区二处派来的人见了面,具体磋商起义的条件与细节,在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军统局北平站”终于通电宣布起义,不但没有给北平带来任 何破坏,还把马汉三贪污的珠宝玉器古玩字画等等交了出来,据说其中还有不少是 “国宝”级的文物呢! 解放后,朱廉泉出任全国铁路局政治训练班主任;徐仲尧因起义有功,被分配 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团河农场当工人,工资三十六元五角,天天扫马路,但却有 一个“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但是李善廷这个促使军统局北平站起义的有一定 贡献的人,尽管带有朱廉泉以个人名义写的证明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宽大,而被 北京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释放后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直到1975年底,才 得到人民政府对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特赦,他也由劳改农场的就业职工“转业” 到北京来,分配到国营工厂当工人,于1983年退休。1985年又宣布撤销原判,按起 义人员发给了起义证。 他的两个去了延安的同学,只知道郝存友解放后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一直 没有与李善廷再见过面。李汝为则始终没有消息。 我五七年之后在劳改农场一住就是二十三年,前期在团河农场,与徐仲尧在一 起,后期在清河农场,与李善廷在一起,对他们“特务生涯”的内幕知道不少。特 别是徐仲尧晚年口述回忆自己的一生,由李善廷记录,稿件都在我这里,本来是应 该写成一部纪实文学的,但由于目前文学书刊市场不景气,文章写罢无出处,只好 先把这个故事浓缩成一篇短稿。等到中国“文艺复兴”,再来演义成书吧! ──2000年5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