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押运的真实故事 (一)艰苦的押运旅程 1981年3 月,入伍已两年的我终于接到押运武器前往辽宁省丹东市的任务。 我所在的部队位于湘西,我在勤务警卫连当战士兼做卫生员。 群山环抱的地理位置,注定连队所在地是交通不便、与世隔绝,让我们这些从 广州来的年轻人很不习惯,尤其是整天站岗、放哨、操练、种地,枯燥平淡,津贴 又极低:入伍第一年是6 元/ 月,第二年7 元/ 月,碰巧军队待遇提高,我们喜获 8元/月,但还是不够用,城市兵平常大手大脚惯了,只有依靠家里寄钱。那时改革 开放刚刚开始,我入伍前在广州电机厂做临时工,每天收入也只有0.80元(戏称 “八路军”),尽管家里不收伙食费,自己也是“月月清”,更何况这区区几块钱。 但许多农村入伍的战士却能靠这每月几块钱养家、储蓄,想想也惭愧。 城市兵耐不住山沟里的寂寞,总想找机会往外跑,同期入伍的老乡有的回过家, 有的出差湛江、广西,就剩我们几个还没走出过湖南,现在有机会了,还不趁机多 玩一玩?“天助我也!” 四个车皮,(两个发往哈尔滨,两个发往丹东)配两个战士,两个协理员,同 时出发。协理员驻守在第一车厢,我和陈创业(同时入伍的惠州籍战士)驻守在第 四车厢。当时思想挺幼稚,而且毫无押运经验,看到协理员不断地往车上搬稻草, 又领翻毛皮鞋,又带翻毛大衣,既累赘又臃肿,心理就觉得好笑,我们呢,穿的是 半筒牛皮鞋,身上披的军棉大衣,几件便装,干粮,水壶……。按规定要带枪支, 但想到“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带了也用不着,况且这个“凶家伙”到哪都是个 累赘。最后利用了领导的信任,我俩每人偷带了一把匕首,问总务借了几百元,开 好军人介绍信,晚上9 :00就登上军列,踏上了押运之途。 我们押送的是“12.7”高射击枪管,分别装进长方形木箱里,在车厢中间摆成 一排,有一个人高,除了靠车门两边留有窄窄过道外,就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我 们把行李放在死沉的木箱上后,打开了一个车门。火车一开动,大家都很兴奋,尽 管车厢里充满着黑暗(风大,无法点蜡烛),但嘴巴还是滔滔不绝、聊个不停,不 知聊了多长时间,俩人慢慢不吭声,都聊累了。 我们默默看着车外: 列车在起伏、弯曲不断的湘西大地中行走,到处是漆黑 一片,偶尔见到几点灯火,让人感到有点温暖,“轰隆、轰隆”的车轮摩擦声,夹 带着风声,单调、重复地刺激我的臌膜,空气中混杂着田野的气息和内燃机的烧煤 味,此时已是深夜。我俩拉上车门,点上蜡烛,爬上装武器的木箱,虽然“床板” 很硬,也是个栖息地方,盖着棉大衣,终于合上眼睛…… 迷迷糊糊之间,冥冥中一种震动和声音由远至近地传来,让人感到恐惧,我马 上惊醒,并拍了一下小陈,随着声波的传到,一阵猛烈的碰撞使我的身体不由自主 撞到了车厢壁,武器箱也因装车时空下的虚位而倒塌、而摇摆,“撞车啦!”我不 禁大叫一声。也就是几秒、十几秒的时间,随着声波的远去,车厢内又恢复了平静, 我刚想打开车门,车厢又动起来,行驶了两、三分钟,紧接着车厢又反方向地运动, 而且越走越快,我吓了一跳,“小心… …“话音未落,更强烈的撞击仿佛是世界末日,车厢剧烈地摇晃,身体无法控 制,我的手还是紧紧地抓住车门……终于停止了,这几秒就象过了好长时间,我艰 难地拉开车门,看了看四周,才明白刚刚发生的是”溜车“,就是车厢重新调整、 挂卡这一个过程。因为军列只有四节,不可能单独安排火车头,只能与民用车厢挂 在一起,所以每到一个货站,就要调整车卡或车头,装货与装人就是不同,平常坐 的列车与现在坐的货车待遇相差太大了,简直不把你当人,调整起来十分粗鲁,车 厢被车头拉到高处,然后脱钩,车厢靠惯性”溜动“,与其他车厢或车头碰挂,因 为冲力大,其他车厢也受到波及,产生一连串的剧烈震动。 我和小陈用电筒进行“灾情视查”,发现除了身上穿的衣物外,几乎所有行李 都掉了下去,被武器箱夹住,软性物品全部变形,我们只好把几十个、每个重100 多斤的木箱重新搬开,把行李取出来,然后再进行叠放,累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整 理完毕。陈创业揉了揉脑袋,“头给撞出包来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声。我说: “幸亏没夹到屁股,不然也变形了。” 车停在不知名的货车站,夜晚还没过去,我点燃挤扁的蜡烛,看着惊魂未定的 陈创业,长长地吐了口气,拍了拍胸口:“毛主席保佑!”就下车小便去了。 我们以后只要一听到异常声音,或列车出现反方向运动,就如惊弓之鸟,赶紧 跳下木箱,避免受撞之苦,但睡眠得不到保证。 平常我们坐火车停的是客站,与现在停的货站完全两码事,第一,没厕所。第 二,没小卖部。第三,没洗漱之地。第四,不知车何时停、何时开? 第五,铁轨多。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笑话:刚下车“练功”,车就启动,你只有 提着裤子跟车跑,后来准备了许多塑料袋,怕下车误事,就在车上解决;担心车随 时开动,就不敢下车,结果列车一停就是十五、六个小时 ,后悔的你直嗳气;原 以为掌握了规律,在“山海关”冒险下车购物,结果列车又开动,吓得我撒腿就追, 好不容易才追上,在陈创业的帮助下,连滚带爬上了车,差点岔了气;车上没开水, 一停下就找水龙头,喝自来水,头两天肚子受不了,后来也习惯了,到底是年轻; 有些站的铁轨特别多,象株州、武汉、石家庄、锦州等地,要穿越它特别费劲,认 回头路也不容易,因为车厢都一样。 在途经河北时,忽然感觉车外有异常声音,我暗示小陈“有小偷”,掏出匕首, 靠近车门,打个手势,猛然将门拉开,只见几个背书包的小孩正扒住车厢,“干什 么?!”我吼了一声,他们一点都不紧张,“上学!”我满脸狐疑,前后一看,确 实,每个车厢都有一、两个小孩在扒车,沿途还有其他孩子陆续扒上车。“你们就 是这样上学吗?”我问最近的小男孩,“是啊,”“放学呢?”“再扒回来呗。” 听到他的回答,我松了口气,“小心点,别掉下去,”小男孩满不在乎回答:“没 事。”过了一阵,他向我招招手,“再见……。”话没说完,人已跳了下去,其他 学生也接二连三地回到地面,并迅速消失。“真不愧是铁道游击队,”陈创业不禁 赞叹到。我也频频点头。 列车不断穿州过县,车厢不停调来捣去,纬度越走越高,气温是越来越低。进 入河北,明显感到寒气逼人,由于缺乏御寒装备,觉得人的体积也逐渐缩小。三月 份的天,北方江面正在解冻,更为寒冷,我俩已无力向路人招手,只能呆呆地望着 车外,身上裹住军大衣紧紧地靠在一起,象两只过冬的熊猫,就希望见到阳光、灯 光、火光,就希望心灵、肉体上能得到温暖;脚越来越麻,关节越来越疼,夜深人 静之际,寒冷越难抗拒,喝的是结冰的水,啃的是能砸破头的面包,我们一直忍耐 着,希望能早日完成任务。到了锦州,陈创业靠着我,带着哭腔说:“我可能要冻 死了……,受不了了,”我当时也觉得无法忍受,精神要崩溃了一样,但军令如山, 死也要死在车厢里。由于陈创业比我瘦小,御寒能力较差,我就决定让他下车,坐 客车先去沈阳。 因为货车让客车,加上我们的货车又不算军列,慢的出奇,所以时间上较充裕。 陈创业不同意,坚持要共渡难关,。看他态度坚决,我心里也很高兴,到底是“患 难见真情”。 寒冷并不因为我们的窘境而离去,我们只好把所有的服装穿上,包括袜子、内 裤等等,列车一停就赶快买食品、装热水,尽量吃、喝,补充热量;精神上的御寒 就是唱歌,什么“革命”歌、“黄色”曲、家乡小调、狗嚎鸡叫……,通通都用上, 再不过瘾,就把耳熟能详的歌曲重新填词,反正总比没歌唱好。当时唱得热血沸腾。 现在想起。“整一个傻小子!” 经过十天十一夜的艰苦守侯,列车终于抵达沈阳市。按命令,陈创业押两个车 卡继续前往哈尔滨,我在沈阳兵站等装另一批武器,第三天再往丹东市。终于可以 下地睡觉了,这一个晚在招待所睡,只是受不住暖气的蒸烤,特别口渴,半夜频频 爬起来喝水,喝完又睡。就象躺在云层里,真幸福啊! 第三天又从沈阳出发,这一路行程不长,当天到达丹东,任务圆满完成。 在丹东市住了两天,依照约定,我换上便装,购票前往我北京的四外婆家,与 陈创业会合。 (二)我是特务 到了北京百万庄四外婆家,一切都很顺利,宽阔的长安街,巍峨的紫禁城,北 京的一切,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外婆告诉我:有个战友等我,电话是……,我 一听大喜,“他怎么比我来得还快?”马上给陈创业电话并取得联系。一见陈创业, 吓我一跳:一身黑衣服,但挺有形。他得意地向我介绍:“这是亲戚从香港带来的 警察服,只是没徽章而已。”怪不得。由于想玩个痛快,俩人从此不穿军装。我们 又向老人家借了台相机,并婉拒了四外公、四外婆留在家住的好意,改住在建工部 招待所。 从此,北京的十三陵、北海、颐和园、香山、故宫、中南海、天坛、长城等都 留下了我们年轻的身影,虽然我从小长在广州,见识也算广,但北京如此多的外国 人,还是引起我们的好奇,当时脸皮也厚,人家大使馆的车坏在天安门广场,正在 修理,我俩也凑过去打招呼,拍个照,爬长城时也有意和“鬼佬”们合个影。那时 候真不知疲倦,从早跑到晚,什么都觉得好吃,什么都觉得好玩,唯一遗憾的就是 北京的商店关门太早,就是这样我俩还是象“鬼魂”一样,游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呆了十一天,决定告别首都,前往下一个目标--武汉。 武汉,有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武汉军区歌舞团。一见面,他就很诧异地问: “你们俩的头发怎么这么长?”我认真看了看陈创业,确实如此,尴尬地回答: “出差时间太长,没来得及理。”他又看着我们的便装:“军装呢?”我撒了个谎: “都洗了,没干。”他听了不置可否,就带我们安排住宿了。 第二天,他带我们吃武汉的小笼包,又陪我们逛武汉的名胜古迹,盛情归盛情, 跟军容整齐、气宇轩昂的他走在一起,就觉得自己象个“小瘪三”,相形见秽,加 上武汉也不见得好玩。路上和小陈偷偷商量了一下,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老人家说: “今天早上我打电话,部队让我们赶回去,有新任务。 所以打算明早就走。“ 小陈也在旁边附和。”好吧!哪我带你们去买票。“ 说完,朝火车站走去。其实我们买的是到长沙的车票。 到了第三站--长沙市,我和陈创业核计一下资金,发现几乎“弹尽粮绝”,为 了省钱,我们住进五一大道旁的“长沙旅馆”,不住在屋内,住在五楼走廊的折叠 床,收费5 元/ 床/ 天。我们把行李寄存在旅馆一楼保管处,然后就早出晚归,橘 子洲头,湘江河畔,在游山逛水之际,我们还策划着“违法”的“阴谋”:临出发 前,班里的广州老乡委托我们拿五个手表去换当时很热门的“袁大头”(银圆), 由于一路上都没找到机会,长沙是最后一站 ,再不想办法就有可能空手而回。 跑了三天,终于和旅馆里的两个生意人搭上线,经过扯皮,在他们的房间里,用5 个手表换了125 个“袁大头”。 该办的办了,该玩的也玩了,出来一个多月,倦鸟该还巢了。 俩人把沉甸甸的银圆分别装在身上,下到一楼取行李。我们把行李拿到五楼, 把银圆放了进去,这时,三名自称是旅馆保卫科的人走了过来,要求检查行李。我 当时懵了,因为私换“袁大头”是违法的事,“会不会是圈套?”但还是冷静了一 下;“为什么要搜查?!”为首的回答:“因为你们不是军人,而且行迹可疑!” “凭什么说我们不是军人?凭什么怀疑我们?” 我硬着头皮反问,带头的人坚决地说:“你们的军人通行证早就过期了,你们 的样子哪一点象军人?整天神神秘秘、搞什么鬼……”“对、”“是啊,” 其他俩人也在附和。我渐渐感觉这事与换“袁大头”无关,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看到保卫科的人执意要检查,我们边争夺行李边大声喊到;“我们是军人,不是老 百姓,你们无权搜查,通行证过期,是因为……”。此时许多旅客都围了上来看热 闹,形势越益紧张,看到解释无效,我和陈创业使了个眼色,猛然从包里掏出匕首, 指着保卫科的人:“要想检查,别怪我们翻脸! “当时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旅馆都静了下来。看到我俩杀气腾腾、目露凶光的 样子,他们也犹豫起来,几个人商量一下,留下一人负责盯梢,其他的下楼去了。” 麻烦!到那边去。“我和陈创业进了一个空房间,趁”盯梢“没跟上,我们迅速将 银圆藏到皮鞋和外衣夹层里,然后相互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半个小时左右,来了几个警察,一见面就和蔼地作了自我介绍,其中带眼镜的 是个副所长,他用诚恳而不容拒绝的语气对我们说:“由于无法证明你们的身份, 所以有必要对你们进行适当的检查,请配合。”我也很强硬地说:“适当搜查可以, 但不能随便乱摸。”说完,高举拿匕首的双手,身体微向前躬(因为怕银圆露眼), 对前来搜身的警察不断实行心理压力,“别乱摸,”“小心点,”嘴里不停地威胁 着。结果,警察草率地拍了拍我们的衣服口袋,就告结束,但在我们行李中却发现 了问题,因为里面有许多我们和外国人的合影照片。这下警察的态度马上认真起来, 反复地追问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些老外的,他们是哪国人,我们与他们是什么关系等 等。无论如何解释,他们都不相信。实在问不出需要的材料,所长就“请”我们一 起去派出所。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俩被带进派出所,“进去挨打怎么办?”我心理也挺紧张, 人在屋檐下,只有见机行事。我们分别被“软禁”在不同的办公室里,行李、匕首 被警察“暂时保存”,我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结果,没人来询问,也没人来 拷打,我百无聊赖地打开抽屉,看见一本没收的“黄历(算命)”书,就偷偷地藏 进怀里。一个小时左右,来了几个军人,据介绍是长沙警备区的,他们一进来就正 襟危坐地审视面前这名“军中败类”,冷不防说了句:“什么是四有三讲两不怕?” “你的姓名?部队编号?职务?”“你为什么里通外国?”“照片里的人到底是哪 个国家的?”“你收了多少钱?……”一连串的问题还没容我反应过来,下一个又 “砸”了过来,我也懵了,支支吾吾地回答:“脸嘛……象阿拉伯人,身材象美国 人,眼睛象丹麦,鼻子象犹太……,”听到我的胡言乱语,警备区的人很不耐烦, 要求我细叙此次行程,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等等,我重复而耐 心地回答着,其中也经常会遇到象“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之类的问题,弄得我哭 笑不得,但又不能有不耐烦的表情出现,真是身心疲惫。经过两个小时的盘问,终 于在一个军人进来后结束,原来他们打电话到我部队核实了情况,部队派一名参谋 接我们回去,这才相信我俩是如假包换的真军人。 这时警察进来了,并把行李和匕首还给我,在边穿军装边聊天时才知道,最近 长沙市面有点紧张,因为有消息说台湾特务进入湖南,要各单位提高警惕,尤其要 注意那些身份不明、行迹可疑之人。结果,这个“六合彩”让我们碰上了。 我们走出派出所,已是晚上八点多。 周参谋到了,他让我俩先坐火车回去报到,他要留在长沙了解一下情况。 路上我们相对无言,就象“霜打的茄子--蔫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袁大 头”完碧归主。对事件的后果也不敢作其他猜想。 回到连队,大家都用谨慎的热情欢迎我们,领导也象平常一样关心,既没有关 “禁闭”,也不安排训练。部队成了养膘场,越这样我越不安,整天象小媳妇,夹 着尾巴做人。 几天后,周参谋回来,部队领导叫我们到团部,又问了那些可气又可笑的问题 后,重新回到了班组,做回原来的工作。部队又派人前往北京、武汉,找我的亲戚、 朋友了解情况去了。 最后的结果是:全军通报批评,记大过处分一次。 我的“特务”之旅,就此告一段落。 还有令人更伤心的事:几天后,老乡告诉我,经专家验证,换回来的“袁大头” 是膺品,我目瞪口呆,“袁大头”变成了“冤大头”。此乃后话…… 2001年6 月 -------- 黄金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