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笔耕在杭城 我父亲原是嘉兴地方法院的法官,1947年底调任金华法院,我面临着初中毕业, 不便转学,只好把我一个人扔在嘉兴继续读书。 194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打算考高中。 那时候,法币贬值,公务员薪金本来就低微,加上工薪不能准时发放,而物价 却一天一变,原以为能买五六担大米的薪水,领到手的时候,只能买两三担了。而 我父亲又是个廉洁奉公的人,绝不沾贪污腐化的边儿,因此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 只能勉强维持。为了每天能吃上几片肉,父亲决定辞官不做,打算到杭州去挂牌当 律师。于是我就先走一步,到杭州去考高中。好在杭州有我一个亲叔叔,住宿、吃 饭还不成问题。 父亲的意思,当然要我投考最好的学校。因为单从我的初中毕业考试成绩看, 我的学业并不太差。但他不知道:我的数理化,如果没有同学“打枪”,那是门门 都要吃零蛋的。我的拿手好戏是做作文:两节课时内,同一个题目,正面文章做一 篇,反面文章做一篇,“中庸之道”再做一篇,时间居然还有富余。偏偏与我共坐 一张课桌的同学,数理化成绩相当好,就怕做作文。于是我就和这个同学组成了 “互助组”,每周他的一篇作文我包干,除了平时他的练习本给我抄之外,考试的 时候还要负责给我打枪。 没有同学的“帮忙”,我肯定初中都毕业不了。如今要考高中了,谁来给我打 枪呢? 当时,各学校是单独招生的,考试时间各学校大致错开。我一连考了三所高中: 杭高、浙大附中、安定中学,都以名落孙山而告终。各校招生完毕,我基本上没希 望读高中了。 这时候忽然报载:杭州市中正中学招生。学校以“中正”命名,前面又冠以 “杭州市”三字,自然是公立的无疑。父亲要我再去考一次。这可是最后一茬儿了。 成败在此一举。 进了考场,数理化只能交白卷了;语文卷子上,则借《我为什么要上高中》这 个作文题大肆发挥,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议论文,突出两个论点:第一,我初中还 没毕业,就已经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还兼任了一年多县报副刊《青年文艺》编辑, 只为学历太低,无法正式到报社去工作,上高中无非为了混个学历;第二,高中应 该文理分开,像我这样,志愿是当编辑、记者或作家,根本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学那 对我来说毫无用处的数理化。我知道自己反正考不上,干脆拿试场当戏场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白卷英雄”,居然被录取了,而且居然是第七名!也 由此可见,上这所学校的人水平如何了。 报了到,交了费,上了学,又是一连串的想不到:想不到这是一所私立中学, 想不到学费这么贵,想不到老师大都是军人! 中正中学,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为纪念蒋介石六十大寿而集资创办的,一共两所, 一所在重庆,一所在杭州,所以校名为“杭州市中正中学”。 杭州的中正中学,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董事长是顾祝同,校长是个退伍的将军。 开学典礼,台上台下到处是扛着两三颗金星的现役军官和穿着军便服的退伍军人。 校址在里西湖玛瑙寺,大门前面,满片都是荷花,环境好,风景更好。学费却贵得 吓人:一个学期要六百斤大米(相对今天而言,应该说是便宜得很了)。好在所招 学生,大都家庭富有而学业成绩低下,多交几个钱并不在乎。苦只苦了我这个公务 员的儿子,为了我交学费,父亲足足筹措了好几个月:一发薪水,就买两担米放着; 要是存钱,在那物价飞涨的年月,转眼间就变成废纸了。 开始上课,才知道这所学校的文史地数理化老师,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体 育老师也是军人,只有英语、生物、音乐老师是外聘的。数理化反正我既不懂也不 听,老师上课我就看小说或写小说,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语文老师的古文底子 却很好,看样子当年是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教地理的老师,一定在全中国打过仗, 说起东北的烟儿炮和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来,动听之极。教历史的,可就满嘴里 喷粪,胡说八道了。 第一节历史课,讲的是中国古代史。他说:纣王宠妲己,妲己不会笑,纣王就 在烽火台上举烽火,把各路诸侯的勤王人马招来,逗得妲己哈哈大笑。我站起来反 驳:“举烽火逗妃子笑的是周幽王,宠的是褒姒,不是妲己吧?”这一问,他竟振 振有词地说:“纣王宠妲己,举烽火招诸侯,这谁不知道?你就没看过《封神榜》 么?”我说:“《封神榜》是神怪小说,不是历史书。再说,《封神榜》里也没说 纣王举烽火呀?你是把《东周列国》的故事跟《封神榜》的故事掺和在一起了吧?” 这一回,可把他惹火了, 一拍讲台:“你愿听不愿听?不愿听的话,你给我出去!” 我说:“我交了六百斤大米,是来上学的,当然要听课,还特别爱听历史课。可我 不爱听胡说八道、信口开河。”他一跳八丈高:“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叫历史么? 历史就是前人编出来欺骗后人的鬼话,谁相信历史,谁就是个大傻瓜!历史是不可 能重演的,什么殷纣王、周幽王,我看根本就是一个人!”殷纣王和周幽王都宠美 女、杀功臣,都是荒淫的末代皇帝,确实有其相似之处,在史学界确实也有这样的 论点,认为他们俩就是一个人。但这样的观点,拿来跟中学生说,似乎还太“先进” 了点儿。 他有点儿下不来台,愤愤然拂袖而去了。同学们都说我开罪了老师,用眼睛瞪 我者有之,恶言相向者也有之。 从此我干脆很少去听课,早上背起书包,叔叔以为我去上学,其实我转了一个 弯,进了鼓楼图书馆,像一条书蛀虫,贪婪地啃着一本本发黄的旧书。每有所得, 晚上回家,就写成短文,寄到报纸副刊去发表。 发表我第一篇文章的,是《东南日报》的副刊《东南风》,题目叫《头发》。 《东南日报》是省政府机关报,是杭州最大的报纸,地址在众安桥。文章刊出以后, 我给编者谢狱写信,告诉他我是个高一学生,刚满十六岁。他大为惊讶,写信来说: 看我的文章,以为我至少应该有四十岁,并约我面谈。见了面,谈了很多,中心思 想是要我多读少写。我嘴上唯唯,对他的观点其实很不以为然。我的观点是既要多 读,更要多写:多读而少写,必然眼高手低;少读而多写,必然言之无物,缺乏力 度。──谢狱即谢伏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主编《浙江画报》,如今可能还健在。 通过谢狱,我又认识了《东南日报》副刊《青年版》的编者周冷。 1947年初,《天行报》采访课课长莫高联合白朗等人在杭州成立了一个“青年 文艺研究会”,我是嘉兴分会的会长, 并主编《青年文艺》周刊(《国民日报》 的副刊之一)。但是1948年夏天我到杭州的时候,青年文艺研究会已经停止了活动。 于是我就结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学生,成立了一个“新声文艺研究会”,自任会 长,正打算向社会局申请登记。 《青年版》有一个栏目,叫做“笔友”,是让青年读者通过自我介绍的方式建 立通信关系的。当时周冷正以“笔友”为基础,联络一批社会青年,打算成立一个 “青年自学会”,下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等好几个组。我就以“团体 会员”的名义,参加了他的自学会,成为发起人之一。 青年自学会在鼓楼图书馆开过几次大会,也出版过一本不定期刊物《综合》, 但是不久就被社会局勒令“解散”了。原因之一,是因为周冷也是个地下党员。他 还有个好朋友叫莫愁的,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是青年自学会的政治组负责人。他们 两人说话办事政治倾向性都很强,连我这个只谈文学不问政治的中学生都听得出来, 难怪他不久就上了黑名单,在杭州呆不下去,只好到四明山打游击去了。解放以后, 他在广州当新华社记者。 《当代晚报》也是我发表小品文的阵地。该报副总编兼副刊编辑张百怀同志, 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当时他二十七岁,我十六岁,都可以算是“出山”得比较早的 人才。可惜当年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在杭州主办一种文 化生活报纸,写文章介绍我的《括苍山恩仇记》,我们才联系上,并在北京见了面。 我和他谈起“多读多写”的观点,他表示完全同意,并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张抗抗 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读了许多中外名著,而练笔所写的习作,竟把床铺底下塞得满 满的。可见产生一个作家,“灵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绝不是单凭一股“灵气” 就可以取得成功的。 1948年10月15日,杭州市政府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做《大华日报》,其副刊叫 做《龙门阵》。编者白华,是个祥和的老人,身穿灰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像个 山村的老学究。我们俩的年龄大概相差四十多岁,但是他对我的文章表示很欣赏, 投给他的稿子,不论杂文还是小说,几乎没有不用的。不久,我就在《龙门阵》上 开了一个花边专栏,叫做“方丈笔漫”,每天一篇,每篇五百字上下,内容大都是 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时弊的杂感。文章的末尾,常常写上“某月某日写于里西湖玛瑙 寺”字样,以致许多读者都以为是玛瑙寺的方丈所写。可以肯定,绝不会有人相信 这些半文不白的辛辣文字竟会是出于一个十六岁孩子之手的。 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大败,时局越来越紧张,我父亲改变主意,打算到丽水去 当律师,不来杭州了。于是1949年初,我又到了丽水,进了处州中学,从高一重新 读起。 在处州中学,我也没好好儿读书,除了继续写小说和杂文之外,主要精力,都 用在“处中剧团”上。那一年,教育厅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欠了几个月薪水, 教师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处中剧团排练了歌剧《大年夜》(《白毛女》第一幕,喜 儿由校长张璇的女儿扮演)、话剧《裙带风》、京剧《打渔杀家》等节目,于四月 份发起“义演”,同学们上街推销门票,所得全部捐献给教职员工。五月初丽水解 放,剧团为解放军演出慰问专场,受到部队首长的赏识,动员全团参军,编为十二 军文工团。我因为是剧团负责人,要清理账目,归还服装、道具,没有跟他们一起 走。一个月之后,我在金华参加了二野军大三分校,同年十二月初到达重庆,又与 十二军文工团的同学们见了面。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行军路上排出《白毛女》全剧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