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生活 作者:大鬼 前两天,有个不到二十岁的、很不招我喜欢的孩子非拉着我聊天,问我小时 候的生活。我怎么躲也躲不开。后来看在一顿饭的面子上,和他瞎扯了几句。饭 桌上我有点倚老卖老,狠吃了几块排骨,以显示我的牙还算不坏,最后把个馕沾 着菜汤吃了,以示我从不浪费粮食。饭后我由衷地夸奖了他的慷慨,并祝贺他从 小就过着鸡鸭鱼肉的好日子。谁知道他并不领情,从嘴里吐出半根牙签:哪有什 么好日子,不就是天天喝牛奶吃面包吗!? 这句话有点刺痛我的回忆。我是75年生人,有过“喝牛奶吃面包”的日子, 但并非“天天” ,“天天”的日子那时我们家还过不起。而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生活我认 为是相当好的了,而这个八十年代的孩子竟如此瞧之不起,大出我意料。我想, 我们之间一定对于“好生活” 的理解存有分歧。这种分歧肯定与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我不了解他们的, 但却知道自己的,因此想写一点东西,权当是回忆吧。 需要多说一句,我认为七十年代人并不能整体划一为一代人。前5 年和后5 年(尤其是后两年)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差距,无形中培育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 观也完全不一样。按照我自己的看法,75年为界,前5 年人的任务是完成六十年 代人向八十年代人的过渡,因此在他们身上,六十年代人的烙印还十分明显,包 括个人气质和处世策略。75年以后社会慢慢转型,这几年出生的人更多的可以在 八十年代人身上找到影子,是泥是沙(并无贬意),基本分不太清楚。 所以要说纯粹的七十年代人,我觉得是没有的。 < 玩具> 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是玩着电动汽车长大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我国生产资料 最丰富的时期。 从小就能干驾驭“汽车”的能事,使他们浑身都透出一种敢于单打独斗的 “电气”。横冲直撞,另人躲闪不已。他们什么都不憷。比起他们的锐气,我们 显得相形见拙。 木枪是我们的主流玩具。大概分两种:一种的扳机是固定的,扣不动,只能 拿着干过瘾;另一种高级一点,一根绳子系在枪管下面,另一头绑个硬塑料做的 塞子,每当要冲别人开枪,便把塞子塞进枪头,随后扣动扳机,“啪”,子弹应 声而出,但由于绳子的牵力而马上以抛物线状自由落体,想要再射击,就如此反 复。若拿它和后来的颇具杀伤力的玩具枪相比,质量和趣味程度显得非常低级, 不可同日而语,但安全系数最佳,不会伤害到他人。那时我有个“王八盒子”, 黑色的,锃亮,黄颜色的枪把,弹夹还可以拆卸,很是唬人,算是彼时枪中的极 品。几年以后还有个伙伴提出要用他偷来的一套《丁丁历险记》和我交换,我都 没同意。主要是他偷的不全,书上还有臭味,我怀疑是从垃圾堆里捡的。不过这 把“王八盒子”不久就不见了,我琢磨是被他偷走了,但为了保持彼此间的友谊, 没有戳穿他。 上小学后我们手里的玩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满足我们兴趣的东 西,更在游戏过程中填入了英雄色彩和赌博性质。洋画和弹球,是每个男孩兜里 必装的两样东西。这些东西要用钱去买,因此我们那时都是“节约标兵”,零花 钱基本都用在这上面。当然玩的好的不用常买,笨手笨脚老输的,会成为小摊儿 的常客。洋画要装在不能被老师和家长翻到的地方,比如帽岩、袖口、袜子或鞋 垫底下。相比起来藏弹球有些费事,所以我们一般是带两个,缅在袜子里,一边 一个。 卖洋画弹球的小摊儿上也有其他小东西,我就曾悄悄拿走过一只绿玻璃做的 小公鸡,非常小,只有小拇指的一半那么大。我们班的班长,每天除了老师布置 的作业外,放学后都会自觉地去小摊儿偷一枚杏吃。从来没被抓住过。他的这个 本领很让我羡慕。不过自从他吃了一枚长蛆的杏,坏了肚子后,就再也不去偷杏 了。总之,小摊儿上的一粒瓜子都对我们构成极大的诱惑,根本抗拒不了。 洋画的玩法,因地而异,但基本都差不多,分为“码的”“扇的”和“暴的”。 这是此行的术语。所谓玩“码的”,就是两张横排在一起,一人扇完后另一人接 着扇,两张全部被扇翻过去后,即归其所有。“扇的”不计张数,出多少张都行, 然后按级别比大小,级别大的一方要将这些洋画整齐的垂直摔向地面(不许抬手 过高或过于用力),有些洋画会被摔翻过去,再去扇那些没被摔翻过去的,最后 背面朝上的都归自己。如果还有剩余,则另一个人照着他的程序继续玩下去。很 多高手根本不留机会给对方,一摔即全部翻转,连扇都省了。我就是“摔”中高 手,手指间作弊的手段甚是高明,别人能看出作弊,但却说不出根本,再加上点 耍赖,真是骗来不少胜利果实。但如果遇上个楞的,一下出几百张,再高明的伎 俩也用不出来,因为拿都费劲。“暴的”我不经常玩,因为手上没劲,那需要把 手板拱起,大拇指紧贴在食指上,用力去拍地面,通过手和地面之间缝隙里挤压 出的空气,来掀翻摞在一起厚厚的洋画。“暴的”还可以演变出一种“陪的”玩 法,双方事先约定好不得少于几张,将洋画摞起,出的多的人先暴,猜被暴翻过 去的单双,猜对了拿走,猜不对照数目再掏出些洋画来摞在一起,重新开始—— 是为“陪”。因此这种游戏如果玩不好,就会看见两个蹲着的小孩,面前的洋画 越摞越高,像个长方体小塔,最后不管用多大力量,小塔都是岿然不动。 我们对洋画的俗称叫“塔儿”。玩洋画还有一些通行法则,比如玩“码的” 不许抡胳膊,只许动手腕扇;另外不许用手碰到洋画,那叫“打塔儿”,不算数, 要重新来。 拍洋画的孩子那时满大街都是,遍布各种场所,只要有个地方,游戏就可以 开展起来。这个游戏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天气并不能成为将它置于一旁的原因。 冬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还要躲到楼道里去玩,拍得两只黑黑的小手裂出 口子。 除了洋画外,再有用“煽”去发泄的游戏就是“方宝”和“三角”,这些都 是由路边的烟纸而得。 弹球有好几种,主要分“花瓣”和“实心”,都是玻璃做的;另外一种“铁 钢”(铁球或钢球),通常不带玩,一是弹起来使不上劲,二是那家伙会毁坏玻 璃球,划不来。曾有个同学不知道哪捡来个铅球,又大又沉,结果找谁谁不跟他 玩。 “进坑”是弹球最流行的玩法,有时是一个圆坑,有时是五个,各处规矩不 一样。挖这个坑很需要技巧,熟练的人只需把脚跟在土地上使劲转一转,坑就成 形了。玩法是双方在坑远处抢着把自己的球先弹进坑,然后就有资格去弹对方没 进坑的球,打中后即归自己所有。 还有一种玩法叫“CEI (四声)方”,就是各自在一个划出来的方形里码上 一个球,然后再用手中的球在方形外弹对方摆在方形里的球,弹出方形后即归自 己。但假如没有弹出对方的球,而手中的又落在方形里,那就只能让它留在里面, 再掏新的球来弹。 在玩洋画和弹球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心,因为“大孩子”们可能随时窜到 我们身边,抢走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被抢大,大了又去抢别人的。 群体游戏也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宝贵时间。那时我们的群体游戏主要是打弹 弓仗。弹弓分为两类,一种是发射纸弹的,一种是发射石子的。发射石子的除了 打鸟外一般不带玩,因为伤害性太大。弹弓的材料有木制的,也有用硬铁丝挝的, 基本都是自己动手制作。 再有值得回忆的,就是挖陷阱和“补锅”了。 挖陷阱和“补锅”都是沙子堆边进行的游戏项目。挖个陷阱,把洞挖得深深 的,在洞口铺上油毡,再用沙子掩盖好,以确保它不被人识出。心细的伙伴还要 故意在上面撒几片树叶,或者在陷阱前几步远处放上张写有字的纸,用石头压上, 作为引饵。然后大家就坐到路边,远远地向沙堆眺望,等待着看哪个倒霉鬼踩上 去。有一次一个伙伴还在陷阱里拉了泡屎,被他爸爸踩上了。 “补锅”是我们非常爱玩的游戏之一。在沙子里挖出湿泥,我们叫它胶泥。 揪一块做成平底锅的形状,要底薄壁厚,然后用力向地面摔。通常做得好的“锅” 都会随着“砰”的一声锅底被摔破,爆裂出一个大洞,对手则需要用属于他的面 积相等的一块泥来“补”在“锅”上,这块泥当然就归对方所有了。这时,就可 以清楚的看出每个小孩身上的贪婪。一方总是把一块泥用手掌压得平平的,薄薄 的,放在“锅”的破处,嘴里喊够了够了,另一放则撇着大嘴嚷嚷,早着呢早着 呢你怎么这么赖!我们对经常因技术太滥以至“锅”摔在地上变成一堆烂泥的孩 子嗤之以鼻,瞧不起他们。那时,“锅”摔出来的巨响声是我们最喜欢的声音, 现在仍然能清楚地忆起。几年前好象还听到过一回,不过不是泥锅,而是邻居家 的高压锅。 很少有男女生共同玩的游戏,大概也就是跳皮筋和砍包了。跳皮筋我会三种, “踩筋”和“跳茅坑”,第三种我想不起来名称了,只记得结束时要边跳边说一 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好象就是“跳茅坑”,那我就只会两种)。砍包是件很有趣味的游戏,参 与的人越到越热闹。 通常情况是这样:几个人在分拨玩夹包,看的人多了就难免有申请加入的, 于是人一多起来,就改玩“甩大脚”,人源源不断地加入,最后就改砍包了。砍 包可以锻炼机敏协调的能力,我到现在还没有半身不遂,就是玩砍包的好处。至 于官兵捉贼、叫号、拔老根等我就不说了,因为现在的小孩也还在玩。 < 食品> 我不知道别人家,我小时侯的确很少从父母那里得到零用钱。攒起来还不舍 得花。那时的冰棍是3 分钱一根,又瘦又小,白色的包装纸,吃得最多、也最爱 吃的是小豆冰棍,巧克力冰棍也很好吃。后来冰棍长到了五分,之后红果和酸奶 冰棍也相继问世。还有一种黄颜色的雪糕,1 毛2 一根,但我嫌贵,不舍得买。 四年级时出了冰砖和双棒,对我而言都属于贵族食品。 现在的冰棍花样多,卖家也改开牙,都几块几块的,但我认为都不如小豆冰 棍好吃,要是别人请,我认为还可以将就吃两根。汽水清一色是北冰洋的,白瓶, 液体是黄颜色的,瓶子上画着只北极熊,好象是2 毛钱一瓶。 小时候食堂的馒头不像现在这样像个白胖子,标准粉的和富强粉的分开来卖, 标准粉的馒头3 分钱一个,富强粉的5 分。五年级以后馒头像接到命令似的统一 变成了富强粉,一毛一个。 我和伙伴们经常结伙去食堂买馒头,然后把剩下来的钱凑起来,买点咸菜夹 在馒头里吃,还没到家一个馒头就吃没了。没过几年咸菜就换成了2 毛一两的猪 头肉,再后来是2 毛5 一两的蛋清肠,最后我们主动把生活提高到4 毛一两的酱 牛肉。 我至今还记得冬天去买大白菜情景。天还不亮,家里人就去排队了,我稍后 也赶到,发现队排得很长,每家每户都推着小推车,前边的已经在把大白菜往小 推车上装了,后边的人还瑟瑟发抖,不停跺着脚。买回来的大白菜要放进菜窖, 菜窖都是各家事先在空地上挖好的。我们经常跑到别人家的菜窖里去玩,拿根棍 子戳两下白菜,不干其他的坏事情。 彼时商店里的零食很少,有印象的也就是话梅肉和牛肉干。我只买过牛肉干, 绿色的小袋子,上边是一头牛,打开包装后只见7 、8 颗牛肉干,1 毛8 一袋, 不如现在的好吃。话梅肉我不达喜欢吃,但我有个伙伴很衷情它,为此还吃掉了 一颗牙。 煎饼要比现在的大很多,5 毛钱加二两粮票,可以买个裹油条的,6 毛钱加 二两粮票,能买个薄脆的。薄脆又大又薄,我们那时都喜欢吃。初中时我在宣武 区少年美术馆学画画,早晨和同学经常去吃煎饼,我现在还没忘记,门口那卖煎 饼的男人多找过我两毛钱,我给了他一块,他找了我6 毛,也不知道他这帐是怎 么算的。 还有一种绿色包装的方便面,2 毛8 一袋,味道很好,常被我们干着吃。 < 教育> 比起现在那些书包沉重、脸上透着成熟的孩子,我们那时可以说是自由的, 这自由可以让现在的孩子们羡慕死。每天只要做完作业,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接受 伙伴们在门口声嘶力竭的邀请。那时的“负担”仅仅是作业。我们当中很多“聪 明”的人在学校时就已经把作业做完,为的就是晚上能够张狂地走出家门。虽然 说这种做法是积极的太过牵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从中培养了自觉性。 学校很多现在看来很没有必要的要求对我们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采 树籽和打苍蝇。 当时学校要求每星期一要交一袋树籽和数量不限的死苍蝇,树籽寄给山区, 灭苍蝇是为了搞城市卫生。其他活动还有上街擦警楼,给五保户搞卫生等等。我 记得在北京市的第一个戒烟日里,同学们全体出动,见谁抽烟上去就叫其掐灭, 若其不服则会招致一帮孩子的围追堵劫。有的女生甚至尾随“叔叔”们进入厕所, 义正言辞:请您不要吸烟! 说实话,当时教师的素质普遍不如现在,但都很负责任。家访是老师必不可 少的功课。我们那时都怕家访,只要老师一说要和谁家长见面,那孩子准说家里 姥姥老爷或爷爷奶奶病了,要不就说家里人都出差了,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还没 人给作饭吃。老师一副古道热肠地说那你去我家吃吧,那孩子肯定还得说不了谢 谢您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特独立的样子。几乎每个被认为比较“坏”的孩子都 会被老师特别优待,一人发一个红皮的“家长联系本”,上边把你今天的表现描 述得清清楚楚,每天家长要在上面签上名字,表示知道了。我们几乎都是在那个 时候学会临摹家长名字的,所以以后凡是有家长签字的事,我们都会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 没有哪个家长会对自己的孩子客客气气,也没有哪个孩子敢向家长提“人权”。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忌惮的对象,或是父亲或是母亲,父亲居多。家里的人翻我们 的书包,查我们的作业都感觉很正常。不象现在的孩子懂得隐私,那时的我们只 盼着老爹别从书包里翻出洋画或从某本电影杂志上撕下来的露着半个膀子的女演 员画片,那些是我们最心疼的东西。 家长会毫不心疼的让我们做这做那,仿佛我们不是他们亲生儿子。这点很多 孩子都怀疑过。 家里从不顾及打骂(当然我们肯定是不占理,挨打也活该),也不担心我们 会离家出走。一次有两个伙伴毫无理由的约好离家出走,并各自带了20元巨款, 在丰台火车站坐了一个小时后,又返回家。第二天我见到他们时感到很错愕,问 其原由,其中一个说:坐了会儿,但饿了,就又回来了。 < 语言> 那时的语言丰富多彩,也显得歪门邪道。说某人厉害用“火”、“煽”、 “顽儿”;说某人傻用“脐儿”、“缺”;形容一个人总是出人意料用“神”; 追女生叫“磕”、“喇”、“呲”、“秀”;俩人好不说谁是谁女朋友,直接说 那是谁的“媳妇”,其实多是些没影的事。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比如魔方、滋水枪、胶皮管(因为可以往里灌 水滋着玩)、知了的幼虫(挖出来炸着吃)。还有去菜地偷萝卜和大棚里的葡萄, 只是碍于我现在的善良形象,就此收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