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启蒙 作者:许纪霖 关于王元化,近几年在思想界里流传着一种“转向”的说法。他80年代办《新 启蒙》,到90年代编《学术集林》,不免让一些不明底细的人觉得不可理解、甚至 不可思议。有一种据说是源于上海的“划派法”,说如今的国内学术界,分为启蒙 派、国学派和后学派,王元化属于国学派中南方重镇云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90年代的王元化是否“转向”,如何“转向”?我们不妨先读读他本人的文字, 再作结论。最近,王元化将其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清园近思 录》。其中透露的消息,最准确地印证了老先生这几年走过的心路历程。 王元化并不避讳90年代以来自己的思想有某种变化。他指出,“转向”这个词 译自日文,原意为政治上的变节。在30年代,曾经是一个很坏的词。但思想变化, 与“转向”不一样,它不像“转向”那样,“屈服于权威,取媚于权势,趋承上意 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出自内心的反省”。反思是痛苦的,但又是 必要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过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 已露出明显的破绽。在他看来,反思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上的责任,是出于一 种严肃而又深刻的忧患意识。 王元化的反思,首先对五四开始。在80年代末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曾经 写过一篇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为五四精神一辩》。 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反思,特别是通过对杜亚泉及其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 研究,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王元化认为,五四最可贵的思想遗产是个性解 放、人道主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体现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身上, 而且在杜亚泉、陈寅恪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在上述的意义上, 五四的启蒙并没有完成,且远远没有实现。为此,90年代的王元化身体力行,为学 不作媚时语,继续五四开创的独立与自由的启蒙事业。 然而,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的思 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王元化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 念:庸俗进化观、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特别指出,五四时期这些负 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 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明年是五四运动的又一轮 十年祭,是到了对这些观念再估价、再认识的时候了。 王元化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五四以来思想界的浮躁学风。由于受庸俗进化 观“新比旧好”、“越彻底越好”的影响,任何一种新思潮新潮流,一来到中国, 还没有一点像样的研究,不少人就趋之若鹜,一窝蜂地赶时髦,而“每一次新的出 现都以征服者或胜利者的姿态睥睨群伦”,形成一轮新的一统格局。由此诱发出不 求甚解、游谈无根的肤浅学风。这样的学风,到90年代再加上市场和媒体的推波助 澜,更是有增无已。一些学者为追求轰动效应,不惜以煽情的修辞,作过激之论。 王元化对此是深有看法的。他发现,之所以形成如此学风,与五四以后激进主 义片面强调立场优先、学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有关。在激进主义者看来,在认识 论上似乎只要首先确定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坚定立场,便自然真理在握,不需 再进行认真的学理思考。进一步地,它也导致了一种将学术与思想割裂的倾向,好 像这两者是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90年代学界风气 稍有好转时,国内外都有人在担忧“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对此,王元化明 确地说:“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 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他在创办《学术集林》时,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种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也是王元化这几年求学所追求的两种意境。 当他从事学术考证工作的时候,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关怀,并没有陷入乾嘉 式为考证而考证的技术性繁琐。而当他讨论思想问题的时候,又不满足于一般的表 明立场,总是以一种虔诚的学术态度,尽量在学理上将问题分析透彻,使思想不停 留于灵感的火花,而有深厚的理性基础。他一再提倡熊十力所说的“沉潜往复、从 容含玩”,这八个字不仅是学问之道,也是思想深刻的唯一路径。 说到底,王元化所追求的,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由王化最早介绍、 在这几年引起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顾准、张中晓、杜亚泉等人,他们的思想背景尽管 差异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具有清明的理性。王元化这代知识分子是从理 想主义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革命激情的洗礼,也感受过乌托邦的幻灭。最后支撑 起他们执着的个人信念的,正是五四的理性精神。王元化在50—60年代曾经精读过 康德、黑格尔,虽然90年代以来对意识形态化的黑格尔主义有深刻的反思,但依然 继承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中的批判理性精神,再加上这几年所特别重视的英美自由 主义经验哲学,构成了他反思的主要思想资源。 民主与科学,一直被概括为五四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王元化认为,尽管五四 已经过去80年了,但至今为止中国思想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是十分肤浅,比如 民主,“一般教科书大抵沿着欧洲理性主义的路子介绍民主观念,偏重于法国大革 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特别关怀卢梭的公意学说,而对于经验主义的民主 学说,如洛克等人的学说,则茫然无知”。这几年因为受到一位青年学人博士论文 的启发,王元化特别重视卢梭的公意说,敏锐地感到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意识形 态”的源头所在,也是中国思想界远未反思透彻的关键之处。虽然那位青年学人后 来兴趣转向,没有再深入下去,但王元化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紧紧咬住不放。本 来,他早已安排了撰写系列回忆录的计划,但他痛感国内对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像 30年代的张奚若那样“老吏断狱、反复推敲”式的学理研究,遂不顾近八十的高龄, 以一种类似考据的执着功夫,逐字逐句,苦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力图从思辨 层面发掘人类历史上革命悲剧的理论渊源。其治学态度之顶真,所下功夫之深,令 我等后辈学人不禁汗颜。 可以说,90年代的王元化并没有像人们所误解的那种“转向”,成为超然物外、 退隐象牙塔的“国学”中人。他的忧患意识一如以往,思想关怀也一如以往。事实 上,并不存在所谓前后两个王元化。如果说,到90年代他有什么变化的话,只是他 的反思更自觉,思想更敏锐,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独立、自由、多元和理 性的精神遗产。 他依然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将启蒙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层,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标 语口号上,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一种长期而又艰苦的学术努力。 他还是他,还是那个王元化。