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打字员──潘月兰 当年舍身救儿童失去双腿和左臂 如今奋发图自强克服困难学电脑 今年44岁的潘月兰,是北京市大兴县黄村镇一名小学教师。以前也和大家一 样,是一个四肢健全的正常人,十三年前,她在火车轮下抢救一名四岁的儿童,被 火车撞成重残,只剩下了一条胳膊。自受伤之日起,再也没能站起来,从此就加入 了残疾人的行列,和轮椅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人;她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强 模范,而且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至于市、县、区 一级颁发给她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等等光荣称号,早已经超过二十个了。根 据她的伤残等级和她对社会的贡献,国家给她分配了房屋,把她的丈夫从工厂里调 回家来专门照顾她。她的下半辈子,本来是可以在“休养”中清闲地度过的。难能 可贵的是:她的“四肢”虽然只留下了“一肢”,但不愿意“坐吃等死”,她还要 用这一条胳膊,继续发热、发光,尽到自己的力量,为人民服务。 一、舍身救儿童 1985年9月2日,北京市郊各学校都正式开学上课了。潘月兰一早起来, 草草吃过早饭,要在七点半上早自习之前赶到学校。她骑车来到黄村火车站路口, 正赶上一列火车停在岔道上,堵住了路口。当时正是上班高峰,南来北往的行人很 多,要通过路口,只能从火车尾部绕道而行。 她见许多人都搬着自行车从火车尾部绕过去,她也随着人流上了站台,绕到火 车后边约六米远的地方,正准备搬车过铁道,这时候大兴县物资局幼儿园教师王淑 明,带着四岁的女儿也搬车过铁道。她把女儿放在铁轨边,打算把车搬过铁道以后, 再回来抱孩子。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停着的火车突然往后倒。王淑明离车尾只有两 米左右,潘月兰距车尾有六米左右,孩子则处在潘月兰和王淑明之间。王淑明想丢 掉自行车去拉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她大喊一声:“她大姨,孩子……”话音 未落,火车已经把她撞倒。潘月兰见情势万分危急,时间就是生命,扔掉自行车毅 然迎着倒退过来的火车向孩子猛扑过去。她一把抱起孩子,离开了铁轨。孩子获救 了,但无情的火车就在这一瞬间将她撞倒,还把她拖出好几米远,车轮一个又一个 地从她左臂上碾了过去。 火车停住之后,她躺在血泊中,左臂已是血肉模糊,右臂的肌肉也被撕裂。她 想挣扎着坐起来,可是下肢用不上力了。她用右手摸了摸大腿,丝毫没有感觉,她 以为火车把她栏腰切断了。因为流血过多,眼前一阵发黑,就昏了过去。 二、与伤痛作斗争 事故发生后,火车站的领导、路警及几位过路的热心群众把她们送到大兴县医 院抢救。由于伤势极为严重,大兴医院只做了临时处理,立刻把她转到北京积水潭 医院。当时她的血压已经接近零,命在旦夕,手术室在四楼,她已经禁不住折腾了, 外科领导决定手术改在地下室做。手术之前又给她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发现左臂 碾烂,右臂撕裂,左腿腓骨骨折,胸椎10-11 节压缩性骨折,造成下肢截瘫,大小 便失禁,胸部有9根肋骨骨折,因内出血造成血气胸,肺部三分之二已被污血填满, 呼吸困难。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护士全力以赴抢救她的生命,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 时,直到晚上八点多,才送进了大病房。 手术虽然做完了,她的生命仍是危在旦夕。第二天早晨,大夫上班后,又把她 转入抢救室,进行特级护理。在特护的一周里,她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神智清醒 后,她看见自己身上插着四根管子:胸部闭式引流管、氧气管、输液管和导尿管。 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原大庄完小校长刘景丰,怕她经不住截肢的打击,开导她说: “你的左臂伤势过重,为了避免血液感染,保住性命,不得不截肢。”她看了看剩 下的一只右手,不但没有难过,反而感到很欣慰,欣慰的是火车轮子给她剩下了一 只右手,欣慰的是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对刘校长说: “没关系,我失去了一只左手,还有一只右手,等我伤好了,我还要上讲台,用这 只右手给学生上课。”当时她并不知道她是完全性截瘫。一天,大夫早上查房,她 的主治大夫向进修、实习的大夫们介绍她的受伤情况,她方才知道了自己的真实伤 情──截瘫。她似乎对“截瘫”一词既不了解也很反感,她不知道截瘫病人将失去 两腿的运动功能,而且还将伴有下半身的感觉丧失和大小便失禁。她问大夫:“截 瘫能治愈吗?”大夫说:“现在你的神经还处于麻木状态,只要你很好地配合治疗, 大概五至八个月就能够恢复。那时候你就可以下床走路了。”她相信了大夫的话, 这以后的五至八个月,就成了她忍耐、期望、奋斗的目标。 护理工作对截瘫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了避免压出褥疮,两个小时就要翻一 次身。向右翻身还无所谓,可是向左翻身,由于左手残肢伤口和受伤的肋骨负重, 每翻一次身,都会钻心地疼痛。为了早日康复,她积极、努力地配合,一声不吭地 咬牙忍着。 她在病痛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四月个左右,她的左腿终于拆掉了 石膏,肋骨和脊椎骨也基本上长好,在别人的抽扶下,后背摞上被子,半躺半坐地 可以坐上二十多分钟了。护士说:“像您这样危重的伤势,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 不简单,这是我们护理工作上出现的一个奇迹,也与您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医生、护士们看到她的身体恢复得这样快都很高兴,她当然更其高兴。心里在想着: “黑暗”已经过去了,“曙光”还会远吗? 不久,她右臂上的伤口和植皮处都长好了,但经检查,发现伤疤与骨头粘连, 使得右臂只能蜷缩着,伸不开。体疗科的大夫对她说:“要想保住您仅有的一只胳 膊,您还得忍受一番痛苦:我们要把伤疤与骨头粘连处揉搓开,再把蜷缩的筋骨慢 慢地抻开,大约要经过五个疗程,才可以恢复一切功能。”她说:“请大夫放心, 在治疗上我会积极配合的。”第二天大夫来到病房给她按摩,凡是有伤的地方,一 处不落地捏住来回晃动、揉搓,不时还要抻一抻蜷缩的筋骨,痛得她满头大汗。按 摩不到一个疗程,她就发怵了,心里很矛盾。为尽快把胳膊治好,每天都盼望大夫 来;因疼痛难忍,又很怕大夫来。为了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她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五个疗程后,她的胳膊终于伸开了,恢复了一切功能。从那天开始,她就可以用这 只“捡回来”的手给同事、亲友以及全国各地关心她的各界人士写回信了。 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她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伤痛,是与各级领导、同事及各界人士的关心,鼓励分 不开的。 在她住院期间,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范崇燕代表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前来看望 她。范崇燕说:“你舍身救儿童,这不仅是你自己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国广大妇女 的骄傲,你要安心治疗,要做生活的强者。”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代表市委、市政 府看望她时说:“你是咱北京市人民的骄傲,你要安心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全国 总工会、全国教育工会、市教育工会、市妇联、市宣传部、市卫生局等领导都分别 来看望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给她送来了电动轮椅,解决了她一只手转动轮 椅不便的困难。 大兴县县委、县政府、县妇联、教育局、黄村镇等各级领导,在繁忙的工作中 抽出时间不止一次地来看望她。她的母校大兴师范、黄村镇妇联和她的原单位大庄 小学的老师们,不仅关心她的恢复情况,而且还像母亲一样关心她的孩子,为她四 岁的孩子买了单衣、棉衣和玩具。 在此期间,通过《中国教育报》等传媒的报导,一封封带着深情的慰问信,像 雪片一样飞到她的床前。除了有各地大中小学的师生来信外,还有厂矿企业、部队 战士、机关干部甚至正在服刑的犯人的来信。 云南省3544部队54队的一位叫夏宏云的战士的来信是这样写的:“……我们具 有‘西南第一哨’美称的全体战士传阅了你的报道后,都为你救了一条小生命而高 兴,也为你的身体残疾,落下了伤心的泪水,更为你今后的生活而担忧。若可能的 话,我们愿把手脚献给你,让你来我们哨所看看,看看西南第一哨,看看祖国的南 大门。你为了救别人的孩子,不怕失去自己的一切,真是太伟大了!”“潘老师, 恕我冒昧,如你还没成家的话,我愿伺候你终身。”一个在天堂河农场服刑的犯人, 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在服刑期间,要认真接受改造,今后要重新 做人。此人是个画家,他精心地给她设计了一幅画,画上画着盘藤花、月季花和兰 花,用这三种花代表她的姓名潘月兰。 关心她的人真是太多了,领导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胜似良药,在精 神上给了她很大的安慰,使她深深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理里的温暖。 四、战胜轻生思想,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她的左手截肢和好几处骨折都已经长好,但下肢仍没 有任何变化。她开始怀疑大夫说五至八个月可以下床走动不过是一句安慰的话。她 借查房的机会问主治大夫:“您不是说我五至八个月就能够下床走路吗?现在已经 八个多月了,怎么我的下肢还没有什么感觉呢?”大夫说:“最近你的CT片子取 回来了,报告结果是‘脊椎变形,脊髓破裂’。你不要着急,神经的恢复是很慢的, 根据你的神经损伤情况,很可能要恢复两三年时间。”复康的时间一下子延长了五 六倍。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睡哪一样也离不开家人的 伺候,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废物”。而且两三年之后,也不一定能够站起来。“我 是社会的负担、领导的麻烦、家庭的累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借记日记的 机会,心情沉重地写下了遗书。 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活,却需要永久的勇气。面对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 她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次次地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上彷徨着。 一天,教育局的领导派人给她送来了一摞书,她发现《邓朴芳和他的伙伴们》 及《闪光的道路》这两本书很好,就在治疗之余,认真地翻看。她从书中得到了启 示,受到了教育。邓朴芳和他的伙伴们,身体都有不同的残疾,可他们没有沉沦, 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力所能及地选择了适合自己干的工作,为社会、为人民 默默地奉献着。用他们残疾的身躯,谱写着一首首动人的生命之歌。在她的面前, 同样也有一条路,那就要看自己有没有毅力在逆境中去拼搏去开拓了。人世间值得 她爱的东西很多,需要她去做的事情也很多。她看到床前那一封封来信,回想起各 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她决心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面对残疾的现实,树立自尊、 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心,做生活的强者。 五、面对现实,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住院期间,她总想力所能及地做点儿事情,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一天,她刚 治疗完毕,护士送来一包印刷品,她打开一看,是吴秀鸾老师寄来的一年级数学练 习题。这本来是给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做的。但是她想:这些练习题给我的孩 子一个人做,还不如叫他们全班同学都一起做呢。于是,她就让人家给她找来钢板 和蜡纸等等,开始试着用一只手练习刻蜡版。 刻蜡板本来是她的拿手好戏,以前不知道刻过多少了。但是今天用一只手刻, 情况完全不同:蜡纸很滑,没有左手的帮助,刻不了几个字,蜡纸就会移位。她就 用铁块、石块等重物把蜡纸压着刻。刻几行,蜡纸就得往上移动一次, 还得重压, 刻完一版不知要捣腾多少次。她终于刻完了第一张蜡纸,这时候她真想大喊一声: “我不纯属废物,我还能做事情。”这是她致残后第一次尝到奉献的快乐。 她虽然在住院,可她一直惦记着她的学生,经常写信向接教她这个班的班主任 老师询问学生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期末,她为品学兼优的五名学生,每人买了一 支钢笔,以资鼓励。她的伤势好转以后,还曾几次从北京医院回学校去看望学生们, 与他们共度“六一”儿童节。她第一次回校,给学校买了一个石英钟,希望学生们 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当她所教的班要升入中学离开母校的时候,她又回到了学校, 与家长和学生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送给每个学生一个日记本作为纪念。 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在日记本上写上了她的希望。她还请“中国的保尔”吴 运铎在本子上为每个学生提了辞。在座谈会上,她向学生们介绍了吴运铎的事迹, 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1991年“六一”儿童节她回校,又把“全国 自强模范”表彰大会奖励给她的200 元奖金,作为节日礼物,全部献给了学校。 受伤后,她除去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外,在生活上,凡是自己能做的 尽量自己做,做起来吃力的也学着做。 住院期间,她看见女病友坐在轮椅上绣花儿、织毛衣、洗衣服,受到了启发, 决心面对现实,一切从头学起。她叫母亲把孩子穿小了的一件件毛衣拆掉,把线洗 干净,开始练习用一只手织小件毛活儿。她把毛衣针用夹子固定在左边假肢的大拇 指上,绕线、挑针完全靠右手操作。毛衣针一次又一次地滑落在地上,母亲含泪为 她捡起说:“你教我织吧,别看我六十多岁了,我能学得会的。”同事、朋友们也 都说:“别费这劲儿了,我们会帮你织的。”同事们的工作都很忙,她不忍心总麻 烦她们。凭她以前什么活儿都会干的生活基础,她不相信自己学不会。她把练习织 毛衣当成一种乐趣,一有时间就织、就练。成功是对追求者的鼓励和奖赏,两周后, 一个毛领子织好了,母亲把它缝在她爱人的羽绒服上。她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 真是高兴极了。接着她又织了一个螺旋帽、一件毛背心。织小件东西没问题了,她 又给她爱人织毛衣,为了不单调,还织了一些简单的花样。后来,她还学会了用一 只手包饺子、包馅儿饼。 六、为工作精益求精,克服困难学电脑 难熬的三年过去了,她的下肢依旧没有任何感觉。这不是大夫们开出空头支票 想安慰安慰她,而是现代医学确实还没有这样的神通。给她治疗的大夫和设备,都 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 出院回到家里,几年来,她一直坚持为学校刻试卷和练习题的油印蜡纸。到了 1992年,黄村镇教委为了减轻她刻蜡版的劳累,打算给她买一台机械式中文打字机。 这时候,我的朋友、《中国教育报》文艺部记者刘俊杰同志跟我谈起了她的英雄事 迹,大大地感动了我。我说:机械式中文打字机太落后了,不但一只手很难操作, 而且也很伤目力,早应该淘汰了。现在中文输入电脑已经没有问题,不但打字、打 印都比机械式打字机轻松、方便得多,而且还有多种字体和各种变形,是机械式打 字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那时候386 、486 都还是“奢侈品”,连286 都很贵,但 是买一台廉价的PC机,用来打字,是完全能够应付的。 在我的动员之下,尽管黄村镇教委资金紧张,有眼光的主任查保森同志,还是 下了决心、花了四千来块钱,给她买了一台二手货单显老式PC机和一台国产九针打 印机,并把我接到大兴县去教了她两天。键盘输入,需要十个手指头同时击键,她 只有一只手,当然只能用一个指头“杵”,需要使用两个或三个“组合键”的时候, 她就用大拇指和小拇指各按住一个键,再用嘴叼着尺子去杵第三个键,很不方便。 后来她求朋友给她车了一个像砝码似的铁疙瘩,底座与所压键的宽窄、长度一样, 总算解决了无法用一只手按组合键的难题。 她下半身麻木,腰椎受过伤,坐在轮椅上操作电脑,时间稍长,浑身酸疼。所 有这些困难,她也都坚持下来了。好在她是个小学教师,对汉语拼音很熟悉,只用 了两天时间,基本上就掌握了汉字输入方法、屏幕编辑技巧和打印输出的操作。 从此,她开始专心致志地学起电脑打字来。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只能靠自己看 书,试着摸索,实在解决不了,再给我打电话或写信问。 她学的是“自然码”汉字输入法,必须记熟声、韵母在键盘上的位置。26个 英文字母键不但要代替声母,34个韵母也都分布在这26个英文字母键上。键盘 上一共有101个键,除去26个字母键要背熟外,其它75个功能、数字键也都 得熟悉。为了尽快熟悉键盘功能,她把键盘画在一张纸上,贴在床头,每天上床后、 起床前都要熟悉几遍。 炎热的夏季,是她最难熬的日子,因为她下半身瘫痪,不能散热、排汗,热量 完全靠上半身散发。她只剩下一只胳膊,不能用双肘支撑住上半身,所以坐的时间 一长,身子就会往下出溜。为了坚持“久坐”,腰间只好系一个25厘米宽、用牛 皮加钢条做的腰围,强迫自己笔直地坐着。牛皮做的腰围,透气性很差,这就使她 更是热上加热,电风扇总得开着。她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汗水湿透了上 衣,臀部起了褥疮,尽管如此,他每天仍不知疲倦地练习打字,并且做了详细的记 录。不久,就能熟练地打出文章来,还可以打印一些带修饰背景的网点、阴影、空 心字之类,后来又学会了打表格。有时一些复杂的表格要用尺子画斜线,普通尺子 用不了,只好用重物把尺子压住再画。后来,韩园子大队书记李宝岩,特地给她送 来一对用大理石做的沉重的尺子,解决了她一只手画表格的困难。 电脑打字,给她带来了无穷乐趣,使她的精神有所寄托。自从有了电脑,她没 有节假日,如果有急活儿,一干就是深夜。打字本是两只手干的工作,可她只能用 一只手操作,一天不知要击多少次键。每到晚上,手指就发涨。坐的时间太长了, 到了晚上,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94年4月,她做了阑尾、子宫和卵巢囊肿的切 除手术。出院时,大夫给她开了一个月的假,嘱咐她要注意休息。可她出院一周就 开始工作了。因为她已经负担起黄村镇教委办、黄村镇校办工业公司、黄村镇中心 校、黄村镇中心小学、黄村镇成教幼教少先队等等好几个单位的打印任务。她住院 一个多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打印,她怎么忍心休息呢?查保森同志很关心她的健 康恢复情况,他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签字,不许她打印任何文件。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她用一台最“原始”的电脑和一台九针打印机,几 年来给黄村镇教委下属的好几个单位打印了大量的各种文件、试卷和练习题。 去年,她这台“原始”的“老爷”PC机终于闹了罢工,不肯干活儿了,只好拿 到我这里来修。这位“老祖宗”的年纪实在太大,加上全身有病,除了一个键盘勉 强还能用之外,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查保森同志决定再给她买一台。我把她的英雄 事迹给“百多元”电脑公司的老板何耀宗先生一说,何先生也非常感动,当即表示: 对潘老师这样的英雄,本来应该送她一台电脑的,但我们小本儿买卖,实在没有这 样的资金。我只能无偿地给她组装一台,而且终身保修。何先生给她装的,是一台 486/50MHz 的立式机, 有4 兆内存和40兆硬盘,成本2300元,只收1900元。有了 这样的“新式武器”,潘月兰感到轻松多了,打字速度立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档次。 七、英雄背后,还有个无名英雄 潘月兰的丈夫小赵,原是北京市加气二厂的一名技术工人,因潘月兰“舍身救 儿童”截瘫后,经大兴县县委、县政府批示,把他调到教育口专门护理他爱人。他 的工作性质一下子完全变了。一个三十多岁整天在外面跑的男子汉,忽然间让他在 屋子里整天围着病人转,不是接大便,就是接小便,还得经常冼尿湿了的裤子、垫 子,劳累一天,夜里还得惦记着给妻子翻身,换一换湿了的垫子。一天到晚要反复 几次把她从床上抱到轮椅上,从轮椅上又抱到床上,真是有些不习惯,不由自主的 一阵阵起急,烦燥不安。他也曾一度产生过弃她而去的思想(请读者不要因此谴责 他,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看到可爱的儿子,看到爱人那顽 强生活和工作的毅力,他又感到进退两难。经过一段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决 心与爱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除了尽心尽力照顾她的生活之外,还尽量配合 她工作:她刻蜡版,他就把她需要的东西给她准备齐全,送到她的手边;她打字, 他就把电源插上,再把纸张准备好;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用轮椅推她到街上溜 一溜,让她散散心,透透空气。很多人都说他很辛苦,事实也的确如此,可他认为 这也是工作的需要。他说:“夫妻之间,尽点儿义务,还不是应该的么?”他白天、 黑夜照顾爱人,可以说是超负荷地工作了,可他还自愿地承担了油印的工作。凡是 通过潘月兰打字的“文件”,通通由他手工油印。有些急活儿,潘月兰白天把蜡纸 打完,晚上他就加班把它印完,早晨再负责送到单位。尽管他辛苦非凡,但他觉得 生活得很充实,很愉快。 小赵把护理、印刷工作干得非常好,是一名称职的丈夫和职工。人们说:在一 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无名英雄”在支撑着;潘月兰的背后,也不例外。我 当然知道小赵叫什么名字,但为了保持他这个“无名英雄”的原貌,在这里,我也 就不写出他的名字了。 尾 声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就在我向潘月兰同志要她和被救儿童的合 影的时候,得到的答复,不禁使我大吃一惊:那个小姑娘,不但从来没跟她合过影, 而且除了潘老师出院的那一天母亲带她来看过一次“救命恩人”之外,以后居然再 也没有来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小姑娘当时才四岁,当然一切全听父母的。按说,王淑 明同志作为得救孩子的母亲,对于潘老师的感激和感动,应该比任何“局外人”都 深才是。遗憾的是:也不知道她出于一种什么心态,除了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之 外,以后的冷漠和无动于衷,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因为他不仅不让孩子来看望潘老 师,事后她居然还对人家说:“要不是我签字承认是她救了我的孩子,她这个英雄 还当不上呢!”为了这一句话,坚强的潘月兰不仅流泪了,而且一连哭了好几天。 她不为自己“四肢”失去“三肢”而痛苦,也不为自己用残废的代价救下一条小生 命而后悔。他痛哭失声,是因为“人性”和“爱心”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记得北京曾经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救一个掉进冰窟窿里的儿童,儿童被救起, 但救人的却牺牲了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儿童,是用另一个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的生 命换来的。按说这个儿童应该特别珍惜、爱护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用更好的成 就来报答为她而死去的解放军战士才是。遗憾的是,这个儿童,长大以后,竟成了 一个无恶不作的女流氓。为此,《北京青年报》上展开了“值得不值得”的讨论。 不客气地说,这种讨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谁也无法预测一个儿童的将来。 要知道希特勒这样坏,小时候就把他杀了好不好? 潘月兰救起的这个儿童,今年已经十七岁,是高二的中学生,应该很懂事了。 我在这里呼唤:如果你的心中也有“爱”的话,我不要求你应该像爱自己的父母一 样甚至比爱父母更爱潘老师,退一万步说:即便你的母亲出于某种心态不许你去看 望潘老师,每逢过年过节,你悄悄儿地到潘老师家中去看望一下你的这个“再生父 母”,难道不是一个女青年所应该具有的最可怜的“爱心”吗? ──1998年五一劳动节写与北京 原载《北京纪事》1998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