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只因为有了电脑 我从写作条件最差的作家 变成创作条件最佳的作家 一、我是个不会写字的作家 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他的生产工具就是一支笔。他的劳动就是趴桌子、爬格子。 因此,写字是作家的基本功。 但我却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作家。出去参加笔会,最怕的就是要我“留下墨宝”。 眼看别人潇洒挥毫,我只好躲得远远的,以免露怯。 不会写字的作家,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像高玉宝那样的文盲作家,本来就 不识字,于是只好来一个“返朴归真”,按照苍颉造字的原则,或象形,或会意, 不会写“蒋”字,画一个“蒋光头”,不会写“杀”字,画一个脑袋下面加一把刀。 另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学者型作家,编过课本和字典,号称语言文字学家,不是不识 字,而是不会写字。──正确地说,是写字很慢、很累、很差,春蚕秋蚓,天真得 很;稍许写快点儿,就会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认识了。 既然我以写作为业,怎么不好好儿练练字呢?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父亲是个大律师,写的状纸,都由秘书抄写誊清。我从小就想“子承父业”, 也想当律师,也想请个秘书给我抄稿子,有时间宁可看书,也不练字,而且打小就 身体力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大小楷作业,都是由同学代写的,自己则腾出时间 来看小说。到了每周三下午的作文课,我的任务是同一题目写三篇文章:正面做一 篇,反面做一篇,不左不右再做一篇,用来回报替我写大小楷的同学。当然还要人 家替我抄到作文本子上。 如此这般作为,其结果是练了笔却没练字。九岁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十五岁主编县报的《青年文艺》周刊,十六岁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连载,开始走上了 编辑、作家的道路。 我每天要写许多字,却又写不快,写不好,看见外国人有打字机,特别是听说 萧伯纳的书房里有四台打字机,都上着卷筒纸,剧本、小说、散文轮换着打,羡慕 得不得了。但是中文打字机笨重得很,根本不可能用来写作。那年月,中国也没有 一个作家是用打字机写作的。苦命的中国作家,失去了整整一个机械打字机的时代! 北方有句俗话,叫做“拉不出屎来赖茅房”,我自己写不好字,却赖中国字太 落后,太难写,无法机械化、现代化。1950年,我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四 川、上海等地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居然小有成绩。1952年奉调北京,在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汉字拼音化问题,参加《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并与倪海曙老师一起创办了文字改革出版社和《拼音》月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用 拼音文字写的诗集。 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我仕途通达,会顺利地成为一个语文学家兼作家 的。 二、写作条件最恶劣的作家 1957年,由于历史的误会,我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即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一 去就是23年。 入囹圄,遭缧绁,念念不忘的还是文字改革和文学。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我同 时在做三件事情:编一本《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写一部纯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 言初探》,写一首叙事长诗《望娘滩的故事》。 星期假日,我在60mm宽的铺位上摊开参考书,研究我的方言学;出工做土方, 我的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摞用废旧纸张裁成的“卡片”,每逢上下午工间休息的短 短15分钟,如果有灵感,就写几行诗,如果没有灵感,就拿出字典的卡片来排序。 真是分秒必争,惟恐老之将至云尔。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身处专政机关,有如 台风的中心,肉体上倒是没有受到丝毫折磨。但是除了雄文四卷和宝书一册之外, 所有书籍都被收缴一空,学术研究无法继续,精神世界感到极度空虚。好在写小说 是不用什么参考书的,特别是“高大全”、“三突出”等“四人帮”文艺理论出台 以后,我反感之极,决心用形象思维也就是文学形式来加以反对。于是我利用一个 人管理80亩稻田可以单独行动的机会,早上带着干粮下地,中午就坐在田埂上、树 荫下,在膝上摊一本用卷烟纸钉弛的本子,用只有自己认识的“狂草”奋笔疾书。 到了星期假日,请“知己”把我倒锁在工具房里,扣一只箩筐当凳子,摞三只箩筐 再铺一块语录牌当桌子,偷偷儿地整理在田埂上杜撰出来初稿,大冬天的还要穿着 棉大衣戴着绒手套,半天下来,手脚全冻僵了,站起来连路都不能走。写作条件差 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被“当局”发现,要不然,“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帽子扣到 了我的头上,弄得不好连小命儿都会丢掉! 经过五年努力,三易其稿,一部180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终 于脱稿了。“四人帮”倒台以后,稿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后印了近70万部, 终于成了80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全世界在监狱里写小说的人不少,但像我这样的写作环境和条件,恐怕并不多。 “文革”期间偷偷儿写小说的人也不少,但作品中不带“帮气”的,据评论家们说 只有我这一部! 三、有了电脑之后,我成了高产作家 自从1993年离休以来,我自封为专业作家,心无旁骛,一心写作,每天要在 “书房”里坐12-14 个小时,每年都要写一二百万字的文章。到今天为止,我已经 写了700 万字的小说,500 万字的电脑教材。在高产作家的名单中,也有了我的一 席之地了。 今年我的写作计划最庞大:一共要写二十本半书,共225 万字。──怎么会有 “半本”书呢?因为有一本是跟别人合作的,我只写一半儿,别人写另一半儿。 举一个高产的例子:有个朋友策划一套“十日谈丛书”,计划每个国家写一本, 第一辑先出十本。他找到了我,点名要我写《泰国十日谈》,字数30万上下,稿酬 每千字80元,可以先预支一半儿稿费,但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必须在两个月内 交稿。 我推托再三,不干接这个选题,因为他只出了个题目,没给我任何素材。对我 来说,写一部长篇小说,只要故事有了,结构也考虑成熟,每天写五千至一万字并 不困难,难的是构思。一个作家,要写一部作品,从酝酿到构思到动笔,往往需要 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时间,像这样两个月内就要交出成品的“急就草”,我还从来 没尝试过。但是策划者是个很善于“耍赖”的小辈,架不住他一天三个长途电话催 逼,只好答应“姑妄试之”。 于是,白天跑图书馆,晚上开始安排故事和人物,列出提纲,一周后动手写作, 经过56天的努力,并没有熬夜,一部34万字的长篇小说脱稿以后又经过两次修改, 终于提前四天打印出来交稿了。 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写作条件,是不可想象的。──我有四台电脑、 两台打印机、一台扫描仪,不敢说是“领导世界写作现代化新潮流”,在中国大陆, 因为还有一个高产作家老同乡叶永烈,我即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数一数二或者无 独有偶的了。 我号称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脑从事写作的作家。我之所以率先使用电脑,并不 是我有坚强的超前意识,恰恰是因为我不会写字,学一个“笨鸟先飞”。没想到歪 打正着,我受益之余,在电脑界的名气,竟比在文学界更大。 在写作条件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我能够写出一部150 万字的畅销书来,如今有 了这样优越的写作条件,如果竟写不出一部超过自己的好作品,那可就是我的耻辱 了。 但愿我的晚年,能够继续有所作为。 1998年9 月1 日于北京 原载《中国计算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