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在班级中的群众威信是通过“杨旭东事件”树立起来的。 杨旭东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但由于他生性比较懦弱,常常成为孩子们欺 负的对象。尤其是红军。 杨旭东家住在外院,本来成天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转,但是1975年夏天野游时发 生的那件事,使他“叛逃”到我们这边来了。 那时候,出去野游,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了。父母给我做了我最 喜欢吃的蛋炒饭,还破天荒地给我5角钱,让我口渴时买根冰棍或者喝瓶汽水什么的。 那时,我们不可能象现在的孩子出游那样带许多小食品和娃哈哈饮料,我们顶多再 带一根黄瓜或者两个西红柿。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指数很低。 现在有句口头语“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其实就是当年生活水平的写照。我 们确实也只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吃上一顿象样的饺子。孩子们对年的渴望,是现在的 孩子所无法理解的。那时,过年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就意味着能够吃上好东西, 穿上新衣服,所以在对年的期待中,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 大连人过年,因袭了山东人的习惯,家家都要“走油”——就是将平时舍不得 吃的各种好东西用油炸熟,作为过年时的主要食品。当家家户户飘出“走油”的香 气时,那就是过年了。东西吃完了,年也过完了,于是又开始新的一年的期盼。 “走油”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年味已经很淡了,母亲仍坚持年 三十晚上要炸上一大盆东西,好象不“走油”就不是过年似的。 这似乎已成为母亲的一种仪式。 但在当年,母亲也很不容易。为了过年能“走油”,母亲平时就省吃俭用,但 每月2两油的定量,却实在让她一筹莫展。父亲就借到南方的一些城市出差的机会, 千方百计购买一大块肥肉膘,回家后熬成“猪大油”,平时代替豆油使用。那时, 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猪油罐。 孩子们实在馋急眼了,就偷舀一勺猪油抹在馒头或者玉米饼子上(至于是前者 还是后者,要视家庭境况而定),那感觉绝对不亚于现在的面包抹黄油。 我曾经在关于国宴的记录片电影里,看到焦黄诱人的小圆面包,让我有些垂涎 欲滴。那时我一边跟着大人们对着出现在银幕上的毛主席热烈鼓掌,一边就想:什 么时候我能吃到那样的面包,一定是共产主义实现了。我只能用《列宁在1918》里 瓦西里的那句话来自我安慰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及至后来,毛主 席他老人家将此类“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想法通通斥之为“不许放屁”,我不 禁暗自惭愧。 时间回到1975年那个夏日,我们到夏家河子野游。 只有在了解了当时的生活指数水平之后,才能想象那天早晨集合出发时,当红 军向我们炫耀他带的红烧牛肉,所给我们造成的那种心灵的震撼。想想自己带的蛋 炒饭,我的自信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当然,红军的父亲是厂革委会主任,属于权倾 一时的当权派,我们平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与他家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天,一到夏家河子,我们就把书包往树荫里一放,换上泳裤下海玩去了。 夏家河子是以滩平水浅而闻名的,到处是一块块平坦细腻的沙滩,退潮时走进 去1里水也没不到脖子。对于不太会游泳的孩子来说,这里是玩水的好地方。 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比玩水更有趣的事。我们注意到在刻着层层水纹的沙滩上, 有一行行海洋爬行动物留下的细密的爪痕。顺藤摸瓜,我们很快就发现那是一种小 小的鬼头蟹,蟹壳上的花纹酷似一张鬼脸,它们钻进沙地后,会留下一个不易察觉 的通气孔。男生们象发现了新大陆,大呼小叫地展开了一场对鬼头蟹的围剿战役。 女生们则在一旁观战助威。 冷虹也在一旁关注着我们和鬼头蟹之间的这场“地道战”。那天,她穿着一件 淡紫色的泳衣,越发显得皮肤白皙。细瘦的胳膊和腿上,沾了一层细细的沙子。看 到我盯着她看,冷虹的脸一下子红了,转身离去。她是一个腼腆而内向的女孩。 事情的发生是在中午。 我们回到树荫下,准备吃午饭。这时红军的一声怪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谁干的?谁偷吃我的饭了?” 红军夸张地擎着手里的饭盒,怒视着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那张原本就黑的脸, 因为愤怒而有些发紫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被人当作贼看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很可能是红军疑心生暗鬼,但也不排除我们 中间真的有人在诱惑面前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这顿饭大家吃得有些闷闷不乐。 矛盾的爆发是在下午。 当时男生们分成两帮,在沙滩上玩起了骑马打仗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三个人 一组,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其中一个当“将军”,骑在两个“马”的肩上。两帮之 间互相拉扯,谁先落马谁就是输家。当然,红军、大旗这样的孩子头,永远都是充 当“将军”的角色的。 突然,大旗把红军从马上拉了下来。红军有些恼羞成怒,爬起来之后,冲他的 “马”之一的杨旭东狠踢一脚,恨恨地骂道:“妈的,窝囊废!就有本事偷人东西 吃!” 杨旭东惊恐地边躲边带着哭声喊:“不——不是我!我——没——没有!” 见一向懦弱的杨旭东当着大家的面顶嘴,红军火了,扯住杨旭东的头发把他摔 倒在地,抓起一把沙子就往他嘴里塞:“让你偷吃!让你顶嘴!” 杨旭东大哭起来,嘴里满是泥沙也不敢往外吐。 我看不过眼,上前拉了红军一把:“算了算了,别打了。” 红军回手把我推了个趔趄,指着我的鼻子说:“要你管!狗拿耗子!” 我被他的嚣张给激怒了,照他的下巴上就是一“冲天炮”。红军可能是没有思 想准备,摇摇晃晃地倒在沙滩上的水洼里。大旗也过来冲他就是一脚:“你他妈的 才是狗呢,见谁咬谁。”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两帮孩子对峙着,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但奇怪的是,那天外院的孩子没有一个主动上前帮红军的。可能是红军的所作 所为有些过分,不够仗义,冷了他们的心吧。 见形式对自己不利,红军爬起来,一边揉着下巴一边指着我们说:“你们等着, 回头找你们算帐!” 说完就灰溜溜地跑了。 我拉起杨旭东,说:“别怕他。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 第二天,上学路上,杨旭东妈妈在等我。那是个长年被疾病折磨的家庭妇女。 见我和冷虹过来,他妈妈扯住我的袖子对我说:“大键啊,你是个好孩子。以后我 们家狗剩就交给你了,你多关照着他点。” 看着杨旭东母亲恳切的目光,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狗剩?你叫狗剩?”等他母亲走了之后,我大笑着问杨旭东。冷虹也在一边 扑哧笑出了声。 狗剩从那天开始,就倒戈“叛逃”到我们里院这边来了。我们喊他狗剩,他也 痛快地答应。不论干什么,他都紧紧地跟在我和大旗后面,寸步不离,好象这样才 有安全感。 随着狗剩的“政治避难”,外院帮实质上已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除了几 个铁杆Fans之外,红军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而我们里院帮的势力却一下子壮大起来。我们常常一大帮人跟在红军他们几个 人后面,一起大声地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 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或者“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 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红军对我怀恨在心。 几天后,有一天我拎着酱油瓶到大院门口的供销社打酱油。刚出供销社,看到 建国他们那帮人在路边树荫下打扑克,玲子也在一旁观战。 “小孩,过来!”建国冲我招招手。 我迟疑了一下,走了过去。 “去,给我买盒烟。”建国冲我努努嘴。 我感到受到莫大的羞辱,问他:“凭什么让我去买?” 旁边一个刀条脸冲过来,照我后脖颈子就是一巴掌:“妈的,敢跟大哥顶嘴? 活腻了是怎么的?” 我本能地一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吆呵,反了你了!”刀条脸大怒。 建国站了起来,歪着脖子上下打量我:“你就是那个打我弟弟的小子?”说着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看着他凶狠的眼神,我感到一种冰凉的恐惧感觉从脚后跟爬上来,弥漫了我的 全身。我的身体都僵硬了,准备随时迎接他的拳头。 “毛主席说,不要称霸!”我声音颤抖地说。 “哈哈,是吗?”建国朝地上啐了唾沫。“老人家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 “建国,放了他吧。”玲子走了过来,手搭在建国的肩上。 建国看了看玲子,不怀好意地笑了。“怎么,你小朋友啊,那么向着他?” “胡说什么呀!你和这么一个小屁孩动手,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啊?”玲子掰 开建国的手,冲我吼道:“还不快滚!想找揍啊?” “妈的,便宜你了。”建国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要不是看在玲子面上, 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玲子冲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快点离开。 我不知道玲子为什么要帮我,可能是看在大旗和我的交情的份儿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