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变法和相轻 作者:西南隐人 在中国,革命者和被革命者在革命前后的命运是大不一样的,而变法则多为 别人作嫁衣裳,讨不得多少的好处,这就为革命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唱主角奠定 了基础。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会有多大的改观:一是社会体 制,二是老百姓的社会状况。除此而外,革命成功与否都会对许多人带来好处。 所以在中国,人们乐意革命,就像老Q 一样,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一句“妈妈的” 就去革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Q 爷这样最需要革命的人往往成了革命的不幸者。不管 他能不能够认识革命的动机,老Q 的命运再次告诉世人,在中国又是万万信不得 革命的。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革命这块招牌通常只打给别人看,而自 利的行为却是留给自己的。唯有亡命之徒和走投无路者才愿意去革命,欲做英雄 者愿意去革命,敢于杀人者愿意去革命。老Q 是亡命者吗?不是。老Q是英雄和 那种嗜杀成性的人吗?也不是。老Q 是老百姓中的愚者,是我们自己者也。既然 是我们自己,不妨还是将他视作我们最真实的存在罢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着 Q 爷曾经做过,而且现在仍旧继续做着的事情。 革命既然从来都和中国的老百姓关系不大,可它为什么最终还得由百姓来组 成呢?因为革命需要流血流汗,非百姓的参与不可。而那些站在革命浪尖上的领 袖也就自然成了解释革命和理解革命的先锋,使革命有了浪漫的色彩。中国的百 姓是最具浪漫,也最具幻想的,不为浪漫和幻想所动又为什么所动呢? 革命多了,后来人们就发现上面所说的两样——社会体制和百姓的社会状况 终究没有改变,于是便有高明的思想家提出变法的问题。殊不知,这变法可就比 革命难上加难。如果把革命比作是为他人看病的话,这变法就好比是给自己作外 科手术,不仅要大胆,而且还得要下手凶狠,否则就要落得个温良不彻底的名声, 上被旧制度彻底消灭,下还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同情。变法之难于革命,这在中国 是有血腥的历史的。当年公孙鞅变法推行法治,秦国到是得到了不少好处,但商 鞅个人却将灾祸引到了自己的头上。 公孙鞅自幼喜好刑名,向秦孝公陈述法治的重要性,但孝公却一路打瞌睡, 对帝道王道概不感兴趣,最后对霸道到有所关注,这才留下卫鞅进行变法。看来 公孙鞅对变法是早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理论准备的,绝不是摸起石头过河。由于他 是秦孝公应聘的法治专家,自然要为主人工作。不过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公孙 鞅的变法与今天所说的法治可大不一样。他的法是由刑法和赏法两部份组成,有 刑有赏就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仍然是王治的延续。因为赏罚的客主关 系蕴藏着一种不平等,有不平等就有治外法权。“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 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 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 国治必强。”(《商君书·开塞》)听听商君的理论就不难发现,他是防奸不顾 义,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地位。这是一套多么成熟的治人韬略,所幸的是我们 都没有生在那个可怕的时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在今天的 社会固然是再行不通了,但前面谈到的用赏到还有那么点“以德治国”的味道。 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今天的中国人都还相信这东西。可惜的是,公孙 鞅的赏也只是为了“施于告奸”,没有提出刑赏以外更高的法制体系——人人平 等的宪法和民法,只是指出了实施刑赏的具体措施而已。不知道他遭车裂是不是 自己“施于告奸”的报应? 公孙鞅被秦惠王车裂固然是因人诬告有反,但他平时不注重人情事故铁板一 块也是遭祸的根源,有其自身的原因。就连司马迁也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 也”,是一个少恩寡情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人缘的人来说,制定法律可以是 一名高级专家,但要具体施法却有一定的难处,特别是在充斥于人情世故的中国 来说,往往会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所以说,在中国要想干净彻底行使法治是很 难的。 王安石的变法又怎么样呢?近人康梁的变法又如何呢?失败自不必说,他们 的主张也只能作为后人的借鉴罢了。变法在行为上的不彻底性多不受国人的欢迎, 变法者自身的毛病也是难于面对公众的,而它的目的性到是总放射出耀眼的圣光。 最早体会到中国变法难于革命的还是孔夫子,他所提出的恢复礼制就是对当 时纷争战乱社会的一种改革,而那些打来打去的各国诸侯就是要革命。在中国, 杀人算不得什么,那是成就霸业所必修的一门功课,但要让中国人共同来创建一 个人人遵守的文明社会,这可就难乎其难了。直到今天,我们的道统秩序还是无 法接受“不学李闯王,要学华盛顿”的道理。孔子的那个年代如果也有民主国家, 我想他也会主张开放,而不仅仅以周礼来改革社会。然而凡事都有例外,对于一 个视“女人与小人难恙”的人来说,我们又怎么能从他那里指望什么人的尊严和 平等呢?孔子的改革主张只能由后来的帝王在实施治国纲略中作为一种工具,统 治者自己又有多少是做到“仁义礼智信”了的呢?孔子是中国思想家当中最大的 一个悲剧人物,不仅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我们今天的社会又为他的理论履行了 多少实在的东西呢? 革命也好,变法也好,终究没能解决中国人最要命的一个问题——相轻。 可以说,相轻是中国人最特有的一种性格病毒,是一种无赖精神,是中国人 最丑恶的思想固疾。文人相轻,自古然也。讲这话的最初时代也许是如此,但今 天的中国人当自我检讨一下,何止文人才相轻呢?难道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不 都有那么一点相轻的性格吗?韩信不是文人,但他懂得相轻,而且在轻他人之前 先就学会了自轻。一般人要看不起某个人时,常常会说:你又不是国家主席,不 过才是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了不起?就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也能当上国家主席了。 笔者遇见一位教师就这样自轻道:“教书的和妓女一样,都是凭一张嘴吃饭,唯 一不同之处便是一个用上面的嘴,一个用下面的嘴。” 这便是中国人的丑陋!刻薄尖酸损人为务,自轻的深层思想还是一种轻视他 人的情结在作怪。仔细想想,似乎身边的人都有那么点这样的精神。 如果你有一天真是国家主席了,他又会说:不错!你现在是国家主席了,不 得了了。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贷色,不过也就一个穷卖草鞋出生的,有什么了不起? 看不起卖草鞋的,看不起教书的,也看不起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这样的人 最终也会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所处的社会和世界。轻人者横竖都可以找出一 个合理的说法,这种骨子里看不起人的“中国精神”不仅大陆的中国人有,海外 的中国人也有。不要说是教师、工人、农民这些普通职业,就是高到部级、国家 级的领袖、专家学者,只要对你这个人产生仇恨或偏见,一般都可以找出贬损对 方的理由来。妓女也是人,法国人能在战争和爱情的熔炉里换醒民族良知,从而 看到妓女身上作为人的尊严(《洋脂球》《茶花女》);俄国人也能从宗教中复 活那卑琐灵魂下些微的人性(《复活》)。而我们中国人又做得怎样呢?难道只 有在金钱的感召下才可怜见地放出那么一点“真爱”的灵光(《杜十娘怒沉百宝 箱》)吗?中国人最不敢面对的就是人性,因为人性的高下真伪是需要用勇气来 面对的。至于用社会性这些高调代之于人性,这样的工作任何人都做得到。过去, 那些生在旧中国的女性是最大的不幸者,因为中国的男人们千年来就不会“爱” 之一字,并且谁都可以以女人作工具贬损他人。生在中国做一个男人就更应该反 省一下,这做人之首要是什么。 在对待相轻的问题上,人们大都知道世上本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认真的, 也能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因为这种贬损别人的“中国精神”往往又是特有的一种 思想“良药”,中国人又特别适应这种土生土长的“良药”。在这种“良药”的 刺激下,自重自强者有之,为名教殉道者有之,为别人生活得辛苦者辈出。 可惜的是,这竟被当着中国人的主流美德来赞颂了。另一方面,不管你贬损 不贬损,自律者自会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而玩世者干脆就让你骂过痛快,知道 你总有骂累的那一天,骂累了也骂不跨这个世界,也撼不动这个社会。久而久之, 成功的中国人便会炼就出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会演戏的角色。 在美国要想成为顶级领袖就必须先会演讲,上台后的总统对自己的承诺大可 不必多加留心。在中国要想成为皇帝不必会演讲,因为中国人从来不信讲得如何, 只相信做得如何。所以在中国重要的是要会演戏,演戏之中当然就包括得有演讲, 这是一种属种关系。不管是演讲还是演戏,角色与演员绝不可合二为一,合而为 一就会成为傻子而一败涂地。 在中国,改良国民精神的任务总是让一次次的革命所打断,国民精神的品位 一直没能得到彻底的培养。如今是和平时期,从爱做起怎样?从爱自己和爱身边 的每一个人开始,不要动不动就相轻和自轻,动不动就贬损一切。换一种方式不 也是一种文化吗?干嘛非要将骂人作为自己的文化来歌颂呢?难道中国人就真的 缺乏那种人人自重的公民意识吗?守法的中国人大有人在,有守法的人就有公民 的基础,就有民主的希望。如果人人都共同维护和尊重自身和别人的存在,相轻 与自轻这种低劣的根性又何处生根呢? 2001年4 月20日 西南隐人于秋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