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路,宽得很! ──女摊贩小云姑娘一夕谈 我是个河南农村来的姑娘。上高中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考上大学、跳出农村的 梦。但是学校里师资差,家里又没人辅导我,自己也没有天赋,哪门功课都平平, 勉强能拿到一张毕业文凭,已经不容易,大学的门槛,就怎么也迈不过去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我们村子里,比我功课好的人不老少,可这几年来就没 一个人考上过大学,何况我是个“庸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梦醒了。 一个农村姑娘,如果考不上大学,三年高中等于白读。高中学到的那些知识, 基本上没有用。早知道如此,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出去工作呢。 说起工作,我们村子里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再说,我读了十二年书,要 是依旧下地捋锄把儿,好像也亏了点儿。工业方面呢,除了砖窑、建筑队之外,凡 是带电的、需要技术的、适合我们女孩子干活儿的企业,我们村子里都没有。正因 为如此,所以我爸才硬硬头皮叫我继续上高中,把“宝”押在我考取大学上。结果, 这一“宝”他押输了。 村子里和我上下年纪的姑娘,初中毕业以后的出路,最好的是托人情到附近工 厂做工,其次是上北京下广东去做打工妹,实在没地方去又没胆量去的,在家里再 呆一两年,大都不到十八岁就嫁人了。 我家没有阔亲戚,没有后门可走。广东地方太“开放”,邻村的姑娘有往那儿 跑的,据说真挣钱,可那钱来得“不容易”。我没有那胆量去,爸爸也不让我去。 本村有两个姑娘在北京,一个给人家当保姆,吃的住的都不错,洗衣服有洗衣 机,做饭有煤气,干活儿挺省事儿的;一个在小饭铺卖馄饨包子,干活儿是累点儿, 可挣钱比当保姆多。正好那年春节她们两个都回村来过年,听她们一说,我的心就 活了。跟爸爸一商量,爸爸见有人带,放下一半儿心,竟点头了。 我就这样进了北京。那一年,我十八岁。 头一年,我经她们介绍,到一家知识分子家里去当保姆。家里就三口人,住两 间半房,生活水平还不错,白天两口子去上班,孩子去上学,就我一个人看家,活 儿也不多,倒是挺清闲的。可是女东家醋心特重,男东家有时候跟我说两句笑话, 她就给我脸色看;每逢男东家厂休不上班的日子,她就更不放心,常常借口忘了这 个忘了那个突然“杀回马枪”。我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干了不到一年,就主动辞 了,另一个小姐妹的东家、小饭铺的老板介绍我到一个水果摊去帮人家卖水果。 卖水果的活儿比当保姆累,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可心情舒畅,钱挣 得也多。人家两口子文化不高,却不拿我当“贼”防。每逢我独自一人看摊儿,交 多少钱就是多少,从来没说要盘盘货、对对账。这买卖,挣起来真挣:五毛一斤的 进货可以卖一块多;赔起来可真赔:整筐的烂水果倒进垃圾桶是常事。 卖了一年水果,我觉得给别人干,不如自己干,挣钱不挣钱,落一个自由自在。 摆摊儿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时间一长,我认识了好几个卖小百货的。从她们那 里,得知卖小百货利润低些,却比较保险,至少不会把货物倒进垃圾桶去。于是我 就选定了干这个。 老板挺仁义的,没因为我要“跳槽”生我的气。还帮我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 ──一个防震棚,每月一百二十元房租──我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 我在北京没有户口,营业证当然是领不来的。好在北京马路边边儿上有许多居 委会办的“摊位”,铁板焊的货摊,每天租金加税金不到十元钱。只要我每天能有 四五十元钱的收入,我一个月就能挣七八百,比当保姆强多了。 小买卖,几分、几毛地挣,说难也容易,说容易也难:从“天意”批发市场进 货,一轴线五分钱,我卖两毛五,一块钱给五个,能挣七毛五;一块“舒肤佳”香 皂,进货两块九,我买三块八,比在百货公司买还便宜一块钱。此外如毛巾、袜子 之类,进价都很低:一双八九毛钱进的尼龙袜,至少能卖一块五。 我的摊位设在甘家口增光路。一天来了个外国记者,跟我聊了半天儿,拍了好 几张照片,还说我这里比纽约最热闹的街还热闹。要是拍的照片能登在杂志上,我 可就“名扬四海”了──我没告诉他我姓什么,正好旁边有人叫我的名字,所以他 知道我的名字叫“小云”。 小本经营,积少成多,两年下来,我的货摊子在马路边儿上扎了根儿,货足了, 本儿厚了,身上穿的衣服也漂亮了,隔长不短儿的,还在煤油炉子上煮一顿饺子吃, 每年也能给爸爸寄两三回钱。 我总算靠自己的力量活了下来。 当然,不如意的窝囊事儿、叫人头疼的糟心事儿都有,敲诈勒索的、不怀好意 的人也都碰见过。这些话,不说也罢,因为总是舒心的时候多,天下也总是好人多 嘛。 北京的路,宽得很哪! 1995.3.8. 北京 原载《彩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