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讲话的四川人” 作者:袁鹰 回想起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1949年6 月5 日下午,上海解放刚一星期, 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坐满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出席几十年来上海未曾有过的 一次盛会。统率大军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长 陈毅将军便装到会,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他那豪爽坦率的态度,真 诚实在的讲话内容,加上诙谐风趣的四川口音,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使所有在场 的人都着迷了,会场上自始至终欢声不断。上海知识分子见过许多世面,“阅人多 矣”,却是第一次面对一位完全出乎他们想象之外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许多人从此 成了“陈毅迷”。在几位教育家、科学家接连发言之后,主持座谈会的夏衍同志请 巴金同志发言。巴金腼腆地站起来,第一句话便说:“我虽然也是四川人,却是不 会讲话的四川人。”顿时全场欣然,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 尽管我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中学时代便读《家》《春》《秋》和《灭亡》《 新生》,是巴金的热诚崇拜者。也早知道他原先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抗战胜利后他 又回上海,我却从未敢去冒昧打扰这位大作家。因此那天八仙桥盛会上,是我生平 第一次见到巴金同志,对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不仅丝毫没 有大作家的架子,而且是那么谦恭平和,坦诚朴实。以后十多年,在上海和北京, 虽然多次在会场上遇到,但一直不曾冒昧前去拜见。 十年动乱结束的第二年冬天,我和报社两位编辑同志去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 晤面座谈,揭露和批判那个林彪、江青一手炮制、为害十年之久的“文艺黑线专政” 谬论。我们连续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文学界的,一次是艺术界的。12月10日那 天,初冬的上海已经很冷,巴金同志一早就来到东湖路招待所,他和柯灵、王西彦、 李俊民、孔罗荪、杜宣、黄裳、草婴、茹志鹃、包文棣等同志先后发言,愤怒地声 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粗暴否定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成就,对作家们施行残酷的迫 害。巴金同志讲话并不长(像他以前说过的是“不会讲话的四川人”),但极有分 量。他认为“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是余党犹在,余毒深远,我们千万不能手软, 一定要除恶务尽。他后来将发言补充成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在12月26日《人民日 报》上发表,题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他以自己解放后的经历,驳斥“文艺 黑线专政”论的荒谬和危害。他指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 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他讲话声调并不高昂,也未举一个实例, 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作家心头的隐忧。 这种隐忧,在他以后撰写的《随想录》中一一表露出来。读《随想录》,我们 不仅受到感动,受到启发,他对国家民族所受灾难是那么哀伤痛心,对造成这场旷 世灾难的封建专制遗毒和“左倾”思潮是那么憎恨厌恶,更引起我们心灵的强烈震 撼,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麻木不仁,不能无动于衷。这位“不会讲话的四川 人”,确实从来不会讲那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假话大话,不会讲那些言之无物、 使人厌烦的套话官话,不仅不讲,而且十分反感,疾恶如仇。他讲的是发自肺腑的 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来,他之 所以受到读者和海内外文坛推崇尊重,自茅盾先生逝世后他以高龄一直被选为中国 作家协会主席,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文人崇高、 真诚、纯洁如水晶般的品格,那是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的。 巴老晚年一直真心而积极地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 发言、写文章。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作家、读者的支持,经过几年艰苦努力, 惨淡经营,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北京初步建成,而且收藏不断丰富,斐然成章, 成为北京极具特色的一大人文景观。每一个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的人,都会情 不自禁去摩挲门把上巴金老人的手印,从老人的手模中接过一股正气,一份精神力 量。 近一二十年来,我每次去上海,总要去拜望巴老。有时他去西湖边休养,有时 他住华东医院治疗,我也都拜托巴老女儿小林女士代致问候。在武康路寓所见到时, 老人总是亲切又细心地询问我的近况,关怀备至。有一次他问起我的写作打算,问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是不是多一些时间。我回答:虽然不再上班,每天也还有一堆杂 七杂八的事做不完,有不少题目待写,还有不少编刊物、编书的任务。巴老听了, 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 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的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也一定会牢记 下去,以此报答巴老对我这个后辈的关爱,并且衷心祝贺老人百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