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金庸 捍卫金庸 金庸的小说能在全世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华人中引起共鸣,并经久 不衰,这种现象是相当值得重视的,很难用武侠小说的一般规律来概括它,这种现 象本身已经超出了武侠小说的范畴,甚至也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就象中国足球,你 很难用足球自身的规律来约束,解释他在表象下蕴藏的大众心理和价值取向,这里 很大一部分属于社会学应当研究的内容。金庸小说也是如此,孤立地把他当作纯武 侠小说来看,甚至不把他列入文学的范围,这实际上表明了一些所谓的纯文学捍卫 者的色厉内荏和夜郎自大,事实上无论你是多么地厌恶金庸,看不起金庸,用暗器 上喂毒的卑劣手法暗算金庸,都无法改变金庸作品在市场上的摧枯拉朽之势和在公 众心中的大侠形象,这不是因为金庸本身的人品如何,这是另一个问题,关键是金 庸通过他的作品朔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用句套话说就是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样的现实肯定会让一些表面堂皇心理阴暗以名门正 派自居的高雅之士如芒刺在脊,心理失衡,群起而攻之,怒而骂之,定欲置之死地 而后快。这毫不奇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古至今,概莫除外。 金庸的小说算不算文学?这样一个足球算不算球的小儿科问题在一些纯文学的 卫道者那里居然也成了疑问,我不得不怀疑这些人的动机是否定位在真正的文学评 论上,因为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真懂文学”的人,你可以举出一千条理由来说明金 庸的小说不是文学,但你否认不了他就是文学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根本不需要求 证,就象我不需要求证足球是球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的一样,谎话重复一千 遍仍然是谎话,那怕你的谎话披上了多么学术,多么专业,多么权威的煊目外套。 有一种奇怪的逻辑说金庸的小说是精神鸦片,让人上瘾,教人学坏,这真是不 知从何说起。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流派,他当然自有他的生存之道,娱乐大众, 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这是他固有的特点也是使命,既然叫武侠小说,他就必 然有武侠的特点,就免不了打打杀杀,就象爱情小说免不了谈情说爱,战争小说免 不了血肉横飞一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小说给人展现的东西本就和现实有极大 的差异,作为传奇色彩浓厚的武侠小说尤其如此,这和童话,寓言没什么两样,何 曾听说过少年儿童看了格林童话就跑到原始森林里寻找白雪公主?当然,由于读者 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不可否认会有个别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盲目模仿书中的 情节,酿成悲剧的事件,但这个帐应算到小说本身的头上吗?任何东西都有两面, 看问题要看主流,足球场上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因球丧生的事也不新鲜,可曾听说 任何人提议取消足球比赛?这是社会的一个综合治理过程,有的事没有武侠小说照 样发生,因为他还可以看三国,水浒,西游,这些书同样会让人想入非非,同样充 满了打打杀杀的血腥味道,甚至比金庸的小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现在 的书籍良莠不齐,某些打着纯文学旗号,挂在著名作家名下的所谓精品小说思想空 虚,形式怪诞,用词做作,内容无聊,以大量的少儿不宜和无病呻吟来填补页面充 实内容,又有多少自命清高之士为了并不清高的目的拉大旗作虎皮,甘当这些人, 这些书的吹鼓手?看一看现在文坛上活跃着的一些作家,他们写的垃圾还少吗?就 算那些公认不是垃圾的东西又比金庸的好在那里?无论从文章的结构,从语言的运 用,从人物的刻划,从一切小说必备的要素,甚至也可以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来比 较,谁能说他就超过了金庸?除了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既不知其然更不 知其所以然的,专用糊弄别人的,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后后 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专业名词和一些他们俸为神灵挂在嘴边其实根本就连一 知半解也谈不上更让大众听都没听说过的生僻作家和著名作家的生僻作品外,我实 在看不出在现阶段有谁的书能超过金庸,而某些著名作家除了拿那些让人不知所云 的专业术语唬人之外,写出来的东西真叫惨不忍睹,遗祸百年。我真的很想找一个 “真懂文学”的人来给我说说到底现在是谁的作品在那一具体方面超过了金庸?除 了那些胡说八道的所谓文学理论。 金庸的小说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文学失去 轰动效应的今天,在电视网络无孔不入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可是理应但当起这一课题的某些专家学者,却对此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他们不 是从根源上,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这一现象,而是舍本求末,热衷于浮浅的 表面现象,用一些偶然发生的个例来对金庸横加指责,更有甚者,异想天开的把一 些罪名加在金庸的头上,采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作风进行大批判式的讨伐,甚至 可笑到没看过金庸而对金庸品头论足,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失去了职业水准和职业 道德,变异为骂街的泼妇,文化人的最后一点斯文的面纱也已荡然无存,赤博上阵, 击鼓骂金成为近期的一大风景和时髦。 有些研究金庸的人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金庸的小说就象万能胶,什么 地方都可以贴,也都敢往上贴,这同样不是研究金庸的正确方法,这是把金庸庸俗 化,是另一种方式的捧杀,他们忽略了真正应当研究的是金庸小说为何能在短时间 内风靡全国?他与大众心理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钩通?这种表象下面的深层次的原 因是什么?有很多研究者把金庸归为传统的一方,这是只看到了他的某种形式,其 实他是借用了传统的外壳,而里面蕴藏着无处不见的对传统的反叛思想,他所朔造 的主人公大部分是叛逆者形象,而背叛的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主要方面,但他们 同时又都受到了传统的某种束缚,这与中国当代的公众心理不谋而和,金庸小说的 走俏正是中国沧桑巨变的二十年,这种巧合不是偶然的,假如他出现在文革十年中, 我敢说既便放开,也不会有多少人欣赏,因为与当时大众的审美情趣差的太远,当 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但基本没有人注意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金庸研究 的一个漏着。 金庸远不是十全十美的,作为一个作家,又有谁敢说自己是十全十美的?他的 小说有缺点,也有很多的漏洞,这是由于他的创作方式和动机所决定的,但在这一 点上指责金庸是毫无道理的,巴尔扎克为了钱而拼命写作,当你看了他的作品后, 谁又能指责他动机不纯呢?至于金庸的人品如何,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 看的是他的小说还是他本人,因人废言实在是最愚蠢的举动。 说实在的,我对王朔还是有一点的尊敬,起码他敢于当面叫板,堂堂正正的与 你比个高下,说个明白,虽然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他纯粹是在瞎扯,但比之那些 躲在背后指指戳戳,洒石灰,捏阴囊,专攻下三路的伪君子来说,王朔还算一个敢 作敢为的真小人。 中国的文学界近十几年来颠三倒四,那一箩筐破事绕来绕去还是纠缠不清,真 正搞创作的没几个,倒是多了几张什么牛都敢吹的大嘴,实在该反思一下,究竟出 了什么问题?一个金庸(在某些人眼里这个名字就足让他们感冒发烧)让那么多作 家一败涂地,更不用说还有古龙,琼瑶等等比金庸又逊一筹的人物。与其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反击金庸的最好方法是把读者拉回来,而不是碟碟不休的谩骂,这 也是大陆作家的历史责任,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金庸创业时的勇气和决心。 记得八十年代末期崔建风靡高校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崔建的摇滚对我们造成 的强烈的内心冲击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是崔建太孤独,太无助,他本应成为一个专 家研究的课题,可当时对摇滚的陈腐之见使一代人失去了一个让灵魂槃涅的契机, 面对金庸,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捍卫金庸,不是在捍卫别的,仅仅是在捍卫我的信念和良知。 大历史下的小人物 金庸小说的引人入胜处首先在于他的小说构思精巧,人物刻划鲜明,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熟识,及语言运用的纯熟,但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读金庸小说时挥之 不去的那一份历史厚重感和悲剧意味,这使得金庸的小说读来如饮陈酒佳酿,令人 玩味无穷,这也是金庸作品在市民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他在这一点上不仅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人的武侠小说,甚至也超过了一些比较严肃 的历史小说,关于这一点,很多研究金庸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里我想谈谈我的看 法。 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起,金庸就与中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 主要作品中,只有寓言似的《笑傲江湖》没有明确的历史背境,在所有的武侠小说 家中,梁羽生在这一点上和金庸颇为相似,但梁羽生的作品有了这样一种广度,却 没有金庸的深度,这是他与金庸的最大差距。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笼罩在一 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悲剧的阴影中,这使他笔下的人物无法逃脱这种阴影下的宿命。 从陈家洛,袁承志这样的单纯以反抗民族压迫和暴政为己任的单一英雄形象,到郭 靖,萧峰这样侠之大者,再到张无忌,令狐冲似的走在道德的悬崕边,徘徊于善恶 之间的边缘人,到非武非侠的政治怪胎韦小宝,他们或与现实作以卵击石似的碰撞, 或为一己之私而远走他乡,或因看破红尘而归隐江湖,总之,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 的成功者,这其实是一种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总是不能把持自己的命运,那怕你 成为你这个群体里的佼佼者,假如你不能真正融合到主流中,你的命运几乎是注定 的。 写小人物在大历史下的缩影,这是金庸的独到之处,而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一 个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在成王败寇的历史大喜剧中又带有滑稽的意味。金庸的小 说写的虽然只是某一段历史,但给人感觉的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浓缩。在他的书中 江湖与政治是没有区别的,二者是一种替代关系,某一时期的江湖就是某一时期的 政治的翻版,武林中人最为渴望的东西是天下无敌的剑法,密笈,因为这象征着权 力,除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的人在练成了绝世武功后,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 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而江湖在这里已有了新的含意。在射雕,天龙,神雕,倚天 这几部小说中,江湖上的血腥仇杀和现实中残酷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一 副内忧外患并存的历史画卷。郭靖,萧峰们的辛苦奔波,实际是为小人物能争取到 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但现实是民族大义远不足以打动武林中人放下屠刀,无论黑 道白道,他们都只把自身的利益喜好放在第一位,而对武林恩怨以外的事漠不关心, 郭靖只有拿一个武林盟主的金字招牌才能把那些武林人士招集起来,杨过为了给郭 襄过生日,可以凭借一勇之力杀死蒙古大汗,但他的动机终是离不开武林中的恩怨 情仇,襄阳本身能否守住,他丝毫不放在心上。郭靖最终只能无助地孤军奋战,他 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也就顺理成章了。萧峰的悲剧则比郭靖多了一些无奈,他是丐帮 帮主,看似武林中说一不二的人物,其实在丁春秋,白世镜,慕容博,鸠摩智这些 人中间,他还是一个小人物,当民族仇恨的焦点集中在他身上时,他其实显得非常 的不堪一击,虽然他作了激烈的抗争,一种万千人我往矣的英雄主义似乎使他无坚 不摧,但这只是他被绞杀前的回光反照,他注定要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唯一可 选择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种还算有意义的自我终结方式,作为一个小人物,萧峰尽了 自己最大的能力以使自己的死能体现出最大的价值,仅此一点他就不愧英雄之誉, 他和郭靖是金庸朔造的理想中的英雄的典型代表,但最终的结果是在一个热衷于快 意恩仇,争权夺利的江湖,这样的英雄只会沦为某种斗争的牺牲品和众人议论纷纷 的对象。 张无忌则是另一类型的小人物,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了郭靖等人的影子,他是一 个无法融入主流的典型代表,他的宽厚,他的优柔寡断,他天性的善良使他在靠一 系列意外得到了权力后不知所措,他的一身都徘徊在善恶之间,事实上,在武当派 与明教,周芷若与赵敏之间,他一直不是在凭判断而是凭本能在作出选择,他善良 的天性使他在朱元障,陈友谅等人面前形同弱智,他无力介入翻云覆雨的权力之争, 又没有为信念而献身的勇气,最终只能选择一条归隐之路,满足于自身的幸福和安 定,远离凶险的江湖,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这可能是小人物在动乱年代 的最好归宿,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选择了这条路,实际反应了金庸本人在这个 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小人物在兵危战凶的历史震荡期,所能做的就只是回避,当然 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本钱(这种本钱在江湖上体 现为高超的武艺),你仍然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在金庸作品中唯一没有特定的历史背境的是笑傲江湖,这实际是两千年中国历 史的一种浓缩,在这个武侠世界中集中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集体无意识 现象,这里的江湖实际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角斗场,而参与角逐的人处在一种集体无 意识的层次,正邪之分在这里几乎失去了意义,其中的人除了目的没有任何思想, 他们所有的思维都只为唯一一个目的服务,争夺象征着权力的辟邪剑法(葵花宝典), 而金庸在这里给这种权力的象征给出了极有象征性的含意,欲练神功,挥剑自宫。 这两句话我认为是整部书的中心,所有的一切变故,一切偶然,一切无理智,无不 与这句话息息相连,可惜没有那个金庸研究者指出这一点。练成神功意味着获得权 力,而为了获得权力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挥剑自宫,这是一种强迫自己变 态的方式,正常的人是没有资格得到权力的,这真是一个让人疯狂的世界,正邪两 派在这里已完全丢掉了在其他几部书中还免强维持的一点区别,剩下的只有横行无 忌的阴谋,邪恶,杀戮,而被卷入其中的令狐冲在江湖上几大势力的火拼中,如惊 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虽得以平安靠岸,但已成惊弓之鸟,再 也不敢回到江湖这吉凶难测的旋涡中,无奈也只得携新婚妻子退出江湖,抚琴弄箫 为乐。曾经在街上见过笑傲和倚天的续集,实际这样的续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令 狐冲等人的命运早已有了归宿,他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且有了足够的聪明, 他在江湖上的生命已随着他们的退出而完结,在他们走后江湖上将会有另外的人来 继续同样的故事。 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则反应了中国历史中带有喜剧色彩的一面,但这中 形式上的喜剧却蕴含着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辛酸。在这部书中,在江湖上起决定作 用的已不是武功的高下,金庸朔造了一个反武侠形象韦小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人, 而是一个政治怪胎。他是中国历史上权术运用的集大成者,是无数政治人物的结合 体,他在江湖上,在皇宫,在妓院,在赌场上的通吃,实际告诉了读者一个简单事 实,既从本质上看,上述几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区别,他在这几个地方使用的手段是 相同的,得到的结果也是相同的,里面有个细节描写是韦小宝喜欢看戏,他的几乎 全部知识来自几部戏文,而正是这些知识他运用的得心应手,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现实,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戏,不管在江湖上也好,皇宫也好,妓院也好,就是在做 戏,不会做戏的人任你武功再高,学问再高,如陈近南,顾炎武,是无法在这几个 地方混下去的,这表面简单的结论其实是某种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有人喜欢拿 韦小宝和阿Q比较,我不同意,他们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更多的还是差异,阿Q是作 为一种奴隶的愚昧,而韦小宝则是介乎于主奴间的奴才式的人物,虽然从本质上说 他也是奴隶中的一员,放在大历史的全景式的画面里,阿Q更具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而韦小宝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漫画来引起人们的心酸。韦小宝是一个清醒的奴才,他 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奴才,一个小人物,因此不管他如何的飞皇腾达,一但他意识到 再混下去会有某种危险,他马上一走了之,而这样的选择,也是从戏里学来的。在 这部书里,金庸把历史简化成了戏台,不是戏说,而是本来就是戏。 自然,作为武侠小说,金庸所写的江湖是现实与历史中均不存在的幻境,然而 他所描绘的历史深度下隐藏的某种状态,正是我们无处不在的无意识心理,同时也 是一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模拟,尽管他是虚幻的,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又远远超越了武侠,假使你不要太在乎他 的这种形式的话,就能品味出风多的东西。 边缘状态 看金庸的小说,有这样一个感觉,正邪之分虽然惯穿于整部书的始终,但从本 质上看,这种区分是模糊的,除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而外,几乎所有的小 说中都存在大量的边缘人,例如碧血剑中的金蛇郎君,射雕中的黑风双煞,神雕中 的李莫愁,倚天中的韦一笑,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非正 非邪,亦正亦邪,既杀人如麻,蛮横暴虐,又不失善良,人性的矛盾在他们身上得 到了集中的体现,到了他后期的作品中,这种边缘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几乎所有的 人都是边缘人,如在笑傲江湖,鹿鼎记中,这样的描写,突出了金庸的一个观点, 即在江湖上,正邪之分是没有意义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身陷江湖的人其实是在 善恶的悬涯上走钢丝,每个人的状态都只是一种正邪混杂,善恶交织的边缘状态。 这种个人的状态其实也就是整个江湖的状态,江湖就是一个边缘的社会,正者 不正,邪者不邪是他的主要特征.在笑敖江湖中,整个江湖(实际就是一个社会的缩 影) 都处在一种诡异,莫测的混浊状态,虽然在名义上还有正邪只分,但他只剩下 挂羊头的表面意义,其中虽不乏行侠仗义者,但这样的行为已退化一种自私狭隘的 偶然形为. 为了一己之利,邪派人士也会行侠仗义,名门正派同样会做鸡鸣狗盗之 事. 日月神教的教徒为了讨好令狐冲,也不拒绝做一些善事,华山嵩山青城众门派 更不用说,其表现出的邪恶甚至超越了魔教. 即便如少林武当两大门派,按理应是 正义的化身,但实际他们在江湖上的辛苦呼号说到底也是了一己之私,郭靖,萧峰 身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令人血脉贲张的英雄气概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些 小市民似的狡诈和停留在口头上的空头支票,侠义一词,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早已 烟消云散. 金庸前期和后期作品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侠气的逐步减退和边缘化的逐步凸 现. 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象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这样的在大是大非面 前毫不动摇(小事上则不那么讲究),立场坚定一腔热血的侠士形象,到天龙八部中, 萧峰身上的侠的味道已大大减退,作为江湖普通一员的特点大大增加. 如果说此前 的几个人物多少给人一种高大的感觉的话,萧峰则更接近真实. 郭靖们的矛盾是一 种外向的矛盾,他们面对的问题比较单一,较少有内心的激烈冲突,如果有的话大 多也集中在爱情方面,对于一个象郭靖这样的英雄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他 们大多是在非常明显的善恶之间行走,家仇国恨基本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枝节不多, 这也使他们的形象虽然高大但却不太可信,也不会从根本上和读者达到共鸣. 萧峰 在这一点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他身上善恶正邪已出现了某种交叉,他内心的痛 苦和傍惶也超过了郭靖但他终究还是一个英雄,如果说郭靖是十全九美的话,萧峰 大概可算得四六开,终究还是侠的一面占据了上风,但他作为普通人给我们造成的 心理冲击已远远大于郭靖们,萧峰之所以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金庸作品中的第一大英 雄,他身上这种平民化的的倾向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让人感到的确实是作为一个人 的痛苦. 从萧峰开始,金庸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侠的状态,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 象郭靖萧峰似的人物从此销声匿迹,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象张召重,欧阳锋等纯反 面的角色也已不见.边缘化是对两者而言,简单的说就是好人变坏,坏人变好.人无 完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在此之前金庸也尝试着塑造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如 金蛇郎君,黑风双煞,何红药,瑛姑等等,但大体不太成功,金蛇郎君给人的侠味 重了一点,其他的还是没有脱出反面人物的窠臼,读来让人生厌,可能射雕中的几 人要稍好一些,但还不是真正的边缘人. 边缘人物的正式出场是在<天龙八部>中, 以四大恶人为代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接着金庸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的作品 中,类式四大恶人式的人物大量涌现,如神雕中的李莫愁,倚天中的谢逊,扬逍, 紫衫龙王,笑傲中的桃谷六仙,平一指,向问天,梅庄四友,田伯光,飞狐外传中 的王剑英兄弟,周铁鹞兄弟等等人物.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介乎于正邪之间,徘徊在 善恶的边缘,他们或本就是邪派人物,或浪迹江湖,或如孤魂野鬼,甚至于往往连 黑道人士也不屑于和他们来往,可以说他们在江湖上处于最无助,最危险的境地, 是一种典型的边缘人. 但他们身上又都无一例外地带有抹不去的人性的亮点,他们 不得不靠作恶为生,但作为人的善的一面,他们又都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同情心和向 善的情感,这样的矛盾使他们生活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善与恶,邪与正,疯狂与 理智无时不在他们身上交替出现,这使人很难以常理来判断他们的行为,也许是中 国传统的邪不压正的观念使得金庸一步一步的在减去他们的恶性而使他们更多地露 出善的本质. 这些边缘人出场时和退场时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大多经过种种的变故 而成为善中的一员,但同时他们的结剧基本是悲剧,这也体现出了象他们这样的边 缘人的无奈处境,无论正派邪派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毫不迟疑的牺牲他们以换取某 种利益,而且没有声名被毁之虞,这使得他们这一群体在险恶的江湖中难有 平安之地,个人奋斗的结果往往是被尔虞我诈的江湖所吞噬.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庸的作品中除了上面列举的人物而外,主要角色的边缘化 倾向也越来越明 显,特别是在不太重要的几部作品如侠客行,连城诀,雪山飞狐中,整个江湖 上的人都是这样一种边缘人,这里面的江湖也给人一种边缘社会的感觉 (我看这几 部书经常会想起城乡结合部的情境) ,这里没有了象少林武当一样的巨型门派,所 有的人都在单打独斗,因而危险性也更大, 正邪之间甚至没有了名义上的划分,大家同处一个混沌江湖,在黑暗中撕杀, 这样的江湖对人的杀伤性更大,因为他没有江湖规矩,没有利益集团,所有人都处 于一种无助和无知的状态,完全凭暴力决高下,甚至连爱情也现得那么的脆弱和功 利,善恶的冲突在这种边缘社会中达到了 极至,狗杂种,狄云之类的人只能无奈地,茫然地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也处 在边缘之中,仅仅是 凭借本能来捍卫住了一丝公正和善良. 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是另一个善恶不分的边缘社会,是非好坏的界线更加模糊, 似乎所有的人 都生活在模棱两可之中,做事完全失去了目的性,他比侠客行和连城诀少了些 许血腥,却又多了盲目和平庸,胡斐成了一个典型的边缘人,他的边缘集中表现于 他的无目的,他本身就是混浊的,他和狗杂种,狄云不同,后者是一种糊涂中的混 浊,而胡斐则是一种清醒的混浊,他具体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可操作 性,每一件事都非常的清醒,可他的整个生活是胡涂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他 一直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以至于他的结局都是胡涂的,那一刀砍还是不砍,是对 这种状态的最好描写,那一刻的凝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停滞不前,如一潭死水般的 一个混沌社会. 到了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主人公已彻底边缘化,妓院,赌场,皇宫对 于一个妓女的儿子, 一个骗子,一个太监来说是最危险不过的地方,长期以这三种身份混迹于这三 个地方的韦小宝, 实实在在是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但他成功了,他用的不是武功 (武功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而是一些偏招,损招,俗招,是一些大侠不屑使用, 一般人能一眼看穿的边缘手段,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也许金庸想说的是一个 边缘人只有象韦小宝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才能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也许这根本就 是一种调侃,一种无奈的黑色幽默,为久经苦难的边缘人注入一点生活下去所必需 的阿Q精神. 边缘状态的描写是金庸小说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而其描写的力度也呈 逐步增加之势,最终以这种状态封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作者是无意 识的,但其中蕴含的某种意义值得读者久久地玩味. 理性与非理性 前面两篇谈了金庸小说中的历史和人物的状态,现在想谈谈对金庸小说中理性 和非理性的看法. 一般而言,武林世界是一个缺乏理性的世界,这是就他的整体而 言,虽然这可以看作江湖中人基本是以一种反理性的姿态出现的,但这并不是明其 中就没有理性的成分,可以这样说,金庸的小说一直是在理性与反理性的交锋中不 断展开其情节的.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一般都缺乏理性的描写,就以我们所熟悉的四大古典名著来 说,除去<红楼梦>而外,基本对人性的描写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红楼梦与 侠义小说的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多说. 其余三部,在艺术上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 平,但其中我们看不到多少对人性的阐述,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 和传统的正统思想的结合,甚至于现实主义的因素都不多,与武侠小说关系最密切 的是水浒,我们基本可以把他当早期的武侠小说来看 (我想水浒这样的书在当时读 书人心中的地位恐怕是比不上现在的金庸) ,他写了一百多个江湖人士,详写的有 几十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给出了一个明初时的社会风貌和价值观念 (水浒成书 于元末明初) ,从书中的描写来看,当时的江湖处在一种纯反理性的状态,个人的 思想也还处在一种比较原始的水平上(这是指江湖中人),可以说我们在其间看不到 多少对理性的正面歌颂,相反作者对大量反理性的简单思维是用一种欣赏的文笔来 加以叙述的,内中除了一些盲目的英雄崇拜(如对宋江充满迷信的信任),就是大块 吃肉, 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人生理想或偶尔冒出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宋江 哥哥做了皇帝,我等弟兄都做大将"的所谓思想.替天行道并不是理性的反应,而只 是一种招牌,忠义堂和聚义厅贩卖的货物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一想造反取 而代之,一想招安以做顺民,仅存在一个形式的区别. 一部水浒内中充满了非理性 的描写,他对英雄人物的刻划还停留在一个以强力取胜的水平上,虽其中不乏对道 义的宣扬,但在这种道义下是血腥的报复和杀戮,滥杀无辜,吃人心肝等暴力场面 类见不鲜,这里面的道义没有一点理性的内涵,而只是一个随意杀人的堂皇借口. 金庸小说则不然,虽然他从形式上看本身就脱胎于水浒这样的侠义小说,但有 着根本不同的内涵,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由于金庸这位大师出神如画的写作水 平使人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他写的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其实他是借助了章回小说 这个外壳. 金庸小说和水浒最大的区别是他给我们的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画面,其中 的人和事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自然其中也有不少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或者作为 一种陪衬一闪而过,或者干脆只是借用这个人名重新朔造人物,比如王重阳,丘处 机等人完全是武侠的虚拟,和历史上其人其事是两回事.但这种虚拟又不同于神话, 他有一定的可信度,这种可信度表现为一种对现实的借代,也既金庸写的并不是古 代的江湖,而是现实的一种模拟,他写的人是以现代人为蓝本的,具备了一切现代 人的特征,因而在人物刻划上完全不同于水浒,在思想内核上更是天差地远,而其 中的核心就是对理性的描写,及江湖上理性和反理性的一种胶着状态,这是应当注 意的一个现象. 金庸在小说中给我们塑造了精彩的性情世界,这其实是对理性的一种称颂,人 的性情有两个基本特征,即他的理性层次和固定层次,所谓理性层次就是一个人的 行为由他的心理和思想来决定,所谓固定层次,也就是人的行为不是由他的心理而 是由他的情绪和潜意识来决定,前者(也就是性格)一般都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而 后者(简单说也就是潜意识)则是一个广阔的未知数,人的感情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 在文学作品中最难的也就是对人的感情特征的描写,金庸小说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不 小的成就. 一般人的性格的产生和发展,大至有有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外因是由家庭, 社会,职业,地位等因素决定的,内因则复杂得多,他基本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 个因素,而金庸恰恰在揭示非理性的形成原因上有其独到之处, (注意这里说的是 原因而不是描绘) ,比如在天龙八部中,虚竹与西夏国的公主在天山童姥的威逼引 诱之下偷吃了禁果,这对于作为出家人的虚竹而言在理性的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因 为他必须遵从出家人的清规戒律,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必然有一个正常人的欲望, 其实佛教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不然也谈不上一个戒字,虚竹在面临欲望和戒律的双 重挑战时,最终是感情战胜了理智,这里面的原因何在?并不是说虚竹是一个感情 冲动没有理性因素的人,而是在于他原本的理性(也就是他必须要尊守的清规戒律), 其本身就是一种反理性的限制,也就是和人性相悖的伪理性因素,在没有外来影响 的情况下,他可以勉强维持住这一信念,一但受到某种直接的冲击,他原有的这种 不合常理的所谓理性必然土崩瓦解,这实际是隐藏在虚竹内心的一种反抗意识的胜 利,这种反抗意识就是一个人固有的潜意识,其实何止虚竹,就连他的] 父亲,少 林寺的主持玄慈同样有这样的潜意识,而且同样不能抑制,这是一种非理性对理性 的反抗,而遭到反抗的正是一种反理性的教条,内中折射出的是理性的胜利。 再如段誉被钟万仇困于万仇谷中,段延庆把钟灵和段誉关在一起,并且给他们 服了迷药,对于常人而言,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加上药物的 作用,其时很难控制,但段誉知道钟灵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姐妹(其实这是一个误 会,而当时钟灵并不知道)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能冲动,这时他的理性战胜了他的非 理性,也就是他的感情因素战胜了他的潜意识,虽然很艰难,而且几乎就放弃了这 种努力,但他终究是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他的潜意识 还有药物作用等外因),和上面说的虚竹的例子比较,这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反 例,这里他的感情是不理智的。 当然,金庸写的也不全是理性的赞歌,在《连城诀》这不书中,他也写了理性 的脆弱,这主要集中在一个前后反差极大的人物花铁干身上。花铁干一开始的出场 完全是正面人物形象(这样的说法只是相对于血刀老祖之类的人物而言),但他几 乎是在一刹那间由人变成鬼,他的转变之突兀,在金庸的塑造的人物中也可算得独 一无二了,这貌似难于理解的描写实际有这非常合理的内核,花铁干的潜意识就有 一种更甚于常人的对死亡恐惧,这种心理在正常的不受威胁的生活中被他的理性所 笼罩,但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如误伤好友后又面临死亡的现实威胁,他的潜意识就 会被激发出来,轻易地战胜他的感情,这也是平时刻意压制的必然结果,而在这种 潜意识彻底得到发挥后,他为维持住最后一点求生的理性,而又被激发出了更多的 不理性的意识,花铁干是一个理性彻底失败的例子,在金庸的小说中,这样的理子 还有很多,而且各有不同的特征,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庸小说中写了很多性情中人,也就是所谓的至情至性之人,他们共同的特点 是其思维基本处于一种反理性的状态,而这种反理性中又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理性 因素。这里的代表人物是杨过。他是一个非理性的典型代表,这集中表现在他为了 与小龙女的爱情,几乎违背了当时的一切礼教宗法,而这种礼教正是当时社会公认 的理性,杨过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形象,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极端的自由,这样的自 由在江湖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大概也只能在爱情中才能被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因 为除了爱情以外,武侠意义上的江湖对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也只剩下男婚女嫁这 一块最后的礼教遮羞布,而杨过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极端地进行了抗争,他所固有的 潜意识完全是为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服务,也几乎全是被他和小龙女的感情所激 发,其原因也是一种反抗意识,这种意识在桃花岛和终南山被压抑得达到了变形的 地步,最终一发不可收拾,杨过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激烈碰撞的人物,这两者在他 身上的交叉是其他人身上少见的。 除了杨过以外,这样的碰撞在很多人物身上都非常明显,特别是一些边缘人, 他们大多深陷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中,谢逊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起初他是 一个感情非常强烈的人,经过一系列的变故,他无意识状态中蕴含的善良的理性因 素被激发后,他身上的感情色彩就淡了许多,回复到一种理智的状态下,这可以说 是一种轮回,既从有意识(他初始的状态)到无意识(他中间的状态)再回归到有 意识,也就是一个理性,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碧血剑中的金蛇郎君 和他有相似之处。 可以这么说,理性和非理性的转变,人物心理中潜意识的反抗,最终到纯理性 的回归,这样的描写惯穿于金庸作品的始终,这是金庸的小说与传统的侠义小说的 重要区别,也是金庸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当然在这一点上有的武侠 作家也有一定的突破,比较突出的可能要算古龙,但他给人的感觉终究是不脱小家 碧玉似的精致而缺乏宏大的气魄, 毕竟比金庸逊了一筹。 寻觅英雄 读金庸的小说,感人至深的是他在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作为武狭小说,人物 的刻划离不开武功的高低,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那么什么是主 要的?我认为是透过武功而显现出来的人性,这个人性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其中 包含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思想,对待特定事物的感情,面对大是大非,儿女情长 时的选择,凡此总总,构成了一个虚拟人物的丰满形象,而其中最让人为之砰然心 动的,是这种丰富情感组合而成的英雄气魄和侠义气质,金庸的小说在浓烈的历史 氛围和悲壮的江湖舞台中,演绎出了一曲英雄和侠义的慷慨之歌,初读顿感血脉贲 张,再品为之潜然泪下,书中人物的悲喜聚散,命运多桀,无不对读者的心理造成 巨大的冲击,而其中最有力度的莫过于对英雄的寻觅及对侠义的思考。 寻觅英雄是金庸前期作品的一条主要思路,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 作者对英雄的渴望和探寻的心境就已跃然纸上,但那时作者的思路还局限一种对传 统的简单模仿之中,陈家洛和袁承志这样的人物,仍不脱其传统卫道士的本色,以 反抗异族入侵和暴政为主要目的,而对异族的反抗是主,对暴政的反抗为宾,主要 线索集中在汉满的民族矛盾上,并且明显的以汉为正统,对满清基本是一种反面的 描写,这一点在书剑中特别明显,到了碧血剑中有了一定的微调,如袁承志在刺杀 皇太极时内心的犹豫和独白,但主要思路仍未有大的变化。在这两部书中,金庸也 试图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但这种努力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在于陈家洛们的狭隘 和小气,以及袁承志的不成大事,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不但没能表现出英雄的 本质,甚至也没能表现出一种英雄应有的形式,倒是他在不经意间对霍青桐和木卓 仑的描写,让人感到了一丝不让须眉的豪迈之气和慷慨激昂的悲壮。尤其是其中的 一个细节描写,木卓伦在接到兆惠的战书后,在战书上挥笔写下了“抗暴应战,神 必佑我”八个大字,一种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概显示无遗,当然,霍青桐和木卓 伦只是初具英雄的雏形,还远称不上就是英雄,但作者的大手笔和大气魄已从这八 个字里初现端倪,相比之下,只会玩弄权术的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雄差之不可 以道里计。碧血剑则基本是失败之作,整部书人物刻划方面乏善可陈,甚至于没有 一个霍青桐似的人物,似乎只有金蛇郎君一人值得一提,但他也仅仅是一个边缘人, 袁承志失之浅薄,其本身的形象就不丰满,难于称是个人物,更不用说英雄二字。 金庸对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在《射雕英雄传》中,可以说这部书本身就是一 曲英雄的赞歌,在这里,读者(也包括作者)第一次在一部武侠小说中发现了自己 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金庸也第一次利用武侠小说这一形式展现了他的大手笔。郭靖 的出身本身具有极浓的传奇色彩,他出生在逃难的路上,成长于远离故土的大漠, 从小受到母亲和江南七怪对他进行的正统的中原式的教育,而同是又受到大漠风情 的熏陶,这使得郭靖有了一种混合性格,这种特征在他的身上有奇妙的体现,但他 的血管里流的终究是中原文化的血液,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立 场定位于汉族一方,他的一生都是为了维护他所属的民族不受伤害,在射雕中,郭 靖的英雄性格已初步形成,他与陈家洛们最大的不同除了他坎坷的身世而外,还在 于他遇上了一个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的人——洪七公。虽说黄蓉对他也有一定的 影响,但这种影响基本局限于一些小的方面,做人方面应当是郭靖对黄蓉的影响更 大一些。洪七公是射雕中的真正的英雄,而他性格的最后形成集中在书的结尾,他 在华山上对裘千仞说的一段话,当裘千仞用语言挤兑住众人时,洪七公突然出现, 且来看一下书中的描写:(略,见射雕最后一章华山论剑)。这其实是写出了作者 对于英雄的一个观点,即一个英雄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为什么做,只要无愧 于心,就不失英雄本色。郭靖正是从洪七公这一翻话中悟出了道理,而长出了一口 气,搬掉了压在心中的一快大石,他的英雄性格也在此时正式形成。 但在射雕中金庸并未对英雄有一个清楚的定义,他把这个工作留到了他的下一 部书《神雕侠侣》中,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借郭靖的口说出了他对英雄的看法,既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里侠之大者正是英雄的别称,而其前提是为国为民, 这就是金庸至此形成的英雄观,可贵的是,郭靖对于国,民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 一个时代,一个帝王,一个朝庭,在神雕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忽必烈劝他不要为 昏君奸臣卖命时,郭靖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郭某纵然不肖,岂可为昏君奸臣所用? 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一腔热血,乃是为我神洲千千万万 百姓而洒。”这一番话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英雄是不会狭隘地为某人某个集团所 用的,但他也并不在乎别人把他看作某个集团的一员,他做的一切只有四个字:为 国为民,这个国是神洲而不是南宋小朝庭,在这一点上郭靖比之红花会,天地会之 流境界上不知高出多少,侠的最高境界就是英雄,这也是所有练武之人的最高境界, 在金庸的心中,郭靖达到了这个境界。郭靖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但正是他的完美造 成了他的不完美,他无愧英雄的称号,但他更象一座雕像而不是世俗的人。 在天龙八部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英雄的形象,这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刚好 和郭靖相反,他是一个契丹人,却在中原长大,所不同的是,虽然他血管里流的是 契丹人的血,但也许是中原文化远远地超出契丹文化的缘故,萧峰的主体性格没有 郭靖那样的反差,当然这与他从小接受的是中原式教育有关,他的骨子里是把自己 认同为汉人的,但他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不同于汉人的性格特征,比如说和其他 武林中人相比,少了一些狡诘而多了一些豪迈。他与郭靖的最大不同在于,郭靖从 一开始就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而这与他是一个汉人恰好形成了一种合谐,萧峰接 受的也是汉文化,但他却是一个契丹人,他无法抛弃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更无法改 变他的血统,这样的现实使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悲剧性 的结局,在两个民族相护仇视,不共戴天的年代,萧峰这样的背景其实注定不容于 任何一方,而这样的身份也使得萧峰在对事物的看法上能够站在一个比郭靖更客观 的立场上,郭靖对于金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对于蒙古也会毫不迟疑的抛却以往的 恩怨,站在他的反面而并不觉的内疚。萧峰则不同,他的契丹血统和他所受的深入 内心的教育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时时处于一种摇摆之中,他即不愿看到契 丹人杀汉人,也不愿看到汉人杀契丹人,当他深陷民族矛盾的旋涡时,其实他是抱 一种调和的态度,他曾经感叹过:你骂我为辽狗,我骂你为宋猪,这又何必?不错, 这又何必?但这样的互骂他阻挡得了吗?郭靖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困惑,他骂金狗和 蒙古靼子是毫不犹豫的。萧峰的双重身份给他造成的困惑并不仅于此,他还必须在 汉人和契丹人之间表明他对这两个民族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往往是要用“投名状” 式的行动来表明,否则难免有杀身之祸。丐帮的前任帮主就有遗言,一旦萧峰有何 危害大宋的行为,天下英雄人人得而诛之,这里什么样的事算得上危害大宋?没有 说,只能靠理解,理解难免不出偏差,以至于他们把萧峰知道自己的身世理解为于 国不利(实际这是莫须有的猜测),在一个民族之间空前仇恨的年代,萧峰这样的 人实在是匹夫无罪,怀壁其罪。 萧峰之所以为英雄,似乎与他的一身绝世神功分不开,伴随着这种神功的是他 那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主义色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诚然,他的种种行为,他 的英雄主义,他的慷慨豪迈,甚至于他的降龙十八掌,都是对他的英雄性格的一种 烘托,但也仅仅是一种烘托而已,缺了这些,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是英雄,这里起作 用的是他之所以为英雄的行为本身,也就是他的思想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 他最值称道的是与命运抗争的勇气,这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是一条必死之路。他 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在辽宋之间作出选择,以保自己的平安,但他并未如此做,他想 脚踏两只船,但实际是不容于任何一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使他不止一次 地迷失自我,潜意识中隐藏的凶悍之气也在这种矛盾中被激发,他杀过汉人,也杀 过契丹人,这反过来给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不安,似乎他成了万恶之首,当然他 意识不到自己在这场仇杀中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他在这种不安和自责的痛苦中 的唯一想法是尽力结束这一切,以求得解脱,最终他解脱了,在雁门关,这个处于 辽宋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他以一种英雄式的方式解脱了自己,同时也解脱了所有 围绕着他的困惑,他死在雁门关外,这似乎就是他的一个象征:他自己就是处于辽 宋之间的雁门关外的一片飞地。 萧峰是不完美的,他的不完美造就了他的完美,他是一个反郭靖式的英雄,他 的出现表明金庸的英雄观比之射雕时有了一个转变,郭靖式的侠之大者已不为作者 所认同,而萧峰才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这是一个唐吉科德式的人物,当然,他的 抗争不是主动式的,这里他比唐吉科德多了一些理智,但他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的英雄气质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丈夫气概,正是对一个英雄必不可少评 判条件。 萧峰是金庸小说中英雄的最高峰,在他以后,金庸再也没有塑造过英雄的形象, 而是转向了一种对侠的描述,英雄必然是侠,而侠则不一定是英雄,萧峰之后,平 民化色彩浓厚的侠正式登上了金庸小说的舞台,英雄也就随之销声匿迹。 如果说射雕英雄传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吹响的是进攻的号角,那么天龙八 部则是一曲英雄的挽歌,他奏的是一支哀怨的悲曲,武侠的英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