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张抗抗的三封信 抗抗同志:两份清样,都看完了。我确实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好像还从来没有过“一字不落地”看完过某一个作家的文集,包括《鲁迅全 集》在内。现在,我领下了通读您的文集的任务,不但一定能够从中吸取到更多的 养料,更主要的是:对您的了解与理解,将会增加许多许多。 您前年写的《赤彤丹朱》,不论从文字上还是从内涵上说,都比十年前写的 《隐形伴侣》强多了。而去年写的《情爱画廊》,则无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没有看过您二十年前写的“处女作”。我估计,您自己现在回过头去再看看,可 能已经很不满意,甚至不大愿意提起那部书了。我很羡慕您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 而这正是我目前所最欠缺的。 从结构上说,《赤彤丹朱》确实是四部中篇的集结,不但前后的文风不一样, 内容也有多处重复。第一部尽管说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但很抒情,很细腻;而到了 最后,几乎成了“申诉实录”,而且是大刀阔斧的,与前面的旖旎缠绵很不合拍。 我似乎觉得,最后那部分还没有写够,简直像个提纲。 从“道理”上说,最后那一部分应该由令尊来写最合适。他的文笔辛辣而尖厉, 与您的擅长写情大不一样。我这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以“肃反” 为名大量杀害异己分子;一是以“历史上有问题”和“社会关系复杂”甚至莫须有 的理由排斥打击地下党员和游击武装。我的老家缙云县是浙南游击武装三五支队的 司令部所在地,早在1928年红军就曾经武装进驻过县城,离城十几里就是共产党的 天下。但是解放以后,三五支队的“土八路”很少有好下场的。有的游击武装甚至 被当成国民党部队加以改编。反过来说,当年的游击武装,成员也确实复杂,其中 有不少土匪和亡命徒。他们用“请财神”也就是“绑票”的方法给部队筹集粮询和 枪支弹药,但同时也奸淫掳掠,甚至公报私仇,草菅人命。这些人脑子里根本没有 “主义”,因此经常反复,“有奶便是娘”。解放后进了城,在短暂的政权中大开 杀戒,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所以从部队来的接管干部一到,这些“土”干部自己 也没有好下场。 总之,浙江的“游击武装”,是一个好题材,很值得一写。只是要“公允”地 写出,至少目前好像还很难出版。 我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九死还魂革》中,就有大量笔墨写到了三五支队。从 1928年红军攻打县城的失败写起,写到三五支队的孤胆英雄们如何在市集上抓恶霸 地主,写到土匪出身的游击队员如何把地主活活地开膛破肚并用人肝下酒,一直写 到土八路进城后的胡作非为。我有个老朋友叫陈格瑜,原来在三五支队编油印小报, 很想把这一主题写成长篇小说,可惜他并不掌握“全部材料”,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再说,这样的小说即便写出来了,大概也没人肯出版的。 全国各大城市中,“地下”出身的干部和从“大部队”中来的接管干部之间的 矛盾,也是由来已久的了。我最近即将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 写的就是成都一个地下党员的惨痛遭遇。可惜青岛出版社胆子太小,稿子一删再删, 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儿锋芒,几乎被他们删光了。您的《赤彤丹朱》,人民文学出版 社敢于出版,应该说是够大胆的了。 下面说说校改的情况: (一)改得比较多的是标点。首先说明,我并没有严格按照出版署和国家语委 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进行校改,而是尽量适应您原来的使用习惯,只是在某些比 较突出的地方稍作“修正”。例如一句完整的句子,应该用句号,您用了逗号,而 后面又没有排句,我都给您改成了句号,以表示意思的完整。您如果不同意这样改, 请用红笔划去就是。 我发现您比较喜欢使用顿号。有一些地方,用逗点能够正确表达涵义的,就没 有必要使用顿号了。顿号是中文特有的标点符号,西方文字没有相应的符号,一般 中文中用顿号的,翻译成西文大都改为逗点或省去不用。语文学界的意见是,尽量 少用顿号,能用逗点的,绝不用顿号。我这里也是这样处理的。 有两个地方我虽然都没动,但是很想不通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绝不是 “笔误”,而是您故意要这样点、这样用。 一个是整段文章只在最后加一个句号,中间不加任何标点。我看不出来这有什 么必要。就这个问题,我与好几个作家商讨过,多数人表示不懂,只有赵大年一个 人琢磨了以后说:可能作者表示这一段话是极快的思维或极快的说话,加上标点, 就不能体现这个意图了。但我觉得您的本意也许不是这样。因为不懂,所以没动。 另一个是:有的对白用了引号,有的对白不用引号。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出原 因和理由来。也因为琢磨不透,所以没敢动。 (二)国家语委公布的《简化字方案》,已经有过多次订正修改。最后一次的 修订方案,恢复了好几个被废除了的或合并了的字,主要有:噹──“叮叮当当” 恢复为“叮叮噹噹”(噹字应简化) 账- 一“记帐”恢复为“记账”瞭──“了望”恢复为“瞭望” (三)汉语普通话的语气词“啊、哪、呀、哇”,是有严格的规律的,绝不能 乱用。这一点,许多南方人经常搞错。您是南方人,所以您的作品中这种误用比较 多。最典型的是乱用“呀”字,例如“真好呀”、“我看呀”、“唱呀跳呀”等等。 为了语言的规范,凡是这一类误用,我都给您改正了。下面我把这种规律简单跟您 说说:1 .前面一个字是以单韵母 a o e i ü(yu)结尾的,语气词应该一律用 “呀”。例如: 雨好大(da)呀 去拜佛(fo)呀 是我的(de)呀 不是你(ni)呀 请吃鱼(yu)呀 2 .前面一个字是以单韵母u 结尾的语气词用“哇”。例如: 没法补(bu)哇 3 .前面一个字是以复韵母 ai ei ia ie ua uo uai ui ue结尾的,语气词一 律用“呀”。例如: 快过来(lai )呀 天太黑(hei )呀 过家家(jia )呀 我姐姐(jie )呀 吃西瓜(gua )呀 背黑锅(guo )呀 真奇怪(guai)呀 是魔鬼(gui )呀 七八月(yue )呀 4 .前面一个字是以复韵母 ao ou iao iu 结尾的,语气词一律用“哇”。例 如: 真糟糕(gao )哇 还不够(gou )哇 小狗跳(tiao)哇 葡萄酒(jiu )哇 5.前面一个字是以鼻韵母 an en ian in uan un结尾的,语气词一律用“哪”。 例如: 报平安(an)哪 别忘本(ben )哪 打汉奸(jian)哪 买毛巾(jin )哪 好做官(guan)哪 你好浑(hun )哪 公债券(quan)哪 火烧云(yun )哪 6.前面一个字是以鼻韵母 ang eng ing ong iang iong uang 结尾的,语气词 一律用“啊”。例如: 好长(chang )啊 咋整(zheng )啊 北京(jing)啊 做工(gong)啊 老蒋(jiang )啊 真凶(xiong )啊 箩筐(kuang )啊 7 .几个特殊的用法: 前面一个音节是 zhi chi shi ri er 的,语气词一律用“啊”,例如: 同志(zhi )啊 快吃(chi )啊 不是(shi )啊 黑天白日(ri)啊 我的儿(er)啊 前面一个音节是 zi ci Si 的,语气词一律用“呀”,例如: 大红大紫(zi)呀 才第一次(ci)呀 这是真丝(st)呀 前面一个音节是“儿化韵尾”,语气词一律用“啦”,例如: 什么点儿(dianr )啦 就剩一个子儿(zir )啦 别挑刺儿(cir )啦 没个好儿(haor)啦 8 .一个省事的用法。如果觉得以上规则太繁复难记,有一个省事也可叫“取 巧”的办法:不管前面是什么音节,语气词一律用“啊”。这样,读书的时候,根 据前面的音节,语气词会自动进行变化。 《赤彤丹朱》中的语气词,除少量使用“呀”之外,绝大多数地方都用了“啊”。 这种用法是对的。因此,这一本书中的语气词我基本上没改。 以上意见,供您参考。 吴 越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 抗抗同志: 您好! 十二月十日拿到了您的散文集清样,十一日一早就上了火车,应邀参加浙江省 缙云县建县1300周年的庆祝盛典去了──我是缙云县惟一的“大作家”,是我们县 的“骄傲”,不请回去当一回“摆设”,似乎说不过去。因此尽管明知道这不是什 么舒服的差使,也还是硬着头皮出发了。何况那里有我的小女儿,四个月没见,也 很想去看看她有什么长进没有。 我没有坐飞机去杭州转车,而是坐火车直达金华,目的就是想腾出更多的时间 来,好在车上看清样。我有决心,不管怎样忙,也要挤时间读完您的五卷集。我很 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我是绝不可能系统地、完整地读那么多您的作品的。──当 然不是为那一千字八毛钱,而是想更深入一步了解您和您的作品。对我来说,您是 “他山之石”嘛。 在缙云,除了两个半天在台上坐着供人参观,两个半天陪女儿看亲友、逛风景 之外,所有别的活动一概没有参加,而是静静地坐在宾馆里看您的散文。这是一种 享受,也是一种学习。 十五号一早,县里派车送我到杭州,中午就到了。一个人住在宾馆里,谁也不 认识,真清静。除了出去吃一顿晚饭,我任何朋友都没联系,集中精力看清样。最 后,总算在十七日中午在火车上把全书都读完了。 您的散文确实写得很美。可惜的是我最初读过也是我最喜欢的那篇峨嵋山游记 没有收在里面。我始终觉得,游记是最难写的散文,而很多人写过的“名胜”更难 写。因为凡是著名风景区,一定已经有许多名家写过,要写出别人没写过的语言和 意境来,真不容易。而您恰恰做到了这个“不容易”。所以早在十几年前,我就甘 拜下风了。 下面,就这一稿的校改情况作一简单说明。 总的来说,错别字不算太多。但作为三校样,错漏的地方还是嫌多了一些。有 许多错处,是应该在初二校时就消灭的。 比较明显的地方是数字的不统一。这是因为文章分散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而 各报刊对于数目字的用法又不统一,剪贴成集时,您和编辑又没做“统稿”的工作, 所以就“百花齐放”了。按照规定,科技书中的数目字一律要用阿拉伯数码,文学 作品只要同一书中内部一致就可以,不做硬性规定。现在我根据前面两本书的数目 字使用情况和本书中汉字数目字用得多的情况,统一使用了汉字数目。 标点改得比较多的是顿号。原因上一封信已经说了。 我发现,您喜欢使用“无主语句”。无主语句用得好,能够增加文字的简洁和 优美;但是用得突兀,就会感到生硬。例如第十三面的一段:“便吵着要尿,也许 真实的小心眼儿是想……”就显得很突兀。 无主语句一般用在段落的中间。因为前面已经表明了主语,可以省略。像上例 这样用在一段的开头,就会有一种前面被掐去了一行的感觉。 我始终这样认为:文章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写法”,但是至少要让语文老师 能够在课堂上按语法进行分析,要讲得通──也许我在语委呆的时间长了,思想有 些“僵化”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汉民族的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当然应该是“规 范的普通话”。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对于“规范”两个字都不太注意。中 文不像西文,有固定的词形,拼得对不对,要受“正字法”的检验。许多人都以为: 汉文是以“字”为造句单位的,对“词”的观念比较淡薄。因此一个词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那样写,随意性很强。特别是“儿化韵尾”,有的人写出,有的人省略,有 的人一会儿写出,一会儿又不写出,自己也没个标准。我的看祛,儿化韵尾既然是 规范的汉语普通话的组成部分,还是以不省略为上。因为有一些词,有没有“儿化 韵尾”关系重大。例如“火星”和“火星儿”;“白面”和“白面儿”,“多一点” 和“多一点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不得的。 您大概是属于“自己也没标准”的那一类,所以您的作品中,甚至同一篇文章 中,一会儿加儿化韵尾,一会儿又不加。为了前后统一,在清样中我一律把韵尾加 上去了。也就是说:“一点”、“有点”、“一会”,都统一成“一点儿”、“有 点儿”、“一会儿”了。 什么叫“规范的汉语普通话”呢?严格地说,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 方言为基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因此,古汉语和方言词语都属于 “不规范”的范畴之内。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作家来说,似乎太严了点儿。作家写 东西,不论用字、用词、造句,都喜欢“创新”。有人甚至连用了千百年早就约定 俗成了的成语,都要“倒装”一下,以示自己的文风“与众不同”。其结果,是使 汉语的“词形”更加难于固定下来。 吕淑湘老师曾经举过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小说中的对话,作家们往往写“张 三道”、“李四道”,却没有想到这个“道”字就不规范。“道”字属于古汉语 (至少也是中古汉语)范畴,现代汉语中,除了在“胡说八道”、“说三道四”和 “能说会道”中作为词素存在外,一般都用“说”和“讲”代替了。又如转折词 “便”,明清时代北方话中还在使用,当代除了江南地区,广大北方话地区大都已 经改用“就”了。您的文章中,“便”字用的很多。从“规范化”出发,您以后能 不能带头改用“就”字? 咱们是老熟人了,所以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希望不会因为我的“饶舌”引起 您的反感。祝您取得更大成就! 吴 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抗抗同志: 您好! 五部清样,总算全部都看完了。却怎么也没想到,时间会拖得这样长。算一下, 从十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整整七十二天了。如果坐下来写小说,也许能写 一部长篇呢。这责任,当然不在我,而是在出版社。我这个人,是急脾气。自己的 事情,倒不太着急,别人的事情,我一天也不肯耽误。但是贵州人办事,拖起来没 谱儿,急起来则火上房。您看,这最后的两部,时间是不是也太紧了点儿?饶是这 样,但我仍决定自己赶一起,没请别人帮忙。不是请不到人:第一我确实很想借此 机会通读一遍您的五卷集,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您的作品和文风(这一次如果不看, 即便以后您送我一套书,也不一定有那时间从头至尾读完的);第二是请别人看, 前面几部都有哪些问题,人家不知道,前后无法一致。想了想,还是我坚持看到底 的好。为此,我不得不黎明四点就起来“加早班”。──我没有加夜班的习惯,晚 上最晚十一点必须上床,不然,什么工作效率也没有。 七十二天,读完了您的文集。应该说,对您的了解,更深入一步了。我始终认 为:通过作品去了解作家,是最深刻的了解,绝对比听作家自我介绍或人家侧面介 绍要强得多。 《炎黄世界》明年一月号上我写的《张抗抗和她的〈情爱画廊〉》一文,据说 已经寄给您了,看到了没有?此文如果现在写,我相信一定能够写得更好些。至少 可以多引一些您的著作。那时候,您的著作我实在看得太少了。 五卷集的最后两卷是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最使我感动甚至激动的,是《淡淡的 晨雾》。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我不但熟悉,而且也经历过。 1984年我回缙云老家,应邀在县文化馆和县中做了报告,当时任中学副校长的, 是我的表兄兼妹夫,他和他哥哥以及他的妻子,都是得到我家资助方才能够上学读 书的。但就是这样的关系,他仍然四处说我的报告是“放毒”,是“坚持右派立场 不改”,“应该再戴二十年右派帽子”。他是“迫害狂”患者么?我看不是。我与 他没有任何个人的利害冲突。就是他把我送进监狱,他也不大可能因此升官。说到 底,还是“党的教育”把他造就成这样一种“左兵”,“左”的思想认识在他的头 脑中早已经根深蒂固,要他不这样认识,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尽管《淡淡的晨雾》中“巧合”的因素多了一些,但人物很典型,矛盾和高潮 也很集中,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话剧题材。 写知青生活的几篇我都很欣赏。特别是写“傅正连”被杀的那一篇。我没有知 青生活的体验,但听过许多有关知青的故事。我在清河农场劳改的时候,有一个看 牛圈的老头儿,据说就是内蒙建设兵团的一名团长,因为奸污了八十多名女知青, 可又考虑到他是“长征”的“老红军”,没枪毙他,送到“牢城”来当一名“配军”, 但生活待遇比我们这些“二劳改”还是好得多,架子也依然很大。中国的法律是 “人治”,因此总有那么多的“例外”,也因此才有那么多人“犯法”:有的铤而 走险,有的被逼上梁山,包括杀害傅正连的那两个知青在内。 但是《因陀螺的网》和《第四世界》这两篇,我却怎么也没看懂,至少不知道 其内涵是什么。前一篇,写的是三个或四个精神病患者,从文字中多少还能看出一 点儿“名堂”来;后一篇,就完全不知所云了。 此外,我总不明白您的小说中的对白,为什么有的加引号,有的不加,而且没 有“内在规律”,前后矛盾,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前后矛盾。最主要的是我看不出 这样处理的必要性。我觉得这似乎与“表现手法”关系不大,更不是个人的文风。 要照我说,不管是什么手法、什么文风,都应该遵守国家规定的标点符号使用法。 这也是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共同遵守的。 书籍装帧,自然应该百花齐放,不应该固守一种模式;但是一个作家的集子, 作为一套书,版面设计前后应该一致。但您的这套书,却不是这样。前三部(两部 长篇和一部散文),一级标题用三号黑体;《北极光》的一级标题就变成了四号宋 体。这样做,第一是前后不一致,第二似乎字号太小了一些,没气派;而《爱的权 利》,居然用四号仿宋体做一级标题,这就不仅仅是前后不一致和字体过小的问题, 而是一级标题的字比二级标题字(看起来)还要小,简直要“压不住阵脚”了。建 议五部书的标题字前后统一一下,绝不能用四号仿宋体做一级标题。 在这七十二天中,我除了看您的清样,也抓空写了几篇短东西。《三余庄庄员 变奏曲》您看到了,手头正在写的一篇,暂名《北苑熔炉的洗礼》,写的是1960年 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初稿已经完成,再改一遍,打印出来送请您过目。 啰啰嗦嗦,就写到这里吧。祝 佳作迭出! 吴 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 张抗抗致吴越信一封 吴越老师: 您好! 这是一封拖欠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复信,终于坐在电脑前打出您的名字,真 让我觉得内疚。这实际上是一封道歉信。为我的疏忽和懒惰,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 前些日子我为此事曾给您打电话,说我最近整理资料,才发现您在96年底写给我的 三封信,竟然一直压在抽屉里,至今还没有作复。当时我确是准备尽快回复的,后 来糊里糊涂又放下了,已记不得什么原因。“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因为您是在 写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校阅我的165 万字作品的。 有句老话说“大人不记小孩过”,您在电话里表示,您也早忘了此事,就不必 再写回信了。但我想人总是知错就改的好。何况,您那三封信中谈到的一些问题, 我也确实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请教您并与您讨论。 前年下半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自选集(5 卷),前期的编辑、装帧等 准备工作进度很快。但由于165 万字这样较长的篇幅,三次反复校对,单靠贵州社 自己的编辑力量,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为了保证这套书籍的质量,贵州社文艺室 主任莫贵阳,提出由我请一位有经验的退休老编辑,来帮助他们完成自选集清样的 校阅工作。当时我很发愁,具有一定文字语言能力的人,谁会有时间、有兴趣来做 这样枯燥乏味,负有一定责任,而报酬又相对(和以同样的时间进行创作相比)较 低的事情呢? 不瞒您说,我当时第一个想起来的有经验的“老同志”,就是您。 这些年间,我这个完全不懂得电脑原理的“电脑写作者”,在操作过程中,由 于一些我所无法解决、排除的问题和故障,已给您添了无数次麻烦。有时候,为一 点小毛病向您“紧急呼救”, 您放下手头正在写的作品,立即骑自行车赶来“救 急”,然后是“手到病除”“妙手回春”。这些年我用电脑写下了1000多万字作品, 都是在您这位“保健医生”的指导和维护下完成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许多老 的少的文友,都得到过您耐心和无私的帮助。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这样一个情景: 一位6O多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风里雨里,奔波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为“电脑 写作者”们排忧解难。肩负如此重任,您自己仍以“年产百万”字的速度写出了一 本又一本小说、纪实文学和电脑教材,这需要怎样充沛的精力、为人的真诚和对科 学的热情才能做到的啊。而您的电脑知识和技术,完全是依靠自学得到的,我为此 对您一直充满敬佩。还因为您本人已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又曾经在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您一定是一只出色的老“啄木鸟”,能把作品中的“虫子” 统统揪出来,帮我纠错改错。 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在电话中忐忑不安地表示了想请您为我自选集清样“救急” 的请求,没想到,您竟然一口应承下来。我在惊喜之余,连谢谢都差点儿忘了。 在以后几个月见缝插针、陆陆续续的校阅工作结束之后,您在送还我作品清样 时,还给了我您在校阅间歇中,写下来的那三封信。 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最好的感谢是对您信上那些意见的认真咀嚼。 您信中谈得比较多的是文学作品中标点符号以及语气用词的使用。 您在信上指出那些毛病,大多是确切而中肯的。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作品 中的标点符号,确有许多不规范和随心所欲之处。不规范是由于无知,由于语言常 识的欠缺,由于基本功的不扎实。1966年我初中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然后是上山下乡,从此再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字训练,写作都是在业余时间通过 自学练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补课,补得残缺不全。虽然77年后我在黑龙江省艺 术学校学习过两年戏剧编剧,又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过半年,但语文知识的 掌握依然缺乏系统性。 比如您谈到语句中“顿号”的使用,应当尽量减少或特别谨慎,我确实从来没 有重视过并认真学习过“顿号”的用法。我喜欢用排比,所以也就常用顿号,觉得 这样会使语句很有节奏感。我希望以后会注意节制。 又比如您在信上谈到语气词“呀”和“啊”“哇”的运用,应和语气词前一个 字的单韵母或复韵母相关,根据不同的韵母来选择语气词的尾音,但在我头脑中, 根本从未有这样的概念,一直都是按着人物的情绪和口吻乱用一气的。然而正统的 汉语文学,在语词的运用上有其严格的规律,如果并非由于某种观念的更新而有意 所作的尝试,我想还是应该遵守这些基本规律的。 再比如说“儿”化音──类似“一点”和“一点儿”的区别,也是我从未意识 到的。“便”和“就”,张三“道”和“说”等“字”的运用,原来都藏有如此多 的奥妙和学问,令我汗颜。我虽主张创新,反对墨守成规,但中国汉语的基本规则, 当然是要遵守的。文采斐然固然让人钦羡,但文风还应严肃才是。 说到这里,对您信中的还有两处意见,作一点小小的辩护。 一是整段文章中不加任何标点,只在最后用一个句号了结。我在长篇小说《隐 形伴侣》中,较多地用过这种标点方法。1985年写作的《隐形伴侣》,吸收了许多 现代主义的手法,其中有一些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部分,尝试用意识流的方法来表 现。一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速度很快,它们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没有停顿,是跳跃 和不规则的。如果仍然运用标点符号来加以限制和“规范”,似乎感觉不真实,也 很难使读者产生阅读中的效果。所以赵大年老师对此解释有一定道理,作者的动机 确是那么个意思。时隔十年再来看,也许当初的实验很幼稚,但文学作品总是希望 从形式到内容,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新东西,重要的是作者自己的知识和认识必须 不断更新。 还有关于引号的用法。我在中篇小说《因陀罗的网》和《第四世界》中,确实 有许多人物对话没有使用引号。这也是由于某些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对小说形式 和文本的探讨引发的。在一 些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文本中,对话不是作为具像描述的交待性过程,而是一 种隐形的心理交锋,是一种象征性的内在冲突。在某些场景中,对话仅仅作为两个 不同的人物而存在,他们其实也许并没有真正在“说话”,所以就不需要用引号来 确认了。有时候,人物之间会出现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即有形和无形的对话, 在“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对话,因此,有的用引号,有的就不用引号,希 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接受空间,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和领悟。在主观上,企图让读者 参与,但客观上是否能达到作者的预期,恐怕会有一些“误差”。 您在信中几次谈到“看不懂”,这是自谦。但我借这个机会谈一谈自己原初的 想法,是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小说艺术没有止境,写作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有所突 破。我想您是能理解的。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和散文,实在是不愿重复自己,更不愿 重复别人。这些试验的成败得失,只能留予读者去评说了。 《张抗抗自选集》5 卷,去年下半年就已经跟读者见面了。这不是文集,因为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出文集的资格。我希望给自己留些余地,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写得 更好些。您是我的电脑老师,也是我的文字教练,这165 万字的自选集中,融入了 您的心血和大量的劳动。所以最后我还是要再说一声谢谢,为读者而感谢您。也感 谢所有为文学作品纠错改错的编辑和读者。 致礼! 张抗抗 1998年 3月 30 日 ──原载《小说》1998年第5 期 及《作家通信》1999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