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准记者历程 一 从一个遥远的山城抵达广州,半年多的生活让我感到了理想不堪的沉重。我开 始惊讶地发现:在城市霓虹灯的映照下,过去那些文字中放飞的雪月风花显得多么 苍白呀,一个年轻人对未来总不该如此自恋而无可期待吧--我必须改变思路来寻找 出路了。 有一天,灵机一动,我默默对自己说:给报纸写点文字好不好?契机就出现在 1998年3月。 班上一个叫毛师英的同学,来自清远石灰岩地区,他忧心忡忡地说起当地小学 生流失严重的状况,这让我陡起仗义之心。我让他在家乡一间小学做校长的父亲迅 速寄来一批贫困学生的材料,然后在班上展开宣传。作为一群大一的孩子,同学们 胸怀大志却无处下手,扶助山区的孩子或许最具实践意义了,可算作理想的延伸吧。 于是,很快就有600多元的扶助款和一批书籍辗转送到山区孩子们的手上。这让十来 个濒临失学的穷人家孩子回到课室,也让我们拥有了些许成就感。 毛校长不久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窃想,是不是可以找家报纸对我们 的善举"自我表扬"一下呢?我打通了南方日报广州新闻部和羊城晚报的报料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的陌生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遍。对方说,可以试一下。 3月19日中午,我忐忑地问一个在报纸上发过不少文字的学兄,羊城晚报社在什 么地方,答案是东风东路。下午放学后,找遍学校附近的四个公交车站,我竟没发 现哪路车途经报社,只见有车到东风西路,不就一东一西吗,相距想必不远,我于 是上去了;只因搭错了车,后来不得已转车,两个多小时都在晕头晕脑地穿越城市 中一条条陌生而喧闹的街道。一沓稿纸在手中抓久了,居然变得有些湿润。傍晚6点, 到底走进了东风东路733号的羊城晚报办公楼,我心如鹿撞。 1998年3月20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的《羊城晚报》第二版发了我一 条消息《六百元扶助孩子》,200字上下,名副其实的"豆腐块";然而这让我看到了 属于自己的幸运和希望。不久后,《南方日报》换了个题目也把这条消息发表出来。 最初的摸索可谓由此开始。 6月的一天中午,忽然冒起一阵拍新闻照片的冲动,但囊中羞涩,于是死缠烂磨 从一位学兄那里借来一部破旧的傻瓜机。他一再叮嘱机子是朋友的,要是弄坏就不 好交代了。那天中午,阳光正烈,白晃晃地占领了地面的所有角落,整个身子都晒 得麻木了。我背个小包,踩了部全身都哐哐作响惟有车铃不响的自行车出发了。广 州大桥、赤岗大塘,再到新港西,沿途所见,我都拼命思考:它们到底有没有被拍 的价值,甚至痴想照片冲晒出来后会放到版面的哪个位置上。 广州大桥上,十来个中年女人在机动车道上卖摩托车头盔,一个个耷拉着草帽 在正午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汽车从她们身边绝尘而过。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她们 绵软无力地招呼了一下,然而很快又把头歪到一边了。我拿起相机,太阳下,一道 并不耀眼的白光闪过,女人轻轻地斜拉了一下帽檐,露出两只朦胧惺忪的眼睛--我 仿佛一个做错了什么的小孩,急忙跨上车座飞驰而去。 大桥南人行道一侧,有堵墙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坍塌下来。墙上挂了块木牌, 上写"此墙已倾斜,行人请绕道"。有关部门怎能如此敷衍呢?我想着就把这堵墙侧 拍了下来。此外,还拍了张贴在高压线箱、电线杆上的极具诱惑力的"男女公关"招 聘广告,汗流浃背又不亦乐乎。 有付出就有回报,拍的第一个胶卷竟然有三张照片登上了报纸版面。 一个月后,跟朋友借了500元,加上自己的一份,我拥有了一部"海鸥"相机,我 妄想试探光与影的爱恨缠绵。 二 1999年9月,大二了,我的思路忽然清晰许多,也很幸运。从此稿子源源不断发 了出来,几乎日均一篇,有些还上了国内最权威的《人民日报》、被国外报刊转登。 这难免让我沾沾自喜。 然而,很快我就体验到做新闻的艰辛和危险了。10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朋友说 海珠区康乐村有不少制衣厂以招工为名骗人钱财,我便约了新快报记者时标及暨南 大学的学生华锐前往采访。我和华锐尽可能地把外衣和鞋子弄得脏些,像几个衣食 无着形容憔悴的民工。按照事先约定的,我和华锐走进角落里的 "丽景制衣厂 "佯 装应聘,时标在外面望风兼偷拍照片。就在两个老实木讷的 "民工 "审慎地向老板 咨询,慢慢套出他们的骗人伎俩时,我看到窗外闪过一道轻微的白光--糟了,时标 没关闪光灯!我心中一颤,捏了一下华锐的大腿。这时,门口气喘吁吁闯进一人, 指住我们半是惶恐半是狠毒地说: "大哥,他们是记者! "早就对我们问这问那不 耐烦的老板闻言,顿时拍案而起: "你们是什么人?不许走!把胶卷留下来! "我 和华锐连忙把提包收起。这时,时标从远处冲到门边,大叫一声: "是啊,我们是 记者,接到读者投诉过来采访,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们不要乱来! "说着眼 角轻挑、提醒我们 "快溜 "。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不顾一切闯出了大门,转身之际,只见他们也怒吼着冲进 里间,应该是拿凶器了。三人拣了几块碎砖头随身带着--此际,我听到自己的心 " 扑通扑通 "狂跳不已。时标清醒地说,这样走会引起误会,三人就丢下砖头、放慢 脚步,在康乐村迷宫一般的小巷里转开了。几分钟后,碰到两个 "摩托仔 ",我们 立刻跨上他们的车后座,风驰电掣般离开了这个凶险之地。后来知道,那几个操不 良营生的老板追击我们不得,又怕给报纸曝光,下午两点多就把整个 "制衣厂 "撤 走了。 1月,我不想靠运气吃饭,做一个东奔西走的 "游击队员 ",寒假后,我想找个 报社实习。投靠无门时,想到几个月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过十来篇稿子,便冒昧给 新闻部编辑杨斌打了个电话。那时心情实在不安,因为我连回家的火车票都退了; 在新快报,几个编辑说情,还是没能让采访部主任把我留下。电话接通后,杨斌二 话没说便答应帮我做个介绍。我喜出望外,匆匆坐车赶到报社。爽快的杨斌马上就 把我带到采访部,让一位记者帮带我。 我呆呆地盯着眼前的办公桌,然后细看了一遍报社的楼层构造。标志不明的两 性厕所相连着横贯南北让我很不习惯,进门前总是要端详一番,颇费踌躇;未来的 日子一直如此。 到南方都市报后的第一个采访是 "单干 "的。1月27日下午,部门领导问:你会 不会拍照? "海鸥 "相机买来不过数月,从未进行专业训练,技术实在 "糙 "得很, 但怕就这么失去一个采访机会,我还是故作镇定地看着领导的双眼,厚着脸皮说了 一句 "还可以 "。他于是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第二天去采访白云区销售体育 彩票。 28日清晨6点,耳边同时响起的闹钟和传呼机惊醒了我的酣梦。出门后,灰蒙蒙 的天空下起毛毛雨,冷飕飕地穿透了并不厚实的领袖。我寒战连连,在路边买了一 个咸水棕揣在怀里匆匆上了公交车--车厢也是空荡荡的,任由狂风从车头刮到车尾 --前往广州市民政局。在民政局门口换车后,和同座者寒暄几句,才知同往的都是 各报的老记,只有都市报派我这么一个实习生前往采访,兼营文字、摄影,不禁有 些惴惴然。报社领导对我的信任是不是一种冒险?我暗暗地想。 雨后的售彩场地泥泞不堪,一脚下去便再难拔出来,拔出来时鞋子也多了一层 泥外衣。但10点一过,从主席台上俯视下去,现场变得黑鸦鸦一片,到处人头攒动: 成群结队的外省民工,拖老携幼的当地人家,开着奔驰从市中心来撞头彩的大款。 临时搭来售彩的一个个竹棚陷入了茫茫人海,像孤舟一样摇摇欲坠。 记者们下车后即各自为政。我不敢 "走过场 ",坚持寻找一些 "亮点 "。11点, 广播说一位小孩和买彩票的家里人走散了,正在警察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不知是广 播声音太小,还是别人觉得价值不大,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过去后,其他报社的 记者都没有来。一个二十出头的警察正把那个和家人失散的小女孩抱在怀里,小女 孩涕泪双流、惊惶地伸手蹬腿,让年轻的警察颇觉尴尬,脸都红了。我和他商量了 一下,后来,两人辗转在附近的一个菜市场找到小女孩卖蔬菜的父亲。小女孩一见 爸爸, "哇 "地大哭一声便扑入了他的怀抱。 回到售彩现场,我又颇费心机地抓拍了些照片,方向很明确,就拍那些大人疏 于看护的小孩。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头版唯一一张照片显得异常醒目:大人们都买 彩票去了,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无人照顾,百无聊赖地抓着一大串人们扔下的废 彩票把玩;照片下的文字也是一条独家新闻:《妈妈买彩票 丢了亲生女》。 一些年后,当时的心情回忆起来也极为美好。一个刚满20岁的男孩,测光、对 焦都还远远说不上熟练,一不小心竟然发了头版的主打照片!上午,从新港西路走 过,一缕缕冬日的阳光从树顶徐徐投射下来,温暖而不失活泼。举目望去,街边报 摊上摆的仿佛都是《南方都市报》,都是我镜头前闪现的两张神色天真而又流淌着 迷惘的孩子的脸。 三天后我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头版头条,一个关于反腐败的会议稿,要感谢的 人是曾华锋记者。报道韶关市 "卖花女 "事件后的几个月,他屡遭恐吓威胁,有人 扬言要用百万元买他的脑袋。当时的曾华锋形容枯槁, "疲惫、无奈和颓丧 "一类 形容词用在他身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中午,都见这个憨实的湖南男人呆呆坐 在办公台前,把左腿架到右腿上后就不停抽烟,目光凝滞。白烟袅袅散开,渐渐笼 罩住整个房间。 有一次,我冒冒失失地问:曾老师,你结婚了吗?他苦笑了一下:我这样跑来 跑去的,哪敢结婚呢?而我知道,他已过了而立之年。 我拿他的一些文章草稿来看, "卖花女 "事件的报道细节被人用红笔删改得简 而又简,他要公开表明的态度也许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内心。我把这些草 稿带了回来,在同学中间传看,对这样的勇敢而有信念的人,并非用 "尊敬 "二字 就能表达全部的敬意。199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在 "卖花女 "事件中助纣 为虐的某个卑鄙律师相遇,幸亏曾华锋的好心提醒,才没有陷入一个精心设置的陷 阱、被人利用。这让我感到,在生活里,像曾华锋一样的记者是如此的真实,又如 此的可爱可敬。 然而也许是我离开得早了,回家过年实际上也结束了我第一次的实习生活。大 年初五,我打了采访部领导的传呼,在电话里,她问:听说你才大二对吗?我回答 是啊是啊。她说:要不,高年级时你再来好不好? 即将离开家时,我打通了市公安局廖局长的电话,第二天,宣传科的领导接待 了我。在公安局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几个人海阔天空天花乱坠, "记者没有不会抽 烟喝酒的 "--我不得已干下几杯白酒,也用极其 "幼稚 "的姿态叼起支烟。我们谈 了合作发稿的事,如多年的兄弟一样把对方的胸口拍得 "嗵嗵 "作响。话别了,他 们塞过几袋家乡的单丛茶,我不由有些诚惶诚恐。往后的几个月,我心惊肉跳地见 证了这个粤东小城内发生的许多血淋淋的案件,也给他们发了不少稿。偶感愧疚的 是,报社常常漏发稿酬,而他们凭着报社的汇款单可以领取四倍于稿费的奖励。 春节期间,还邂逅了一个热衷于收集像章的图书馆员老李,他手上有一万多枚 毛泽东像章,据称在全国个人像章收藏者中排名第二。在老李博物馆一般的家中吃 了顿午饭,酒菜摆了满满一桌,言语间,谨小慎微的他伸手打破了一个啤酒瓶。他 恳求我在报纸上帮他推介一下,让他把收藏品脱手。他信誓旦旦地说,按照行内的 游戏规则,如果藏品能卖到三十万以上,给我三五万绝对没有问题。这让我怦然心 动:要天降横财了?回到广州,我顺利地把稿子发了出去,编辑做了一个煽情的标 题:《收藏像章 陷入困境》,只是我到底没有因之发上一笔小财。好几次,他在电 话中讷讷地说,有人来接洽,最后却没有谈妥。 最初的 "触电 "确实让我骚动不已。虽然是个一出门就不辨南北的人,但我还 是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在广州不懈的行走。 有同学说,从那以后,我 "熟悉每一个老鼠洞的所在 ",我把这话作誉美之辞 来理解。 三 1999年暑假,我终于到了新快报经济部实习。这是1997年3月才兴办的一份早报, 因为风格鲜活清新,不少年轻人对她青睐有加。我的工作主要是为每个星期六出的 "绿版 "写稿,一篇发在报眼、可以海阔天空乱扯一通的专栏评论《发展反省》, 还利用编辑给的材料写成《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分期刊登。发出第一篇评论《可 怖的赤潮》时,我还没有任何专栏的概念,但工作已慢慢展开了。经济部主任谢翔 是一个理念丰富、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文章写得清新漂亮,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 样。此外,我给要闻部做社会新闻,文字摄影左右开弓,像一只精力充沛的小豹两 头奔走。 成为新快报实习记者没几天,我便被人当成 "扶贫组长 "。7月中旬,学校40多 人的 "三下乡 "队伍开到清远,大学生们分别到了几个山村小学支教,学校条件艰 苦,但同学们乐在其中。学校团委邀请我采访报道一下,我于是过去泡了几天。和 当地教育部门的领导吃过几顿饭,看得出来,他们对广州这个城市的人怀抱着很高 的期望,而我到底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不敢贸然承诺什么。这让他们有些失望。 临走前一天,一位小学校长恳求我到他们的学校去拍些照片,我找不到什么拒 绝的理由,只好坐着他的摩托车在路上颠了半个小时。到学校后,学生们兴冲冲迎 了出来,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拍完破烂的校舍,我还让学生们站到楼梯上来了张 集体照,他们都快乐得不得了,拼命做鬼脸。要走了,校长又一次恳求千万把他们 学校的事情写写,难度想来不大,我便答应了。但他担心我不过在敷衍,环看了一 下周围--没有人,迅速从裤袋里掏出300元,说: "刘记者,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 还要麻烦你笔头上关照关照,这点钱你就拿去喝茶吧!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我耳 边一热,连忙婉拒了,只是表态一定给他写。 几天后我回到广州,写了篇大学生下乡支教的千字通讯《桃源十日 情深谊长》, 顺手把这间学校的窘境融了进去。稿子幸运地发了综合新闻版的头条,然而,这个 处境艰难的校长到底没有等到一笔大的捐款。朋友说,几个月后他被镇教办撤职了, 各项理由中最让他无话可说的是 "工作不力,不能有效引进建校助学资金 "。 8月10日,广西《梧州法制报》一位记者打电话来,说当地发生了件县委书记被 绑架的大案,幕后指使者很可能是县委书记18岁的独生儿子。事发后,当地媒体都 被封锁了消息。采访部陆主任说这是一个好题材,12日,我和记者闻丰受命前往广 西藤县采访。出发时没带雨具,一路上风雨交加,两人一下车就成了落汤鸡。先到 梧州,找到《梧州法制报》的吴记者,三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藤县。抵达时,天已 黄昏。我们不敢打草惊蛇,先找家酒店安顿下来,随后暗访了几个事发地点。晚上, 让吴记者出面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吃顿饭,但他怎么也不肯出来,而且口风守 得很紧。不久,吴记者以私人关系联系到刑警队的指导员,两人聊起电话,我和闻 丰则在旁边详细记录下他们谈到的整个案发经过。 夜深时,闻丰和我走在藤县的街头,主街道不过四五百米,我们百无聊赖地走 了几遍。后来,我们走进一家私人录象厅,片子又俗又假,不到半小时,两人看得 呵欠连连,也就出来了。迈进酒店前一刻,闻丰拍拍我的肩头说: "这次采访我会 终生难忘的,两人在一起感觉不错。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好好干! "这番话 让我有些诧异,只好说: "过奖过奖,从你身上我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侧门混进藤县县委大院,只见每幢住宅楼的墙面上都用 红笔写着 "发现可疑人员即报警,电话7282400 ",一些人在散步,不过明显表现得 很警觉。我悄悄拿出相机掩在风衣里,让闻丰走在我的身前,拍摄时就轻声说: " 闪开 ",然后拿相机拍下来,整个过程最多不过5秒种。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附近 某幢楼上有人监视这边并且追了下来。我的心 "怦怦怦 "狂跳不已,几个人于是匆 匆离开。顺路踩了几个点,我们便赶回梧州。在那里,我们走马灯般采访了几个部 门,然后坐上了回广州的汽车。 休息一天后,回报社又做了几个采访,8月16日傍晚,写完最后一篇稿传给要闻 部主任,我没有预先通知家人就上了火车。也就在这个晚上,亲爱的外婆与世长辞 了--阖眼前,她一直对我的母亲喃喃不休,说一定要等我回来。这让我相信最亲近 的人之间千真万确存在心灵感应一类的东西。 拂去悲伤从家里出来,读罢8月17日的旧报,感觉无比欣慰。16个版面上竟然发 出我6篇文字和3幅图片,真的不可思议,客观地说,如此发稿量恐怕一个正式记者 也难以达到,其中《打劫县委书记家索要200万》作为重要专题发在了第二版。反馈 消息也是有的:当天,《新快报》在藤县遭到 "封杀 ",大量的报纸被人收购,少 数流落民间的复印后每份卖到了5元钱;接受我们采访的刑警队指导员被县委书记 "隔离审查 "了;给我们报料、为我们扫清采访障碍的吴记者也遭到了人身威胁。这 让我深感不安,甚至害怕有人从广西到广州来喊打喊杀。幸亏几天后好消息也来了, 县委书记问题暴露被审查。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到底有惊无险。 8月19日,我发出了在《新快报》的第一个头版头条:《捐遗体为何这样难?》, 报道了广州黄埔区一老人欲在身后捐出遗体、愿望良好却难以实现的窘境。老人早 年参加过革命,晚景凄凉而如此通达,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中秋节下午,正准备回学校过节,却接到了 "广州市民如何过中秋节 "的报道 任务。傍晚7点,我赶到天河城附近最有名的一家海鲜城,许多人家老老少少围坐一 团,其乐融融,看得我醋意翻腾,了无情绪。回报社的路上,56路车偌大的车厢里 只有我一个神色黯然的乘客,那时,真不知对自己说什么好,只能抑制着不让泪水 淌出来。回到四楼办公室,留守的也多是光棍,平时喋喋不休的男人们居然全不说 话了,只默默地敲击键盘,压低声音给家里打电话。 翌日出了头版头条《中秋月圆 吉庆满城》,我却感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静静漂浮 起来的悲伤。比较而言,我更愿意在那样的夜晚和亲人或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就在 这一段时间,我的稿子源源不断地发出来,10月1日,报社推出一个 "国庆特刊 ", 虽有东拼西凑之嫌,我还是出了自己在报纸上的第一个整版的专题文章。 我是一个足球迷,有空也看看NBA联赛。10月6日晚,中国男篮要和亚洲明星队 在天河体育中心打一场友谊赛。本来只是想帮舍友要几张赠票,但一跟体育部的人 打招呼,他们便要我马上赶往体育中心作现场采访。几乎没有推脱的余地,我立刻 坐车前往天河。 刚找到接待方负责人,就给她奚落了一顿:你们新快报的人也来吗?上次我们 的活动你们不是不想采访吗?那就都不要来了嘛!我的脸顿时变得火烧火燎,表情 尴尬不已--但我只有保持沉默;她发泄完,也就让我进去了。进场不久,我就闹了 个大笑话:在场下,为了方便采访,我悄然离开记者席,坐到了赛场边的一张长凳 上--这样能近距离地和两边比我高出一大截的篮球明星们说上话,谁知很快被工作 人员拉开了。原来,我 "捷足先坐 "的是换人的替补席。第一次采访体育比赛,难 免紧张过头了吧,我这样对自己说。下午没有吃饭,饥饿感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层 层叠叠冲击着我的胃袋。我无可奈何,只好把赞助商提供的免费饮料一杯接一杯猛 灌入腹中--往后一段时间,不经意想起这种知名饮料,喉间便恶心地翻涌不休。 做完采访回到报社已近11点,打开电脑就 "噼里啪啦 "写开了,此间用不到5分 钟吃完了一碗泡面--问声 "吃了没 "然后爽快地扔了包 "来一桶 "过来的杨铭先生 让我至今心存感激。写完比赛现场报道和另一篇球星访谈稿,办公室的时钟指到了 12:00,接近交版时间。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感觉此时四肢已和精神分离开来。这 个夜晚,我充分领略到与时间赛跑的绝望和快意。 几个月时间,我在学校、报社和采访地点之间身轻如燕、来去如风。1999年12 月,在诗人祥子的帮助下,我以两个专版完成了自己在新快报的 "告别演出 ":2日 推出20世纪建筑奇迹专题《寰宇广厦 百年奇观》;18日推出 "澳门回归特刊 "之 《群魔乱舞终结有日》。月底,还用三天时间为广州青年报 "成功周刊 "的朋友做 了一个整版《以千禧的名义,乐吧》。12月26日, "绿版 "的《发展反省》专栏也 写到了最后一篇:《不寄贺卡了》。 四 元旦离开新快报,休息不过几天,我想到南方日报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广 州新闻部的姚主任打了个电话,谁知他也爽快地答应了。我不由大喜过望,心想总 算能在一家权威党报里感受一下气氛了。1月15日,我到报社办手续,带了一堆发表 过的文字,准备给还不熟识的领导看看。然而,当我小心翼翼地递上剪报,他们大 多说:啊,先前看过好些,现在不必了吧。这让我颇觉惊奇。下午碰到都市报的几 位编辑,见了面都笑呵呵地说:有好稿子给我拿过来啊。在那样寒意凛然的黄昏, 顿觉一股温暖的气息在身上渐渐弥漫开来。 春运开始前一天,姚主任要我到广州火车站转一圈,看这个的城市窗口有没有 什么新变化。我于是在车站的周边地区转开了:访问在阳光灿烂的广场上静坐着等 候买票回家的外省民工;拍摄东躲西藏卖食物和地图的妇女、光天化日下劫人财物 的歹徒,还有对着老乡胸脯拍得 "嗵嗵 "响却真票假票一起卖的 "黄牛党。下午, 不意间发现自己已被两名 "黄牛党 "成员追踪,满脸灰尘、疲惫不堪的我才离开这 一是非之地。 照片冲出来后,姚主任赞赏了几句,让我做好文字稿,说次日的春运专题将和 要闻部协调着一起出。第二天,刚进办公室我便迫不及待地翻开报纸,到处找 "刘 荣 "这个名字,可惜翻遍16个版面都找不到。下午,姚主任开完编前会回来,在隔 壁的主任办公室打抱不平地说:刘荣的照片拍得不错,要闻部为什么偏偏一张都不 给上?!怎能 "协调 "成这样哪!事实也是如此,作个简单的对比就一目了然:报 纸发了其他摄影记者拍的警察维持火车站广场秩序的照片,画面上仅是一个警察威 严地执枪站在警车前;我拍到的呢,是警察在现场抓获几个 "黄牛党 "的生动场面。 辛苦了一整天,稿子被 "毙 ",若说不觉得委屈当然虚伪;而作为一个实习生,在 报社藉藉无名,却有部门领导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感恩之情确实也难以言表。经历 这一事件,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坚持下去,这是一个可以施展你才华的地方! 忽然冒起一个有关季节的比喻:广州的四季很暧昧,仿佛只有夏秋两季,冬天 只是一个在喧闹的街头让你惊鸿一瞥的靓丽女子,一个记忆空间里若有若无的碎片。 但这一年的一二月间,名叫 "冬天 "的靓丽女子在人们的视野里无处不在,若有若 无的碎片飘得漫天飞舞。太冷了,风雨交加中阴森透骨的冷,几个野外的采访拍摄 令我感觉变得迟钝。 "羊城新视角 "版面编辑熊萍女士让我负责做一个有关广州大学生休学创业的专 题报道,和伙伴经历一个星期的深入采访,约5000字的文稿改了三遍终获通过,眼 下就剩下2月2日的拍摄任务了。虽然睡得很晚,那天我还是起了个大早,在报社喝 了杯热茶,便开始考虑该怎样构图,怎样在画面中融入自己要表现的内涵。中午11 点,和 "中文热讯 "的信息总监欧胜联系上,我马上赶往他环市路的办公室。少年 得志的欧胜出人意外的随和,配合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随意拍。因为文字采访此前已 完成,不到半小时就拍完了,我转而到文化公园姿彩万千的菊花丛边快乐地啃起烤 番薯。 然而,当我再对着妖娆的菊花按动快门,侧耳倾听,简直不敢相信耳朵的判断。 我知道自己犯下一个低级错误了:上一次拍摄时剪裁过的胶卷没有上好,刚才在欧 胜办公室全是 "空拍 "、白费工夫!我简直要绝望了,失态得要把恹恹地蜷缩在盒 盖里的那半个胶卷扔掉。但理智告诉我不能那样做。我又给欧胜打了一个电话,然 后匆匆坐车过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 ",剪裁过的胶卷拍几张就完了,闪光灯电池 也没电了--平时都带着备用的胶卷、电池--今天是唯一的例外。我于是又跑出大楼, 买了胶卷和电池回来。如此反复折腾,心中实感不安。但宽厚随和的欧胜到底让我 顺利完成了拍摄,也让我隐约看到最初由几个大学生创办的 "中文热讯 "的远大前 程。傍晚,我把晒好的照片放上熊女士的台面,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无庸讳言, 等到这个版面千呼万唤刊登出来后,我从其中获得的虚荣和满足也是发一大堆小文 章所无法比拟的;对我来说,这样的 "闪亮登场 "很有意义。 2月4日上午,旧历的除夕,我搭上了回家的火车,可以道别的朋友,此际只剩 下一位女孩。在车上站了6个小时,回到家的感觉也很不错。不过在家休整了一个星 期,我就想回报社了。离家那天晚上,母亲没有挽留,只是有些幽怨地说: "走吧, 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还是你的前途要紧。 "当时的我感到一点茫然,只是想 离开,离开那个始终悠悠然把日历从今天翻到明天的小城。 也许很多人想不到,站在阅读者角度为报纸作年终报道总结的会是一个大学三 年级的学生,一般来说,这是大学新闻系老师做的工作。2月21日,我在南方都市报 发出《都市报99年小盘点》,对它1999年全年的重头报道扫描了一遍,同时加以评 论。应该感谢的是诗人世宾,作为编辑,他的信任和偏爱让我感动。在他推介下, 我认识了都市报的好些副刊编辑,在他们的园地上连连发稿。 2月22日,又是一个寒意透入指骨的清晨,汽车开往韶关。当月上旬,一个出租 车司机途经韶关,救了遭遇车祸的9个人,在出租车公司老总带领下,我们准备沿着 英雄的足迹走上一遍。让我奇怪的是,去的记者不过五六人,出租车公司的干部却 坐满了两部车。一路上,多是领导们在那里一脸幸福满足地喋喋不休,救人的司机 则木讷地站着不说话,仿佛成了一个可有可无、聊供摆设的物件。 中午一点。闪光灯、麦克风将司机、出租车公司领导和伤者家属围作一圈,除 了救人的司机,每个人都顺利地进入了自己应该进入的角色。鲜花、利市、祝福; 眼泪、微笑、感激的话、锦旗。探望完还在医院治疗的伤者,伤员家属在市内一家 酒店包了个大厅,设宴招待我们这群广州的客人。酒菜很丰盛,宾主觥酬交错其乐 融融。三杯下肚后,只听得出租车公司的一个干部爽爽朗朗地说: "呵呵,真要感 谢这个小伙子救了人,要不我们可就没有这顿了! "闻言,同桌的人们都笑得前仰 后合;隔桌的 "地主 "或许也听到了,一丝尴尬从他脸上倏然掠过,然而很快又舒 展着微笑,招呼客人们尽管开怀畅饮。 回到广州,稿子最初发了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然而很快越 "炒 "越厉害,人 民日报 "华南新闻 "都连续发了几个头版头条;南方日报也便不甘落后,由这件救 人义举顺理成章牵引出对广州公用事业行业作风建设连篇累牍的报道,出了几个头 版头条和专题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接受记者提问 时显得有些木讷羞涩的好心司机,还有爽朗地说自己赚了那一顿的出租车公司干部, 他们的两张脸孔都生动得让我难以忘却。 2月以后, "减负风 "劲吹,我考虑能不能挖掘一些题材来写。我发现,小学生 的家教负担不轻; "减负 "政策颁布后,学生们的课余时间多了许多,但他们可去 活动的场所寥寥无几;同时面对上级的 "减负 "政策和学生考试升学的巨大压力, 老师们成了 "夹缝中人 "。跟姚主任谈过构思后,我很快开始了这一专题的采访: 打电话、现场交流、拍摄。3月2日下午,上完一整天的课匆匆赶往报社。在电话机 旁做完剩余的采访,傍晚7点,吃完一个盒饭,我便在键盘上运指如飞。搜肠刮肚写 到10点,终于把三篇文字和一个图片说明写毕。在电脑的另一端,看见值班的姚主 任把它们签进见报稿库。末了还不甚放心,打电话过去问,编辑刘强说: "用啊, 位置也好,在头条下面那一块。 "一股清新的空气顿时灌入混混沌沌的脑壳中,我 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提起书包回学校了,在校门口的夜宵摊请自己大吃了一顿。 一些天后,在报社,部里的孙主任几次对我欲言又止,让我心乱如麻坐立不安。 我拼命找寻自己这段时间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准备在他提出批评时作一番深刻的检 讨。谁知后来他说:小刘啊,你能力不错,但你或许知道,我们的记者发稿是要记 分的,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以后跟他们多些合作?我不由释然,原来如此!但孙主任 的包容令我感动,此后我独立操作的稿子还是顺利地出来,包括4月19日的一个头版 头条《莘莘学子一 "网 "情深》。 4月底,为南方都市报做了两个时尚人物的访谈。采访时装设计师刘洋是从讨论 欧洲艺术家群中的 "HOMO "现象开始的;另一个是上海歌手李泉,就气质来看,他 像遥远北方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某种颜色艳丽的植物,在视觉上给人强大的震撼。在 为他们发了不小的版面后,我终于觉得自己累了,应该沉默和休息一下,应该离开 了。 我的准记者历程终告结束。 5月底,南方日报广州新闻部的姚主任在我的实习鉴定表上这样写: 刘荣同学在我部实习近4个月,总体表现良好。 他非常敬业。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任务,接到布置即刻出动,力争以最快速度 完成;风里来雨里去,毫无怨言。为此抢发了一系列好新闻。 他新闻敏感和文字都较好。主动抓了一些好题材并形成稿件发表;配合带班老 师完成了一系列较重大的采访;文字功底扎实,表达较准确到位。 他还懂摄影,拍摄了一批质量高的新闻作品。希望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学 修养。 (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