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冤案始末 我认识张扬,是在他出狱以后。那时候,我也刚刚平反不久。我不但比他年纪 大许多,坐牢的资格也比他老:他前后两次才蹲了七年监狱,而我却一蹲就是二十 三年。再说,我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出世还没多久。因此不论从哪个方 面说,他都是我的“小老弟”。 我们虽然认识十几年了,对彼此的身世似乎也都了如指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 “光荣事迹”,报刊上介绍得似乎够多的了。但是真正坐下来“细说生平”,却还 是前不久的事儿。也只有经过“细说”之后,才发现彼此之间,原来竟是那么的陌 生,至少是“一知半解”,并不那么“知根知底儿”。于是,我们两个都萌发了写 一写对方的念头。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当年熟悉我们两个的人,已 经逐渐淡忘了;近年来成长的年轻人,则还没时间或没机会了解。因此“旧事重提” 一下,似乎也不是多余。何况珍贵的《张扬案卷》,即便是复印件,一般人现在也 很难见到了。不是说:“前事不忘,可作后事之师”吗? 两个月前,张扬写的《作家吴越和他的三个同名女儿》先后在《华人文化世界》 和《家庭》杂志上发表,接着全国有十几家报刊转载,有几个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朋 友居然借此与我联系上了。于是,作为“酬唱”,我不能不赶紧动手,用一句“文 辞儿”来说,就叫做“欣然命笔”。是为序。 一、偶然从生活中捡来的故事,变成了小说题材 1963年年初,还在湖南长沙上中学的张扬到天津去看望他的大伯。这个大伯与 他失散已久,是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方才找到的,他当然没见过。 从湖南到天津,必须经过北京。他有个舅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 事与药物研究工作,他也从来没见过。 因此,他的这次远行,要探望的,是两个根本不熟悉的亲人。临行之前, 母 亲和姨妈向他介绍舅舅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在叙述中,姨妈无意中说起了这样一件 事情:“1954年我在北京,听嫂嫂说,有一天哥哥下班回家,正在书房里换拖鞋, 嫂嫂把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他吃饭,只见他眼睛看着窗外,身子一动不动, 好像被人点了穴似的。嫂嫂叫了他两声,见他不答应,不知道窗外有什么事情,就 回身拉开客厅门,只见外面站着一个女客人……”张扬见是讲舅舅的往事,就注意 地听了下去。 “客人问我嫂嫂这里是不是我哥的家,嫂嫂忙答应说‘是’,请她进门。可是 她并没有进门的意思,只是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嫂嫂在后面送她,她 走了几步,忽然又回过身来,迟疑了好几一会儿,这才说:‘请问,您是他的夫人 么?’嫂嫂说:‘是啊!’那客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您多么幸福哇!’说 完,就转身走了。嫂嫂回屋问哥哥刚才那个客人是谁,哥哥说:‘她就是×××呀!’ 嫂嫂这才恍然大悟,责怪哥哥说:‘唷,原来是她呀?!你怎么不请她进来呢?… …”故事并没有下文,估计这是舅舅当年的一段恋情,作为小辈,张扬不便于多问。 但是这个不完整的故事,却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了。 张扬到了北京,在舅舅家住了六天。他冷眼旁观,发现舅舅极爱清洁,生活很 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说话不多,但是说起话来却很风趣。从舅舅的身上,他看 到了那一代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正确地说,他是用观察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自 己的舅舅的。尽管那时候他还是个大孩子,但他已经意识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伟大 贡献,从科学家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素质高低和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张扬从小爱好读书,尤喜文学,在学校里也以作文做得好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 在北京的六天,张扬就萌发了要写科学家、要歌颂科学家的念头,开始构思故事。 回到湖南,他立刻动手写了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浪花》,故事的开 头用的就是他姨妈讲的那个“神秘来客”的故事。关于这件事情,他在北京的时候 并没有问起过舅舅,所有细节,当然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 1965年9 月,21岁的张扬虽然高中毕业了,尽管在班上他的功课门门优秀,但 是由于家庭成份的原因,既没能继续升学, 也没有走上工作岗位。那年月,升学、 就业都讲究“阶级路线”,全班学生全都升学、只有功课最好的一个不许升学的例 子并不是个别现像。他和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得到了同样的“安置”:离开长沙, 到三百里外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在北京以 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壮举,是1966年 “文革”以后开始的;但在湖南却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知青下乡”的试验。张扬 在1965年下乡,就已经不是新中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 那里是偏僻的山区,虽然天地广阔,大有作为,但却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村子 里连电都没有,当然不可能有电视,小说则只有同学们随身带去的那几本,都看了 两三遍了,新出的小说,是很难找到的。闲极无聊的张扬,就动手把《浪花》改写 成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书名改为《香山叶正红》。《浪花》的结尾是个悲剧, 而《香山叶正红》的结尾则写了周总理如何关心科学技术,如何尊重爱护知识分子, 明显积极化了。 1966年以后,凡是写小说的人几乎个个受到冲击,原来爱好文学的青年不是吓 得不敢再写,就是用原来写形像思维的那支笔去改写“逻辑思维”的大字报或者 “革命传单”去了。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了三湘四水,张扬插队的山区, 倒是相对地平静得多。他下乡的时候,个人拥有的全部财产是人民币十四元,那还 是亲戚朋友们慷慨解囊凑起来的。经过两年的农村锻炼,心更红了,人却更穷了。 尽管他想继续修改自己的这部小说,但却穷得连稿纸也买不起。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替附近镇上的一个裁缝写了张状纸,那个裁缝要酬谢他,他就要了写状纸剩下的 一本材料纸。于是他又发扬“主观战斗精神”,继续不停地“磨他的剑”。这一稿, 题名仍叫《香山叶正红》,十万字左右。稿子写成以后,就在处于文化饥饿状态的 知青群中辗转传阅,最后的命运,则是“不知所终”。 六十年代初,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多如牛毛,他们写的习作,更是汗牛充 栋,多不胜数。并不成熟的习作,发表的机会是极少的,最多不过在朋友之间辗转 传阅罢了,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事件,张扬的习作,也只能在传阅中自生自灭, 如此而已。 二、他入狱期间,小说意外地因失控而流传 浏阳县有个红卫兵头头,还是个中学生,年龄比张扬还小,但是对政治问题却 既敏感又偏激,他不但爱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论”,而且交往的人特别多。在那年 月,他是个典型的“狂人”,也是个真正的“危险分子”。他跟张扬也认识,虽然 难得见面,却经常通信。1968年,他在给张扬的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 “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 “非神学的圣经”,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 以及背诵“老三篇”等等近似于宗教仪式的行为;“林立的偶像”,指的是当时那 疯狂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林立”二字,则既可以指其偶像之多,也可以解释 成是“林彪立的”;至于“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林彪。 张扬在给他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张扬终究比那个“小将” 大几岁,似乎更“老谋深算”一些,在回信中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要保存这些“有 政治内容”的信件。但是那个小家伙似乎在为他日后出全集作准备,所有信件,竟 全部保留了。他本来就是个“挂了号”的人物,一旦被“对立派”抓住了小辫子, 当然不会轻饶了他。1969年,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队里面找了个碴子 抄了他的家,居然抄出了“黑信”一千多封,其中就有张扬的那几封。“狂人”及 其一伙儿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的信既然落到了对立派手中, 铁证如山,自然也“在劫难逃”。 那年月,凡是对政策有不满情绪的,统统都是“反革命”;言论中涉及中央首 长的隐私,甚至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一律都作为“恶毒攻击”罪论处;而 “恶毒攻击”罪往往又是各种罪行中最最严重的,动辄就判无期、死缓甚至立即执 行。全国各地因一句笑话而搭上小命儿的案例随处都有:宁波一个老头儿说林彪的 倒挂眉毛是“奸臣之相”,被枪毙了;天津有个妇女说江青是个拍过裸体照片的电 影明星,抓起来打了个半死,然后判了个无期。 幸亏张扬的“铁哥儿们”多,还没等人家来抓,他就得到了消息,逃跑了。他 东躲西藏,从乡村逃到城里,又从城里溜到乡村,这儿住两天,那里呆三天,过起 了“亡命天涯”的流浪汉生活。 在逃亡中,他无事可做,为了打发穷愁潦倒的日子,也为了驱逐时时袭来的恐 惧感,他又一次捡起了断断续续4 始终未能满意杀青的小说,坚持写下去。于是, 在暂时藏身的工厂宿舍里、在农村的小客店中、在车站的候车室内、甚至在马路边 的路灯下,都能够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戴着深度近视眼眼镜低着头在刷刷地疾书; 而更多的无法坐下来写字的四处奔波中,则反复构思,琢磨人物,锤炼词句。 他本来就是个没有收入的插队知青,只身逃亡在外,更是一贫如洗。他的“铁 哥儿们”尽管都很“铁”,但是都和他一样,穷得叮当响,用“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八个字来描写他们,绝不过份。写小说,至少得有纸笔,但是当时的张扬穷得 连稿纸也没有,只有一本黑塑料皮的笔记本,还是他弟弟的同学送给他的。 1969年12月底到1970年1 月初,他逃亡到汨罗县智峰公社一个朋友家里躲藏。 这里是山区,积雪盈尺,天气极冷,屋子外面极少行人。躲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 安全系数倒是挺高的,但他不能整天猫在屋子里睡大觉,构思成熟了的故事,他要 “吐”出来。可他的那个朋友穷得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更不要说桌子了,屋子极 小,根本就没窗户,一关上房门,房间里黑得大白天也看不见东西,何况他又是深 度的近视眼。无可奈何中,他干脆把房门打开,坐在门口借着门外映进来的雪光写 作。双脚冻木了,手也冻僵了,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他仍然不断 地写着,写着…… 张扬在汨罗县深山中住了十几天,实在无法再住下去,只得又潜回长沙,躲在 一个朋友处。在这里,他终于写完了黑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故事也算完整地结束 了。这一稿换了个名字,起名叫《归来》,大约有六七万字,从《浪花》算起,这 是完整的第四稿,要是算上几次未完稿,这一稿应该是第七八稿了。 一个逃亡者,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呆长了,就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何况正是“文 化大革命高潮”期间,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户口查得也挺 严的,因此张扬在长沙友人处住了一段时间,又不得不出去寻找下一个“落脚点”。 他要去找的那个朋友,是他的“老关系户”,这情况,估计公安局也知道。走 在半路上,为防出事儿,他把随身携带的挎包连同《归来》的稿本寄放在一个姓陈 的知青朋友家里。一到那个“老关系户”家,警察们果然在那里“蹲堵”,他一进 门,就被警察发现,想逃也来不及了。 张扬被捕以后,警察首先追问的,就是他随身带的东西在哪里。因为一者可由 此找到他的同伙儿,二者可以发现更多的“反革命罪证”。张扬当然知道个中利害, 一口否认,只说自己四处逃亡,从来都是在候车室过夜,也不洗脸刷牙,更没有换 洗的衣裤。警察当然不信,但也无可奈何。本来应该立刻押回浏阳的,正因为他没 有任何生活用品,还不得不先押他回家去取些东西。 经过多次抄家,加上父母亲都在各自的单位接受“专政”,张扬家里只剩下一 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妹妹。正因为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个 也已经下乡当了“知青”的弟弟不得不“倒流”回城来照顾一下这个不像家的家。 趁两个警察没注意,张扬对弟弟轻轻地说了声:“快到陈××家,把里面的东 西──”他做了个撕碎的动作:“嚓!嚓!” “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扬, 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一关就是三年。那时候,凡是“恶毒攻击”类型案子,谁都 不敢轻判,几乎大都是无期或死刑。稍有同情心的审判员,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 尽量地拖时间,等待情况或政策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张扬被捕以后没有立刻拉出 去枪毙,算是他命大。那年月,因为一句两句话丢了小命儿的人有的是。 张扬被捕一年多之后,1971年的9 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完成了“自我爆炸” 的杰作,如今他成了反革命了,“恶毒攻击”他的人当然不能再算反革命了。但是 当时的公安局执行的大都是“宁左勿右”政策,抓人容易放人难,何况还有“不能 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之类的浑蛋逻辑,加上“在林彪问题上没罪了,在别 的问题上还要再查一查”的所谓“慎重”和“过细”的工作方法,又经过一年多的 再调查、再取证,证明他反对的确实只是林彪,没有别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人, 这才在1972年的12月29日宣布释放,让他回到大围山去过新年。 知青点的伙伴们听说张扬“无罪释放”回来,纷纷赶来慰问。他们见他瘦得只 剩下几根骨头,发扬了“时迁精神”,没钱的去偷鸡,有钱的去打酒,再把同样也 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屋子里面支起几块砖头来,炖了一大锅鸡汤,算是给张扬 接风、压惊、慰问带恢复元气,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情景,跟威虎山上的“八 大金刚”也差不多少。 知青们聚在一起,免不了要胡吹神聊瞎侃一气,何况今天有酒有肉,酒助谈兴, 劲头更足。张扬坐了三年牢,社会上发生的故事多得千千万万,而且奇奇怪怪,绝 大多数是张扬闻所未闻的。尽管有些故事粗俗了些,但是插队几年以后的知青,早 已经不是当年那样高雅、那样文绉绉了。 张扬入狱期间,在知青中逐渐流行开了“手抄本”小说,这是张扬所不知道的 新鲜事儿。有许多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从手抄本中看来的。那时候,中国 文坛只剩下浩然一个作家,书店里能买到的,图书室能借到的,除了《艳阳天》, 就是《金光大道》,人们早就看腻了也看厌了。于是许多无法出版或不能出版的小 说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流传开来,数量之大,流传之广,今天的青年简直无 法想象。 一聊到了手抄本,一个五大三粗、以善于打架出名的知青首先宣布他最近看了 一本非常精彩的手抄本,而且立即开始绘声绘色地演说起来:“1959年深秋,在北 京前门大街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嘎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车来。他叫苏冠 兰……”“你说什么?”张扬大吃一惊。因为“苏冠兰”正是他所写的《归来》中 的主角。 “你别打岔行不行?听我说!”大个子知青瞪了他一眼,他最不喜欢别人打断 他的话头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听清了,他叫苏冠兰。不许再打岔 了!”张扬果然没有再打岔,一直听他把故事说完。内容当然不可能像他所写的 《归来》那样完整,甚至还有演说者即兴创作的成份,但轮廓基本上是他的《归来》 中所写。大个子说完了故事,立即有人接了下茬儿:“这本手抄本我也看过,书名 叫《归来》。”“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我是在江西看到的,书名叫 《氢弹之母》。听说是个科学家写的真人真事儿。”“我看的那本叫《一代天骄》, 听说是个美国人写的。”“我听说是一个香港的老头儿写的。”“这样的故事,美 国人和香港人都写不出来。我听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写的……”张扬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归来》的故事,什么时候扩散出去了?他不敢立刻宣布这是他的作品, 他要回长沙去对证落实。 过了几天,他听说父母弟妹都还活着,立刻请假回到了长沙。 见到了弟弟,他第一句话就问:“三年前我叫你到陈家去取的那本手稿,怎么 处理了?”“我一看,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没毁掉,带回家里来了。”弟弟不以为 意地说。 “稿子呢?”“我借给了马衍湘,他又转借给别人,后来一传两传的,不知道 传到哪里去了,收不回来了。听说传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直到这 时候张扬方才明白,这部手抄本的流传,原来是弟弟无意中造成的。 从小说的广泛流传,张扬意识到两条:一,当时正是中国文坛的荒芜期,但是 广大的读者需要精神食粮,人们是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才钟情于这部并不成熟 的小说的;正是“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文化专制”,助长了这部小说的广泛 流传;二,自己的作品岂止是不成熟,即便用最宽大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也是一 部缺点很多的拙劣的小说。为了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其精良的作品,张扬决心再一次 重写《归来》。 但他仍然买不起稿纸。还是他弟弟的那个同学,又买了两本黑色塑料封皮的笔 记本送给他,“资助”他的文学创作。 这以后,他用了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到了1974年底,终于写出了《归来》 的第五稿 (实际上已经是第八九稿了),计二十万零五千字。这一稿,由于写作 的时间比较充裕,虽然穷, 生活却比较安定, 因此他写得相当认真:不但全稿 从头至尾都是用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宋体字写成,而且还亲手绘制了油画的封面, 画的是美丽端庄的丁洁琼教授手捧鲜花在首都机场上。在历次的手稿中,这是字数 最多的一稿,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就是以这一稿为基础的进行修改的。 在古今中外的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因为作者的多次修改,一部小说有多种版 本,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知道,《红楼梦》就有好几个版本;《猎人笔记》的手 稿据说就发现有好几十种之多。一部小说不论有几种版本,绝大多数总是在某一个 “底本”上修改而成的。《归来》却是十分少见的例外:由于张扬每写成一次,手 稿即辗转流传并遗失,所以他的每一稿都是另起炉灶新写的,除了故事情节大体相 同之外,行文布局,则各个版本几乎全不同。 三、突然被捕,就因为他写了部小说! 1975年1 月7 日上午, 张扬正在工地劳动,忽然生产队长来叫他,说是公社 主任让他去谈口粮问题。 那时候“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女知青们有门路的走了,没门路的嫁了人了; 男知青们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个不知去向,只剩下既无门路、又无神通的 张扬一个人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纵横驰骋。在农村,知青们大都很“抱团儿”,当 地人包括干部在内谁也不敢惹他们。如今知青点人去屋空,只剩下张扬这一只瘦弱 的离群孤雁,早就有了“排外情绪”的当地干部可就不客气了。为了达到把他“挤” 走的目的,生产队长以各种借口克扣他的口粮。为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公社申诉, 但是在那“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一个不入流的生产队长就是“土皇帝”,只 要他公社里有人,你就是告到哪里去也不会有人理睬。今天既然主任招他去谈话, 不管结果如何,他还是很高兴的。 公社机关就设在他所在的南岳大队。几分钟后,他就到了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张扬侃侃而谈,话题当然是口粮。但是公社主任的神情却有些古怪:嘴里照例 “嗯嗯”地应着,还不住地点头,却又是似听不听的样子,有点儿心不在焉。 张扬继续恳切陈词,这时候忽然从门外进来四个身穿藏青色制服的警察,呈半 环形在他的前面和侧面坐下。警察到公社来找主任是常事,张扬不管他们,说完了 自己的申述,就请主任表态。不料主任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点点头说:“怎么 样?你们说说吧?”张扬一愣:怎么?我的口粮问题,难道还要劳动警察们出面处 理? 那警官却一本正经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张扬一一回答,心里有些惘然,没想到那警官却突然说:“你被拘 留了。”说着,亮出了一张纸。 尽管张扬曾经在县拘留所被关押过两三年,却还是第一次看见拘留证。当年的 县公安局虽然也是执法机关,但他们自己是从来不守法的。他蹲过监狱,遇事不慌, 接过拘留证来看了看,见盖的是省革委会公安局的大印,不由得也愣了:“我是个 什么人物?怎么居然惊动省公安局的人专门开车来抓?”再看看那个执行人,身材 高大,表情严峻。作为一名省公安局的干警,职业决定他必需坚决完成上级交办的 任何一个任务。这时候就是让他去拘捕省委书记或者共和国元帅,他也会不打折扣 地坚决完成的。至于为什么?那不是他需要弄清楚的事情。张扬的心里十分明白: 自己为何被拘留,没有必要问他,他也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 因此他没有多说一句话,任凭人家“卡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押到他的住 处去进行搜检。 1965年张扬下乡插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穷,亲戚朋友们给他凑了十四块钱上 路,居然是他二十一年生命史中个人拥有资产的最高数字了。经过五年几乎无收入 的农村生活,其中又蹲了三年监狱,他那间破旧、低矮、阴暗、潮湿、仅能容身的 小土房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大概不用我多加描述了。警察们在这“一贫如洗、家徒 四壁”的房间里搜检,用不了多少时间,也用不着“挖地三尺”,就里里外外、彻 彻底底地翻遍了。搜检的结果,除了一部还没有完成的中篇小说《含丹的歌》之外, 没有任何可疑和可用的东西。──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记录的是“文革”初期张 扬的一段爱情悲剧。 二十万零五千字的《归来》哪里去了?在他一个知青朋友的手上。他倒不是有 什么先见之明要转移“罪证”,而是像往常一样,每写完一稿,就被想先睹为快朋 友“争相传阅”,根本不会压在手头。再说,他对自己的小说充满了信心,既不认 为写这样的小说是“犯罪”,更不会因此而转移而隐藏手稿的。这一稿的没被警察 搜走,不过又是偶然的巧合罢了。 警察们当然很失望。看看张扬,一身破烂,骨瘦如柴,微微噘着的嘴角透露出 内心的不满,而深度近视眼镜里面的那双眼睛,却是坦然的,甚至是傲视一切的。 面对着这样一块“骨头”,警察们也无可奈何了,只得让张扬收拾一下要随身带走 的东西,然后揣上这半部小说作为唯一的“佐证”,把“罪犯”押到了长沙。 从宣布拘留到进行搜检,张扬就在琢磨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所谓“恶毒攻击 林彪”的案子,当然不可能再找后账了。除此之外,自己一向奉公守法,没有什么 口实能构成“罪行”。那么,唯一有可能出事的,就是因失控而流传在外面的那几 本小说稿了。那年月,鸡蛋里面都能挑出骨头来,一部小说,不论你写得如何好, 要找毛病,还不容易?不过那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尽管文 坛上的许多知名作家都已经被批判,但最多不过是离开文坛,有乌纱帽的削职为民, 下放劳动而已。他张扬早就已经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受批判、写检查之外,难 道还能因为写小说而判个十年八年不成? 从张扬的小土房到公社的那条路上,已经被看热闹的人们所堵塞。几年前张扬 因为“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捕入狱,乡亲们大都知道,但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 而且已经宣判无罪了。人们猜不透这个骨瘦如柴却又特别爱写的小伙子这一次又写 了些什么让人家不喜欢的东西,竟会招来长沙的警察,再一次被捕。 张扬戴着手铐,嘴角上翘,一副似笑非笑、自我解嘲的模样,神情严肃中又透 着几分滑稽,神态自若地在警察们的押送下穿过人群,发现有熟悉的面孔,还微微 颔首,像是告别,也像是告诉他们:“我张扬不是坏人,历史将再次宣判我无罪!” 当时的省公安局也许还没有现代化的囚车,也许虽然有却不屑于给张扬使用,总之 警察们从长沙开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车子在浏阳县公安局加了油,又办了档案 交接手续,就直开长沙,黄昏时分到达省公安局看守所。这里本是湖南军阀何健修 建的“模范监狱”,解放后归公安局使用。“文革”以来,这里关押过省委书记和 “革委会副主任”之类的风云人物。把张扬关进这里,可见案情非比一般也。 四、文痞姚文元“翻了一下”,作者张扬遭灭顶之灾 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不得不把时空颠倒一下,谈一谈张扬当时绝对不知道的 之所以要抓他的原因(资料来源:《张扬案卷》预审主卷之16)。 前面说过:张扬第一次被捕,是1970年2 月,1972年12月29日释放,小说《归 来》, 就是在这期间流传出去,而且流传得很广。这以后,由于社会上流传的手 抄本小说特别是黄色的手抄本小说数量很多,公安部门曾经发动过多次的搜缴,被 收走的手抄本《归来》(或改名为《归国》),湖南省公安局不是没见过。1974年, 湖南出版的一份“内参”中,就反映了“手抄本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之所 以一直拖到了1975年的1 月才拘留张扬,不是找不到他,而是并不觉得这部小说中 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 1972年春,湖南衡阳化工厂有个叫徐源(?)的工人把手抄本《归国》带到了 北京, 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印成油印本,改名《第二次握手》,先 在北京流传,不久就流传到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去。由于这是一个油印本,许多 “再翻印者”大都以此为据,所以后来流传的版本,书名就几乎都是《第二次握手》 了。 在古今中外的成名小说中,书名在流传中由读者代起的,恐怕只有这一部,没 有第二部了。因为读者看到的小说,除了是原稿之外,必须是已经出版的作品,如 果还没出版,读者怎么看得到? 事后得知:徐展新之所以要把《归来》改名《第二次握手》,并不是他觉得 《归来》这个书名不好,也不是存心想显示一下他的卓尔才华,而是他据以翻刻的 原本,因为流传已久,封面脱落,根本就没有书名! 直到1974年10月,首都一家报纸在其出版的第960 期《内部参考》中反映了 《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众所周知,所谓“内参”,就是记者发现某些有 问题的新闻,不便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就以“内参”的形式印成小册子,主要供 中央首长及各部门主要领导人看的。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看了这份 “内参”以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忽然对这部手抄本发生了兴趣,在10月12日 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反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流传情况的内参我看过了。请 找一本给我,并请查清作者在哪里。”报社接到“中央首长”的电话,不敢怠慢, 急忙找了一部《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派专人给姚文元送去。 10月14日下午4 时,姚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 本坏书《第二次握手》, 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 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 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 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 助查。”请注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主要是张扬在逃亡中所写的六七万字的 “第四稿”,1975年被捕之前所写的二十多万字的“第五稿”,当时并没有流传, “官方”当然也无法看到。但就是六七万字,随便地“翻了一下”, 就能做出这 样肯定的结论,恐怕也只有“四人帮”中的“天才笔杆子”才有这样大的本事吧? 姚文元并不认识张扬,他与张扬之间,既无杀父之仇,也无夺妻之恨。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姚文元在随便“翻了一下”之后,就给这部小说定了调子,说他 写的是一部“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书呢?当时如果有人敢于具 体地追问一下,是哪个情节反映出作者在搞修正主义?哪几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的?恐怕姚文元也会张口结舌,瞠目不知所对的。因为他只是随手一翻,没 那时间也没那兴趣通读一遍,连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说不上来。他之所以要给张扬 扣这样大的两个帽子,说穿了,其实仅仅因为张扬在书中正面歌颂了周恩来,而当 时的“四人帮”正在发动他们的大小喽啰批周公、批当代大儒,要拿周恩来开刀。 事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意在周恩来百岁纪念日褒贬他的功过,简单而言之, 是张扬选“错”了歌颂的对像,“撞”在“四人帮”的枪口上,成了周恩来的“替 死鬼”了。 于是报社方面立即将以上“指示”向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 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着手清查。 一部小说的好坏,本来是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部小 说并不单纯是文学作品,它首先被认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属于政治范畴,因此鉴 定一部小说的好坏,不是由文艺部门去讨论,却由公安部门立案查办,真是既可笑, 又可悲! 接着,新华社《内部参考》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 〈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导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除了肯定“小说内容 极其反动”之外,同时肯定了作者:“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 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 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另一方面,北京市公安局用正 式公文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 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张扬 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事情明摆着:在张扬一案中,湖南省公 安局大大地被动了。前面说过,关于手抄本《归国》在湖南的流传情况,本省的 “内参”中不是没有报导过,但是没有引起省公安局的注意,没有把这部“反动小 说”在本省加以扼杀,以至于流传到了北京,又扩散到了全国,引起了“中央首长” 的过问和重视,才由北京市公安局查明了作者。现在公文到来,虽然只用了“函告 你局”和“考虑处理”这样的字眼儿,但是并不因此减轻了问题的严重性。 湖南省公安局的负责人看见了这样的公函,能不汗流浃背、屁滚尿流?能不立 即派出得力的干警,开专车到浏阳拘捕“反动小说”的作者张扬? 五、写小说歌颂真善美绝对无罪,张扬进行狱中斗争 以上情况,当时张扬当然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身在深山中的他,甚至不知道 小说《归来》已经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全国范围内传抄,还以为不过在浏阳附 近的知青中小范围流传而已。按照他的认识,第一,小说是正面歌颂爱国知识分子 的,特别是歌颂周总理的,绝无问题;第二,小说变成了手抄本,不是他的主观愿 望,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偶然失控。因此,只要跟公安局说明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他也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但是省公安局的负责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大陆,还是个“人治”的国家,执 法的人头脑中尚且没有“法制”观念,办案的主要依据是“首长批示”。何况那时 候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公检法系统不是被“革命造反派”砸烂了,就是被“四 人帮”的爪牙所盘踞、所统治。正如当时的老百姓所说那样:公安局不公平,检察 院欠检点,法院里没法律。 张扬这件案子既然“中央首长”已经作了批示,也就是说已经定了性的,对湖 南省公安局来说,前一阵子“失察”,这一回可不能再被动了,他们必须“一鸣惊 人”地办出一个漂亮的大案来,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他们必须按照“中央首长”定 下的口径,对“反动小说”的作者作出严肃的处理,以此证明“中央首长”的判断 绝对正确,以此向“中央首长”献媚请功。 法庭上下对案件的认识相差如此之大,审讯的进程只能是“牛蹄子两掰着”, 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 张扬被拘留以后,先在省局拘留所关押了一个星期。这是照例有的过程,据说 是杀杀犯人的火气,让犯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免得开庭的时候大吵大 闹。其实是抓捕刻不容缓,而审判则必须从容不迫,因为需要安排合适的庭审人员、 要熟悉案卷的内容、要设计问案的方式方法等等,也就是所谓的“不打没准备的仗” 是也。何况这件案子的中心问题是小说,预审员不先把小说拿来看几遍,怎么个审 法? 一周之后,开始“过堂”,这是“例行性”审讯,无非问些姓名、年龄、籍贯、 简历之类。两个预审员,一个姓周,一个姓黄──这是张扬从预审笔录的首页上看 到的。当问到“有没有前科”的时候,张扬大声答了个“有”字。这似乎使两个预 审员都很兴奋,急忙追问。于是张扬开始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当年“恶毒攻击林 副统帅”的前后经过。林彪成了反革命,“攻击”反革命当然也就构不成罪行,何 况两年前就已经宣判无罪了的。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姓黄的笔走龙蛇,记录了厚 厚的一摞纸,方才发现自己被张扬耍了。姓周的皱起了眉头,避开了“前科”问题 不再追问了,却单刀直入地问:“知道你是为什么被拘留的吗?”张扬摇摇头: “不知道。”过了片刻,见预审员不表态,又试探地说:“也许就是因为我写了一 部书稿《归来》吧?”“是的。”两个预审员同时点了点头。 “那么请问,为什么我写了一本小说,就要被拘留呢?”“利用小说反党,是 一大发明嘛!”这是毛主席语录,因此对方说这话的时候,一板一眼,字正腔圆, 神情严肃。 第一次开庭,总算当天就弄明白了自己因何拘留,对张扬来说,是一大好事。 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据此与预审员展开“法庭辩论”了。 前面说过,一部小说的好坏,本来属于文学评论范畴,是文学界的事情。如今 牵涉到了政治问题,由公安局来审判,是非好坏的标准,可就不是“文学评论”的 标准了。对公安局来说,也许已经把局里最有文学水平的预审员请出来了,但是毋 庸讳言,“文革”期间能够留在公安局继续当预审员的人,大都是写大字报的积极 分子,所谓的文学水平,也就是写大字报的水平,除了会引几句语录、会扣几顶大 帽子之外,水平之低,也实在可怜。这些“法庭辩论”,全都记录在一尺多厚、总 数达二十几本之多的《张扬案卷》中。多次庭审,预审员和审判员换了一拨又一拨, 简直是车轮大战。下面不妨从案卷中随便抽出几张来“奇文共欣赏”:预审员:你 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按:那是一部流传颇广的手抄本淫书)是 一样的。 《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 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 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张扬逐条反驳:……第四,请问什么时候、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 革期间颁发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情的? 预审员们无言以对。他们无法找到这样的根据。于是就挖空心思给《归来》中 的人物定性:女主人公丁洁琼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是特务;另一位女主人公叶 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大小姐;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兼媒婆(因为他促成 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兼洋奴买办;美国 神父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归来》这个书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追根究底,非 要从中“挖”出什么不可告人的“深意”来不可。 张扬则认定一条:我写的小说,是歌颂真善美的。凡是歌颂真善美的小说,绝 对无罪。刚被抓来的时候,他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误会,只要解释一下,误会 就会冰释。现在看来,公安局的这班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不把他打成现行反 革命送进刑场,是绝不罢休的。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不再继续解释,因为所有进行 解释的材料,他们都拿去作为迫害亲友的依据了。他在狱中高唱《国际歌》,不断 地给省公安局党组写信揭发审讯人员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逼供信行为,多次进行绝 食斗争,最长的一次竟达14天之久。当然,所有这些“狱中斗争”,不会有丝毫用 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不会因为阶级敌人顽固地死不改悔愿意自绝于 人民而心慈手软动摇坚定立场”的。他不知道狱中的绝食斗争必须与狱外的声援配 合起来才有作用。像他这样一个人在狱中绝食,外面没一个人知道,即便有人知道 了,也无法组织声援,饿死了,结论依旧只能是自绝于人民!像他这样,只能换来 了更加残酷的迫害。除了在政治上继续强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在生活上, 依旧吃不饱肚子,患病了也不给医治。有一次张扬感冒发烧咳嗽达52天之久,无论 他怎样要求,狱方就是不理不睬,最后还是家里送来一盒银翘解毒丸,才把病治好 的。 六、所谓的“专家鉴定”,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不管怎么说,公安局总不是文化单位,更不是文艺单位。审判盗贼,也许它具 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一旦要他们粉墨登场,审判起原本不属于他们业务范畴的 “小说”来,即便审判员中确实拥有这样的“才子”,自信能够做出恰当的判决, 但总还是给人家一个“黄牛吃过界”的感觉,因缺乏权威性而难于令人信服。 司法人员不是“万能博士”,更不是“万事通”,审理案件中,每逢涉及某种 专业的案件,司法部门有明文规定,可以请专业部门的专家进行鉴定。湖南省公安 局在张扬的案子上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一无所获,感到黔驴技穷了,于是在“表示 审判的公正性”的幌子下,终于做出了聘请专家进行鉴定的决策,希图增强审判的 力度。 聘请谁呢?经过思考和讨论,最后决定聘请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道理 似乎很简单:作家尚且是老师培养出来的,请老师来鉴定作品的好坏,不是名正言 顺,理所当然么? 但是他们忘了:在各种学科中,数理化是有“相对的”标准的,1+1=2 、异性 相吸、水可以分解成氢和氧等等,都是相对的真理,为一般人所共识。但是在文史 哲范畴中,却连“相对的”标准也很难定:面对一首诗,张三可以说:“好诗啊好 诗!”李四则可以说:“狗屁不通,简直不知所云!”面对一个古人,张三可以歌 颂“英明伟大,后无来者”,李四则可以斥之为“蝇营狗苟,无耻之尤!”就是一 种学说、一个主义,也要经过实践之后,才能相对地证明它是不是真理。以上所说, 当然是在“纯客观”的前提之下,如果鉴定者出于某种私心,或者在强大的压力之 下,那么“指鹿为马”的故事,就要重演了。 1975年的6 月26日和7 月4 日,省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和省委宣传部合作策划, 由预审处长担任导演,从湖南师范学院召来了几十名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 在“帮助、鉴定”的名义下,对张扬展开了全面的批斗与围攻。 会场设在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中,然后将张扬戴上手铐,从拘留所提 出来,押上吉普车,送进会场。“导演”的开场白虽然也说过这是一次讲政策的、 不搞武斗的“帮助会”,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深揭深批、狠揭猛批,要揭得张扬体 无完肤,要批得张扬无立足之地,不准他再“滑”过去,要把他的“狼子野心”挖 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几十个有了“充分准备”的男女老少一拥而上,围着张扬声嘶力竭地大吼 大叫,有人声势汹汹地咒骂恐吓威胁,也有人冷言冷语转弯抹角地诱供。而在这场 闹剧中唱主角的,则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教师,他是以“专家”的身份参 加这次“鉴定会”的。此人年龄大约四十多岁,阴沉而灰暗的“国”字脸时时浮现 出一丝冷笑,戴一副并不太深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摇头晃脑,洋洋自得,一副假 学者卖弄才学的派头。 他一上场,就像程咬金似的先向张扬砍过来三斧头:第一斧是:《归来》中写 到了朝鲜战争期间,苏冠兰教授等人为对付美军的细菌战,在金陵药学院从事病毒 学、生物学的试验,不但是“恶意诬蔑并蓄意暴露我国也在从事于细菌武器的研制”, 而且是“故意泄露我国的国防机密”。 第二斧更厉害。他先恭维了张扬一句:“从你的书中看来,你对唐诗、宋词都 很熟,你对中国的古典文学还是很有研究的。”接着话锋一转:“那么,你对《诗 经》、《楚词》,一定也很有研究罗……”这样的推理,本身就逻辑混乱。张扬确 实读过唐诗、宋词,有的还能够背诵,但是怎么可以据此认定他一定对《诗经》和 《楚词》都有研究呢?张扬正要说明,那专家以不容置喙的神气接着往下说:“那 么,你一定读过《离骚》啦?只要你读过《离骚》,就也读过《招魂》……”“你 说的是‘魂兮归来’?……”张扬终于明白这个专家之所以要这样绕着脖子说话的 真正目的了。 “哼哼,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他冷笑了一 声,回头对“导演”说:“这案子,现在总算破了!”全场的人都注视着他。“导 演”还不明就里,又不便屈尊下问,只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见自己的话有了 效应,得意地晃了晃脑袋,立刻抖擞精神,提高了嗓音大声地宣布他的谜底:“张 扬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到了汨罗,不可能不想起屈原;想起屈原,就不可能不联 想到他当时的处境。他从想起屈原而想起《楚词》,从《楚词》而想起《离骚》, 从《离骚》而想起《招魂》,从《招魂》必然会想起已经死去的大叛徒、大工贼、 大内奸刘少奇。因为只有刘少奇‘魂兮归来’之后,也就是反革命复辟以后,才有 张扬这种人的前途和希望。他把自己的小说定名为《归来》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 若揭了吗?”于是,案子就这样“破”了,张扬的“反革命”罪,也就这样定了。 这里要说明三点:第一,经过公安局的努力,张扬在七三、七四年间写的“第 五稿”《归来》,这是时候也被搜查追缴上来了。湖南师范学院的“革命师生们” 据以批判的,是这个未经传抄、没有任何改动、完全是“原汁儿原味儿”的作者手 写原稿。第二,尽管这场闹剧的导演再三声明这是一次“以理服人的说理斗争”, 张扬本人也可以“据理力争”,但是请不要忘记,任何类型、任何档次的“辩论”, 前提是“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和发言机会的平等。如果辩论的一方处于“被批 判者”的地位,却想要在所谓的“说理斗争会”上一展舌辩雄才,理论上也许成立, 实际上却是做不到的。第三,这样的“破案”方法和过程,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好 像是《天方夜谭》,不但滑稽而可笑,而且根本就不可信。但是在形而上学猖獗的 当年,这样的推理和结论,居然还是出自一个在大学教书的“专家学者”之口哩! 对于这样的“推理”,张扬当然要加以反驳。但是无论张扬举出多少例证来说 明“归来”一词的普遍性和常用性,并不是只在《招魂》一章中才出现,但那全无 用处。还是那句话:辩论只能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周黄两位预审员为了证明 他们的推理和结论正确,特地到汨罗去“实地调查”了一番,回来之后向张扬宣布: “据我们的调查,你在汨罗是谈了屈原的!”这是更加荒唐的形而上学!即便张扬 在汨罗的时候真与朋友们谈起了屈原,难道这也构成罪行吗?何况张扬所到的汨罗 是山区,离汨罗江还有一百多里路。他在逃亡中匆忙赶路,除了构思自己的小说之 外,真还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和诗情画意想到屈原呢!那年月,公安人员需要什么 旁证材料,只要出去“外调”一次,准能要什么有什么,真如探囊取物一般,伸手 可得! 七、牢外的亲友人人受牵连,谁也不得安宁 张扬进了牢房,受到批判,当然不得安生。那么在牢房外面而与此案有牵连的 人呢?用不着我说,当然也被一个个“访问”,不得安宁。 张扬入狱后没几天,张春桥就发表了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 全面专政》,文章中提到了青少年犯罪大都背后有个资产阶级教唆犯这样的理论。 1975年张扬虽然已经年过而立,但也还属于“青年”范畴。于是,在他背后,很可 能也有个教唆犯,必须抓出来,以“扩大战果”。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书中主角苏冠兰的原形、张扬的舅舅。预审员一方面反复追 问张扬在北京的时候都跟舅舅说了些什么,又问舅舅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希望张扬 说出他写《归来》这部书,是出于舅舅的授意或暗示,而且提供过大量的素材。这 样,就可以把他舅舅打成“教唆犯”了。但是张扬在舅舅家一共只住了六天,舅舅 白天要上班,晚上要读书,只在饭桌上说几句家常话,何况张扬是晚辈,因此这六 天中几乎从来没涉及到《归来》一书中的任何情节,也没谈起舅舅工作和研究中的 任何话题。公安人员一拨拨到北京去外调,也因为他的舅舅是个“纯粹”的科学家, 不但作风正派,衣着朴素,起居有常,工作认真,而且从来不臧否人物,不议论是 非,在政治上很难找到他的“碴子”,方才幸免于难,不然,张扬的这部书,可就 要把他给害苦了。 办案人员从他舅舅身上挤不出什么油水,又把矛头转向给张扬提供小说素材的 他的母亲和姨妈。 那时候,张扬的姨妈身患重病住在医院里,羸弱不堪。但是办案人员根本不考 虑病人的健康,跑到医院去拍桌子打板凳,大喊大叫,要她“交代”。最后居然抓 住她枯瘦的胳膊、捏住他的拇指往不知道什么内容的“笔录”上摁指印。 接着他们又去责问张扬的母亲:“你为什么要向孩子灌输这一套货色?”张扬 的母亲自幼性格倔强,不吃他们那一套,反问:“你说的‘这一套货色’,是什么 货色?”“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哪一点腐朽没落?哪里能挂上资产阶级?一 个女客人来到门前,我哥哥没露面,让她走了──就这么点儿小事儿,亏你们能 ‘分析’出那么多东西来!”他们跑到汨罗,找到张扬当年逃亡的时候曾经落脚过 的朋友家里,以“开除公职”、“开批斗会”和“戴帽管制”等等卑鄙恶劣的手段 逼迫他捏造“张扬在汨罗确实谈论过屈原”这样的伪证。 在张扬插队落户的地方,他们组织召开“批判会”、“声讨会”,写好了发言 稿要人们上台去读,还挨家挨户收来社员们的印章,伪造“控诉书”,以“广大贫 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判处反革命犯张扬死刑”。 除此之外,凡是传抄、阅读过《归来》或《第二次握手》的“热心读者”,尽 管他们根本不认识张扬,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张扬这个名字,却也被卷了进去, 轻则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则进了牢房,说也说不清楚。 我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动辄牵连到上百上千人。由于《归来》“流毒全国”, 因此而株连的人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也可以想见其多吧? 八、贩卖帽子的起诉书,奇文共欣赏 张扬被拘留以后,经过一年零三个多月的审讯、外调、揭发、批判,特别是经 过湖南师范学院文学系的专家分析定性从而“破案”以后, 终于在1976年3 月21 日由省公安局报请省委批准逮捕;1976年6 月13日,省公安局预审终结,制作了一 份要求“严惩”的起诉书,却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把案子移交省法院;同年7 月 28日,省法院收案。 下面,我将不惜篇幅,摘抄部分起诉书的内容。因为像这种除了一大堆帽子之 外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样板式的“文革”奇文,没有经历过“文革”洗礼又没有机 会接触“张扬案卷”的年轻读者,是永远不可能看到的。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林彪两 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 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 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 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 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 “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 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 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 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 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 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一份指责被告为“反革命”的起诉书,居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的依据,通篇除 了帽子还是帽子。就是如此空洞的东西,很可能当时“造反”起家而胸无点墨的办 案人员还写不出来。能够写成这个样子,还是把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革命师生们” 揭发批判张扬的批判稿拿来拼拼凑凑方才炮制出来的。这样的起诉书,真应该作为 典型收进政法大学的教材中去,以此教育学法律的大学生们。 九、衙门里面好修行,法官不是都黑心 1976年8 月31日,厚厚一大摞的“张扬案卷”到了省法院审判员“老海”的手 中。这是一个“老司法”,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灰白的短发,清瘦中显得精明而强 干,见了人总是满面笑容,分外亲切。他虽然奉命审理张扬一案,但却一直拖着不 开庭审理。张扬第一次见到他,已经是他收案两年后的1978年底,也就是张扬平反 出狱的前夕了。 老海接了这宗案子却迟迟不审,并不是他官僚主义,作风拖拉,而是从保护的 目的出发,故意“压”下来的。 为什么呢?案子刚接下来,他首先认真地阅读了起诉书。但是如此空洞的起诉 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既然矛盾的焦点在小说中,他作为此案的审判员,当然必 须研究一下小说的内容。由于省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努力,“张扬案卷”中有了好几 部不同版本的《归来》或《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他一部部阅读研究,又一篇篇 翻阅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脑子里的问号,却越来越大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古今中外,“恶人先告状”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从 道理上说,每一个审判员,都应该“审”与“判”并重,而且必须先“审”而后 “判”,不能本末倒置。在审判员的心目中,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应该一视同 仁,绝不能先存着“原告必然有理、被告必然有罪”的成见。 五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参加上海市法院的筹建,曾经学习过一系列关于 “人民法院”的基础知识。其要点有:一,法院不是“无原则地”审判谁有理、谁 无理的机构;它首先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二,当时从《苏联刑法》中趸来的法学 理论,居然认定“一切犯罪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好像在资产阶级产 生以前,人类根本就没有犯罪行为似的。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法院首先要 为无产阶级服务,通过法院这个国家机器,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因此,法院判案, 也是“有理无理,先看阶级”。同样的罪行,如果案犯是敌对阶级,那是“阶级敌 人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审判员要对他无比仇恨,必须从惩治出发,加以重判; 如果案犯是“阶级兄弟”呢,那就是“阶级弟兄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审判员应该 “满腔热忱”地同情他、关怀他、挽救他,从“教育”出发,尽量轻判。 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审判员,尚且不能保证自己没有判错案子的时候,何况 “造反”出身的审判员,只要学会了“阶级分析法”,大都不用经过“审”的阶段 就可以“判”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被告有罪。特别是由机关单位出面,用“组织” 的名义送来的“罪犯”,因为“组织”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国营厂矿企业部门,领导 人都是“正确”的化身,审判员的任务,似乎仅仅在怎样量刑,也就是不需要“审” 就“判”,或把“审”的过程变成把罪行强加给被告的过程。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种“理论”长期统治着司法人员的头脑,制造 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还不许喊冤叫屈。当时劳改队的队长们就常常用的语言来 “教育”不认罪的“罪犯”们:“你的案子是共产党判的,共产党判的案子,难道 还会错吗?”如果罪犯坚持自己的案子的确判错了,队长们就会用“诬蔑政府诬蔑 党”的大帽子组织“劳改积极分子”进行批判甚至加刑。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期间,明明是由流氓痞子们组成的“革命造反派”,却打着“无产阶级”的 旗号,栽赃诬陷,无法无天,大量制造冤假错案。 当然,就是在那个阴阳颠倒、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法院里也并不全都 是“糊涂官”。有的人是“认识上明白”但不得不“按政策”或“按上级批示”办 事;有的人则从“正义”出发,明知道“天理”难争,也还千方百计地想争一下。 老海就是极难得的“后一种人”。他在看了案卷和《归来》以后,受了感动, 认为这是一部好书,而不是像起诉书上说的那样。如果按照公安局的要求经他的手 把这部书的作者判处死刑,那么,在他的晚年回首生平的时候,良心一定会受到谴 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面,他一个小小的审判员,也实在无法“力挽狂澜”。 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个“拖”字。当时的政治气候说变就变,万一形势往好的 方面变,张扬不是就活了么? 幸亏当时的法律不健全,未决犯的关押期限也没有硬性规定。于是此案一拖就 是一年多!这可是关键性的一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政治形势 有了转机,特别是文艺方面,从《园丁之歌》开始,许多被批判、被扣上了各种各 样罪名的电影、戏剧、小说,先后宣布平反解放。老海觉得为张扬翻案的时候到了, 就到省公安局去找预审处长,试探性地说:“许多文艺作品都解冻了,这种有关文 学批判的案子要重新认识,不好办哪。”但是公安局不是文艺界的机关,预审处长 不懂文艺,但偏要审判文艺。他听了老海的话,把脸一沉,翻着白眼珠说:“已经 定了性的案子,有什么不好办?你不办,退给我,我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法律 不健全,司法不独立,审判要听上级的“指示”,这才真叫“冻豆腐一块──没法 儿拌(办)”! 看起来, 文艺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请文艺界来解决。可是文艺界与司法界 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可能越俎代庖,把手伸到司法界来呢? 一拖拖了将近一年,到了1977年8 月8 日,老海已经把张扬一案23卷材料全部 阅完,时间不允许他再拖下去了。根据公安局一年前“内定”的意见,张扬应该被 判处死刑;而根据当时的政治空气,这一类案件,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具老海估计,最多判个二十年,大概算到头了。于是他向院方提出请刑庭讨论研究 的要求。 两天以后,也就是1977年8 月10日,省法院刑庭在大办公室召开“张扬反革命” 案的研究讨论会, 有十来个人参加。因为这个会议在张扬一案中很重要,下面从 案卷中摘录一段会议记录 (发言人姓名除老海外都用汉语拼音字母代替:由于记 录的是要点, 语法不通处不改,本文作者补充的字加括号): A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步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B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爱情至上。 C :这个案(犯)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 过十年徒刑。 D :怎么定刑? C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E :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种案子不要急于处理……还需要不需要宣传 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我认为鉴定一下好些。 C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不要急于处理。是不是请院 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时间)再说……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 判了被动。 E :主罪是写反动小说。究竟有几个方面证明他利用写小说搞反革命活动?我 当时看了后只认为是本坏书……怎么反动法说不清。 C :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肯定……说是反党就说不清。 F :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是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子……向领导小组汇 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老海:看来(公安局的预审员)黄××同志审讯他的方法有些不太妥当…… C :我看拿不准的可以列出来……现在要是判了,对调动积极因素看来有问题。 G :……我们没有及时办,看来对了。 由于“四人帮”的倒台,与会者的发言看起来大都比较缓和,至少与公安局的 “杀气腾腾”大相径庭。当然,这也是他们当时的认识,如果今天再请他们就此案 发表意见,肯定不会再是这个水平了。但就是这样的意见,也对张扬大大有利。刑 庭开会研究的结论是:“写好材料,提请政法领导小组讨论。”过了四个月,也就 是1977年12月7 日上午,刑庭负责人在法院二楼会议室向院党委汇报。案卷记录摘 要如下: A :此案打不定主意,看来不宜急判,有些东西难说……因此,此案侧重缓刑, 多关几天再说。 B :定反动小说可以说出几条,很难说清…… C :这个案子难说,意见不一致……看看说他是反动的有几条,能不能定。起 诉书得另外搞一下……搞他几条,判他劳改算了。 D :对于反动文人怎样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 非同小可 ……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 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A :这个案子……涉及(面)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 看起来,刑庭负责人和院党委的态度是一致的。 又过了七个月,1978年7 月4 日上午, 省政法领导小组在法院大会议室开会 (有刑庭负责人参加), 会议记录上的最后结论是: A :把《归国》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我同周预审员说一说,要他们 一起去。 B :就这样办。 把《归国》送到文联去鉴定,是老海的意见。他是想借文联的鉴定来抵销当年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革命师生”们的鉴定。因为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文联似乎 比师范学院中文系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会后,老海把《归来》的1974年稿送到了省文联。当时主持省文联工作的是康 濯同志。他早就听说了这件案子,只因为文联系统无法干预司法工作而用不上力。 如今司法界找上门来了,他当然要仗义执言的。他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看了《归来》 以后,一致肯定《归来》绝不是一部坏书,并开始为《归来》的平反四处奔走、呐 喊。 但是,文联和法院主持正义的力量加起来,也没有省公安局否定《归来》的那 些人力量大。如果没有北京方面的“干预”,张扬的案子能不能彻底平反,还“两 说着”。 十、文艺界的手,果然伸到司法界来了 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复刊了。报社的文艺部有个女编辑,叫顾志成。 她的名字像男人,性格比男人更男人:泼辣、主观,甚至一根筋,她认定了的事情, 那是用拖拉机也很难拉回来的。这个人后来当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现 在调到了中国文联系统的一个文艺学校当副校长。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她的性格:第 一,文联出版公司刚成立那会儿,“内定”我与她同时主持一个编辑室,同时看中 并共同加工了当时还没出名的郝东晖的一部43万字的小说,后来由于压缩选题,把 这部稿子砍下去了。她从公司利益出发,主张一分钱不给,就把涂改成大花脸的稿 子退给作者;我从作者利益和出版界的传统习惯出发,主张给人家发退稿费。她坚 持己见,我也不服,官司打到总编辑李庚同志那儿,终于还是付了退稿费,结果我 也因为无法再与她共事而没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去。第二,她听说张贤亮写了一部 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跑到西安去找张贤亮。下了火车,已经是深夜, 赶到张贤亮下榻的宾馆,传达室不给通报,她居然就在传达室蹲了大半夜。第二天 一早见到张贤亮,才知道稿子的上半部分已经让《收获》拿走了。一根筋的顾志成 二话不说,拿起下半部稿子就塞进了书包,扔下一句话:“让《收获》拿上半部清 样来换下半部!”就回北京来了。没有她的一根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单行本 绝不可能与发表此文的《收获》杂志同一天上市的。 这一段题外的话,是为了说明顾志成具有“女人的一半是男人”的性格。也只 有这样的性格,才能发挥她的一根筋精神,在张扬的案子中插一手而且一钉到底, 在文坛上留下这一段佳话。 下面书归正传:一天,顾志成从堆成小山似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了一封湖北宜 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写的来信(此信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 月20日 第一版上),内容是为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喊冤叫屈鸣不平的。像这样的来 信,报社已经收到好几封了。顾志成虽然早就听说过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样一部手抄 本小说,公安局说它“反动透顶”,正在收缴,可她没有机会读到。现在居然有人 出来为它喊冤,可见这至少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究竟是好是坏,出于职业习 惯,她很想通过自己的认识作出判断。从此,她就四处打听谁手上有这部书,想借 来看看,可惜问过了许多人,都说没有。 一天,她到文化部一位领导同志家中,碰到电影界的几位朋友,恰好正在谈论 《第二次握手》这部书,看那意思,是想把这部书改编为电影。她来了兴趣,先问 那位领导对这部书的看法,那位领导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不然,他怎么会支持电 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呢?再问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在座的却没一个人知道。于是她 就向那位领导说明了读者来信的情况,并借了一部手抄本回家来看。 她是一口气看完的,而且立即作出了“这是一部好书”的结论。第二天,她拿 了一沓读者来信,向文艺部主任王石同志谈了自己对《第二次握手》的看法。从此 报社领导层开始对这件事情关心起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了几种不同的版本, 分头阅读,并进行讨论。 又一天,顾志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看望一位部队作家,闲话中聊起了 《第二次握手》,引起了在座的第二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注意。他向顾志成借了这 部手抄本回家看,一直看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上班,他把这部手抄本递给副主任李 裕康,只说了“这个,你看看”五个字,没多说什么。过了一天,李裕康见到王维 玲,谈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王维玲当即作出了决定:“上!”经过共同讨论,决 定“三管齐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国青年报》连载,北京电影制 片厂拍电影。但是直到现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还是一部被公安局查缴的“坏 书”,要进行这一切,首先得给《第二次握手》正名,而且有必要找到作者。 茫茫人海,到哪里去寻找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作者呢? 顾志成想到:既然公安局在查缴这部手抄本,估计他们很可能知道作者是谁。 作为一部“反动小说”的作者,很可能已经被抓了起来,也未可知哩! 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邝夏渝奉命调查此事。她们通过北京市 公安局,几经周折,总算搞清楚了《第二次握手》成为手抄本并广泛流传的过程, 同时也找到了作者张扬的下落。 前面讲过:1970年张扬被捕的时候,手稿《归来》放在友人陈××的家里,并 暗暗嘱咐弟弟去取回销毁。他弟弟取回手稿看了看,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不但没有 销毁,而且出借给自己的朋友看。先是借给马衍相,马衍相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 李山又转借给长沙市第14中学学生周利亚。周利亚在同学中传阅,被红卫兵搜出, 交给了老师贺志强。贺志强看了以后,把它借给了弟弟。后来贺志强调到了北京钢 铁学院任教,听说《归来》是一部“反动小说”,公安局正在收缴,就把它从弟弟 处拿了回来藏在箱底,从此没再给别人看。1972年春天,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源 (?)把《归来》带到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用油印机小量印刷后 散发给友人, 后来又经多人翻刻或传抄,终于扩散到了全国。1976年3 月,湖南 省公安局经过层层追查,查到了贺志强那儿,派了周、黄两位预审员专程到北京钢 院来收缴,贺志强不得不把张扬手写的原稿交了出来。但是在辗转流传当中,究竟 是谁第一个抄写并造成小范围流传的,已经无法查对了。 不过总算把作者找到了。尽管还在押,好在还没枪毙。根据一两年前的形势, 犯有这样严重“罪行”的罪人居然没有被枪毙,应该说也是一种奇迹。在这样的事 实面前,顾志成根据自己的认识,特别了解到关键的一笔是文痞姚文元插手以后, 公安系统才秉承姚文痞的旨意对作者往死里整的。据此可以认定这是一宗“文革” 期间酿成的特大冤案无疑。于是顾志成发挥了她的“一根筋”精神,决心来它个一 不做二不休,不把案子彻底翻过来绝不罢手。 但是这究竟是经过姚文元和湖南省委制造的大案,她一个小小编辑,要想直接 干预,谈何容易! 不过顾志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团中央的老 首长胡耀邦如今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胡耀邦的家里,顾志成可以直进直出,用一 句老百姓的话来说,她也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简单地说吧,她把自己了解到的 情况直接向胡耀邦反映了,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她心里踏实了,也决心要“一管到 底”了。 1978年12月16日,她和邝夏渝通过团中央的组织关系来到了长沙。她们找到了 湖南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团省委书记石玉珍同志,汇报了张扬冤案的大致过程, 同时传达了胡耀邦同志对此案的意见。石玉珍听了汇报以后,表示对平反这样的冤 案要积极支持,当即派了团省委的两名同志陪同她们到了省法院。 对于这两个不是“钦差大臣”却具有“中央特派员”身份的女编辑,省里不敢 怠慢,由省法院院长和省公安局局长亲自接待了她们。她们两个更不含糊,开门见 山地提出:一,要与张扬面谈;二,要看张扬的案卷。法院院长和公安局局长商议 之后,于12月18日答复:一,两位编辑可以以书记员的身份出庭,要问张扬什么话, 请写出提纲,由审判员提问,有不明白的地方,允许插话;二,由于案卷共有23卷 之多,两位编辑要看哪些内容,请指出,由省法院提供。两位编辑表示同意。 于是一场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或者至少是极少发生的、由文学编辑 参与“坐堂问案”的“庭审”,在湖南长沙揭幕了。 那一年年底,湖南的气候奇冷,提审张扬的那一天,外面凄风苦雨,室内阴暗 潮湿,大白天的,法庭上也不得不开亮了电灯。审判桌后面,居中而坐的是顾志成, 邝夏渝和老海则分别坐在两边。这三个人,张扬还都是第一次见面。经过长期关押, 患病不给药,加上几次绝食斗争,张扬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体重只剩下了七八十 斤,可以说他是迈着沉重的步履走上了法庭的。令他奇怪的是:这一次审讯,只由 男审判员一个人提问,而且问的都是《归来》的写作过程以及在他看来都是鸡毛蒜 皮的问题,根本就不像从前的预审员那样,不是一顶顶廉价的大帽子接连不断地飞 来,就是千方百计地挖一些语言陷阱让你往里跳,在回答问话的时候不得不加十二 万分小心。更加奇怪的是:这三个审判员、书记员在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全都面带 微笑。根据张扬几年来与“法官”们打交道得出来的经验,这几个人的笑脸,分明 不是强装出来的。另外,在两个“女法官”的中间,放的不是案卷而是一个黑色的 女式人造革提包,提包的一角,斜烫着一行金字:北京。湖南的女法官使用有“北 京”二字的手提包,应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偏偏要提到法庭上来,而且把这 几个字面向张扬,是不是暗示她们两个来自北京呢?“退堂”以后,张扬不能不这 样想。 顾志成和邝夏渝参加庭审以后,得出的印像是:张扬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他 所写的《归来》是不是坏书。关于这样的鉴定,公安局已经请湖南师范学院做过一 次,现在正在请湖南省文联再次鉴定中。顾志成凭自己的直觉,认为省文联的同志 水平和人品都应该高一些,绝不会像师范学院的“革命师生”那样乱扣帽子的。因 此她把希望寄托在省文联的鉴定上,催着老海赶紧到文联去把鉴定书取回来。 这时候,长沙正在召开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顾志成和邝夏渝这 两个“编外法官”的推动,在12月20日印发的《大会简报》上,以《< 归国> 一案 值得重视》为题,向与会代表反映了张扬冤狱的大致情况,先争取舆论的支持。 12月21日下午五点钟,老海亲自到省文联去取回了书面鉴定,匆匆打开一看, 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湖南省文联请了六位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同志(编辑三人, 工人业余作者二人,文科大学生一人)通读了《归来》,大家写出的书面意见,一 致认为:这是一部好书! 文学编辑刘云的意见是:“就作品本身而言,有如下几点读后感:一,不是毒 草,主题是好的,健康的。二,故事是曲折的,不是一般化的,是吸引人的。三, 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诗人刘景周的意见是: “一,这部小说不是毒草,主题是爱国的。二,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三,人物 插图也画得不错(按:指1974年第五稿张扬自己画的插图)。四,作者如果是一位 青年,应给予支持。五,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顾志成和邝夏渝看了六位同志的鉴定以后,也提笔写下了自己的鉴定:“《归 来》不是一部反动小说,而是一部好书。”“编外法官”终究是“编外”,她们各 自都有繁忙的工作,不能长期呆在长沙专盯张扬这件案子。再说,事情已经办到了 这一步,从办案的角度看,应该说已经是“真相大白”,只等着办理结案的手续了。 12月22日下午,她们决定返京,临行找到老海,提出三点要求:一,借用《归来》 1974年的最后一稿,带到北京;二,希望不要急于结案,三,希望双方合作,统一 行动。老海经请示庭长和院长得到同意的批示以后,通知了两位女编辑,并将此事 记录在案。 两个“编外法官”正准备离开长沙,但就在这个时候,比较文弱的女编辑邝夏 渝被长沙久雨不晴阴冷潮湿的气候冻病了,行期不得不为此推迟。具有男性气质的 顾志成静不下心来伺候病中的战友,就再一次发挥她的“一根筋”战斗精神,冒着 风雨严寒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奔赴浏阳,进入深山,到张扬插队落户的公社、大队、 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终于查明了所有伪造的“民意”,原来都是在省公安局 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之下,挨家挨户收走了社员的图章,在社员们根本就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儿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顾志成拿到了这样的证明材料,又风尘仆仆地赶回长沙。老海等人看了证明之 后说:这事儿是省公安局办的,必须找原办案人员澄清。于是顾志成又三番两次到 省公安局要求与原经办此案的预审员见面。但是不知道那两个预审员出于什么原因, 总是借口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与顾志成见面。但在顾志成的强烈要求之下,一位预 审员不得不出来与顾志成会面了。他当然振振有词,不承认自己办案有什么错误或 有所偏颇。顾志成单刀直入地问他:“根据目前的形势,又有那么多权威人士的鉴 定,还有什么理由认为《归来》是一部反动小说?”那个预审员居然回答说:“即 便《归来》不是一部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的问题 是×××同志批的!”顾志成气坏了,这样的人,也配当预审员!当即针锋相对地 反问:“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是谁批的呢?”一句话,问得他张口 结舌,瞠目不知所对。 张扬一案,越来越明朗化了。在强大的压力下,12月29日下午三时,省政法小 组负责人向省委汇报。在汇报记录上,省委刘书记的意见要点是:“《归国》还可 以找人看一下,到师院去组织一下座谈,再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如果《归国》 这部书没有问题,不能再关了,就得放人,抓紧时间结案。”于是,根据省委书记 的指示,《归来》又被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 张扬的冤案问题已经如此清楚明白,可湖南的领导人态度还不明朗,顾志成也 意识到此案在湖南不可能立即解决。她决心返京向更高一级领导反映。12月31日, 顾、邝两位女编辑动身返京,老海到飞机场送行,终于说出了他久久压在心中不便 于说出来的话:“张扬的案子,在湖南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顾志成斩钉截铁 地回答:“那就我们回北京去解决!”“北京……有希望吗?”“你就等着好消息 吧!” 两位女编辑说到做到,回到北京以后,通过《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 的努力,争取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顾志成首先在1979年1 月7 日《中国青年报》 内刊《青运情况》第36期上以《< 归来> 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释放出狱》 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胡耀邦同志明确的批示,问题有了明确的转机。 与此同时,1979年1 月8 日,湖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终于送来了对《归来》 一书的重新鉴定意见书。他们在题为《关于对小说< 归来> 的看法(附座谈会记录)》 中是这样写的:“根据省委关于对小说《归来》作出鉴定的指示精神,我们组织了 三名教师对小说进行了阅读,并于1 月6 日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大家对小说 《归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不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意见书中除了列举小说的一些优点之后,关键的一句话是:“在政 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座谈会上发言的,首先就是当年 在“归来”二字上大做文章并据此协助省公安局“破案”的那位湖南师院中文系教 师。他说:“这本书的作者坐了四年牢,这太冤枉了!……当时组织我们批判,无 非就是扣帽子。什么鼓吹科学救国、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等等。现在看来是一些不 实之词,应该全部推翻。作者关了四年,与我们过去写文章批判是有关的。但我们 写文章是上面定了框框的。回过头来看,我写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都是一些不实之 词。”最后他呼吁:“作品的政治内容是好的。对这部作品和作者,省委应该马上 给予平反昭雪!”读着这段文字,大概可以想见这位四十多岁、国字脸、戴眼镜的 中文系教师,当年批判张扬的“主力”,曾经摇头晃脑、洋洋自得地认定张扬所写 的《归来》是“诬蔑我国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又“暴露国防秘密”,并且死心塌地 地要为“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招魂”,怎么突然之间会来一个180 度的 大转弯,自己否定起自己来了呢?尽管他在发言中也点明了“我们写文章是上面定 了框框的”,似乎是“身不由己”,似乎是“言不由衷”,要为自己“无心”给张 扬造成四年冤狱开脱。但是他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入木三分”,无所不用其极,而 在检讨自己的时候,却轻描淡写,像用鸡毛掸子掸去身上的灰尘那样轻松。照我看, 发号施令的“四人帮”主将固然罪在不赦,而这些摇旗呐喊的喽啰们则更其可恶。 如果没有这些“误入歧途”的追随者,单凭“四人帮”几个光杆儿,能造成“文革” 的“十年浩劫”么?当然,他的这次发言,看起来似乎是“觉醒”了,其实是大势 所趋,他不转弯也不行的,因此不能认为他是“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了。这 种人,一旦政治气候转变,比如说又有一批“极左”的“五人帮”上台,首先“倒 过去”的,很可能就是像他这样没有骨头的“人”! 参与鉴定并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另外两位,一个是中文系的副教授, 一个是政 教系的讲师。他们的发言也都肯定了《归来》是一部好书,呼吁应该立刻给作者平 反。从发言中看,他们上次没有参加对张扬的批判围剿。──据我估计:湖南师院 宣传部之所以仍要请那位“国字脸”参加鉴定,一方面可能要看看他的认识程度, 一方面也给他一个检查自己在机会,而更大原因,则由这个当年的否定者出来“否 定之否定”,更具有说服力的缘故。 1979年1 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时,顾志成从北京给老海打来了长途电话, 老海在张扬案卷中记录了这个电话的要点:“我们回北京以后,立即向领导汇报在 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了张扬一案是冤案。现已经中 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指示……” 电话中还说:《中国青年报》决定下星期一(1 月15日)派记者到长沙跟踪采访, 打算见报,记者到后,还要到省法院找老海联系。顾志成在电话中请老海把张扬的 所有在卷作品保管好,等张扬释放后交还他本人,因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已经决定要 出版这部小说,要请作者到北京改稿,需要各种版本的《归来》用作对照参考。 三天以后,也就是1979年的1 月15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再也顶不 住了,不得不立即批示“放人”! 十一、拨开迷雾,历史终于宣判张扬无罪! 1979年1 月18日下午三点左右,“咣当”一声,牢门打开了。张扬以为又要提 审,但是站在牢门外面的,不是往常的狱警,而是老典狱长亲自来提。情况显得与 以往不大一样。 从牢房到审讯室的路,四年来张扬已经走过多次了。迈出牢房,迎着扑面的冷 风,通过甬道向前走,转弯,再向前走,再转弯,前面就是审讯室了。 按照监狱里的规矩,押送犯人,必须让犯人走在前面,押送的人走在后面,时 不时发出“左转”,“右转”或“站住”之类的口令。这一次,虽然典狱长照例走 在张扬的后面,但是每逢走到一间审讯室的门口,典狱长却闷声不响,没发出任何 口令。走过了两三个审讯的门口,张扬有些奇怪了,站住了脚,用疑问的眼光看了 一下典狱长。典狱长仍不说话,只是朝前面努了努嘴,示意他继续往前走。就这样, 经过几次停顿,经过了所有的审讯室,最后到达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张扬意识到前 面已经没有路,别无选择,不等典狱长开口,就迈步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成“品”字形放着三张办公桌,每张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人。左侧是 他曾经见过的法官,也就是老海;右侧是省公安局的一名干部,身穿警服,以前也 见过。坐在正中的一位,从神态上看显然是个“高干”。据典狱长介绍,原来是湖 南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打了四年交道,一直处于幕后,直到今天方才露面。 看这架势,又不像是开庭问案,这样大的高层次干部亲临典狱长办公室,难怪典狱 长要亲自到牢房提犯人了。那么,今天他们究竟要唱哪一出呢?──也难怪张扬百 思而不得其解,自古“狱不通风”,顾志成等人的活动,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老 海等人的支持,他是连一点儿也不知道的呀! “张扬同志!”于副局长开口说话了。这一与张扬“久违”了四年多的极普通 的称呼,却让张扬吓了一跳,他愣住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是不是 听错了。尽管这是一个那么普通的称谓,但在“省公安局副局长”与“反革命犯” 之间,是多么的不协调、多么的格格不入哇!这还不算,接着而来的更加令张扬受 宠若惊的是:于副局长居然面带笑容地递过来一支烟,接着又递过来一盒火柴。 张扬现在已经不抽烟了。但在插队期间,也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以烟酒浇愁或 打发无聊与空虚。入狱四年多,当然不可能在牢房中吞云吐雾,在烟云缭绕中想入 非非。有的审判员在提审犯人的时候,常常会递给犯人一支烟,以此表示关怀,促 使犯人坦白交待所犯罪行。不过张扬所遇到的周、黄两个预审员,却只热衷于给张 扬送帽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如此这般的“礼遇”。今天接到了同样是“久违” 了的一支烟,他好像来不及多想于副局长为什么要递烟给他,忙不迭地划火柴点燃 了。 许久没抽烟了,第一口烟吸进,就觉得有些头晕,接着而来的是腾云驾雾般的 感觉或幻觉,似乎不知道自己置身于什么地方。这时候,在他的耳畔忽然响起一阵 嗡嗡的声音,像打雷,像什么天神在云端向人间朗读玉帝的大赦诏书:“经过我们 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 张扬的心狂跳起来。这不是自己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一句话么?自己是不是在梦中? 他晃了晃脑袋,睁大了眼睛,发现自己确实坐在典狱长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坐在省 公安局于副局长的对面,确实是于副局长代表国家政权在向他庄严地宣布:“张扬 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外等你……”刹那间,张扬感到眼眶湿 润了。他立刻闭上了眼睛,并用双手支撑着额头──他不是欣喜若狂,也不是感激 涕零,他是不愿意于副局长及在座的人看见他落泪。他要在他们面前保持自己冷静 而庄严的形像。在这个问题上,他用不着向公安局表示感谢。公安局抓错了他,关 了他四年,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如今把问题搞清了,宣布无罪释放,应该赔礼 道歉的是公安局,被打的人,难道因为狗停止了咬人而去向狗道谢么?他只以为, 他今天出狱,是因为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正常了,法制逐 渐健全了,而不是省公安局哪位局长出于伸张正义据理力争的结果。但是他绝不会 想到,他的出狱,不但有那么多与他非亲非故毫不相干的人在同情他,支持他,帮 助他,甚至还惊动了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胡耀邦同志! 于副局长还说了些什么话,张扬再也没听进去。是不是向他说了些赔礼道歉的 话,他当然也不知道了。直到他的心情完全安定下来,方才听见于副局长讲话的尾 声:“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聪明和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下午 四点钟左右,张扬在老海和一名刑庭庭长的陪同下,坐着法院派出的“专车”回到 了家里。消息传出,邻居们纷纷涌进张家来道喜祝贺,那并不宽敞的小屋里挤满了 人,比娶媳妇儿还热闹。 十年浩劫中,张扬的家人在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经受了无缘无故从天而降的 灾难和无休无止经久不息的打击,多少次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但是这些“碎块” 居然逐渐又拼合起来。尽管每个人都遭受了永远无法愈合的重创,却奇迹般地竟没 有一个人在这场浩劫中死去。今天张扬的“归来”,总算让分崩离析画上了一个句 号,以“大团圆”的场面告一段落。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法院派来送张扬回家的那辆小车再次停在张家的门前,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中等身材、微微谢顶、操一口标准北京话的中年男子。他挤 到了张扬母亲的面前,伸出了右手,自我介绍说:“我叫李硕儒,是中国青年出版 社文学编辑室的,刚从北京来。一下了飞机,就到这里来了……”他的话使张扬如 堕五里雾中。他想:“我虽然写过小说,却从来没想到要投稿,与任何一家出版社 都没有联系。 远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怎么在我出狱的当天就赶来了?难道他们早就知 道我今天要出狱不成?“李硕儒同志是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专程到长沙来接张扬到 北京去改稿子的。张扬从李硕儒的叙述中,方才第一次听说为他的平反出狱居然有 这么多从不相识的好人和热心人伸出了正义之手。 十二、张扬出狱以后,继续与病魔搏斗 张扬在狱中多次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加上几次绝食斗争,身体极度衰弱, 是斗争的毅力在支撑着他的生命。如今一下子得到了一连串的喜讯,衰弱的身体, 反而承受不住了。1 月19日夜间,他突然发了高烧,卧床不起了。1 月20日,《中 国青年报》在头版上方地位刊出了《手抄本< 第二次握手> 是本好书》的文章,同 版全文发表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中国青年报》还 没有运到长沙,当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 就向全国发布了这一消息。《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电视台的记者以及 亲友们闻讯来访,张扬也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待他们了。 一连两天,张扬的家里人来客往,门庭若市,根本无法休息。李硕儒一看这个 情景,就与张扬商量:在家里躺着,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治疗,不如趁早到北 京去,阶治病期间好好儿休息一下,静下心来,集中力量,先把小说改出来,争取 尽快出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张扬同意了。两人在1 月22日趁火车去北京, 23日到达。一个多月前曾经以“书记员”的身份在审讯室中与张扬见过面的顾志成 和邝夏渝特地赶到车站迎接。张扬已经从李硕儒的叙述中知道了她们的身份以及为 他平反所作的努力。握着两位大姐的手,张扬百感交集,从来不知道哭泣的张扬, 这时候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张扬到京以后,就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后面的招待所内。但是高烧一直不退。 开头只以为是“重感冒”,但是吃了治感冒的特效药,居然毫无起色,这才怀疑是 别的病。李硕儒送他到北京医院检查,一照X 光,发现左右两侧肺页布满了结核病 灶,左侧胸膜炎,左胸腔三分之二积腋,心脏在积腋的挤压下被推到了右侧。所有 迹象,都说明张扬已经“病入膏肓”,离死亡不远了。 在狱中长期饥饿,长达14天的绝食和52天的感冒,极度的营养不良加上刑罚的 折磨和精神上的折磨,是感染肺结核并逐渐恶化的直接原因。仅仅因为全部精力集 中在政治斗争上,奇迹般地连病魔也退避三舍,暂时没有发作。一旦出狱,特别是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精神放松了,病魔却趁虚而入。主治医师感叹地说: “如果再在监狱中关一个月,就是把华佗请来,也无药可治了。”──想想,可真 玄! 确诊以后,张扬被转到北京结核病医院,按“特护”级病员住院治疗。在那个 年代,尽管肺结核早就已经不是甚么不治之症,但是一者病情已经进入晚期,二者 病员身体极度衰弱,大夫提出让病人卧床静养,绝对不许“心有旁骛”,以配合治 疗,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期间,《第二次握手》已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用四 分之一版面的大篇幅每天连载,张扬冤案平反出狱的消息成了当时的“最大新闻”, 每天找到医院来采访的记者和慕名来访的读者络绎不绝。对于这些“热心人士”, 医院倒还有办法对付:只要派一名护士在门口“挡驾”,尽管要多费一些唇舌,还 是能够避免“外人入侵”的。难办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是“内人”, 几乎天天要来,专任挡驾工作的护士也不能阻止他们进入病房。王维玲和李硕儒来 对张扬说:自从《中国青年报》开始连载《第二次握手》并预告即将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消息以后,全国各地寄来要求早日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 的信件,简直就像雪片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给出版社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他们的意见,张扬正在病中,需要安心静养,为了满足广大热心读者的需求,建议 由责任编辑以1974年《归来》的第五稿为基础,参考其余几个稿本,综合整理出一 个“暂印本”先印刷发行,等张扬病好了以后再亲自定稿,出版正式本。但是张扬 不同意,为了对读者负责,他坚持要亲自带病修改。他的精神感动了大夫,居然破 例同意他这样做,当然前提是每天有限量的适度工作,不许超量,更不许累着。 于是张扬靠在病床上,用一块五合板支在胸前当书桌,开始修改稿子。说也可 怜,就是这样艰苦,却是他有生以来最好的写作条件了。不是么,如果略去生病这 个因素不计,房间里阳光充足,温暖如春,生活有护士照顾,一日三餐不用自己操 心,他什么时候有过这样舒服的环境啊! 写作进程顺利而神速。因为这个故事他已经写了不下七八次,几乎都能够默诵 了, 正所谓“驾轻车而就熟路”,完全可以不加思索就挥洒自如。从1979年3 月 7日开始,到4月30日结束,短短的50多天,25 万字的定稿就完成了,平均每天完 成将近五千字。这个速度,就是没病的人,也应该说是高速。张扬再一次发挥他的 “主观战斗精神”,让病魔再一次退避三舍! 为了尊重广大读者的感情,他决定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第二次握手》。这是 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在传抄中替他改的书名。古今中外,由不相识的读者 起书名的先例,好像还没有过,这应该算是唯一的一部吧? 李硕儒拿到定稿以后,经过突击编辑,又发到工厂去突击排字──那时候还没 有电脑排版,排字工人要一个一个拣铅字,拼版工人要一块一块地组版,还要经过 初二三校,一道道工序,一道也省不得。到了7 月22日,书终于印成,并在北京最 大的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上市了。 《第二次握手》成了当年的最畅销书,接连不断地印刷,总发行量如今已经达 到五百多万,成为继《红岩》和《李自成》之后的第三部最畅销书。 张扬当然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他、关心过他的朋友们。出书以后,他首先把书 给他们送去。在送给老海的书上,他写上了:献给当代的况钟,人民的好法官! 张扬说:“回首往事,《握手》是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她稚嫩,不成 熟。然而,一位青年作家对我说过:‘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待的日子里,《握手》 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 她也不会被今后的人们忘记。’” 十三、今天的张扬,他在干什么? 文坛上,也曾经有过一些“冲杀”出来的作家,他们成名之后,只不过昙花一 现地“风光”了一阵,从此就销声匿迹,再也看不见他们的作品了。张扬则不然。 正像出狱那天湖南省公安局于副局长所祝愿的那样:“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成名之后, 继续笔耕不辄,继《第二次握手》以后,不久就写出了10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金 箔》,由花城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这是写我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那一段历史 的,全书以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角。为了写这部书,他除了出任湖南肿瘤医院 副院长之外,还到过一些科学院、研究所、大学、医院,见到过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人们一听说他就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都没有忘记这个为讴歌知识分子而付出 过巨大代价的作家,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许多“尖端”、“保密”的单位,都对他 开放绿灯。可见人们的心中,是有一台十分精密的天平的。 继《金箔》之后,张扬再一次发挥他那不避艰险、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为了 彻底揭露伪气功师海灯及其一伙儿,他置威胁恫吓于不顾,毅然写下了八十多万字 的纪实文学《谎言重复千遍以后》,先在《现代生活报》上连载,现在即将由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张扬现在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委员。如果有时间,他还想把 自己的成名之作《第二次握手》来一次彻底的改写。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作者更 加成熟了,认识水平和文字水平都比当年“知青时代”提高来了许多,把自己不太 成熟的作品进行修改,是他自己的愿望,也是大多数读者的愿望。但是,人们发现 近来他的作品似乎少了。是他当了“官儿”以后沾了“官气”忙于应酬不想写文章 或写不出文章来了么,非也!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表了几篇揭露贪污腐化行为 的小文章以后,被人家“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被卷进几宗官司里去了。 如今的贪官污吏们大都结成团伙,官官相护,触一叶而动全身,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根子往往在省委一级的大官那里,后台硬得很,打起官司来,真理反而敌不过歪理。 再说,即便官司堂堂打赢,可是一个作家卷进了官司里,每天疲于奔命,先不说没 时间写作品了,就是那来回奔走的火车票、飞机票和长途电话费,数额也非常可观。 前几天张扬的夫人到我家里来跟我老伴儿诉苦说:“张扬一年到头没几天在家,忙 于这里那里打官司,一个月六百多块钱工资,还不够他打长途电话的。孩子的学业 如何,家里的生活怎样,他全不管,所有担子,都扔给我一个女人挑着。这还不算, 万一要是他官司打输了,再次进监狱,这日子我们母子二人怎么过呀!”我老伴儿 说:“像张扬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大陆,凡是良心没黑、还 不想蝇营狗苟同流合污的作家,谁家里不是这样啊?我真想发起组织一个‘作家夫 人联谊会’,大家联合起来给丈夫做后盾。即便丈夫进了监狱,也好集体到国务院 门口去静坐……”但愿这只是“说说而已”的笑话!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