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1974年,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年,我上小学。 在我后来所填的所有个人履历表中,我的人生都是从197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 时间、年月对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好象我的人生历史,1974年以前是按照记 事本末体记录的,而1974年以后,就是按照编年体了。 大院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重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的。那是个比较特殊的年代。 当时,在高年级里还有一种习惯叫法,管年级和班级叫作“连”、“排”。所以你 在那时的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几连的?”“我是8连2排的。” 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军营了。 1974年,我们还赶上了一年的抗大。大旗、小强、马蛋、冷虹,还有红军,我 们都在一个班。 所谓抗大,其实就是街道办的类似现在的学前班性质的非正规的学校。抗大设 在大院附近街道的一个废弃了的托儿所里,条件很艰苦,只有长条桌,没有椅子。 我们只好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因为每个人的板凳高度差异,所以教室里真应了那句 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学校里,以前的习惯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立场。我们男生基本上还是象上学前 一样分成两派,大旗和红军是两派的头儿,女生则保持中立。 抗大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上课也很有趣。那时,我们上课也就教一些简单的 加减法和“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生字,但我们班有一个叫杨 旭东的,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 他本来就口吃,一紧张就口吃得更厉害了。偏偏老师还就喜欢提问他。于是, 杨旭东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啊就——啊就——”地吭哧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却往 往由于用力过度,一下子坐回小板凳,有时,就歪倒的地上。我们就开心地哄堂大 笑。 那个时候,学校的功能主要就是把各年龄段的孩子分别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一 个活动空间,好让家长们去“抓革命,促生产”。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倒摆在一 个次要的位置上了。记得当时我们订的一本《红小兵》杂志,宣传的都是象张铁生、 黄帅之类反潮流的英雄,给我们不爱学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师们积极性也 不高,只求明哲保身,不犯路线错误,对我们,只要不出大格,便采取放任自流的 态度。学校倒是时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理由是不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 花朵”。但由于我们太小,暂时只能做一些我们这个年龄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灭 蝇、积肥什么的。 对于我来说,上学的意义还在于,我终于可以跨出父亲给我划定的活动范围界 限了。世界在我眼里,好象一下子变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