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烟花世家 1 外省市的人要到渊州去,除了坐船走海路之外,走陆路的最近便路线,就是先 坐火车到婺州,再从婺州换乘汽车。货物的运输,当然也一样。 婺州地处全省的中心,渊州则在婺州的东南。从婺州到渊州,公路全长五百公 里。如果修建婺渊铁路,据说全长还不到四百公里。但是要打通的隧道,要建造的 桥梁,却比翻越秦岭的宝成铁路还要多。这也就是婺渊铁路勘测了几十年,更改了 好几次路线,至今还没有动工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论是人员的来往还是货物的进 出,主要依靠公路运输。有人说:婺渊公路上的汽车流量,不但是全省之最,很可 能也是全国之最。 婺渊公路的二百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背山面水,村子建在分 水岭上,山坡上种的都是黄桃树,每逢春打花开的季节,满山满岭桃花盛开,把山 上水里全映红了。因此,这条山岭,就叫桃花岭,建在山岭上的村庄,就叫桃花岭 村。 桃花岭村一共有五百多户人家,二千六百多人口,在当地说来,也算是一个相 当大的村庄了。桃花岭村虽然建在分水岭上,而且也确实是一个村子,但却以东西 走向的分水岭为界:岭南的半个村子属景县管辖,岭北的半个村子属康县管辖。很 早很早以前,至少是明朝以前吧,据传说确实有过桃花岭南村和桃花岭北村两个村 子,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人口的发展,尤其是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特殊需要,南 北两个村子逐渐扩大了,靠拢了,终于合并成了一个。明清时代,分水岭上也曾经 立过界碑,明确分出南北两半个村子各归各县;到了民国年间,好几块界碑,不知 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全都不见了。于是,村民们的房屋,居然 就有跨建在县界上的。在这所房屋里出生的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算是景县人还是 康县人。 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解放前警察局抓赌,就得两个县的警察联合起来一起抓, 不然,赌徒们只要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警察们就算是越过了县界,管不着也不能 管了。 也许,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界碑,就是被这些赌徒们偷偷儿地挖出来扔掉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县界越是不清楚,不就越是可以浑水里摸鱼,跟警察们胡搅一起 吗! 还有一个笑话:据说是明清时代,界碑还在的时候,有一次桃花岭上发生了一 件人命案子,死尸正好躺在县界上,村里的两个地保,只好分别呈报本县的太爷。 景县的太爷跑来一看,见死尸的脚在康县一边,就说:“死人生前站在康县的土地 上,死了以后才倒向景县这边,按情理推测,这件案子应该归康县管。”说完,打 道回府了。康县的县太爷跑来一看,却说:“死尸的头在景县一边,头是人的首脑, 头在景县一边, 这件案子自然应该归景县管。”说完,也上轿走了。结果一件人 命案子,谁也不管,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两个故事,说明桃花岭村自古以来就是个官府不愿管也不好管的地方。 正因为桃花岭村具有这种无人管的特性,促使了它的迅速发展,而且是畸形的 发展。 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就是这里变成了公开的赌场妓窝,村里许许多多不仅只 招待吃饭、睡觉的饭店也应运而生,明清以来村民们大都以开赌场、妓院、饭店为 业。当然,更多的是把这三者合而为一的“综合性饭店”。 这种综合性饭店能在桃花岭村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因素之 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桃花岭,南距景县县城三十里,北距康县县城也是三十里。早在明清时代,从 婺州通往渊州的“阳关大道”,就从桃花岭村通过。不论是官员还是客商,也不论 是南来景县的还是北去康县的,除了有急事要办的人之外,都愿意先在这里歇一夜, 第二天再进城。这样办,一方面是图个第二天时间充裕、精力充沛,一方面也贪图 这里的宿店饭菜可口、伺候周到,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赌具可供赌棍儿们打发漫漫长 夜,有上好的阿芙蓉膏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每一家宿店同时 都兼做不要本钱的买卖,除了店里的“姑娘们”之外,只要你肯出大价钱,就是老 板娘的亲生大闺女,也可以陪你睡觉的。 二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一是到这里来投宿的旅客越来越多,二是村子里的“饭 店”也越开越多。这种“饭店”,除了一部分是本村村民开的之外,还有许多是从 四面八方投奔到这里来落脚谋生的人家开的。天长日久,也分不出谁是本村土著, 谁是他乡外地来的了。流风所及,凡是这个村子里的姑娘、媳妇儿,绝大多数都要 走这条挣钱的路子。由于名声难听,以至于外村的姑娘不肯嫁到这里来,本村的姑 娘除了被“客人”看中娶走之外,也很少有嫁到外村去的。几百年来,桃花岭村形 成了一个个牢不可破的烟花世家,互为姻亲,代代相传,与外村外族极少婚嫁。好 在这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村子里有几十个姓,就是再过二百年,也不怕发生近 亲联姻之虑的。 2 解放以后,由于官和商这两种有钱兼有闲的人突然间都减少了,桃花岭上的烟 花业也因此萧条了下来,“饭店”纷纷关张,赌场相继封门,光剩下几家货真价实 只卖酒饭并供歇宿的小饭店在惨淡经营。“社会主义高潮” 以后, 私营的商店 一概取消,就连这样的夫妻子女店也绝迹了。 只有一样东西,在这里一直没有绝迹──这就是梅毒。 梅毒俗称杨梅大疮,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与鸦片、玉蜀黍同时传向世界 各国的珍宝之一。大约在明朝中叶,梅毒由外国水手们通过“咸水妹”传到我国广 东一带,因此在我国早期又叫“广疮”。 桃花岭的梅毒始于何年何月,由何人传来,县志里既无记载,村里人也说不清 楚;但是在清朝就有人死于杨梅升天,却是有名有姓有事实可据的。解放以后,人 民政府听说桃花岭村妓院林立,暗娼极多,梅毒为害甚烈,特派工作组和卫生队到 村里开展工作。一方面查禁卖淫,一方面进行普遍体检,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少血液 中带有螺旋菌的竟达百分之七十六以上,其中四个加号的就有好几百人,还有好几 个人连鼻子都烂掉了。吓得队长除了向上级打紧急报告之外,跟谁都不敢公开这个 数字。好在当时的医学水平根治梅毒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于是一面申请药品,一面 强制患者打针服药。卫生队一行五人长住桃花岭村苦战了三个春秋,给上级打的报 告,说是全村的梅毒患者都已痊愈,杨梅大疮在村里已经绝迹;实际上,由于人口 具有流动性,统计数字难免有遗漏。比如说,梅毒世家徐万有,就是被他们遗漏的 一个。 徐万有祖上,不论是父系还是母系,世代都以开“饭店”为业,是桃花岭上标 准的烟花业世家。他们家开的饭店,楼下供酒菜,楼上供歇宿;白天有几个伙计炒 菜卖酒,晚上有几个姑娘接客卖身,生意兴隆得很。他祖母就是杨梅升天死的。临 死的前几年,鼻子烂掉了,只剩下一个圆窟窿,用一片纸贴着。为了不吓着顾客, 一天到晚关在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不让她下来,三餐饭都是送上去给她吃。徐记饭 店里除了供应酒菜、姑娘之外,还供应一种祖传的春药,叫做“金枪不倒丸”,专 门卖给老嫖客。没有想到,他大姐就死在这种背时的春药上。关于他大姐怎么死的 故事,在村里村外一直流传了几十年,至少在桃花岭是老少皆知的公开秘密。 据说他大姐从小就长的很好看,人也机灵。既然是出生在这种家庭,早晚要走 那条路,几乎就是命中注定的一般,倒并不奇怪。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开的是什么买 卖,从小就学会了应付客人的一套本事,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在她十三岁那一年─ ─当然是虚岁,有一个跑关外贩人参的大客商住进了店里,看了几个接客的姑娘, 都不满意,点着名儿要她去伴宿。她妈说:闺女年纪还小,要再过两年才接客。要 是客官看着中意,一定给他留着身子,请他两年以后再来。那客人说:他走南闯北, 爱的就是小小姑娘,长大了,他就不喜欢了。只要老板娘点头,出什么样的大价码 他都答应。她妈一时生气,随口开了一个大价钱:“只要客官你能用白洋把我屋里 这张八仙桌铺满了,我这个小闺女今夜晚就归你!”照她妈想,开这样大的价码, 无非为了气气他,让他知难而退,也就算了。不料那个客人说了大话收不回去,只 好认了真:当时就开开箱子取出白洋来,把一张八仙桌的桌面全铺满了。数一数, 横竖各二十五圆,共合六百二十五圆。当时当地,叫一个姑娘伴宿,最高的夜度资 也不过五块到十块钱,对桃花岭这种小地方来说,虽然是梳拢黄花闺女,也已经是 极大的价码了。她妈根本就舍不得让自己的小闺女去受这种罪,可是话说出去了, 又不能收回来,只好找一个理由,说是钱还不够:在白洋与白洋之间,不能看见桌 面儿──也就是说,在一层白洋之上,还要再加一层白洋。话赶话赶到了这个份儿 上,那客人也不好意思把说出来的话再吃回去,咬了咬牙, 愣是在第一层白洋的 上面, 又加了一层白洋,把白洋与白洋之间露出来的空隙全盖严了。这一回, 是横竖各二十四圆, 共五百七十六圆, 加上第一层,可就一共一千二百零一圆 了。按当时的行情,大米两圆钱一百斤,一千二百圆钱,可以买大米六万斤,三吨 的小卡车,足足要装十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老板娘看看一桌子白洋,又看看 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闺女,两头都舍不得。可是干她们这一行的,要讲江湖义气, 说出去的话,不能改口,何况还有那么白花花一桌子袁大头在眼前堆着,狠了狠心, 只嘱咐孩子要尽心伺候,就把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叫人家领进房间里去了。 那个贩人参客人一时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天大的价码,领回一个还挂着眼泪的 十三岁的小姑娘来,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了。可是嫖界也有嫖界的规矩,讲 好了的价钱,不能后悔,也不许找后账。于是这个老嫖客一连吃下了三颗徐记饭店 的秘制春药“金枪不倒丸”,要把这一千二百圆钱从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身上找回 来。入夜以后,楼下的人只听见那小姑娘吱哇乱叫,连哭带嚎的,非常可怜。做娘 的特地跑到楼上去扣着房门叮嘱女儿:“要挺住!要给娘争气!”在母亲的一再鼓 励之下,女儿总算不再叫喊了。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女儿已经死在床上, 客人早就逃之夭夭,找也没处找去了。 抗日战争时代,省会失守,省政府搬到了康县来,桃花岭成了省保安军驻地, 有钱加有闲的官和商都不大来往了。“饭店”门庭冷落,很多靠出卖皮肉为业的姑 娘没生意可做,不得不嫁给保安军的连营团长们做太太。徐万有的二姐, 也走了 这条路子,不大不小,当了个营长夫人。 日本侵略军步步进攻,眼看逼近康县,时局紧张起来,省政府不得不从康县继 续南迁,作为省政府护卫部队的省保安军,也要随省政府开走。那年月,作战部队 里带太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况是半带游击性质的地方保安部队呢?反正部队开 拔,官太太照例可以派民夫抬着走,并不用她们走路,所以徐万有的姐姐理所当然 地跟随丈夫“出征”去了。徐万有那年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半大孩子,说懂事吧,人 间的酸甜苦辣还没有尝到多少;说不懂事吧,世上的七情六欲又都具备。在那动荡 不安的岁月里,住在公路边儿上,明摆着是件极不安全的事情:不管是敌军打过来 还是国军打过去,倒楣的总是老百姓,今天拉夫,明天抓丁,老也不得安生,弄得 不好,连小命儿也会搭进去。想来想去,还是跟姐姐姐夫走最安全。只要当上了保 安军,能不能保老百姓的安不一定,至少保自己的安是没有问题的。跟父亲一商量, 家里也说这是上策。于是就附骥而行,穿上一套灰布军装,给姐夫当传令兵。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省政府又迁回省会,省保安军经过改编,有的成了中央 军,继续打内战;有的遣散回家,另谋出路。他姐夫既非出身军校,也非出身行伍, 成了编外人员。好在他是做生意的出身,就弃军从了商。反正抗战以后美军剩余物 资颇多,门路也熟,弄好了,一本万利。徐万有跟姐夫又跑了几年生意,经验足了, 门路也熟了,就跟姐夫拆了伙儿,自己跑单帮。本钱虽然不大,却也是小老板一个, 不论走到哪里,顿顿饭有酒有肉,夜夜有姑娘陪着,活得还挺逍遥自在。 解放之后,幸亏手头还有一票存货,不但没赔本,反倒赚了一笔。解放初期生 意好做,没几年工夫,就攒了一小笔钱。到了一九五三年,大部分商品都由国营商 店统购统销,私人做生意不但越来越困难,赚钱也少,干脆就把手上的货全折出去, 带上一笔钱回桃花岭来了。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3 徐万有回到桃花岭,他母亲已经故去,他父亲也已经年过六十,却还在开着一 家饭馆兼旅店──当然不可能有姑娘伴宿了。徐万有从父亲手中接过小饭馆儿来, 拿出积蓄,修整了门面,添置了家具,还亲自上灶掌勺,原打算指着这几间店房重 整旗鼓大干它一番的,没有料到婺渊公路上车辆稀少,一整天也过不了几趟车,吃 饭的人不多,住宿的人更少,门庭冷落,勉强维持了四五年,到了一九五八年社会 主义改造高潮,来了个一刀切,不论是大商店小铺子,一律要走公私合营的路子。 徐万有的小饭馆儿生意清淡,正打算关张,听说要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心想合营 之后,自己就当个掌勺的,是赔是赚全不管它,总能混一碗饭吃,所以不但不反对, 还积极申请。不料工作组眼睛挺亮的,也知道这种路边儿小饭馆儿一个人连掌柜带 掌勺加跑堂,尚且生意清淡,难于维持,要是公私合营,再加个经理、会计什么的, 明摆着是干赔的买卖。那年月,连城里的大饭店尚且关的关、并的并,乡下路边儿 的小饭馆儿,谁会关心?徐万有几次申请,工作组推给公社,公社推给生产大队, 要求改成集体所有制。那时候的大队干部,第一是思想都很“左”,认为开饭店就 是想发财,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它对行人旅客是否 有好处,只凭队长的一句话,就做出决定,让它关门大吉了。 于是,桃花岭上最后一家小饭馆儿,从此寿终正寝。 徐万有关了小饭馆儿,按当时的形势发展需要,只能参加人民公社,当一个听 喝听令儿的公社社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大跃进的岁月,反正到处都是热火朝天 的,只怕没有劳动力,哪儿都是干不完的活儿。徐万有先是到小高炉上去大炼钢铁, 炼钢也炼人,力争三年之内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接着又战天斗地,移山填谷,做 当代的老愚公。反正他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尽管辛苦点儿, 日子倒也还过得去。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要按照他平时的表现,本来没他什么事 儿的。只为他跑的地方多,见识广,道听途说的新闻、旧闻记住了不老少。他看见 报纸上天天有江青的名字出现,虽然在会上没说什么,会后跟人闲聊,却谈起了许 多有关江青的风流韵事。那年月,好朋友之间讲几句悄悄儿话都要掂掇掂掇份量,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一桩十恶不赦的杀头大罪,如果不加揭发, 就会连坐,也要按反革命罪论处的。于是听见此话的人连夜到大队部去坦白自己揭 发别人了。大队长和支书一听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反革命言论,这可 不是一件小事儿,当夜就把徐万有抓了起来,第二天,结合他解放前是妓院小老板、 反动军官小舅子,解放后又是小商贩、小业主等反动身份,经过大会批斗,送交法 院严肃处理。这种案件,在当时是最容易处理也是最坚决打击的,并无商量的余地。 不久,就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劳改农场劳改去了。 4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倒台宣告结束。徐万有的十年徒 刑,也将服刑期满,快要宣告释放了。那时侯,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 迫害造成冤假错案的,正在一件件平反改正。徐万有的言论仅仅涉及江青,当年抓 他、批他、送他的村支书刘文英后来也被村里的革命造反派打倒,进过变相的劳改 队,对于当反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儿,深有体会。因此没等徐 万有刑满释放,就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赶紧把当时怎么抓他、批他的经过重新整理 上报。不久,徐万有就“提前”出狱了,并且还得到了一纸彻底平反的决定书,恢 复了名誉。 解放以来,徐万有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来。这一回,仅仅 因为他在“四人帮”时代挨过斗、坐过牢,虽然谁也没有封他为反“四人帮”的英 雄,可是人们却自发地在心目中默认他是“四人帮”时代的受迫害者,特别是宣布 彻底平反的决定书以后,人们全都对他肃然起敬起来,他那本来并不甚高的“身价”, 突然之间竟提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